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的完美結合話劇《屈原》是繼《女神》之后文學創作的又一高峰，同時也是郭沫若歷史劇的代表作。《女神》是一部充滿浪漫主義色彩的作品，而《屈原》則體現了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最完美的結合的藝術特色。本文主要通過分析作品內容的構建，結構的安排，體裁的綜合運用及語言等方面的特點，從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的巧妙結合；“一天”與“一生”的完美結合；詩劇與話劇的完美結合等三方面論述，認為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手法的完美結合是其主要的藝術特色。標簽：現實主義；浪漫主義；完美結合縱觀郭沫若的文學創作生涯，取得成就最大的要屬詩歌與歷史劇。白話詩集《女神》和話劇《屈原》是這兩方面的代表作。《屈原》寫于1942年1月，皖南事變之后。它是郭沫若繼《女神》之后文學創作的又一高峰。同時，也是郭沫若歷史劇中最具代表性，影響最大的作品。藝術成就上《屈原》體現了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的完美結合。《屈原》的藝術創作是如何達到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完美結合，下面試作三個方面的探討。一、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的完美結合首先，歷史的真實來源于他運用馬克思主義觀點對劇本涉及的歷史材料深入研究的結果。1941年前后，郭沫若運用馬克思主義觀點主要對屈原的生平、思想和作品進行了系統的精到的研究。對有關屈原的歷史形成了獨特的理解和準確的評價。這些成果主要集中在結集于1941年的《蒲劍集》和結集與1942年2月的《歷史人物·屈原研究》。這種嚴謹的實事求是的研究，為歷史劇的創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其次，歷史與現實的統一，使作品更具有戰斗性和現實性。全面抗戰爆發后，郭沫若別婦拋雛赴國難。他“親眼看見了不少的大大小小的時代悲劇，無數的愛國青年、革命同志失蹤，關進了集中營，代表人民力量的中國共產黨在陜北遭受著封鎖，新四軍遭到了反動派的圍剿。”就是這你死我活的階級斗爭又一次復活了詩人那火山噴發式的革命激情，在新的斗爭形式下又一次找到了噴發口。但是，“在反動政府的嚴格的檢查制度下，當代的事跡不能自由表達或批判，故作家采取了迂回的路，用歷史題材來兼著表達并批判當代的任務。”從1941年12月至1943年4月，郭沫若以革命戰士的無畏精神，歷史學家的淵博知識，文學家的奔放熱情，連續寫出《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漸離》《孔雀膽》和《南冠草》等六部歷史劇。其中五幕六場歷史悲劇《屈原》的演出國統區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這是因為劇中的屈原與現實生活中堅持抗日、進步的愛國者和民族志士，面臨的矛盾和遭遇有其神似之處。因此，屈原所受的冤屈、陷害，他的憤怒，他的抗議之聲，便極能扣動現實生活中人們的心弦，引起他們強烈的共鳴。這樣，屈原使現在人感到感情上的接近、親切，而他又并非現代人的傀儡，仍是一個感人的歷史人物的藝術形象。激勵抗戰中的中國人民的斗志，產生了巨大的現實意義，成為歷史劇的輝煌篇章。再次，“失事求似”的創作理念，為藝術真實追求插上了浪漫主義的翅膀，郭沫若認為”劇作家的任務是把握歷史的精神而不必為歷史的事實所束縛。劇作家有他創作上的自由，他可以推翻歷史的成案，對于即成事實加以新的解釋，新的闡發，而具體地把真實的時代精神翻譯到現在。”他對史料進行了提煉加工，運用豐富想象，去推測的必然，發掘歷史的精神，進行大膽而合理的虛構。他在塑造屈原的形象時，有意削弱其憂郁彷徨的一面，而突出其剛毅堅定的一面；削弱屈原忠君的一面，強調反抗的一面，而且將他放在抗秦反媚之中，刻畫他不屈不撓的斗爭精神，使藝術形象更為鮮明的體現作者所要表現的歷史精神，不至于漫畫了屈原。在藝術處理中，郭沫若將劇作中的屈原定位在四十歲左右，既人生的中年。選用屈原的作品，注意了一些節奏明快，活潑爽朗、激越的作品，《橘頌》《禮魂》都是這類作品，且在劇中反復出現推動劇情，渲染氣氛。把宋玉寫成一個小人，是他根據個別史料進行想象的。張儀的形象，也不完全符合歷史真實。虛構了重要人物嬋娟、釣者，衛士也是虛構的。衛士為救屈原舍身殺死鄭詹尹、火燒宗廟，主動提出隨屈原去漢北。這些都盡可能有史實的依據，并且不失歷史真實的限制之下，依據對歷史任務的精神把握與現實斗爭需要進行可藝術創造。這樣，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在這部劇作中達到了完美的結合。再者，這種結合，也是郭沫若作為劇作家，詩人、史學家三者合一的文學創作與歷史研究的態度不同的必然結果。而這種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的完美結合，也就是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的完美結合。二、“一天”與“一生”的完美結合戲劇文學要求人物、事件、時間、地點的高度集中和必須具有戲劇沖突，并要求沖突的緊張性和集中性。在作者對有關屈原的歷史研究成熟之后，如何將屈原三十多年的悲劇搬上舞臺？這是作者思索時間最長的問題。如作者所說：”雖然寫成只費了十天，但從受胎計算，至少也經歷了二十一年”。歷史上的屈原悲劇身世很大，地位崇高，為了使戲劇沖突緊張集中又能真實地托現屈原的“歷史精神”。作者采用了把屈原藝術生活的“一天”與歷史上屈原的“一生”有機結合起來的結構。只寫了屈原從清晨到半夜一天的時間，表現了屈原悲劇的一生，做到了“繪千里于尺素，窺全豹于一斑”戲劇沖突高度集中，主線突出，結構緊湊。體現了極強的藝術概括力。這種結構，很明顯地吸收了中外戲劇藝術的成就，即將歐洲戲劇結構“三一律”和中國傳統的“一人一事”結合起來，這一杰出的創造，除過他淵博的知識和駕馭藝術的超常技能外，更體現在對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手法的綜合運用上。屈原作為偉大政治家和詩人的悲劇一生的歷史是現實存在的，政治斗爭和文學創作也不過是現實存在的，他的聯齊抗秦主張被昏庸的楚王拋棄，驅逐出朝廷也不過現實存在的。作者在創作中將這種歷史真實，通過藝術形式真實地表現出來。這是現實主義的創作手法。同時，為了使戲劇沖突高度集中的表現屈原悲劇的“一生”，作者運用了浪漫主義手法，以表現屈原的“歷史精神”為主，選取材料構成屈原生活中最緊張激烈的一天，即塑造愛祖國、愛人民、光明磊落，忠貞不屈的偉大政治家和杰出詩人屈原形象為主組織材料。因此，“一天”與“一生”的完美結合，也體現了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的完美結合。屈原的“一天”與“一生”是如何完美結合起來的呢？具體來說，第一幕，清晨，“桔園頌詩”渲染了屈原的精神境界。作為現實主義政治家和浪漫主義詩人，屈原的人品和作品是相吻合的。因此，作者用他的作品來反映他的人品。《橘頌》是屈原年輕時的作品，贊美桔樹不可動搖的深根，美麗的綠葉白花，鋒芒畢露的尖刺，君子性格的果實和凜冽難犯的氣節。名為頌桔，實為頌人，桔樹就是屈原精神品格的寫照，是屈原堅貞意志的化身。第二幕，“宮廷中計”，屈原因堅持聯齊抗秦統一中國的正確政治主張，遭到被秦使張儀賄賂的南后的誣陷，被楚懷王以“淫亂宮廷”罪名而罷官。在屈原年輕時的作品《九歌》《禮魂》歡快的歌舞中屈原被誣陷。屈原雖受到沉重的打擊，但他首先想到的不是個人的榮辱安危，而是人民的生活，祖國的前途以及整個中國的統一。他勸告楚王，他斥責南后，這將國家和人民的利益看作高于一切的赤誠之心，正是《橘頌》中所說的表里如一，凜冽難犯的堅貞氣節的閃光。第三幕，中午，“招魂受辱”，靳尚等企圖打擊屈原誣陷屈原失魂而瘋、騙百姓為屈原招魂。屈原被逼向痛苦的深淵，憤而出城。《招魂》是屈原的作品，劇中出自老百姓之口，用它反映了勞動人民樸素的無神論思想，而“拼命的在向老百姓學”又是屈原的創作觀，所以《招魂》也從側面反映了屈原的精神。第四幕，“龍門被囚”，屈原出城訪問釣者，了解真相，憤怒之極，而此時正在與楚王一伙邂逅，他再次向楚王冒死直諫，痛斥張儀的間諜陰謀，揭露南后受賄罪行，向危害祖國的罪惡勢力展開了勇猛的進擊。正氣凜然、頂天立地、從容對敵，充分展示了無私無畏的頑強斗爭性格。在這關鍵時刻，屈原愛國愛民，愛憎分明的思想和遠大的政治思想得到了突出的表現。另外在這一幕中屈原歌詠《惜誦》，釣者引用《離騷》中的句子“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從側面刻畫了屈原的思想。第五幕，半夜，“燒廟出走”，屈原被關在東皇太乙廟，手戴手銬，面對神像怒火中燒，強烈的悲憤之情，奏出感人肺腑的樂章——“雷電頌”。最集中地體現了屈原的思想、精神、性格和品質。三、詩劇與話劇完美結合詩劇的創作源于郭沫若翻譯歌德的《浮士德》的學習與探索的結果。《女神之再生》《湘累》是以詩劇的形式寫成的。作者認識到“話劇是在歐洲近代現實藝術的基礎上生產的，話劇是寫實的，好比寫生畫”這樣，“抒情的”詩劇與“寫實的”話劇相結合，創作手法上就是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手法的結合起來。表現在郭沫若的歷史劇有主情和偏重寫意的特點。語言詩情濃烈，情景交融，文情并茂。這方面如“它們那碧綠的葉子，就跟翡翠一樣，太陽光愈強愈使它們高興，霜雪愈猛烈，它們也絲毫不現些兒愁容”說事富有哲理，如：“要想不平凡，那就要靠自己努力。”“正義的路崎嶇的路，它只歡迎勇敢的人”。這些句子閃爍著智慧的光芒。總而言之，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在偉大的藝術家們身上總是結合在一起的。一切真正的藝術都必然要反映現實，要有客觀基礎，浪漫主義也不能是例外。一切真正的藝術也都必然要表現理想，具有一定的教育目的和傾向性，現實主義也不能是例外。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的區分起于對客觀現實與主觀理想各有所側重，側重并不是對另一方面就完全排斥。歷史上偉大文藝作品所體現的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的統一足以證實美學中主觀與客觀的統一。《屈原》同樣完美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