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公文與儒家思想的作用及關系研究公文的歷史源遠流長，是在人類社會長期發展中產生的。古代公文的基本要義是傳達上級命令，與社會生活息息相關，古代的公文，如皇帝詔書、臣子奏折，往往都具有較好的文學性，傳世名篇亦不在少數。隨著董仲舒所提出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儒家思想逐漸成為中國古代的主導思想，古代公文中也會直接或間接引用儒家經典,這些儒家經典受到歷代帝王的推崇，從不同方面表現出難得的思想價值。因此古代公文與儒家思想的關系十分緊密，兩者相互依存，一直在演變，不曾終止。本文研究了古代公文的分類、發展、作用和意義，儒家思想在中國古代與公文創作中的地位，儒家思想的價值與作用以及古代公文與儒家思想的關系，發現了無論是反映民生疾苦的，為皇上提供諫言的，還是辭官回鄉的，都體現了儒家思想。通過本文的研究，發現了公文并不單是古人認為的那么單純只注重實用性，很多人是借助儒家思想來解決社會現實的問題，完善了古代公文與儒家思想的關系這一方面研究的空白。關鍵詞古代公文，儒家思想，文體特點目錄1引言 12古代公文與儒家思想的相關概念 12．1古代公文的分類與發展 22．2儒家思想在中國古代及公文創作中的地位 33古代公文與儒家思想的作用 43．1古代公文的作用與意義 43．2儒家思想的作用與價值 74古代公文與儒家思想的關系 94．1二者相互依存、相互制約 104．2二者的內在屬性存在趨同性 115結論 14致謝 15注釋 16參考文獻 171引言公文，它全稱公務文書，是法定機關或者其他社會組織在公務活動中履行職能、實施領導、處理公務的具有特定效力和規范體式的文書，是傳達貫徹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公布法規，指導和商洽工作，請示和答復問題的重要工具，在公文中處理公務就是以信件形式進行管理。從事行政事務時，應通報政府法令政策，處理公共事務，確保各種關系的協調，做出事務決策，并通過公文準確有效地執行工作。公文的特點有作者的法定性、法定的權威性、體式的規范性和嚴格的時效性。公文具有明確的對象、目的、使用范圍以及特定的格式，由于公文的種類不同，它的特定目的、對象、條件也不一樣，但它們都有一個明顯的共性，寫作時必須遵循這些共同規律。在古代，公文是人類社會長期發展的產物，是統治階級記錄、傳播和維護有關該國政事和經濟事務的正式信息的重要工具。古代公文的數量十分可觀，遠遠超過文學作品的數量，由于公文的文種不同,對事討論和判斷的情況也有所不同,但它們都是帝王與官員之間使用的公文,是來往于官員或機構之間的公文。儒家經典對于社會的影響始終存在，古代君王不僅發現了治國平天下的政策，而且對百姓意識形態的規范、倫理道德的確立以及民風民俗的發展方向，這些都遵從儒家經典。古代公文是以儒家思想為指導的，古代公文是為實現政治目的而服務的，另一方面，公文的正反面效果仍然由幾個社會政治因素決定，古代公文和儒家思想這兩者在一定程度上互相影響，古代官員也經常在公文中引用一些儒家經典來詮釋所要表達的道理，譬如“寬”“仁”之類的思想。2古代公文與儒家思想的相關概念公文是隨著文字的出現而產生的，中國古代文字是古代社會的一面鏡子，也是古代文化的一部分。由于制度的不同和歷代的不斷變化，古代公文的種類和風格難以簡明扼要地加以總結，現代公文的分類比古代公文要更清晰明了一些。公文是數千年以來中國封建社會的文化遺產，由于篇幅之長，作者之多和內容之廣，它在所有類型的古代文章中都處于最前沿。儒家思想博大精深，在中國古代以及文學創作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是我們傳統文化的重要文化精神。儒家思想是由春秋末期的思想家孔子設立的，孔子創立的儒家學說繼承了一個完整的思想體系，該思想體系是在夏朝、商朝、周朝三代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形成的。作為統治者進行統治的工具，古代公文反映了儒家思想中明顯的等級概念，這體現在許多方面，例如行為方向、行文格式、文章觀念和用語等等。2．1古代公文的分類與發展古代公文包含了很多方面的知識，例如天文學、地理、科舉、宗教、禮節、官員、宮殿、經濟、政事、喪葬、軍事制度和重大活動。其中，到目前為止，許多優秀的公文值得借鑒，批評和繼承。由于制度的不同和歷代的不斷變化，古代公文的種類和風格難以簡明扼要地加以總結。公文是隨著文字的出現而產生的，中國古代文字是古代社會的一面鏡子，也是古代文化的一部分。甲骨文始于商代，是我國出現最早的文字，所以甲骨文也是我國最早的文書檔案；在西周時期，國家行政管理變得復雜起來，并有專門的機構來管理文書與草擬文書的官員；“書”和“奏”出現在秦代，這是我國第一個出現的上行文；到漢代出現了“章”“表”和“疏”等上行文，實際上，“章”是帶有許多毫無價值句子的形式化文章，“表”和“奏”具有非常多的用處，它們可以用來向皇帝頒布事物，例如說服、提供、推薦、慶祝、訴訟、安慰、招攬、支持和參與。很難區分“表”和“奏”的實際用法。在計劃政治和表達不同意見時使用“議”，并朝著政治文的方向逐漸發展。官員之間出現了平行文“移書”，同時“令”“教”和“諭”之類的下行文也出現了，我國封建社會文書工作是在秦漢時期確立的。從秦漢到明清，各種公文形式不斷變化和更新。辛亥革命時期，南京政府對文書進行了全面徹底的改革。現代公文的分類比古代公文要更清晰明了一些。直至今日，國家行政機關公文最新版本有15種，它們分別是決議、決定、議案、命令、公報、通告、公告、意見、通知、通報、請示、報告、批復、函、紀要。《后漢書?劉陶傳》中說：“但更相告語，莫肯公文。”這是“公文”這個名稱第一次出現。在三國時期，“公文”這個稱呼逐漸增多，在周朝以前，公文相對來說都比較簡單，沒有嚴格的格式，以書面形式交付并傳達了一定的意圖。從周朝開始，逐漸有了上對下的公文表達形式，傳遞君王的命令，一般原話記錄王言：“王曰……”或“王若曰……”從秦朝到清朝，大約有一百種不同的公文名稱，每個朝代的叫法都不太一樣。公文是數千年以來中國封建社會的文化遺產，由于篇幅之長，作者之多和內容之廣，它在所有類型的古代文章中都處于最前沿。公文是一項重要的歷史財富，需要我們去進一步探索。2．2儒家思想在中國古代及公文創作中的地位儒家思想博大精深，在中國歷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是我們傳統文化的重要文化精神。儒家思想是由春秋末期的思想家孔子設立的，他提出了“仁”，具有古典人文主義的本性：主張“禮”，維持周禮，儒家文化得到發展，隨后演變為中國古代正統文化，其后的中國文明史經歷了將近1700年的商、夏和周。總而言之，孔子創立的儒家學說繼承了一個完整的思想體系，該思想體系是在夏朝、商朝、周朝三代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形成的。經過2000多年的發展，儒家思想已逐漸成為中國的正統思想。儒家思想的包容性是豐富而復雜的，它在吸收古代經典本質的基礎上逐步發展，并提出了基礎理論和思想。在過去的兩千多年中，儒家思想之所以能夠起帶頭作用，一方面是因為它的思想核心，即哲學中的“天人”概念，“三綱五常”，以“仁”為倫理學的核心思想，以及政治統一的思想，所有這些從根本上適應了專制封建統治的要求。另一方面，這是因為儒家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可以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變化。儒家思想在公文創作中也有一定的地位，古代公文是管理國家的一種有效手段，公文的主要作用已得到廣泛認可，古代公文與古代君王的思想統治息息相關，管理國家事務的本質屬性決定了古代公文與古代各個王朝的文化、軍事和政治等其他領域之間的密切關系。儒家思想所展現的人生觀十分多樣，無論是反映民生疾苦的，為皇上提供諫言的，還是辭官回鄉的，都體現了儒家思想。到了漢代，儒家思想成為官方的統治思想，政府呼吁儒家學者參政，并進一步提高了公文作家的知識和文化水平，通過嚴格觀察選拔出來的官員通常具有很高的文化素養。政治和儒家中的禮教的結合是古代社會的重要特點之一，在國家剛成立的時候，儒家就被巧妙地融入了政治管理之中，成為國家意志的重要組成部分。這種社會特征很明顯地反映在公文中，古代公文在風格和語言等方面對上下之分的等級制度的極度敏感與這種社會特征是一致的。作為統治者進行統治的工具，古代公文反映了儒家思想中明顯的等級概念，這體現在許多方面，例如行為方向、行文格式、文章觀念和用語等等。儒家思想在中國已經存在了數千年，對中華文化有著深遠的影響，儒家思想傳統的責任感，克制，忠誠和孝順是其與封建統治相結合的結果，并且仍然對包括中國政治和經濟在內的許多領域產生巨大的潛在影響。因此，儒家思想是包括現代在內的主流思想。3古代公文與儒家思想的作用古代公文在古代社會的政治領域中作為國家政治傳播的重要媒介起著關鍵性的作用。公文是為政治統治者提供服務的文書，具有權威性和政治性。公文的本質是一種工具，它是影響對象以實現特定社會和政治目的的一種手段。在古代，人們認為公文是經國之樞機，政事之先務。在各種類型的文章中，公文是最有效，最能發揮治理國家作用的。儒家的出現是為了可以滿足社會的需求，對我們的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的形成都起到了相當重要的作用。儒家思想為官方意識形態，它表達了對現有規則的不滿和批判，為未來創造了一幅理想的宏圖，并指出了政治變革將如何發生以及人們應如何改變現實。儒家思想長期以來被歷代封建王朝尊奉為正統思想，在儒家思想的熏陶下，中華民族優秀的傳統文化傳承至今。3．1古代公文的作用與意義古代公文在古代社會的政治領域中作為國家政治傳播的重要媒介起著關鍵性的作用。公文與文學作品從本質上來看并不是同一種東西，諸如北宋蘇軾的《乞校正陸贄奏議進御札子》、西晉李密的《陳情表》、隋朝李諤的《上書正文體》、秦代李斯的《諫逐客書》、明朝朱棣的《北京宮殿告成詔》等一些出色的公文名篇，當然它們具有重大的文學價值和突出的藝術特色，但畢竟它們是為實現某些政治目的而寫的有時效性的實用文章。為了研究好一篇公文我們必須首先從公文的角度進行研究，而不僅僅是從文學方面去探討，由于復雜的歷史情況，我們不能簡單地去討論這件事，公文的正面和負面影響是由許多社會和政治因素決定的，文章的價值不能立馬看到其直接影響。回顧公文出現和發展的歷史，我們可以看到，公文的誕生是隨著社會權力組織的出現，因此公文是為政治統治者提供服務的文書，具有權威性和政治性，它起著信息媒介的作用，統一和規范各種政治活動，并保持政治主體的政治主導地位和社會處于強大的政治秩序中。公文是用來記錄政治活動的，其內容反映了各種政治活動的實際過程，公文是傳播政治信息的手段，因為它是政治權威的一種體現，因此它的政治傳播職能是其社會作用的主要體現，在檄文中最能體現政治傳播職能，比如駱賓王在《討武曌檄》中說：公等或家傳漢爵，或地協周親，或膺重寄于爪牙，或受顧命于宣室。言猶在耳，忠豈忘心？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倘能轉禍為福，送往事居，共立勤王之勛，無廢舊君之命，凡諸爵賞，同指山河。若其眷戀窮城，徘徊歧路，坐昧先幾之兆，必貽后至之誅。這篇檄文先聲奪人、節奏緊促，開篇就嚴厲聲討武則天的種種罪行，從她迷惑帝王到擾亂朝政，進行了猛烈的抨擊。尤其是武則天先后侍奉唐高宗父子，將高宗背上亂倫之名，人們把她稱之為禍國妖妃。所以駱賓王寫此文發出號召，先讓百官感到慚愧，不要留戀眼前利益，陳述利害得失，最后用震撼人心的警語作為結尾，威懾百官。在古代社會中全體百姓都可以依照公文的命令來行事，確保其個人行為符合治理要求，從而形成并維持某種形式的政治結構和政治運行秩序。任何人都可以為不同的目的自由寫作，完成后，可以將其保存或公開，而且他們往往沒有固定的讀者。至于公文寫作是官文書，它與別的文章寫作風格不同，它們不是由單個作者自由撰寫的。它不僅是文學創作的一個分支，而且是相對獨立的，或者具有自己特定的創作需求和文學體系。作為傳遞政治信息的一種手段，公文經常反映了集體的觀點和古代政治機構的觀點，盡管一些古代公文是作者用來表達個人觀點，一些公文署名了作者個人的姓名，或反映了作者的創作風格，例如李斯的《諫逐客書》，但它仍然是公文，它首先是下級對上級的上行文，是古代臣子向君主表達他們的政治觀點，并逐一分析原因的公文，這是關于國家事務的，所以李斯不能超越自己的身份立場與職責權限去寫《諫逐客書》，也不能違背基本的政治綱領來提出不合理的建議和表達政治見解，這與一般的文學篇章大相徑庭。在古代和近代，所有類型的公文都有規范的格式，在撰寫文章時必須嚴格按照相對應的格式來執行并且將它們區分開來。在古代的中央集權政治制度下，公文常常存在形式化、虛假夸大的弊端。因此，這些質量一般的古代公文大多是口語化的，空洞的，幾乎沒有學術價值。但是也有許多優秀的古代公文在整個世紀中廣為人知和流行，值得向他們學習。公文的本質是一種工具，它是影響對象以實現特定社會和政治目的的一種手段。因為下行文主要是由上級授權執行的，所以是強制性的，即所謂令出惟行，言出法隨，命令一發出就一定徹底執行，如有違犯就依法處理。君王發布公文，無論你是否贊成君王的觀點你都得按照他的意思去執行，充其量只能是個命令的接收者而不能公開反對。但是也不能簡單地使用武力鎮壓他人并盲目指揮，這不利于政策的實施，因此在如何撰寫公文方面也有一套學問。由于在古代的上行文說服的對象是統治國家的君王，甚至是殘暴的昏君，所以它要復雜得多且難以編寫，許多古代上行文由于進諫內容的不同，相對應的寫法也是不同的，但最終都是要重視政策和目標，有針對性地進行寫作并使它可行來實現目標。就像枚乘在《上書諫吳王》中說：泰山之霤穿石，殫極之綆斷干。水非石之鉆，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如蘗，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抓，據其未生，先其未形。礱蹐底厲，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原大王熟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文中多處運用隱語、比喻來反復勸告吳王起兵謀反的危險性以及必然失敗的后果，要想讓自己不陷入危險中就不要做危險的事情，要防微杜漸、積善成德。枚乘的這篇進諫注重比喻，辭彩華麗，他采取委婉含蓄的方式和新穎貼切的比喻，這樣比直接指責的效果要更好，使得本文成為漢代初期具有思想意義的名篇。大多數優秀的古代公文都包含有很強的內容政策和策略，并在創作過程中的目的明確，因此可以實現其創造性和政治目的。就寫作而言，只有真實才能擁有真正的政治權力，在古代公文中，特別是那些具有強烈政治性質的公文中，當下層向上層解釋他們的觀點并制定一些計劃時，由于他所否認的是君王。換句話說，他必須以理性真實的事實來充分說服人們，而不是一些隨口就來的空洞大道理，帶有空洞字眼的公文只能受到后代的贊賞和稱贊，但在當時的情況下它無法起到良好的作用。這意味著，公文成敗的關鍵在于提案和擬議的政策在內容上是否符合上級當局的政策和利益，以及所選擇的材料和觀點是否真實且令人信服。在古代，人們認為公文是經國之樞機，政事之先務。在各種類型的文章中，公文是最有效，最能發揮治理國家作用的。公文能直接體現出一個國家的政治觀點和利益，它是能夠有效指導和治理國家，使國家正常運行，加速信息的傳遞和接收信息的重要工具，可以促進溝通和反饋，提高了政府工作效率，并具有規范和指導的功能，就像李諤的《上書正文體》中提出:五教六行為訓民之本，《詩》《書》《禮》《易》為道義之門。故能家復孝慈，人和禮讓，正俗調風，莫大于此。其有上書獻賦，制誄鐫銘，皆以褒德序賢，明勛證理。茍非懲勸，義不徒然……臣既忝憲司，職當糾察。若聞風即劾，恐掛網者多，請勒諸司，普加搜訪，有如此者，具狀送臺。李諤針對六朝以來浮華的辭藻寫出這篇公文，他提出應該罷免當時朝廷內外崇尚輕薄、文辭浮華文風的不良風氣，公文是以實用為目的的，這篇公文對扭轉公文寫作文風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公文具有聯系工作和談判公務的作用，是溝通上級與下級之間的關系，管理各種正式活動、公共事務活動發展的依據以及公共事務活動過程記錄的工具等。劉勰在《文心雕龍?詔策第十九》中寫到：“皇帝御宇，其言也神。淵嘿黼扆，而響盈四表，唯詔策乎？”“敕戒州部，詔誥百官，制施赦命，策封王侯。”國家是一部龐大的機器，而公文就像這部機器的傳動帶一樣，如果沒有公文的傳動，這部機器就很難運轉。因此，公文從誕生之日起就成為管理國家事務的重要工具。3．2儒家思想的作用與價值儒家的出現是為了滿足社會的需求，并且是對渴望穩定生活的人們的需求的回應而出現的，它已經深入到了我們中國人的行為與習慣中了，它總是潛移默化的影響著我們的生活，對我們的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的形成都起到了相當重要的作用。儒家講的是永恒的、絕對的、不可替代、不可磨滅的道，其永恒價值類似于盤古開天辟地。儒家思想講的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人與社會之間的關系，人的自身需求，對學習的態度與方法，主張的是以人為本、天人合一，作為學術之本的人，是實實在在的，從解決人們遇上的社會中問題為研究發展的出發點，永遠符合人的需求，儒家從一開始就做到為人了，只要事物存在于人類社會，它們就是永恒的需求和挑戰，歷史的發展將不會替代或消除它們。劉勰在《文心雕龍?宗經》中寫道：“經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也。”所謂“經”，就是永恒的、絕對的道理，不可改易的偉大的教導。劉勰認為，儒家經書是自古以來就沒有改變過的基本真理，是令人難以忘懷的偉大學說，它遵循天地法則，檢驗鬼神，闡明了事物的紀律，并確立了人類的統治，它可以滲透人類思維的奧秘。儒家思想對劉勰的一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文心雕龍》的寫作充分反映了劉勰的傳承和儒學的發展，劉勰的選擇是在繼承儒家傳統的基礎上去創新，儒家傳統蘊含著儒家積極進取的精神和對理想的不懈追求。儒家經典是中華民族文化精神的主要載體，是人類的奧秘地帶，也是文章的核心，它們具有穿透時間和空間并世代相傳的永恒魅力。自漢代以來，孔子一直被尊奉為歷代封建王朝的圣人代表，儒家思想長期以來被歷代封建王朝尊奉為正統思想，在儒家思想的熏陶下，中華民族優秀的傳統文化，如誠實、友善、孝敬等中華民族優秀的傳統美德仍傳承至今。儒家思想為官方意識形態，意識形態是指一系列思想的集合，它表達了對現有規則的不滿和批判，為未來創造了一幅理想的宏圖，并指出了政治變革將如何發生以及人們應如何改變現實。西漢時期將儒家思想進行了改革，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思想，他強調儒家思想是國家的哲學基礎，并杜絕了其他思想體系，這一體系被漢武帝所接受，他還采取了許多措施加強儒家思想的傳播。從那之后，大多數封建統治者都把改造過后的儒家思想作為統治國家的指導思想。清代的康熙、雍正和乾隆飽讀儒家詩書，他們貫徹了儒家治國的民本思想，祖孫三人治國理念一脈相承。康熙推崇朱熹“存天理，滅人欲”的思想，這個思想對于統治者是極為有利的，雍正皇帝登基后，他頒布了《圣諭廣訓》，為了確保儒家思想在百姓中的傳播，清政府在選拔秀才時宣揚了《圣諭廣訓》。在隨后的幾千年歷史中，儒家思想成為各朝代統治者推崇的中國傳統文化的正統觀念和象征。儒家思想之所以能成為古代官方意識形態，長期地霸占官方意識形態的地位，是因為儒家首倡社會與權利的統一，統治者在上臺后馬上會發覺儒學是最為適合的統治意識形態，并且為了實現政治穩定他們必須爭取儒家知識分子的支持。從漢代到清代，科舉考試傾向于以對儒家思想的理解為主要選擇標準，特別是在唐代發展到鼎盛，科舉的考試內容以儒家經典為核心。元朝時期由于“蒙元統治秩序”與“儒家思想”產生了沖突，所以元朝抵制儒家思想，到了明朝，朱元璋為了快速得到百姓支持，決定恢復儒家思想，重建百姓對儒家思想的信任，為明朝獲取人才。朱元璋注重四書五經，他剛開始推崇朱熹的四書，朱熹確定了四書之后朱元璋發揚了它，朱元璋為了讓百姓明白儒家思想的地位不像元朝那樣低，他在洪武年間組織很多次科舉考試，選拔人才都是以四書五經為指導，考的內容都叫“四書義”的科目，其中所出的題目都是儒家經典。這一改革讓百姓認為學習儒家思想是可以入朝當官實現自己政治抱負的，對于朱元璋來說，科舉不僅滿足了他獲取人才的愿望，也很好地宣傳了儒家思想。說明儒學已經成為選拔官員的基本制度，這種情況持續到清朝末期才得以改變。由此可見元代想要統治漢文化一定要了解儒家思想，從道教轉向儒法治國。儒家思想強調人與人之間并不是平等的，統治者的至高地位是上天賜予的，必然的并且必須予以維護。君王建立的等級制度人們都得遵守，要向君主表示衷心，并將忠于君主視為一種美德。另一方面，儒家為世襲制奠定了基礎，強調君主的王位要傳給他的兒子，所有這些都是君主為了長期維持他的統治所必需的。儒家思想雖然強調等級制度，但是也強調仁慈與愛，強調君主和下臣的仁慈與忠誠，父親的仁慈與兒子的孝順，這樣的方案可以更好地為廣大人民的利益服務，也可以讓人們更好地接受。實際上，儒家思想剛好與官方意識形態的兩個特征是一致的：它同時照顧到了統治者和普通百姓的利益。數千年的中國封建歷史，如此眾多的王朝輪回，在各個流派中都有體現，儒家思想最終成為主流思想是歷史選擇的結果，而不是偶然的結果。最初在眾多思想流派百花爭鳴時期，儒家思想轉變為一種官方的意識形態，這是儒家的政治本質，儒家思想以一種道德標準為前提，高度重視公平、道德和正義，并在規范公平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必須遵守禮節規范。4古代公文與儒家思想的關系儒家思想是古代公文寫作的最高依據，對公文有決定性的思想影響。儒家經典“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也”，為古代公文增添了深刻的哲學思想，符合道德規范，傳達了統治者的指示，指導國家事務和進行公共事務，它嚴格的理論體系在公文中發揮很大的作用，可以更好地對百姓進行教育感化。此外，古代公文中的儒家思想體現了獨特的文學效果，其中引用了《禮記》《論語》《春秋左傳》等作品，使古代公文充滿了古典的氛圍和文學氣息并清晰地簡化了論證的難度，使人更容易接受公文中所要表達的觀點，有助于形成高雅樸素、富有感情、可信度強、條理清晰的風格，實現了政治思想與文學美學的有機統一。儒家思想通過古代公文的政治傳播進一步擴大了其影響力。古代公文中的儒家思想表達了統治者對儒家意識形態的認可，儒家思想在古代公文中經常用來表達政治意愿，因此儒家思想不僅得到提倡，也被廣泛地運用于各種公文之中，逐漸成為輔助君王統治天下的必不可少的工具。同時，古代官員將儒家思想作為基本指導思想時也會有出乎意料的發現，由此可見隨著儒家思想的發展和改變，后代對儒家思想的認識不斷加深。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書》是一篇儒家著作，這是一篇萬言書，寫作過程相當不易，一直在變化，當他從一開始接觸《孟子》到產生疑問，接著通過進一步的思考和與深層的對比時，王安石從思想轉變中理解了《孟子》，加深了孟子的思想，并通過擴展來解釋儒家思想。王安石一開始在公文中并沒有直接地引用儒家思想，但在寫作過程中，他回想起儒家經典，通過翻閱并思考，獲得了非常深刻的理解，這樣一種行為過程就是對儒家思想的追求、理解、探尋和思考，這對儒家思想的發展也起到了積極的作用。4．1二者相互依存、相互制約儒家思想始終占據著主流的地位，處于治國方針的主導地位，它在公文中有很強的滲透力。數千年來，儒家思想已經被確立為統治階級治理國家的政策，之前是百家爭鳴，后來董仲舒提倡獨尊儒術的治國方針，漢武帝變提倡為現實，這一制度的目的是確立儒家和權力與利益之間的關系，以及促進儒學與政治之間的關系。儒家的君臣關系、禮儀道德、尊老愛幼等值得提倡的，古時帝王希望，治下的臣民要在儒學框架下為人處世。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儒學促進了統治階級的治理，約束人們的道德底線，具有非凡的意義。“公文必受一定的政治觀點的指導，為一定的政治制度服務，從而體現鮮明的政治傾向性。”中國古代社會是一個等級制社會，以等級制秩序的思想為主導，弘揚樸素優雅的文化氣質，因此古代公文的寫作中透露出言簡意賅、條理清晰的特征，在這種情況下出現了一種同一派別世代相承流傳下來的有固定格式的語言，通常來自儒家經典。儒家思想限制很多思維的表達，不管在哪個時代都會有一種普遍的思維，它將為整個社會設定發展方向，并自然地決定人們在這個時代需要做什么。《論語·顏淵》中說：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就是指不符合禮儀的就不要去看、去聽、去說、去行動，如果太過于死板的去遵循禮儀，那么這個禮儀就會成為牢籠限制我們思維的發展，禮儀是對人們行為的具體制約，而不是規定人們行為方式的行為守則。例如，如果老師犯了錯，學生不能提出這些錯誤，更糟糕的是，學生還必須學習這些錯誤的思維。這樣，他們從一開始就禁錮了學生的思想方向，當然他們也不會有創新的思維，任何過度的規范都會限制人們的思維能力，從而過度的禮節將嚴重阻礙人類自我思維的發展。儒家思想作為一種受古代各個王朝推崇和尊重的思想體系，自然而然地成為了古代公文寫作的限制條件，古代公文引用儒家經典來傳達政治觀點，并且使該公文符合合法的道德和道義，這也是其關鍵之處。古代公文引用儒家思想是“文以載道”的精神要求。“文以載道”是中國古代文學理論的一個概念，出自《通書?文辭》，意思指文章是為了說明道理的，是對文學作品中“文”與“道”之間關系的概括。公文最本質的要求就是文以載道，能夠解決問題，指導實踐。“道”是文章的精神要求，《周易?系辭》：“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形而下”是對現象的實際應用，“形而上”是對現象的理論升華，也就是說公文作為“器”要靠“道”來支撐。公文中引用的儒家經典中的言論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古代公文中引用了儒家經典，充分表明了“道”對國家政權的精神支持。古人重古輕今的傾向促進了儒家思想在古代公文中的引用。正如劉勰所說的:“事類者，蓋文章之外，據事以類義，援古以證今者也”。所謂事類，就是文章在表意抒情之外，根據故事來類比說明義理，引用故事、古語來論證今義。古人善于比較過去和現在，引述古事來證明今事。由于身體中流淌的中國血統，使得人們寫作或是評論人物都更愿意支持過去，譴責現在，引用古人尤其是儒家經典的觀點是很自然的一種行為。此外，在公文中使用儒家經典并借助過去的歷史作為今天的借鑒，以一種簡單的方式講述其中隱藏的批評，可以看作是一種柔和但不容侵犯的表達，這使得古代公文更容易被統治者所認可。4．2二者的內在屬性存在趨同性儒家思想主張“積極用世”，公文則強調其功能，兩者有異曲同工之妙，也表明了他們有相互作用的可能性。儒家思想成為主流思想后，與政治和公文有了更緊密的關系，古代公文將重點放在統治者的意愿和政權的利益與管理上，它是權力與尊嚴的集中體現。儒家思想迎合了統治的需要，通過思想統一實現政治統一，它的政治道德與統治階級的要求是一致的，反映了主上地位尊貴,臣下地位低賤的秩序，古代公文引用儒家經典，將儒家的“道統”和官方的“治理”完美地聯系在一起，并響應統治階級的普遍意識，以獲得預期的宣傳和管理效果。古代公文中有不少名篇都充斥著儒家思想，它們所表達的觀點與儒家思想相契合，因此古代公文中會直接或間接儒家經典來表達寫作者的觀點。儒家思想使人們存身自立，行為有度，豐富思想，是判斷社會價值和主流文化的基礎，在公文中加入儒家思想會更有說服力，更具有實質性。李密在《陳情表》中說道：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于陛下之日長，報養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愿乞終養。臣之辛苦，非獨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愿陛下矜憫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幸，保卒余年。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他“緩仕盡孝，先孝后忠”，他處理忠孝困境的智慧反映了儒家精神。李密的政治選擇是符合儒家原典精神的，儒家的生存哲學和他自身的處境使他選擇屈服，“忠仁孝義”自古以來就是儒家思想的精髓，而當“忠”和“孝”在當時的情況下有所沖突時，儒家的原則是“大仁小義”，也就是說血緣關系大于社會關系。李密將理性轉化為情感，動之以情，曉之以理，體現了儒家的語言智慧和儒家謙虛敏銳的氣質。賈誼的《過秦論》可以看作是儒家政論文的代表作，全文充滿了反對專制，反對暴政的思想，“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攻守的形式發生了變化卻沒有相應的實施仁義，不施行仁義就沒有辦法治理好天下，“施仁義”是儒家的一貫主張，使用暴力只會毀滅自己，因此，強調仁義正義和對人民的愛遠比武力重要，儒家是統治人民的唯一途徑。公文反復強調專制統治的危害與后果，并突出了仁慈、正義和民意的重要性，明確體現出了儒家仁政這一核心思想，論據嚴謹，而故事增強了現實感。古代公文中還會直接引用儒家經典名篇中的句子，西漢末年外戚勢力強大，宗室反遭排擠，劉向上書《極諫用外戚封事》警告漢成帝采取有效措施鞏固皇族，以防止國家因實權轉移而易手，列舉的事例多出自《春秋》《尚書》。直接引用和間接引用相結合，道理和事實論證相繼，全文是儒家君主至上主義和宗室正統思想的實現和傳播。5結論古代公文和儒家思想遠比我們想象中的要深奧，它們經歷幾千年的沉淀，一步一步地創新、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