憲政主義思想及其制度要素，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臘、古羅馬時期。在這一時期，憲政主義的理論探索和制度實踐是圍繞著“法治＂這一中心思想來進行的。畢達庫斯是古希臘學者中提出“人治不如法治”的第一人；德謨克利特主張法治需建立在人性惡的假設上；柏拉圖的思想也經歷了由人治向法治的轉變過程；亞里士多德從古希臘城邦政體的經驗來闡釋法治的優越性，并在正義論的基礎上，闡述了法治的含義、原則和標準。中世經的憲政主義理念蘊含在神學的自然法理論當中。由于這一時期，政權和教權的二元對立，無意間使法律的地位得到有效提升；國王受到自然法和習慣法的雙重約束。中世期晚期發展起來的自治城市，則進行了系統的憲政探索。近代啟蒙思想家以自然狀態為始點，以理性自然法則為理論核心，繼續沿著限制國家權力和保障人權的路徑前行。隨著西方社會進入福利國家時代，憲政主義思想和實踐，也在不斷地擴展。筆者在本文中使用反憲政主義這一概念，來指代與憲政主義相對立的事物的總稱。關于反憲政主義問題的研究，無論是國內學者還是國外學者，均未進行過系統化的研究，因此在學術界缺乏體系化的研究成果。但這并不意味著關于反憲政主義這一命題是研究領域的空白。國內外學者在研究憲政主義這一問題時，均有涉及阻礙某國或某一時期憲政主義發展的因素，并散見于國內外學者的研究成果當中。如美國學者斯科特?戈登在《控制國家》一書中，從憲政是控制國家的強制力量的政治制度的角度出發，分析了古代雅典、羅馬共和國時期、中世紀、文藝復興時期的威尼斯、１７世紀的英格蘭、１８世紀的美國及現代英國的憲政主義，在觀念和制度上是如何發生、發展并獲得最后成功的。在這～分析過程中，也粗略地分析了各時期所存在的影響各國憲政主義發展的因素。而日本學者杉原泰雄憲政主義從一種發源于封建社會或更早社會形態中的政治思想，發展成為當代社會的主流政治制度，也不可能是憑借自身孤立地完成的。憲政主義是在與其它社會要素的競爭過程中，不斷地吸取其它社會要素的合理成份來完善自身，從而在競爭中脫穎而出。筆者在本文中引入反憲政主義這一概念，作為憲政主義的競爭另一方存在。剛才所提到的與憲政主義相競爭的其它社會要素將被統稱為反憲政主義因素。反憲政主義是一個囊括了所有在憲政主義發展史上與憲政主義相競爭，并在一定程度上阻礙憲政主義發展的諸因素的集合概念。因此反憲政主義是一個涵蓋范圍較廣的概念。它不能像憲政主義一樣確指一種政治思想、制度安排或是動態的過程，而是泛指在憲政主義的發展過程中，會阻礙憲政主義向前發展，與憲政主義相競爭，作為憲政主義矛盾統一體的一方，或陰陽中的一面而存在的某種思想、制度或社會力量。這些思想、制度或社會力量存在于社會生活的各領域當中，不僅可能存在于政治、經濟領域，也可能存在于社會、思想領域。雖然憲政主義已經發展成為一種倍受贊賞的政治制度，但是如果其不在競爭中不斷地提升，那么其也面臨著被其它政治制度所取代的命運。有人說“阻止政體變革的最好方法，是禁錮關于其他政體參照物的知識，禁錮關于制度創新的討論。”①那么，促進政體變革與完善的最好辦法，就是允許各種政體討論，各種思想的爭鳴，樹立自己的參照系。憲政主義不想停留，而想繼續的進步就要將反憲政主義作為自己的參照系，做為自已的競爭和挑戰對手，不斷地吸收反憲政主義中的合理成份，發揮憲政主義的潛能，使自己更加的完善，而不至于在競爭過程中被淘汰。在憲政主義與反憲政主義競爭過程中，雙方都在進行反省，以不斷地提高自己的理論水平，以更好地參與到競爭當中。雙方的反省過程實質是一個自我提升的過程，憲政主義作為一種有生命力的事物在不斷地進步，而反憲政主義在不斷提升的過程中，其本身的屬性也會發生變化，這樣新的反憲政主義因素也就會不斷地出現。第一節不完全發育的市場經濟與西方的市場經濟產生和發展方式不同，中國的市場經濟是在政府的策劃和大力支持下啟動的，各市場要素的培植與發展都離不開政府的作用。“市場經濟發展起來以后，對市場秩序管理的需求空前增長。政府手中掌握著土地、資金、國有企業、上市融資機會、自然資源、能源等大量的資源支配權，為了實現ＧＤＰ的快速增長，政府將掌握的資源主要用在了經濟領域，使政府仍長期充當了經濟建設的主體和投資主體的角色。這決定了中國現階段的市場經濟，是政府主導型的市場經濟。政府往往既當運動員，也當教練員、裁判員，導致了很長一段時間政府、國企、國有商業銀行的結構性矛盾難以解決，政企分開成為難點。政府充當市場中主要投資主體的后果是：把本應由政府提供公共產品、公共服務的職能大部分推向市場和社會，而由于自己本身是運動員，也就很難當好公正的裁判員，無法監管好市場秩序，造成了政府職能的缺位和錯位，導致發展的不平衡。在市場經濟利益多元的刺激下，政府官員作為經濟人，在法治約束和監督不強的情況下，也要謀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很容易出現‘國家權力部門化，部門權力利益化，獲得途徑審批化，審批方式和環節復雜化’的現象，使市場經濟的進一步健康發展受到障礙。這些差異一方面使世界人口呈現出多樣性的特點，另一方面也使世界各民族間存在著沖突和矛盾，進而產生民族問題。“民族問題是社會問題的具體表現形式，是社會關系和社會矛盾在民族這個社會子系統中的具體反映。”①憲政主義政治法律理論，作為當今世界一個解決各種社會問題的宏觀方案，其實施效果有賴于民族問題的解決。民族建設與發展在相當程度上也制約著憲政主義的發展。由于歷史上民族的遷徒活動，加之現代世界人口流動的日益頻繁，許多民族跨國居住，甚至出現跨洲居住的情況，但他們之間仍然保留著基本相同的語言文字、風俗習慣以及宗教信仰等，他們雖不屬同一國籍，但他們仍以共同的心理為紐帶，保持著很密切的心理聯系。因些“某～國發生民族矛盾或民族間的社會問題，發生與民族感情緊密相聯系的宗教問題時，往往會影響到相鄰而居的同一民族，影響跨洋跨洲的同一民族成員，引起民族心理感情的動蕩或社會動蕩。”ｏ因此，一個良好而穩定的周邊環境，對于創造一國憲政主義發展的良好環境至關重要。從２０世紀９０年代中期開始，美國在亞太地區開始謀求一種其可處于支配地位的亞太新秩序。這種新秩序以加強美日安全合作為支軸，力求形成一種分層次的地區安全網絡。２０世紀９０年代末，美國最終確立了其新的全球安全戰略體系，其中包括亞太地區戰略。在該戰略的指導下，美國與亞太地區其它國家的雙邊和多邊軍事合作得到不同程度的加強。在他們形成的戰略防范體系中，有些制衡和防范措施直指中國。對于美國的亞太地區部署，有些亞太國家表示認可，甚至是不同程度的接受，致使中國在整個亞太地區的發展中處于極其不利的防守位置。我國一貫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但是政治社會也存在“蝴蝶效應＂，因此非穩定的周邊環境實質上是對我國現有政策的考驗。２１世紀前２０年，對中國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機遇期。對于鞏固改革開放的成果，進一步提升我國的綜合國力至關重要。良好的周邊環境，是中國應對全球化的挑戰，有效地實現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目標的重要條件。從目前的國際形勢來看，中國遭遇大規模外敵入侵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但從相反方向分析，則意味著中國更易成為地區安全關注的重點對象。憲政主義發展需要穩定的國內環境，同樣也需要相對穩定的國際環境，尤其是周邊安全環境。雖然我國一直倡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但“蝴蝶效應＂是廣泛存在的，周邊局勢的不穩定，極易加大國內不穩定局面形成的概率。結論憲政主義對中國而言是泊來品。憲政主義是在中國固有文化不能解決現有危機而外來文化又在不斷沖擊固有文化的情況下，中國人被迫“開眼看世界”的產物。憲政主義觀念的引入，為渴望實現強國夢想的國人，提供了一種可期待的強國之政。然而在強大的反憲政主義因素的壓迫下，直至中日甲午戰爭之前，憲政主義在中國僅作為一種政治思想存在。而且國人又誤讀了西方憲政主義：“西方的憲政就是西方富強的本源，它的功用就在于解決君民關系，他們（包括后來的康有為、孫中山那一代）看不到或者忽略了西方議會制背后所隱含的個人與國家、人權與國家權力、法律與權力的對立、調適這更深一層的文化意蘊。’’①這一誤讀影響了整個中國近代史，致使在整個近代中國，憲政主義在與反憲政主義的競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