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第頁淮安的做法這回確實有點不一樣據媒體報道，中共江蘇淮安市委組織部和紀律檢查委員會在廣泛調研的基礎上，于7月10日正式頒布了《關于同步公示擬提拔干部財產的暫行辦法》，決定自2012年8月1日起，對淮安市、縣兩級擬提拔鄉（科）級以上干部全部實行財產申報公示。這一消息引起媒體和民眾的極大關注，消息公布當日，即有數十萬網民為之歡呼、叫好。

事實上，自2008年新疆阿勒泰地區首開官員財產公示先汛各地不乏效仿、試水者。時至今日，某個地方搞官員財產申報，已不再是新聞，更難激發出輿論的熱度和熱情。此次公眾對江蘇淮安市官員財產公示的這種關注和歡呼，確實有點不同尋常。這種不同尋常，不僅因為淮安是中共黨內以廉潔和自律著稱的總理的故鄉，更是因為這一回淮安市委的做法，與其他地方確實有點不一樣。

這個不一樣的關鍵，在于可操作性。在淮安以前，一些地方曾提出過一些聽起來很全面、看起來很光鮮的官員財產公示方案，但執行起來就是沒效果，給人的感覺是在“空轉”。從“第一個吃螃蟹的”新疆阿勒泰市，到之后陸陸續續進行試點的浙江慈溪、湖南瀏陽、寧夏銀川和青銅峽等地，媒體調查的結果都很相似：零投訴、零異議――不但沒有任何腐敗案件因官員財產公示而被揭露，公眾甚至沒有因此而提出任何質疑和異議，這也就意味著，他們沒有據此進行任何監督，這實在是對官員財產公開這一“反腐終極制度”的諷刺。

公眾的“不配合”，是因為方案的不可操作，沒有為公眾的介入提供一個抓手，一個可下手之處。以新疆阿勒泰為例，雖然官員申報的內容由收入擴大到財產，涉及的財產項也很全面但大部分內容并不對公眾公開，公開的只有工資、福利以及勞務性收入等無關緊要的部分，其他真正敏感、可能“有料”的如動產、不動產、股票、證券等，只進行秘密申報――財產申報的目的，就是為了監督而能夠監督的前提是必須公開’這是公示制之所以被稱為“終極反腐制度”的原因。如果只申報不公開，等于自廢武功，一切又回到原點，還是只能依靠內部監督因而不可能走出“上級監督下級太遠，同級監督同級太軟，下級監督上級太難，組織監督時間太短，紀委監督為時太晚”的怪圈。

而淮安的方案，好就好在具體及可操作。首先，他們沒有好高騖遠，試圖一網打盡，而是將公示對象限定在“擬提拔干部”的范圍，這就極大減少了方案開始實行時的阻力，降低了操作難度。第二，他們設計的公示內容很完整周全，不但包括房產、車輛、投資、存款、債務等主要財產種類，而且明確了住房應包括住宅和非住宅的位置面積和房產性質，車輛應包括購置的時間和價格，投資包括投資或持有的有價證券股票、基金等金融理財產品本金或市值、賬戶余額等，干部本人的存款和借款等內容也包括在內，擬任提拔干部的配偶、子女投資或注冊的企業、公司也在必須公示之列……最后，還設定了“其他需要說明的財產情況”作為“兜底”，以求涵蓋財產的所有內容。這種做法，一方面擠掉了公示者本人的“合法規避”空間，一旦出現瞞報、誤報等情況，就可以確定為是惡意和違法；另一方面，又為公眾的介入提供了明確的路引與依據。有心參與監督的人，完全可以按圖索驥，一項項地進行對比監督。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是，為追究違規者提供了明確而方便的程序：公示內容會記入干部廉政信用檔案，不申報或隱瞞重大財產的擬任干部將被取消任職資格；對不按規定要求進行財產申報公示的地區和部門，要追究主要領導及有關人員的責任。

可以說，很久沒有看到這么實實在在、操作者很難扭曲、虛化的權力監督方案了，這不僅是中國大陸迄今為止最詳盡和細致的“陽光法案”，更是最具可操作性的官員財產監督方案。所以謂之最具可操作性，一是源于它降低了執行者的難度和阻力，二是源于為體制外民眾和社會力量的介入提供了抓手和落腳點，最后是對違規者的懲罰有著明確而易操作的安排。這三點中的每一點，都指向了現行官員管理、權力監督、反腐防腐制度的薄弱環節和要害穴位。為什么中國大陸在官員管理、權力監督、反腐防腐等方面的制度和政策汗牛充棟，看起來都很系統、完善，用起來就是不給力、不著調？關鍵就是在上述三個方面有欠缺、存漏洞。由此看來，淮安的做法，的確是著眼于大局的。

當然，客觀地說，淮安的方案并非盡善盡美，還存在諸多局限和不足。如公示對象限定為“擬提拔干部”，本身就代表了對存量不去動的一種妥協；尤其是“暫不對民眾公開”，只在單位和官方內網公示一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