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宏觀專題：中美貿易摩擦現狀、趨勢、影響2018年以來中美貿易摩擦復盤與現狀歷史上看，2018年7月至2019年9月之間，美國對華加征了4輪關稅，涉及約3700億美元美國自中國的進口商品，約占美國自華進口商品的63.4%。其中：1）第一、二輪：分別涉及進口金額340億、160億美元，約占美國自中國進口金額的5.7%、2.7%，附加稅率25%；2）第三輪：涉及進口金額2000億美元，約占美國自華進口金額的35.3%，初始附加稅率10%，后于2019年5月上調至25%；3）第四輪：分為兩個批次，分別涉及進口金額1200億、1800億美元，第一批1200億美元商品2019年9月開始加征關稅，約占美國自華進口金額的19.8%，加征稅率15%；第一階段貿易協議達成之后，稅率降為7.5%；第二批1800億美元加征關稅未實際落地。部分商品關稅仍被暫時豁免，豁免期至2024年6月14日。每一輪關稅加征都附帶豁免條款，美國企業可在關稅發起后若干時間內提交關稅豁免申請，由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USTR）逐筆審核并決定通過或否決，豁免期多則一年，少則數月；豁免到期后，部分產品豁免期可以延長。截至當前，仍有352類普通商品、77類新冠相關商品處于豁免期，豁免期至2024年6月14日，其他商品的關稅豁免均已失效。4大視角看2018年以來美國加征關稅的邏輯、思路整體看，參考加征關稅的細分行業順序、不同行業對華依賴度、歷次關稅豁免、貿易逆差等情況，可以發現：2018年以來美國對華加征關稅的基本邏輯在于“先高科技、后生活消費；先依賴度低的、再依賴度高的；豁免當前需要或者符合自身戰略的、不豁免當前不需要的或者不符合自身戰略的”；此外，當時特朗普在競選時宣稱的貿易逆差問題，并不是加征關稅時的主要考量。最后，即使加征相同規模的關稅，美國不同行業自華進口下降的幅度存在差異，體現了不同行業海外替代性存在差異。第一、分行業看，上一輪關稅加征是從高技術產品（具體口徑采用美國經濟普查局ATP清單，涉及生物技術、生命科學、光電等10個領域）逐步擴散到普通消費品；并且，從最終關稅水平看，高技術產品加征關稅覆蓋比例、實際附加稅率均遠高于普通商品。具體看：1）征稅順序：按照申萬一級行業劃分，第一、二輪加征關稅主要涉及機械設備、電力設備、電子、通信、交運設備、醫療器械等行業；第三輪加征關稅主要涉及中上游原材料和普通消費品，比如化工、建筑材料、鋼鐵、有色、紡織服飾、輕工、食品飲料等；第四輪加征關稅同樣涉及有色金屬、鋼鐵等中上游原材料以及紡織服裝、家電等普通消費品等。2）加征關稅覆蓋比例：按照我們測算，高技術產品加征關稅覆蓋比例約為55.2%，非高技術產品的加征關稅覆蓋比例僅為28.5%左右。3）實際附加稅率：美國自我國進口高技術產品、非高技術產品附加關稅稅率分別為10.6%、5.5%；換言之，加征關稅后，對美高技術產品出口稅率提升顯著高于非高技術普通商品。第二、對華依賴看，美國對華依賴度越高的產品，加征關稅覆蓋比例和實際附加稅率相對更低。如果將“美國某一行業或產品自華進口金額/這一行業或產品總的進口金額”作為美國某一行業或產品對華進口依賴度的衡量，可以發現：1）分區間看，對華進口依賴度越低，加征關稅覆蓋比例和實際附加稅率越高；反之，對華進口依賴度越高，加征關稅覆蓋比例和實際附加稅率越低。其中：對華進口依賴度低于40%的商品，加征關稅覆蓋比例超過70%，實際附加稅率也達到15%左右；而對華進口依賴度超過80%的商品，加征關稅覆蓋比例和實際附加稅率分別僅為20.6%、4.7%。2）分行業看，基本呈現類似的特征，比如：電子、家用電器、輕工制造等行業，美國對華進口依賴度相對偏高，加征關稅覆蓋比例相對偏低、實際附加稅率相對其他行業同樣偏低；但是，美國對華進口依賴度偏低的行業，比如國防軍工、石油化工、食品飲料、汽車、農林牧漁、機械設備、建筑材料等等，加征關稅覆蓋比例和實際附加稅率都偏高。第三、歷次豁免看，海外越難替代、對華依賴度越高的行業，被豁免的概率越大。按照申萬一級行業劃分，醫藥生物、電力設備、汽車、家用電器、電子、機械設備等豁免比例相對較高。具體看：一方面，USTR在決定某商品的關稅是否可以繼續豁免時，一個重要標準是能否從中國以外的地區找到合適供應商。因此，結果上看，某些細分商品雖然是美國加征關稅的重點，但是鑒于短期內難以找到合適的替代廠商，因而被階段性豁免加征關稅，典型的比如計算機零部件、印刷電路、顯微鏡等等；再比如醫藥生物行業，因為新冠期間美國醫療物資短缺，豁免加征關稅的比例高達94.7%。另一方面，從數據看，美國對華進口依賴度越高，被豁免關稅的概率越大；換言之，美國對于被豁免加征關稅商品的依賴程度顯著高于未被豁免的商品。此外，數據上看，貿易逆差并不是上一輪美國加征關稅的主要邏輯。在2016年特朗普競選之初，即打著“美國優先”和“讓美國再次偉大”的旗號，強調中國“不公平的貿易行為”造成了美國貿易逆差、制造業外流以及失業問題。但是，從其實際加征關稅的順序和種類來看，貿易逆差并不是其加征關稅的主要考量。具體看，如果我們以“某一行業或產品美國對中國貿易差額/美國這一行業或產品進出口總額”作為美國對中國相關行業或產品貿易逆差程度的衡量1，可以發現：貿易逆差程度跟加征關稅的順序、加征關稅覆蓋比例、實際附加稅率均無明確相關關系。比如，典型的家用電器、紡織服飾行業，美國對中國幾乎只進口、不出口，存在著較大的貿易逆差，但在前兩輪幾乎未加征關稅，且平均附加稅率均在10%以下；再比如農林牧漁、石油石化行業，美國對中國出口大于進口，表現為貿易順差，但平均附加稅率卻超15%。另外，重點商品中，比如商用飛機（HS分類第88章）是美國出口的優勢產品，其對中國的出口遠大于進口，但在第一輪即被加征關稅，最終實際附加稅率高達25.0%。最后，從影響上看，2018年加征關稅之后，通信、電子、計算機、有色金屬、石油石化等行業，加征關稅之后1年美國自華進口份額降幅基本都超過50%、到2023年份額降幅多數超過80%；其次是農林牧漁、美容護理、輕工制造、家用電器、基礎化工、鋼鐵、汽車等，加征關稅之后1年美國自華進口份額降幅在20%-30%之間、到2023年份額降幅多數在40%-60%；韌性偏強的行業主要包括部分新能源相關產品（List4A中加征關稅的，鎳電池、廢舊電池回收等），摩托車（汽車類別之下，List4A中加征關稅），以及食品飲料部分細分類別。傾向于認為，前面4輪加征關稅之后，美國自華進口份額降幅可以作為海外替代的間接衡量；換言之，如果前4輪加征關稅之后，美國自華進口份額降幅越大，說明越容易找到中國之外（其他國家或者美國本土）的替代廠商。因此，當前或者后續繼續加征關稅，其影響可能也會呈現類似的特征。當前美國對中國加征關稅的現狀按照相關規定，USTR每隔4年需要對301條款的有效性和經濟影響做出審查，從而決定是否需要對關稅做出調整。2024年5月14日，美國白宮和USTR發布對華加征301關稅四年期復審結果，保留原有301條款關稅約束之外，針對14類商品進一步加征關稅，合計約涉及180億美元商品。換言之，當前美國對中國加征的關稅，主要涉及兩個方面：一是5月14日新加征的關稅；二是原有301條款的關稅約束。具體看：第一、5月14日進一步加征關稅的14類商品，主要涉及“新三樣”、工業金屬、醫藥產品等類別。整體看，上述14類商品對美出口占我國出口影響有限，其中：2023年我國上述14種商品全球出口約4474億美元，占2023年整體出口金額的12.3%；其中，對美出口約220億美元2（按中國出口金額口徑計算），占比4.9%；換言之，上述14類商品對美出口約占2023年我國整體出口金額的0.65%。分產品看，多數商品對美出口占比不高，但是部分商品需要重點關注。其中：醫用手套、注射器和針頭、鋰離子電池、電池零件等，對美出口占比均超20%，船岸起重機、天然石墨、永磁體對美出口占比也超10%，加征關稅對相關產品出口可能存在一定沖擊；但是，電動汽車、太陽能電池、半導體、鋼鐵和鋁制品、口罩等產品對美出口占比較低，預計加征關稅影響有限。第二、原有301關稅涉及到的商品金額約占2023年美國自華進口金額的40.9%，平均附加稅率約7.6%，考慮原有基礎關稅，總關稅稅率約為11.4%。具體看，2023年美國自中國進口金額約為4272億美元，其中：實際征收301關稅的商品金額為1747億美元（1066億美元附加稅率為25%，748億美元附加稅率為7.5%），約占美國自華進口金額的40.9%；加征關稅、但被暫時豁免的商品金額為508億美元，占比約11.9%；301關稅未涉及的商品金額2018億美元，占比約47.2%。按照我們測算，2023年美國自華進口商品平均附加稅率（即：原有關稅基礎上的附加關稅）約為7.6%。此外，按照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IIE）測算，在301關稅加征前，美國對中國進口關稅稅率約為3.8%。換言之，如果考慮原有基礎關稅和加征關稅附加稅率，2023年美國自華進口總的關稅稅率約為11.4%。另外，按照我們測算，如果當前暫時豁免的商品，豁免到期之后不再延長，加征關稅覆蓋比例和總關稅稅率將分別提升至52.8%、13.6%。進一步地，按細分行業看，機械、電力設備、輕工、紡織等關稅覆蓋金額最大；煤炭、石油石化、食品飲料、國防軍工等行業關稅覆蓋比例和平均附加稅率較高。具體如下：按照加征關稅覆蓋金額看：考慮豁免情況下，機械設備、電力設備、輕工、紡織等行業的關稅覆蓋金額較高，均在200億美元以上，可能與上述行業中美貿易體量較大有關。按照加征關稅覆蓋比例看：考慮豁免情況下，煤炭、食品飲料、鋼鐵、國防軍工、石油石化等關稅覆蓋比例最高，均超90%；汽車、農林牧漁等加征關稅覆蓋比例也在80%以上；醫藥生物、電子關稅覆蓋比例偏低，均在5%以下。按照實際附加稅率水平看：考慮豁免情況下，煤炭、國防軍工、石油石化等行業實際附加水平偏高，均超20%；其次是食品飲料、汽車、建筑材料、機械設備等，實際附加稅率在15%-20%之間；實際附加水平偏低的行業主要包括：電子、醫藥生物等，均在5%以下；計算機、紡織服飾、輕工制造、家用電器等實際附加稅率也低于總體水平。2018年以來中美貿易摩擦對中國影響如何？本章主要著眼于兩個維度，一是2018年以來中美貿易摩擦對中國出口的影響；二是貿易摩擦發生之后，對于資本市場出口鏈條投資的影響。對于中國出口的影響整體看，中美貿易摩擦導致美國自華進口下降約9.9個百分點，其中：2018-2023年各年分別為2.5、11.2、13.0、12.7、10.2、10.2個百分點。具體測算過程如下：由圖表20可知，2018年加征關稅前，美國自華進口同美國自其他國家進口的走勢趨同；但是，2018年加征關稅后，美國自華進口出現明顯下滑，與美自其他國家進口出現明顯背離，且加征關稅稅率越高，背離程度越大；走勢出現背離的時點與開始加征關稅的時點基本相同。由此，可以通過計算加征關稅一段時間內二者的背離程度，來度量關稅對我國出口的影響。為排除新冠擾動，我們選取2019年全年和2019年9月-12月兩個時間段，來分別度量前三輪及第四輪關稅加征對出口的影響。計算可知，我國對美出口的關稅彈性大致在-1.3~-1.7之間。結合第一至四輪加征關稅稅率，可以計算加征關稅導致2018-2023年美國自華進口降幅約為8.7-11.1個百分點，均值為9.9個百分點。按照2018-2023年中國對美出口占比均值約為17.6%計算，加征關稅對我國出口的拖累約為1.7個百分點。但是，如果考慮“轉口貿易”或者部分產品可能出口至其他國家，經過生產、加工之后再出口至美國，加征關稅對于中國出口的影響，或許要比想象更低。主因有二：一是盡管我國對美出口份額下降，但在全球出口中的份額穩中有升。具體看，2017年2023年，我國在美國進口中所占份額下滑7.7個百分點，但在非美國家進口中所占份額卻提升2.3個百分點，支撐我國全球出口份額提升1.3個百分點。二是加征關稅之后，部分產品可能出口至其他國家，經過生產、加工之后再出口至美國；其中，最典型的當屬東盟和墨西哥。比如，以東盟為例，東盟占美國進口份額大幅增加的同時，我國在東盟進口中的占比也在同步提升；而且，從產品看，東盟從我國進口的多屬中上游的資本品、中間品，比如化工產品、工業金屬等，而其出口美國的更多的是下游消費品，比如皮革、玩具、家具、服裝鞋帽等等，指向中國→東盟→美國的貿易鏈條確實存在。此外，基于OECDTiVA數據庫的增加值測算，2018年美國加征關稅之后，中國出口相關產品，經過其他國家生產、加工之后再出口至美國的比例確有躍升。對于出口鏈條投資的影響對于出口鏈的投資來說，主要影響兩個方面：一是加征關稅對市場情緒的沖擊，可能影響估值；二是加征關稅對于相關企業業績的影響。具體如下：第一、估值角度看，加征關稅對短期市場情緒存在沖擊，中期估值仍然取決于經濟基本面的情況。具體看，2018年美國加征關稅的同時，我國國內經濟同樣面臨較大的下行壓力，尤其是民營企業預期走弱。所以，在內外部因素共同影響下，股票市場估值出現了明顯下跌。為了分離加征關稅和國內經濟下行帶來的影響，我們主要選擇公司公告中出口美國或者北美地區營收占比最高的35家上市公司，按其自由流通市值計算加權市盈率（下圖紅色的線）。邏輯上說，美國加征關稅之后，這些上市公司受到的沖擊相比其他上市公司應該更大，所以這些上市公司估值下降的幅度也應更大。但是，實際上看，在加征關稅之初，這些上市公司估值下跌幅度相比滬深300略大，2023全年估值跌幅甚至小于滬深300的跌幅。說明從估值角度說，加征關稅對短期市場情緒存在沖擊，中期估值仍然取決于經濟基本面的情況。第二、業績角度看，電子、汽車、電力設備、家用電器等受加征關稅影響偏大。測算過程如下：1）將HS4位代碼與申萬一級行業進行匹配；2）用HS出口數據中對美出口占比近似替代申萬各行業出口中對美占比，乘各個行業海外營收占比，可以估算出各申萬一級行業對美營收占總營收的比例；3）分行業對比2023年美國自華進口與美國自其他國家進口同比增速，可以得到各行業對美出口的關稅彈性；4）用實際關稅附加稅率×(-關稅彈性)×對美營收依賴度，可以得到具體行業加征關稅之后的業績彈性。具體看，電子、汽車、電力設備、家用電器等行業業績受加征關稅影響可能較大，國防軍工、石油石化、計算機、鋼鐵、醫藥生物的業績受加征關稅影響可能相對更小。后續展望：繼續加征關稅可能性仍大，關注4個方向加征關稅決策機制并無太多障礙，關注兩大經濟阻力首先，從決策機制上看，美國繼續加征關稅沒有太多的障礙，尤其是在拜登和特朗普競選總統的過程中，可能持續地打“中國牌”。具體看，美國加征關稅的決策流程包括：1）工會組織或者行業協會請愿；2）USTR下轄的“301條款委員會”對請愿進行審查，舉行公開聽證會，并就301條款下可能采取的行動向跨部門貿易政策工作人員委員會（TPSC）提出建議；3）TPSC審查“301條款委員會”的建議，并向USTR提供建議；4）USTR根據TPSC的建議進行最終裁決；5）總統公布最終的行動方案。比如，5月14日這次加征關稅，具體過程包括：3月12日，美國鋼鐵工人聯合會等5大工會組織遞交請愿書，要求拜登政府對中國在海事、物流和造船業的“不合理和歧視性”做法展開貿易調查；4月17日，USTR宣布發起針對中國海事、物流和造船業的301條款調查；5月14日，美國白宮和USTR宣布對中國船岸起重機、鋼鐵、鋁等商品加征25%的關稅。因此，從上述流程可以發現，美國加征關稅并不需要類似于兩黨博弈之類的決策流程；換言之，如果后續繼續加征關稅，美國總統和USTR就能決定，并無太多決策流程的障礙。尤其是在拜登和特朗普競選總統的過程中，可能持續地打“中國牌”。其次，繼續加征關稅主要的阻力可能來自經濟層面。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美國通脹壓力及其國內民眾福利損失。參照2018年加征關稅的經驗，多項學術研究表明（Amitietal.，2019；Cavalloetal.，2019；Ceruttietal.，2019；Waugh，2019；Amitietal.，2020；Fajgelbaumetal.，2020等），美國對華加征關稅之后，短時間內就造成美國自華進口商品價格（含稅）明顯抬升，上行幅度跟加征關稅稅率接近。換言之，上一輪加征關稅之后，中國的出口貿易商幾乎沒有下調出口產品價格，關稅成本基本都由美方承擔、并進一步轉嫁給美國消費者。按照Amitietal.（2019）3在NBER工作論文當中的測算，美國加征10%的進口關稅，會導致美國國內生產者價格上漲1.3個百分點。此外，根據Handleyetal.（2020）4的測算，2018年加征關稅之后，每位美國工人的隱性關稅負擔為900美元，其中制造業工人負擔則高達1600美元/人。當前看，美國通脹水平仍在高位、且有二次通脹風險，如果繼續加征關稅，可能進一步加劇美國通脹壓力、并同時壓制美國經濟增長和就業。二是中國的反制措施。回顧2018年貿易摩擦期間，美國加征關稅之后，中國先后于2018年7月、8月、9月及2019年9月對自美進口的340億美元、160億美元、600億美元、285億美元商品加征關稅，主要涉及農產品、汽車零部件等等，直接導致美國農民收入急劇下滑，特朗普政府被迫在2018、2019年批準了共計280億美元的農業援助計劃。此外，按照當前情況分析，如果美國進一步加征關稅，中國的反制措施還可能包括減持美國國債，進而進一步加劇美國財政支出壓力。如果繼續加征關稅，重點關注的方向行業層面看，參照2018年以來加征關稅的經驗以及當前的現實情況，如果美國繼續加征關稅，需要重點關注以下4個方向：第一、高科技領域仍是重點。參照2018年的情況，遏制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