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城市大氣污染及其治理

大氣污染已成為全球的一個嚴峻社會問題，近期很多城市持續(xù)的霧霾天氣更引起國人對此高度關注。考察我國歷史，明清時期在一些大城市中空氣污染問題已經開頭顯現，但主要屬于生活廢氣產生的污染，到近代又加上工業(yè)生產的廢氣排放和交通工具的尾氣排放，大氣污染日益嚴峻。對這一問題以往國內學術界討論不多，本文擬從燃料需求轉變、工業(yè)布局及城市化與大氣污染的關系切入，對近代以來大氣污染的概況、特點及社會各界對這一問題的關注和防治措施進行簡略探討，以作引玉之磚。

近代燃料需求的轉變與城市大氣污染的消失燃料的使用隨著人類文明進步而不斷變化，如近代學者指出，“故視燃料使用之情形如何，即可斷定其工商業(yè)發(fā)達之程度。”（史維新：《我國燃料問題》，《科學的中國》，第2卷第1期）明清以來隨著煤炭的廣泛使用，在帶來進步和便利的同時也產生一系列生態(tài)環(huán)境問題，尤其是煤炭燃燒產生的硫化物導致大氣污染日益嚴峻。據臺灣學者邱仲麟討論，明代初期北京軍隊和市民主要以木材為燃料。到明代中期，因四周山區(qū)木材被砍伐殆盡，不得不轉而依靠煤炭作為取暖、做飯及手工業(yè)的燃料。到民國時期，我國家庭用電能者僅限于少數特別家庭，大部分地區(qū)尚停滯于柴草與煤炭之間。儲存冬煤成為北京市民每年必做的功課。每個家庭主婦，除了忙制御寒的棉衣外，還要設法存儲煤炭，預備度過無情的嚴冬（樂民：《北平的燃煤人》，載楊寶玉主編《煤炭流通文史資料》，煤炭工業(yè)出版社1993年版，第33頁）。在上海，市民生活同樣一天也離不開煤炭。據時人描述，1945年上海一度消失煤炭來路不暢的狀況，使部分家里沒有煤球的人燒不熟飯（春生：《米與煤》，人人社1945年編印，第2頁）。時人指出“食糧燃料，皆為民生日用必需之品，二者之盈虛調劑，與一地或一城鎮(zhèn)之治安，皆有親密之關系。”（《南京之食糧與燃料》，1932年，第1頁）隨著城市人口增加、居住密集，煤炭等燃料的使用不斷增加，對城市大氣污染的深度和廣度都遠遠超過明清時期。據王偉杰討論，清乾隆時北京有人口62萬，每年燒煤15.5萬噸；1941年每年燃煤64.1萬噸；1949年用煤是103.5萬噸。燃煤產生的煙塵顆粒物和二氧化硫，不僅對人體健康有影響，還飄浮在大氣中，造成環(huán)境污染。生活用煤的影響還在其次，近代以來，對大氣污染影響最大的還是工業(yè)燃料釋放的有害氣體和煙塵。近代工業(yè)化較早的城市對煤炭的需求相當大。如近代上海為全國工商業(yè)中心，工廠機器的發(fā)動，交通工具的推動，均以煤炭是賴，數百萬人口，日常賴以舉火為炊者，亦以煤炭為主。當時上海成為全國最大銷煤區(qū)域，1935年有人統計全國每年用煤約2500萬噸，上海每年銷煤為300萬噸，占總額七分之一強（汪警石：《近年來上海煤炭之概況》，《工商半月刊》，1935年第7卷第11號）。上海作為工業(yè)化最早的城市，19世紀后半期已經消失多次大氣污染的記載：1856年3月，“天雨血，三日晨有黑雨冰雹。”（同治《上海縣志》卷30）嘉定1858年“四月十五日鹵雨。”（光緒《嘉定縣志》卷5）1898年6月21日下咸雨，植物黃萎（民國《嘉定縣續(xù)志》卷3）。1923年5月24日《申報》記載，“浦東大團四周前日早晨突然天降紅雨，登時紅色滿庭。”鹵雨、黑雪等的消失，反映了上海大氣污染的日益嚴峻。當時，上海疫喉連年爆發(fā)，明顯與此有關（轉引自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與社會--一項醫(yī)療社會史的討論》第173頁）。有位作者描述上海的情形：“我不幸住在上海煤煙繚繞的區(qū)域內，兩個鼻孔終日充塞著烏黑的煤灰，家中的門窗大開時，不消片刻功夫，桌上榻上就薄薄地鋪著一層煤灰……我想象我住在這種煤灰豐富的環(huán)境中，我的肺臟早已染成灰黑色，變成所謂炭肺了。”（無塵：《都市的煤煙問題》，《新中華》雜志，第4卷第5期）類似者還有重慶。20世紀二三十年月，重慶絲織、面粉、制革有了相當的進展，近代煤礦、石油工業(yè)也已初創(chuàng)。抗戰(zhàn)后，隨著沿海工業(yè)的內遷，重慶快速成為西南地區(qū)乃至大后方的工業(yè)中心，同時也帶來嚴峻的工業(yè)污染而成為聞名的“霧都”。雖然重慶多霧有地理環(huán)境的緣由，但工業(yè)和生活用煤多，空氣中懸浮小顆粒多，加重了霧霾。時人生動描述了霧霾之中生活的苦悶：“早上，只要我剛一打開窗子，第一個來訪問我的，便是那些游離在太空中的，和充滿在宇宙里的霧霾……”“……生活在霧霾的海里，桎梏在霧霾的籠里，看不到一絲陽光，呼吸不到一口新奇空氣。”（秋田：《霧霾》，《宇宙風》，1942年第140期）近代廣州也不能幸免于煤煙的污染。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