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國直接投資與當地企業發展關系研究綜述國外學術界關于外國直接投資（FDI）與當地企業發展方面的研究已經比較系統，總體來說，基本上沿著FDI對東道國的技術轉移和技術外溢的角度進行理論分析和實證檢驗。2000年以來，討論外國直接投資對東道國企業發展的文獻中，發展中國家的實證分析逐漸多了起來，這是對已經形成的理論模型的進一步驗證，同時也對各國政府吸引FDI的政策提供了豐富的實踐依據。本文準備從以下三個方面對基本理論模型與最新研究成果進行綜述：FDI對其子公司的直接效應（directeffect）；FDI與東道國供應商的后向關聯（backwardlinkages）；FDI與東道國競爭者的橫向關聯（horizontallinkages）；而后兩者都屬于FDI的間接效應（indirecteffect）。一、跨國企業對其子公司的直接效應：理論綜述與實證分析直接效應指的是跨國企業在國外建立子公司時，對其子公司進行部分技術轉移，在不改變所有權或活動的控制權的情況下，FDI會首先引起所在東道國整體技術知識和技能的提高。直接效應所涉及的是一種內部化的技術轉移，是可以為跨國企業母公司所控制的，由跨國企業母公司總體戰略決定的，并且收益可以預期。應該說這種技術擴散方式是在跨國企業中應用得最早和最普遍的。1966年Vernon的“產品周期中的國際投資與國際貿易”一文中提出的產品生命周期假設應該說是直接效應分析的最初理論模型；該假設分析了新產品研發、生產、貿易與投資的過程，其所包含新技術從高技能勞動密集型向低技能勞動密集型的轉化。當產品達到標準化階段時，跨國企業便在成本較低的發展中國家進行投資設廠，生產該產品，當地銷售并出口到發達國家。之所以內部化技術轉移成為跨國企業進行技術擴散的首選和早期形式，主要是由于無法控制的技術外溢會使得私人收益小于社會收益，跨國企業在進行技術轉移時將會更傾向于內部化方式，即通過自己的子公司將技術轉移到母國之外。目前，理論界普遍認為：跨國企業對其子公司的內部化技術轉移會給東道國帶來整體技術水平的提高。大量的實證結果表明跨國企業對其子公司的技術轉移帶來當地企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和增長；也就是說跨國企業帶給東道國的直接效應多數為正的。這些研究多采用發達國家的面板數據（如：Haddad和Harrison，1993；Blomstrom1994等）。近年來發展中國家企業層面的分析也進一步驗證了上述理論分析。Konings（2001）通過對保加利亞、波蘭、羅馬尼亞等轉型國家的研究表明：FDI是向其子公司轉移技術的重要渠道，即FDI的直接效應很顯著。Damijan與Knell（2002）研究了不同私有化方式對國際知識外溢可得性的影響問題。他們的研究發現：愛沙尼亞的企業實行了對外資全面開放的私有化政策，于是從FDI中獲得了顯著的直接技術轉移；而斯洛文尼亞的企業的私有化主要對內資和內部人（員工與經理），于是企業便局限于通過國際貿易流獲得國際知識外溢。這個結論與理論界的一般觀點一致：跨國企業更傾向于向自己擁有絕大部分股權的企業進行直接的技術轉移；而在股權份額較小的時候，則通過其他渠道獲得非直接的技術外溢。Javorcik與Spatareanu（2003）研究了FDI的外溢程度是否會受到投資項目中外資所有權份額的影響，研究結果認為的跨國企業更傾向于將技術轉移給自己的全資子公司而不是擁有部分股權的公司。Damijan等（2003）通過對10個發達轉型國內8000多家企業的計量分析，揭示了FDI下技術轉移不同渠道的重要性，以及技術轉移對當地企業生產率增長的影響。通過糾正外資選擇偏誤和控制投入品需求的內生性，研究結果顯示：平均而言，相對于后向關聯與外溢，FDI直接效應對轉型國當地企業的生產率影響最為顯著。在跨國企業對其子公司的技術轉移所形成的直接效應上看，國外的理論與實證研究的結論基本上是一致的，即直接效應比較顯著，跨國企業子公司的技術成長和發展與其母公司關系密切。二、FDI與東道國供應商的后向關聯：理論綜述與實證分析跨國企業對其子公司的內部化技術轉移是其技術擴散的主要選擇，這主要是出于對技術所有權控制的考慮，但是即使在知識產權保護制度逐步完善的今天，仍然會存在一些雖然因跨國企業進入而帶來卻不能夠由其完全分享的收益：即，跨國企業的存在或多或少會引起東道國企業生產效率的改善和創新能力的提高，正常情況下，這些并非是跨國公司所期望的，從經濟學的角度，可以稱其為“外部性”（externalities）或“外溢效應”（spillovers）。國外對技術外溢形式的討論很豐富，本文主要從產業結構的角度來分類，跨國公司所帶來的技術外溢可以分為兩種（Corg和Ruane，1998；Perez，1998等），一種是不同產業間的技術外溢（inter-industryspillovers），一種是產業內技術外溢（intra-industryspillovers）。前一種主要是由于跨國公司會對與其有垂直分工聯系的企業產生影響，又分為后向關聯和前向關聯（forwardlinkages）。產業間的關聯本質上由各個產業間的供給和需求所決定，并且各個產業因在產業鏈中所處的位置不同而有所差別。后向關聯帶來的外溢效應就是跨國企業子公司與東道國供應商建立聯系，為了達到其期望的產品質量標準與交貨的及時性而對為其提供投入品的本地企業提供技術指導和管理咨詢，從而提高了后者的技術水平；前向關聯所帶來的技術外溢就是跨國企業子公司為當地企業提供中間投入品，其技術指導和高技術產品的應用引起當地客戶技術水平和效率的提高。產業內技術外溢是由于跨國公司的存在改變了東道國市場原有的均衡狀態，增強了東道國市場的競爭，改善了東道國的資源配置效率，從而使得同一部門的本地企業的整體生產力水平得以提高；同時，本地企業在競爭中通過學習和模仿，不斷進行創新也可以使自身的技術和管理水平不斷提高。（一）后向關聯的概念界定與理論模型后向關聯的概念最早在1958年由Hirschman在其經典著作《經濟發展的戰略》中正式提出：“一個產業的建立會引起其投人品市場的擴張，不論其投入品是本國生產還是進口。”他是這樣定義后向關聯效應（backwardlinkageeffect）的：“任何非初級產業的生產活動都會引起對投入品的需求”，即通過需求聯系與其他產業部門發生的聯系。Hirschman認為：后向關聯效應與前向關聯效應（forwardlinkageeffect）的總和構成總體關聯效應（totallinkageeffect），該效應可以看作是已有產業引致的新產業的增長。Hirschman首先提出使用發達國家已有產業的投入-產出數據來代表與欠發達國家預期形成的產業關聯。但是任何跨越國界的外推法都可能存在錯誤。比如：欠發達國家采用的技術可能會使用不同的投入品組合，尤其當要素稟賦比例和貿易政策等參數在各國間存在差別的時候，更可能出現錯誤。以上觀點得到不少理論的支持。Rodriguez-Clare（1996）繼承了Hirschman的產業關聯的概念，并提出一個兩國模型來分析跨國企業對經濟發展的作用。在他的模型中，跨國企業成為發達國家專業化投入品（多種）的采購者和發展中國家廉價勞動力的使用者。Rodrtguez-Clare用“關聯系數”來表示跨國企業對東道國經濟的影響。“關聯系數”指的是因某個企業的需求而引起的上游產業雇用的員工數目與該企業直接雇用的人數之比。如果跨國企業的關聯系數比本地企業高，那么關聯效應為正。正關聯系數說明跨國企業數目的增加將導致大量種類繁多的中間投入品的本地生產，從而使得本國企業的生產力和工資得以提高。但是Rodrtguez-Clare的理論模型也存在一些問題，比如：模型的前提之一是充分就業，這就意味著跨國企業與本地企業間存在直接的競爭關系，而實際上發展中國家并不能達到充分就業的狀態，跨國企業可以通過雇用失業工人的方式增加東道國的就業。Markusen和Venables（1999）構建了一個包含關聯的模型，說明了產業發展中累積因果關系（cumulativecausation）的潛力，即形成上游產業的能力能夠帶動下游產業的形成。跨國企業的進入會從兩個相反的方向影響東道國經濟：一方面，競爭效應使得跨國企業取代本國企業；另一方面，跨國企業通過關聯效應創造有利于本國產業的條件：跨國企業的進入可能會提出對中間投入品的需求，從而引起中間品本國生產的擴張。Markusen和Venables采用下游產業每單位總投人中半成品的比例作為衡量關聯效應的“投入-產出系數”。而跨國企業的系數是否大于本國企業的系數就決定了關聯效應是否為正。兩者的系數由于雙方的技術水平（跨國企業可能比本土企業使用更多的半成品而非初級要素）和采購目的地的（跨國企業可能會從國外進行采購）不同而有所差別。如果跨國企業比本土企業的系數大，那么前者就比「舌者采購更多的本國半成品。從這一點看來，該系數與Rodriguez-Clare的就業衡量法基本相同。Matouschek和Venables（1999）更深入地研究了跨國企業進入對本國市場產生的競爭效應與后向關聯。建立在價格效應基礎上，他們通過構建局部均衡模型，先后分析了下游與上游產業中投資的效應；采用兩個比較近似的指標——“相對當地供給（relativelocalsupply）”和“相對當地采購（relativelocalsourcing）”來衡量本地產出的擠出或者進口。以及對當地所生產的半成品的需求情況。Matouschek和Venables將跨國企業進入的整體效應分為：初始生產效應與反饋效應，來說明整個過程：跨國企業的生產會通過擠出效應改變本國同一部門企業（橫向關聯）與上游企業（后向關聯）的產出水平，即初始生產效應；當上游產業的產品價格變動便會對下游產業的成本產生影響，從而影響其生產活動，也就是說上游企業的進入與退出都會影響中間投入品的可得性與競爭的激烈程度，這就是所謂的反饋效應。Lin和Saggi（2003）的“外國直接投資下的后向關聯”一文中，通過建立寡頭競爭模型來探索FDI對后向關聯的影響；在該模型中有三個企業：跨國企業和其當地競爭者，以及兩者采購中間投入品的當地供應商。在該模型中，跨國企業的進入以兩種沖突的方式影響東道國經濟中后向關聯的程度：一方面，由于跨國企業必須在當地采購中間投入品，那么跨國企業的進入必然會引起當地中間投入品需求的上升；這就是所謂的“需求效應”；另一方面，與跨國企業競爭的當地企業產出減少，因此對中間投入品的引致需求相應下降；此所謂“競爭效應”。結論是“由于跨國企業進入，當地供應商的狀況是否會改善取決于：與當地競爭者相比，跨國企業所采購中間投入品的技術密集程度”。當跨國企業比當地企業擁有更大的技術優勢時，即跨國企業相對于當地企業而言，每單位產出需要更少的中間投入品，那么跨國企業的進入將會對后向關聯程度和當地供應商的利潤產生不利的影響。（二）關于后向關聯的實證分析正如前面所描述的，近年來學術界對后向關聯的關注很多，而且在理論上普遍認為后向關聯對于東道國經濟的帶動作用很大；但是現實中后向關聯的作用到底有多大呢？針對此問題，也有不少學者做了相應的實證研究。Ruane等（2000a，2000b）通過1982-1995年的數據分析了電子企業與愛爾蘭供應商之間后向關聯的發展歷程和決定因素；他們發現：當控制了其他企業和部門的具體因素后，與蘇格蘭電子產業的外資企業相比，愛爾蘭的外資企業后向關聯的效果更好，平均當地采購率達到24％。采用面板數據進行計量估計，外資企業所建立后向關聯的水平比愛爾蘭企業要低，Ruane等的解釋是本土企業相對于外資企業來說更習慣于在本國采購。他們的研究結果還顯示出：隨著時間的推移，外資企業和本國企業都會提升他們對當地供應商的實物關聯水平。當然，不少發展中國家的后向關聯情況也成為經濟學家關注的對象。其中，對中國臺灣省、新加坡等亞洲新興工業國家和地區、中東歐轉型國家以及拉丁美洲的發展中國家的跨國企業與當地產業發展情況的研究比較多。Schive（1990）對中國臺灣省FDI的后向關聯進行了實證研究。其研究表明FDI傾向于流入本地具有較強后向關聯的產業；并且FDI的后向關聯效應逐步加強，起初外商投資企業進口較多并且與當地的經濟聯系很少；經過一段時間之后，這些企業開始增加投入品的當地采購。Schive認為可能是由于外商投資企業學習效應作用的結果，因為這些企業需要時間來決定哪些當地供應商能夠向其提供合格的投人品，并且后來進入的外商投資企業一開始就進口較少證明了這一點。可能后來進入者有時間通過觀察與學習先入者的行為來選擇當地供應商。Glass、Kosteas與Saggi（2000）補充說，還有一種學習效應可以解釋上述現象，即當地供應商的學習效應，本土供應商需要時間學習了解外商投資企業的產品需求，并以有競爭力的價格向外資企業提供產品。于是，后來者便能夠坐享其成，在經過選擇的本國供應商中進行挑選。Alfaro和Rodriguez-Clare（2003）在其“跨國企業與關聯：一項實證調查”中特別批評了將當地采購系數作為企業潛在關聯指數的普遍做法，提出一種可供選擇的理論上導出的指標。然后，他們采用拉美若干國家的企業數據對跨國企業和當地競爭者的潛在關聯進行比較，發現巴西、智利和委內瑞拉的跨國企業潛在關聯比當地企業更高；而墨西哥的跨國企業與當地企業具有相似的潛在關聯。Damijan等（2003）通過對10個發達轉型國內8000多家企業的計量分析，揭示了FDI下技術轉移不同渠道的重要性，以及技術轉移對當地企業生產率增長的影響。除了直接效應，他們還對外資企業與當地企業間的產業內外溢與產業間外溢進行了區分。通過糾正外資選擇偏誤和控制投入品需求的內生性，研究結果顯示：在捷克、波蘭、斯洛文尼亞、保加利亞跨國企業子公司與當地供應商之間存在顯著的正后向外溢效應；在立陶宛、拉脫維亞則表現出負的后向外溢；總之，Damijan等的研究表明：垂直外溢效應大于橫向外溢效應。還有一些學者對中東歐的企業進行了研究，其中，Smamynska（2001）發現立陶宛存在正的后向外溢；這與Damijan等的研究結果相反。Smarzymka，與Spatareanu（2002）的研究則發現羅馬尼亞存在負的垂直外溢效應。Schoors與VanderTool（2001）發現匈牙利的跨國企業與當地企業之間存在正的垂直外溢。Javorcik與Spatareanu（2003）研究了FDI的外溢程度是否會受到投資項目中外資所有權份額的影響，在1998—2000年羅馬尼亞企業面板數據的基礎上，研究結果表明合資企業與具有較高生產率的本國供應商建立了關聯，本國供應商從與跨國企業客戶簽訂的合同中受益；相反，全資外國子公司則對上游產業中的本國企業產生了一定的負效應。這些結果與實際情況比較一致：與合資企業、部分股權收購方式相比，以綠地投資方式進入東道國的外國投資者似乎較少進行當地采購。因為全資外國子公司會使用更新、更復雜的技術，會對當地供應商提出更高的要求。總之，關于后向關聯的理論研究與實證檢驗的國外文獻比較豐富，對后向關聯建立的過程以及決定因素等方面的問題都有所涉及。應該說，理論界對后向關聯的看法是一致的，即：跨國企業的進人能夠對上游的配套企業產生一定的外溢作用。實證分析的結果比較綜合，有的案例表現出較強的關聯效應，而有的則比較弱，甚至還有的分析表明存在負效應。由于統計方法、統計數據方面的問題，目前理論與實證之間似乎還存在一定距離，理論模型的實證分析似乎還存在困難。因此，選擇采用比較合適的計量方法、采集可靠的數據成為實證檢驗后向關聯效應的關鍵。三、FDI與東道國競爭者的橫向關聯：理論綜述與實證分析跨國企業與東道國企業的橫向關聯是一種產業內相互競爭的企業間的聯系。橫向外溢指的是跨國企業子公司對當地同一部門內企業的技術外溢。（一）負的橫向關聯：相關實證分析國外文獻中關于橫向關聯論述相對于后向關聯較少，整體而言，一般很難找到強有力的證據說明同一部門內跨國企業對當地企業存在正的外溢效應；事實上，許多對發展中國家的實證研究都表明：與跨國企業對東道國供應商的正的后向外溢不同，跨國企業對當地同一部門內的企業的橫向外溢為負的；也就是說，跨國企業的進入往往對同一部門內的東道國企業的技術成長不利。Gorg與Gteenaway（2002）采用面板數據所進行的調查表明：僅有兩個發達國家存在正的產業內外溢，樣本中所有的發展中東道國都沒有得到跨國企業的正的橫向外溢。Alfaro和Rodriguez-Clare（2003）在其“跨國企業與關聯：一項實證調查”中首先總結了幾篇采用企業數據和面板計量技術分析FDI外溢效應的論文；這些文獻中一個結論是：很難找到證據支持同一部門中從跨國企業到當地企業存在正的外溢效應，即：正的橫向外溢效應似乎很少或者不存在（Haddad與Harrison，1993；Aitken與Harrison，1999）。Kugler（2001）采用產業面板數據，對1974-1998年10個哥倫比亞制造業部門進行了產業間關聯研究，他發現產業間關聯存在，但是只有一個部門存在橫向外溢。近期，一些關于轉型國家來自FDI的產業內外溢研究表明：很少有正的橫向外溢效應出現。Konings（2001）的研究表明1993—1997年期間保加利亞、波蘭、羅馬尼亞的外國子公司對當地企業橫向外溢不顯著，波蘭的外國子公司對當地企業存在負的橫向外溢。Djankov與Hoekman（2000）也用1992—1996年的數據表明捷克跨國企業對同一部門當地企業存在負的橫向關聯。Kinoshita（2000）的研究證明了1995—1998年捷克存在橫向外溢，但是這些外溢僅存在于研發型企業或者電子設備制造業。（二）正的橫向關聯：相關實證分析與垂直外溢（包括后向外溢）相比，橫向外溢效應較弱，甚至為購的，一個可能的解釋是：出于對產業內其他企業學習、模仿其新技術的防范，跨國企業有激勵最小化對競爭對手的技術泄漏；同時為了保證投人品的品質與交貨時間，又會向其供應商轉移技術提高其生產率。但是，仍然有部分科研結果認為：跨國企業進人對于本國企業技術能力的提升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Caves在其1974年的論文中，以1966年的澳大利亞制造業為案例分析了跨國公司對東道國本地生產率的影響。得出的結論是：當地的勞動生產率與外國跨國公司的進入程度正相關，跨國公司的投資與生產活動越密集，則對東道國的生產率的正面影響就越大。Globerman研究了1972年加拿大的6個制造業部門中跨國企業的生產率外溢情況，得出的結論與Caves基本一致（Globerman，1979）。二者的研究成為跨國企業與當地同一部門內企業的橫向關聯分析的開端。此后Cantwell（1969），Blomstrom和Wolff（1989），Bertschek（1995）等都得出了類似的結論。Damijan等（2003）通過對10個轉型國家8000多家企業的計量分析，揭示了FDI下技術轉移不同渠道的重要性，以及技術轉移對當地企業生產率增長的影響。其中，他們的研究發現，捷克、波蘭、羅馬尼亞和斯洛文尼亞的跨國企業子公司對當地同一部門內企業存在顯著的正的橫向外溢；保加利亞只有同一部門內的外資企業間存在正的橫向外溢。所以，可以說，在Damijan等的樣本中，并沒有出現外資企業對本國企業顯著的擠出效應。Poldahl（2004）研究了本國研發外溢與國際研發外溢存在的情況下，瑞典制造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長與研發支出之間的聯系。實證結果表明：產業內生產率外溢通過新產品、新工藝的模仿或者員工的流動的方式在進行，結果顯示一種趕超過程確實存在，處于非技術尖端的瑞典制造企業吸收來自本部門領先企業的知識外溢。（三）有效橫向外溢的條件：一些實證分析此外，在某些文獻中提出了一些橫向外溢的前提條件，并進行了實證分析。這些分析使得學術界對橫向關聯效應的討論更加完善，也更加符合現實情況。Cantwell（1989）研究了二戰后到20世紀80年代初期（1955—1982年）美國跨國企業在歐洲的投資及技術活動對歐洲企業的影響，得出的結論是，在當地技術基礎較強的領域，歐洲本地的企業能夠很快縮小與美國企業之間的技術差距；但在一些歐洲企業本身比較弱，與美國企業差距比較大的部門，歐洲企業的市場份額則越來越小。Cantwell指出，不同的技術基礎與不同的技術環境可能導致不同的技術后果。Cantwell指出，在雙方技術差距比較小的領域，跨國企業的進入必然會促進東道國企業的技術成長和發展，但在雙方技術差距很大的情況下，跨國企業的大量進入，不僅不能減小二者的技術差距，反而會阻礙東道國的技術的發展。從Cantwell開始，不少學者開始從不同前提人手，討論橫向外溢的具體效果，他們的論述與現實情況更加接近。研究顯示：橫向外溢的效果要取決于東道國當地的技術基礎、人力資源素質、產業結構及生產效率等狀況。技術的外溢是本地公司、外國跨國公司和當地政府政策相互作用的結果（Cantwell，1987，1989；Cantwell和Dunning，1991；Kokko，1992；Wang和Blomstrom，1992）。Kokko、Tansini和Zejan（1994）對1988年烏拉圭制造業中FDI的產業內外溢進行了分析，探討外國子公司與當地企業之間技術差距是否對當地生產率與跨國企業間的關系存在影響。他們發現：只有在跨國企業子公司與當地企業之間的技術差距較小時，才會有正的顯著外溢效應出現。對此，作者的解釋是：企業在吸收技術外溢的能力上存在差別，這些可以解釋以前技術外溢研究當中的一些負效應。正是由于現實中許多國家的實證表明：橫向關聯效應的相對于后向關聯比較弱，在論述FDI對東道國經濟的促進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