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君主專制“走向共和”——近代中國共和政體“激進”變革的邏輯張星久問題：為什么“超穩定”的君主專制政體，會一躍而“走向共和”？解釋“沖擊—反響”模式，孫中山等革命派“過激”思想與行動所致；本人：合法性危機為切入點的綜合分析視角：外部“沖擊”是“第一推動力”，激活了中國文化傳統內部的潛在的政治合法性危機；同時，維新派的康有為和革命派的孫中山等人那么是具體釋放這種合法性危機、實現政表達代化的共謀者。一、“中國危機”的文化意蘊：全能文化神話的破產1、儒家思想的“全能主義”特征。堅信完成了對宇宙和人類社會的終極解釋，找到了自然、人類社會秩序的最正確安排。《中庸》：“君子之道，本諸身，征諸庶民，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既是“內圣”之學，也是“外王”之道，“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篤老實踐儒家“圣學”、“圣教”，就能秩序井然，陰陽燮理、“四夷賓服”。導致一種華夏文化的優越感和華夷等級秩序觀。只能“用夏變夷”而絕不能“變于夷”

2、遭遇“數千年未有之強敵”聞所未聞的“奇技淫巧”、“船堅炮利”：“洋夷”熱兵器和現代機器工業技術！李鴻章《籌議海防折》：洋人“輪船、電報之速，瞬息萬里；軍器機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彈所到，無堅不摧；水陸關隘缺乏限制，又為數千年未有之強敵。”胡林翼看到“洋船鼓輪西上，迅如奔馬，疾如飆風”，驚得“變色不語，勒馬回營，中途嘔血，幾至墜馬”，林那么徐致友人信說：“彼之大炮遠及十里內外……放炮如內地之放排槍，連聲不斷。我一炮后，須輾轉移時，再放一炮……蓋內地將弁兵丁不乏久歷戎行之人，而似此之相距十里八里，彼此不睹面而接仗者，未之前聞。余嘗謂剿匪固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膽壯心亮而已，第一要大炮得用。今此一物置之不講，真令岳韓束手，奈何奈何！”3、想象的“世界秩序”的瓦解〔1〕儒家全能主義思維，一是重道輕器，夸大道德心性、意志情感力量，輕視乃至不成認“器用”等屬于自然科學知識的獨立價值與客觀地位，無視方法、手段、技藝的力量；一是夸大儒家“圣學”、“圣教”的解釋力和實踐意義，視為萬應靈丹。一旦某些方面“失靈”，就將整體被質疑、證偽！〔2〕沖擊導致：打破儒家之“道”的萬能神話，刺激“技術政治”的自覺，凸顯了”器用“問題的政治功能→暴露“儒教世界”虛幻性與崩解，“天朝上國”顏面掃地，“世界”的新發現；“中體西用”，對全能的“內圣外王”否認！以上，正是傳統政治合法性危機發生的大背景。二、“普遍-永恒”帝制的合法性危機1、傳統政治合法性的特點“合法性”〔Legitimacy〕，以“自愿服從”為經驗化標準支撐著中國君主制政體合法性根底的，是一種相信君主制符合“天理”、“人性”的信念，反映了永恒、普遍的“天道”、“人性”要求，由此形成“普遍、永恒的帝制觀”，是傳統中國統治合法性思想體系中的基石性觀念。對君主的要求：“體天行道”：對行王道、施仁政，“立君為民”，既有“內圣”之德、文教燦然，人民生活富足，道德良善，又有“外王”之功、武功卓著，四夷賓服，天下安定等等。——完美無缺的理想政治模式和理想人格設計2、傳統政治合法性的潛在危機第一，“全能政治”是一種無限承諾和“無限責任”，一旦承諾不能兌現，甚至局部“失靈”，就會被整體質疑、證偽；第二，理想設計與制度實踐的落差。“公天下”與“私天下”的沖突；完美主義的夢想與絕大局部君主“非暴即暗，非暗即僻，非僻即懦”〔唐甄《潛書·鮮君》〕。易導致對秦漢以后專制政治的否認和質疑。第三，永恒、全能帝制觀又以中國古代文化的相對封閉為前提。一旦封閉打破，有了對各種制度比較選擇時機，特別當中國傳統文化處于劣勢，容易造成此種觀念動搖和顛覆。三、現代合法性觀念確實立與“走向共和”1、早期洋務派與近代合法性危機。西方的沖擊，使中國人看到“民權”政治的優勢，有了對不同政治模式的優劣比較和創新選擇時機，對君主制政體產生根本疑心和否認。魏源指出“周孔語言文學，西不逾流沙，北不及北海，南不盡南海，廣谷大川，風氣異宜，天不能生一人以教以治之”，成認在儒家“周孔語言文學”之外還存在著另外一種世界、一種可能的秩序；早期改進派認為“權者乃天之所為，非人之所立也”，宣稱“人人有權”的制度“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符合自然法那么，公開否認了幾千年來號稱“天經地義”、象征“天道”的君主制秩序。2、康有為等改進派與近代政體變革〔1〕對中國傳統知識體系、符號系統和價值體系的解構和顛覆：“托古改制”手法，判定儒家經典皆為“偽書”，人稱“欲將中國數千年相承大經大法，一掃刮絕”。〔2〕提出與傳統大相徑庭的新“君主制”：第一，以現代自由、平等、獨立等“人權”原那么作為政治制度的價值支撐，以憲政、議會制度為其核心內容：“人皆天所生也”，故“人人皆直隸于天”，人人都是“天子”和“天民”，第二，中國傳統君主制無非野蠻落后的“暴主酷政”，根本不符合“天賦人權”法那么，當然就不存在“天理”、“人性”依據，根本否認這一制度背后的宇宙論等形而上預設。譚嗣同“沖決網羅”，明言“二千年君臣一倫，尤為黑暗否塞”，第三，即使成認君主立憲制的現實合理性，價值排序中仍比民主共和制要低，視君主制為“野蠻”、共和制為“文明”，君主制只有過渡性價值；3、為什么孫中山等革命派在推翻滿清王朝后選擇了共和制呢？、第一，君主制度祛魅與政治文化的世俗化：經過近代以來從維新派和到革命派對現代政治價值觀的宣傳，已經瓦解了整個帝制賴以存在的神圣性、神秘性，使得政治文化已經轉變為以“民主”、“平等”、“自由”、“人權”觀念為核心的、經過“祛魅”的現代政治文化。瓦解了君主制的“卡里斯瑪魅力”。太炎甚至直呼皇帝之名字乃至“小丑”。梁啟超《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尊嚴者，不可褻也。一度褻焉，而遂將不復能維持”。孫中山說，“易君主政體以共和，此非吾人徒逞一朝之忿也。天賦自由，縈想已夙”，“既知民惟邦本，那么一國以內人人平等，君主何復有存在之余地”第二，對共和制度的選擇也和革命黨人“取法乎上”的思想有關。孫中山反對“中國不能共和”的觀點，認為“是反夫進化之公理也，是不知文明之真價也”，相反，“取法于上，僅得其中”，“且世界立憲，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稱為真立憲。同一流血，何不為直截了當之共和，而為此不完不備之立憲乎？”第三，革命本的“路徑依賴”有很大關系“反滿革命”和“共和民主革命”結為一體：為發動革命，選擇民族主義和“最文明”的民主共和制這些最有煽動性的口號，以便最快捷、最大限度地發動革命力量；革命“主義”不斷傳播和革命聲勢的日益增大，君主制名聲更加敗壞，共和觀念日益深入人心，在革命路徑中不斷強化。加上慈禧為代表的固派愚蠢蠻橫地鎮壓了維新變法運動，于是歷史的選擇和立憲君主制漸行漸遠。總結中國傳統政治合法性是被按照儒家全能主義思維建構起來的，它的一些根本信念如“普遍、永恒的帝制”觀念只能存在于一個相對封閉、沒有外來文化更大挑戰的環境中，它自詡的“全面責任”也很難兌現。而一旦遇到西方文化強烈的沖擊而失去文化隔離層的保護，有了對不同政治模式的優劣比較和創新選擇的時機，一旦“全能”神話在西方打擊面前“失靈”，就必然導致對這些信念的質疑和動搖，從而帶來整個君主制政體的合法性危機。康有為等維新派以現代西方“天賦人權”、“平等”、“自由”原那么為武器，把作為傳統綱常倫理載體的儒家經典判為“偽經”，直斥在幾千年君主制為“野蠻”、“酷政”，不成認其“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