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以來中國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演變、現狀與調整對策一、本文概述本文旨在全面探討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演變過程、當前現狀，以及針對現有問題提出的調整對策。通過深入分析不同階段的收入分配特點、變化動因及其對社會經濟發展的影響，本文旨在揭示中國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深層次問題和挑戰，為政策制定者和研究者提供有價值的參考。文章首先回顧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演變歷程，包括從計劃經濟時期的平均主義分配方式，到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多元化分配格局的形成。接著，文章分析了當前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的現狀，包括城鄉差距、行業差距、地區差距等問題，并探討了這些問題對社會經濟穩定和發展的潛在影響。在此基礎上，文章提出了針對性的調整對策，包括完善稅收制度、加強社會保障體系建設、推動城鄉一體化發展等，以期促進國民收入分配更加合理、公平和可持續。本文的研究不僅有助于深化對中國國民收入分配問題的認識，也為推動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啟示。二、中國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歷史演變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經歷了顯著的歷史演變。這一演變過程可以大致劃分為幾個階段，每個階段都有其獨特的特點和影響因素。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實行的是計劃經濟體制，國民收入分配主要由政府主導，企業和個人的分配空間相對較小。這一階段，國民收入的大部分被用于國家建設和基礎設施投資，而居民收入相對較低，貧富差距較大。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中國逐漸轉向市場經濟體制，國民收入分配格局開始發生顯著變化。企業逐漸成為經濟活動的主體，個人收入的比重也逐漸增加。特別是在上世紀90年代以后，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國民收入分配更加注重效率和公平，居民收入水平得到顯著提高。進入21世紀后，中國國民收入分配格局進一步調整。政府開始重視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加大了對民生領域的投入。同時，隨著企業改革的深化和勞動力市場的逐步完善，勞動報酬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逐漸提升。隨著資本市場的發展和金融體系的改革，居民財產性收入也逐漸增加。盡管中國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得到了不斷改善，但仍存在一些問題。例如，城鄉之間、地區之間以及不同行業之間的收入差距仍然較大社會保障體系尚不完善，部分群體的基本生活保障存在壓力勞動報酬增長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協調性有待提高等。針對這些問題，中國政府正在采取一系列措施進行調整和改革。包括加強社會保障體系建設、推進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促進城鄉區域協調發展等。這些措施的實施將有助于進一步改善中國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實現更加公平和可持續的發展。三、中國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的現狀分析近年來，中國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發生了顯著變化。從總體上看，伴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國民總收入持續增長，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顯著提升。在這一進程中，國民收入分配格局也呈現出一些值得關注的問題和挑戰。勞動報酬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相對較低。盡管近年來我國實施了一系列提高勞動者報酬的政策措施，但相較于資本收益和政府稅收，勞動報酬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仍然偏低。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消費需求的增長，也對社會公平和穩定造成了一定的影響。城鄉收入差距依然明顯。盡管我國城鄉收入差距在近年來有所縮小，但仍然存在較大的差距。這主要是由于農村經濟發展相對滯后，農民收入增長緩慢所致。城鄉收入差距的擴大不僅不利于社會公平，也制約了農村經濟的發展和農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行業之間、地區之間的收入分配差距也較為突出。一些壟斷行業和高利潤行業的員工收入較高，而一些傳統行業和落后地區的員工收入則相對較低。這種行業間、地區間的收入分配差距加劇了社會階層分化，不利于社會的和諧穩定。政府稅收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相對較高。雖然政府稅收在一定程度上用于提供公共服務和調節收入分配，但過高的稅收比重也可能抑制企業和個人的投資和消費意愿，對經濟發展產生負面影響。中國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在總體上呈現出積極的發展態勢，但仍存在一些問題和挑戰。未來，應繼續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勞動報酬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縮小城鄉、行業、地區間的收入分配差距，優化政府稅收結構，以促進社會公平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四、中國國民收入分配格局調整的必要性與緊迫性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演變引起了廣泛關注。當前的收入分配格局存在一些問題，如城鄉差距、地區差距以及不同收入群體之間的差距等，這些問題已經對社會的穩定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構成了挑戰。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實現更加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已經成為當前中國經濟發展中一項必要且緊迫的任務。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是實現社會公平和正義的必然要求。社會公平和正義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基礎，而公平的收入分配是實現社會公平和正義的重要手段。當前，城鄉差距、地區差距以及不同收入群體之間的差距不斷擴大，已經嚴重影響了社會公平和正義的實現。必須通過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增加低收入群體的收入，縮小收入差距，實現社會公平和正義。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是促進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需要。收入分配不僅關系到社會公平和正義，也直接關系到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效益。如果收入分配過于不公，會導致社會消費不足，投資不足，進而影響到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通過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增加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提高社會整體消費水平，促進經濟轉型升級，是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是應對當前國內外經濟形勢的迫切需要。當前，全球經濟形勢復雜多變，中國經濟也面臨著轉型升級的壓力和挑戰。在這種情況下，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增加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提高社會整體消費水平，不僅可以促進內需擴大，推動經濟轉型升級，還可以增強社會的穩定性和抗風險能力，為應對國內外經濟形勢的挑戰提供有力支撐。調整中國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必要性和緊迫性不容忽視。只有通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完善收入分配政策體系，才能實現更加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促進社會的穩定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五、中國國民收入分配格局調整對策與建議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進一步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確保勞動、資本、技術、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同時，強化稅收在調節收入分配中的作用，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擴大稅收征收范圍，減輕中低收入群體稅負。優化社會保障體系：加大社會保障投入，提高社會保障水平，確?；攫B老、醫療、失業等社會保險制度覆蓋全體勞動者。建立健全多層次社會保障體系，為低收入群體提供基本生活保障。推動城鄉一體化發展：加快農村經濟發展，提高農民收入水平。推動城鄉要素平等交換和公共資源均衡配置，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加強教育和技能培訓：加大對教育的投入，提高教育質量和覆蓋率，為勞動者提供更多接受教育和培訓的機會。通過提升勞動者技能水平，增強其就業競爭力和獲得更高收入的能力。鼓勵創新創業：營造良好的創新創業環境，為小微企業和創新型企業提供政策支持和金融服務。通過激發社會創新活力，創造更多就業崗位和收入來源。加強監管和執法力度：加大對非法收入、隱性收入的監管和打擊力度，維護收入分配秩序。同時，加強執法力度，確保各項收入分配政策得到有效執行。調整中國國民收入分配格局需要政府、企業和社會各方共同努力。通過深化制度改革、優化社會保障體系、推動城鄉一體化發展、加強教育和技能培訓、鼓勵創新創業以及加強監管和執法力度等措施的實施，我們可以逐步構建一個更加公平、合理、可持續的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奠定堅實基礎。六、結論與展望本文通過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演變進行深入分析，揭示了這一過程中存在的問題與挑戰，同時也探討了調整對策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從研究結果來看，我國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在改革開放以來發生了顯著變化，其中政府、企業和居民三者之間的分配關系不斷調整，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逐漸增強，同時社會保障體系也在逐步完善。我們也應看到，當前國民收入分配格局仍存在一些不平衡、不合理的現象，如城鄉收入差距較大、勞動者報酬占比偏低等。這些問題不僅影響了社會公平和穩定，也制約了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有必要通過政策調整和市場機制改革，進一步優化國民收入分配格局，促進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展望未來，我們建議在以下幾個方面加強政策調整和改革力度：一是完善稅收制度，提高直接稅比重，降低間接稅比重，減輕中低收入群體的稅收負擔二是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建立健全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收入分配機制，提高勞動者報酬占比三是加大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力度，提高社會保障覆蓋面和保障水平，增強社會保障制度的公平性和可持續性四是推動城鄉一體化發展，促進城鄉居民收入均衡增長，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優化國民收入分配格局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任務，需要政府、企業和居民共同努力。只有通過不斷的政策調整和改革創新，才能實現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更加合理、公平和可持續，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提供有力支撐。參考資料：國民收入分配格局是影響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之一。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可以促進經濟增長，反之則可能阻礙經濟增長。研究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的經濟增長效應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本文將就這一問題進行探討，分析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并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國民收入分配格局主要指國民收入在勞動者、企業和政府等不同經濟主體之間的分配情況。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能夠促進經濟增長，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消費需求的擴大。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可以增加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從而提高他們的消費水平，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增長。人力資本的積累。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可以使得勞動者獲得更多的收入，從而有更多的機會進行人力資本投資，提高勞動生產率，促進經濟增長。投資環境的改善。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可以降低企業的融資成本，提高企業的投資意愿和能力，從而改善投資環境，促進經濟增長。近年來，我國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呈現出勞動者報酬占比下降、政府和企業收入占比上升的趨勢。這導致了消費需求不足、貧富差距擴大等一系列問題，對經濟增長產生了負面影響。具體來說，我國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存在以下問題：勞動者報酬占比偏低。我國勞動者報酬在GDP中的占比一直處于較低水平，這使得消費需求無法得到有效釋放，制約了經濟增長。政府和企業收入占比偏高。政府和企業收入占比過高會導致資源錯配和效率低下，從而影響經濟增長。貧富差距擴大。城鄉、地區和行業之間的收入差距不斷擴大，這不僅影響了社會公平和穩定，也制約了消費需求的擴大和經濟增長的潛力。提高勞動者報酬占比。通過完善工資制度、加強勞動保護等措施，提高勞動者報酬在GDP中的占比，以刺激消費需求，釋放內需潛力。降低政府和企業收入占比。通過稅收政策和財政支出政策的調整，降低政府和企業收入占比，促進資源的合理配置和效率的提高。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國民收入分配格局也發生了顯著變化。本文旨在探討當前我國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的特點、存在的問題以及可能的解決方案。國民收入分配格局是指不同社會群體之間的收入分配關系。合理的國民收入分配格局有助于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目前我國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存在一些問題，如收入差距過大、分配不公等。這些問題不僅影響了人們的生產生活，還可能對經濟社會發展產生不利影響。研究我國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理論價值。關于我國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的研究，已有的文獻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收入差距方面：許多學者對我國居民收入差距進行了深入研究。他們發現，我國居民收入差距總體上趨于縮小，但仍然存在較大的地區差異和城鄉差異。同時，部分學者認為，我國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存在著“勤勞而不富?！钡默F象，需要加強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和社會保障制度改革來縮小收入差距。分配不公方面：有學者指出，我國在初次分配中存在勞動報酬偏低、勞動者權益保護不足等問題；在再分配中則存在稅收調節不到位、社會保障不完善等問題。需要通過完善相關政策和法規來解決這些問題。政策建議方面：針對我國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存在的問題，已有學者提出了相應的政策建議。例如，有的學者提出要進一步推進市場化改革，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有的學者則強調要加強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和社會保障制度改革，以縮小收入差距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本文的數據主要來源于國家統計局發布的統計數據和相關政府部門公布的信息。我們還通過查閱相關文獻和資料，獲取了其他相關信息。在研究方法上，我們采用了描述性統計分析、對比分析等多種方法。通過對數據進行深入挖掘和分析，我們發現了一些問題并提出了相應的解決方案和建議。演變：在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和結構轉型的過程中，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經歷了較大的變化。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逐漸下降，而政府和企業所占的份額則有所上升。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也在逐步降低，而企業利潤和財政收入的份額則在增加。現狀：當前中國的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存在一些問題，如勞動報酬偏低、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較大等。這些問題不僅影響了居民的生活水平，也對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帶來了一定的負面影響。調整對策：為了改善國民收入分配格局，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應該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同時加強對低收入群體的扶持力度。應該促進城鄉一體化發展，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還應該優化稅收制度，發揮其對收入分配的調節作用。中國的國民收入分配格局正在經歷著深刻的變革，需要通過有效的政策手段來加以調整和優化，以實現更加公平和可持續的經濟增長。國民收入分配是指一個國家物質生產部門的勞動者在一定時期內（通常為一年）新創造的價值的總和在社會成員或社會集團之間分配的過程。包括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初次分配指在與物質生產有直接聯系的各階級、階層及其成員之間進行的分配；再分配是指在初次分配的基礎上再次進行的分配。主要是通過國家預算、服務行業和價格體系等來實現的。在本部分中，我們分析了我國現階段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形成的過程。要想深入分析這些原因，就需要對收入分配過程進行細致的研究。分配主體的收入最終格局的形成具有以下動態過程：政府初次分配總收入=政府增加值+本環節政府收到的勞動報酬-本環節政府付出的勞動報酬+政府收到的生產稅凈額+政府收到的財產性收入-政府付出的財產性收入政府再分配環節的可支配總收入=政府初次分配總收入+政府經常性轉移收入-政府經常性轉移支出政府的經常性轉移收入=政府收到的收入稅+政府收到的社會保險繳款；政府經常性轉移支出=社會保險基金支出（政府的社會保險福利支出）+政府的社會補助支出。企業初次分配總收入=企業增加值+本環節企業收到的勞動報酬-本環節企業付出的勞動報酬-企業付出的生產稅凈額+企業收到的財產性收入-企業付出的財產性收入企業再分配環節的可支配總收入=企業初次分配總收入+企業經常性轉移收入-企業經常性轉移支出企業收到的勞動報酬包括工資性收入和社會保險付款兩部分；財產性收入和生產稅與政府中的分析是一樣的。居民初次分配總收入=居民增加值+本環節居民收到的勞動報酬-本環節居民付出的勞動報酬-本環節居民付出的生產稅凈額+本環節居民收到的財產性收入-本環節居民付出的財產性收入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指國民收入在物質生產領域內部進行的分配。國民收入經過初次分配，分為兩個組成部分：一部分是物質生產領域勞動者的個人收入，包括工資、獎金、福利費用和農民或其他勞動者的收入，它屬于生產者及其家屬個人消費所需的必要產品；另一部分是生產單位和社會的純收入，包括上繳國家的稅金和利潤、支付的利息和企業稅后利潤、利潤留成或公積金、公益金等，屬于國民收入扣除必要產品后的剩余。國民收入經過初次分配形成了國家、企業或集體、物質生產部門、勞動者的原始收入，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直接關系到國家、生產單位和勞動者個人三方面的經濟利益，并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積累基金和消費基金的比例。進行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首先要正確規定必要產品和剩余產品之間的比例，影響這一比例的因素主要有：國民收入的生產額、構成和增長速度，勞動生產率提高幅度和物質生產部門勞動者平均收入增長速度之間的對比關系等。其次要正確規定國家和生產單位間對剩余產品的分割比例再次就是要正確制定適當的工資政策、價格政策、財政政策來保證上述兩個比例關系的實現。而我國現階段收入里，居民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過低，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過低。國民收入的再分配國民收入在初次分配基礎上的進一步分配。這種分配是在全社會范圍內進行的。通過再分配所獲得的收入稱為“派生收入”。再分配的主要形式有：①財政支出。通過財政預算，一方面以利潤和稅金的形式集中一部分國民收入；另一方面又把集中起來的國民收入通過財政補貼、支付非生產部門勞動者工資等形式分配到各部門、各地區去，以滿足社會生產，發展科學、文化、教育事業，進行行政管理和加強國防等方面的需要。②信貸。以償還為條件，通過籌集社會閑散資金貸放給使用單位來實現再分配的過程。③價格。國家通過指令性價格、指導性價格和市場調節價等多種價格形式，建立合理的價格體系，實現國民收入的再分配。各種勞務付費、居民之間的饋贈、生產單位直接舉辦的各種福利事業，也可影響國民收入再分配。國民收入的再分配，最后形成生產單位、非生產單位和居民的最終收入。國民收入的最終分配國民收入經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以后，最終分配到積累和消費兩個方面。主要是正確制定積累基金和消費基金的比例，使積累基金和消費基金的需求總額同國民收入供給總額相平衡，使積累和消費的價值形態和實物形態相適應，并安排好積累基金內部和消費基金內部的結構，以保證生產的不斷擴大和群眾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積累基金和消費基金的比例是國民經濟中一個根本的分配比例，它體現全體社會成員的長遠利益和目前利益、整體利益和個人利益的關系，同時，它與國民經濟的其他重要比例（如生產資料生產和消費資料的生產、工業與農業、必要產品與剩余產品等）有著密切的聯系。在中國，安排好國民收入的最終分配、處理好積累與消費的關系，最根本的原則就是堅持一要吃飯，二要建設，先生活，后生產，再建設的方針。在保證群眾生活水平穩定提高的基礎上，確定合理的積累率，做到既保證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又保證生產建設的需要。近年來中國政府占國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由1998年的5%上升到2003年的2%，而居民所占比重則由1998年的1%下降到2003年的8%。2004年、2005年兩年，國家財政收入增速一直保持在20%左右，遠高于同期GDP增速，但全國農民人均純收入和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實際增速則與同期GDP增速大體接近。由此推斷，最近兩年政府占國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仍保持擴大之勢，國民收入分配向政府傾斜的現象并沒有改變。在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國民收入分配在政府、企業、居民三者之間的比例會有此消彼漲的變化，特別是當人均GDP超過1000美元之后，參照國際上通常的發展經驗，國民收入分配在政府方向的比例應該是逐步縮小才對，但在中國則恰恰相反，不是縮小而是呈進一步向政府傾斜的趨勢。對于這種有悖于一般發展規律的現象及其可能對社會經濟發展產生的潛在危害，需要予以高度重視。隨著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化，中國目前形成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上是合理的，總體上有利于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和效率提高。具體表現在:提高了勞動生產率，促進了經濟的發展。隨著分配體制改革的深化，以按勞分配為主、多種分配形式并存的分配體制正逐步形成，居民收入渠道增多，收入水平迅速提高。隨著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斷提高，居民消費支出隨之擴大，消費結構不斷升級，消費需求更加多樣化，對生產的拉動作用越來越大，同時也促使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促進企業自我發展，進而促進經濟增長。改革開放以來，隨著企業改革的不斷深化和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企業生產經營自主權不斷擴大，活力不斷增強，效益不斷提高。隨著企業自有資金積累的增多，企業將更多的自有資金投入到技術改造和擴大再生產中，以獲取更多的利潤，從而形成了一種良性的擴大再生產的機制。企業不斷擴大再生產是保持中國經濟持續快速健康增長的主要動力。顯著增強政府調控能力，保證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在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保持政府所得在國民可支配收入中的適當比重，是克服市場失靈和加強宏觀調控的內在要求。1994年分稅制改革以來，政府收入特別是中央政府收入水平不斷提高。政府收入規模的擴大，大大增強了中央政府通過轉移支付平衡地區財力以及調節不同群體之間收入分配差距的能力，同時也使政府有能力集中資金進行重大項目的開發與建設，如發行特別國債用于基礎設施建設、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西氣東輸、南水北調等。現有的收入分配格局對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起到了相當大的推動作用，但仍存在許多問題，甚至產生了諸多負面影響。主要表現為:企業所得比重偏低，積累不足。經過初次分配，企業可得到國民收入的1/3左右，但經過再分配后，企業的所得向政府和居民轉移，可得到的收入比重降到15%左右。企業所得比重偏低，一方面與企業競爭力不高和自身盈利能力不強有關，另一方面也與企業稅負較高有關。企業自身積累不足，致使企業生產經營過分依賴銀行貸款，不僅加大企業生產成本，而且影響經濟發展后勁。地區間收入分配不平衡，差距不斷擴大。東部地區集中了全國大部分的收入，且其占全國的比重還在不斷上升，而中西部地區收入占全國的比重呈逐步下降的趨勢，東中西之間差距不斷擴大。城鄉間收入分配不均衡，差距不斷拉大。目前占全國40%多一點的城鎮人口獲取了全國近70%的收入，而占全國近60%的農村人口僅獲取全國30%的收入，收入明顯向城鎮傾斜，城鄉差距不斷擴大。收入向高收入群體集中，貧富差距擴大。占人口80%的中低收入群體只獲得全國60%左右的可支配收入，而20%的高收入群體卻獲取了全國40%左右的可支配收入，并且高收入群體收入的比重有不斷提高的趨勢，貧富差距不斷擴大。政府再分配調節力度不夠，社會保障欠賬較多。由于中國還缺乏健全的居民收入監控體系，個人收入不透明，偷漏稅現象普遍，政府無法全面地對居民收入分配進行再調節。由于國家財力不足、財政轉移支付規模小等原因,對低收入階層、農村居民、城市失業人口缺乏有效的保障。目前全國還有少部分農村人口尚未解決溫飽問題，有許多因耕地被征用而失去土地的農民生活沒有保障。城鎮下崗失業人員增多，部分居民家庭生活還比較困難。收入分配中存在的這些問題，對經濟和社會發展正在產生越來越明顯的不利影響：一是農民收入增長緩慢和城鎮低收入群體擴大，嚴重制約了城鄉市場開拓和消費需求擴大，影響國民經濟的良性循環；二是由壟斷和不公平競爭帶來收入差距的擴大，使得人民群眾的生產勞動積極性、創造性受到挫折，不利于效率的提高；三是群眾對分配不公和腐敗現象的不滿情緒增加，影響社會穩定。國務院總理溫家寶2008年3月5日在十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作政府工作報告時說，要增加城鄉居民收入。關鍵要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一是多渠道增加農民收入，確保農民工工資按時足額發放，適當提高扶貧標準。二是提高企業職工工資水平，建立企業職工工資正常增長和支付保障機制。推動企業建立工資集體協商制度，完善工資指導線制度，健全并落實最低工資制度。改革國有企業工資總額管理辦法，加強對壟斷行業企業工資監管。三是從2008年1月1日起，再連續三年進一步提高企業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水平。四是深化公務員工資制度改革，繼續做好規范公務員津貼補貼工作。加快推進事業單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五是落實職工帶薪年休假制度。同時要進一步完善消費政策，拓寬服務消費領域，穩定居民消費預期，擴大即期消費。只有把經濟發展成果合理分配到群眾手中，才能得到廣大群眾的擁護，才能促進社會和諧穩定。國務院總理溫家寶2009年4月29日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并原則通過《關于2009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工作的意見》。據悉，《意見》提出加快出臺關于加強收入分配調節的指導意見及實施細則。據國家發改委人士透露，盡管前兩年體制改革意見中也寫入了該點，但從高層態度和操作上看，09年有望出臺收入分配總體改革方案，即收入分配改革的指導意見。據國家發改委有關人士透露，發改委在2007年、2008年分別舉行了四次內部征求意見討論會，組織有關部委官員和學者，進一步論證和修訂改革總體方案。并于09年3月再次組織了內部討論會。目前，收入分配總體方案基本成型，有望09年出臺。在歷時八年的爭議后，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總體方案有望在2012年10月推出。據悉，國家發改委已經完成了《方案》初稿的起草工作，目前正在深入征求部級以上官員對《方案》的意見。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會公平的重要體現，是推動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的重要保障。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調整取得積極成效。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下降、收入差距擴大等問題依然存在。這既有資源稟賦、市場競爭機制、發展階段性等合理因素，也有體制機制不健全、政策措施不完善、發展不平衡等不合理因素，特別是收入分配中摻雜壟斷、尋租、腐敗等因素，使問題更加復雜，不僅積聚矛盾，影響社會穩定，也影響市場運行效率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我們要深刻認識解決收入分配領域問題的緊迫性，遵循增進公平、兼顧效率的原則，重新審視財稅體制改革過程中存在的傾向性問題，以及城鎮化、工業化、市場化進程的影響，關注行業層面的壟斷現象和企業分配機制不合理的問題，注重教育、就業和社會保障等公共服務的均等化要求，加強政策研究和工作協調，推進機制改革和制度完善，抓緊解決收入分配領域存在的問題。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不斷深化，逐步打破了計劃經濟體制下僵化的收入分配制度，建立起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有效調整各種經濟主體之間的利益關系，促進了經濟社會平穩較快發展。一是城鄉居民收入快速增長，減貧成就舉世矚目。二是法規制度逐步完善，初次分配有章可循。三是政府再分配調節能力不斷增強，市場機制缺陷得到彌補。收入分配領域仍然存在不少矛盾和問題，有些還呈現加劇的趨勢。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下降。改革開放以來，政府、企業、居民三者分配關系的演變大體可分為向居民傾斜（1978～1995年）和向政府、企業傾斜（1996年至今）兩個階段。2000～2007年，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國民可支配總收入的比重從5%下降到5%，下降8個百分點，政府和企業占比則分別提高2個和8個百分點，勞動者報酬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的比重從4%下降到7%（見表1）。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擴大。無論是城鄉之間、城鄉內部，還是行業之間、地區之間，居民收入差距均呈擴大趨勢，低收入群體增收難度較大。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數2000年超過4的國際警戒線之后，呈不斷擴大的趨勢，2008年達到47。城鎮居民基尼系數為34，農村居民為38，分別比2000年提高02和03（見表2）。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民人均純收入之比從2000年的79:1擴大到2008年的31:1，絕對差距已經超過1萬元。就業人員的收入差距也在擴大，2000～2008年，在城鎮職工中，國有單位、集體單位、其他單位職工實際工資分別增長75倍、48倍和18倍；行業門類間的工資差距由2000年的60倍，擴大到2007年的46倍；2008年證券和紡織兩大行業的職工平均工資之比達到創記錄的6倍。低收入群體收入增幅放緩，2000～2008年，城鄉低收入家庭人均收入分別增長90%和64%，明顯低于城鄉居民人均收入151%和111%的增幅。收入分配秩序不規范。特別是腐敗和灰色收入在一定程度上加劇收入分配差距，社會影響惡劣。中國經濟改革研究會王小魯的一項研究表明，加上隱性收入后，2005年城鎮最高與最低收入10%家庭間的人均收入差距從統計顯示的9倍擴大到31倍。主要是企業家、個體經營者、專業技術人員、醫生、教師、文藝工作者以及部分公職人員存在大量隱性收入。這些收入主要來自公共資金的流失、銀行貸款在正常利息之外的額外收費、行政許可中的尋租、土地收益流失、壟斷收益等。我國居民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下降和收入差距擴大，既有合理的因素，包括資源稟賦特征、經濟體制轉軌、發展的階段性等原因；也有不合理的因素，包括對資源享有的初始不平等、行業或部門壟斷、體制機制不健全、政策措施不完善等原因。資源稟賦的制約和要素市場化的要求。資源稟賦對經濟發展模式和收入分配格局有著深刻影響。長期以來，我國勞動力供給始終處于過剩狀態，城鎮就業形勢嚴峻，農村隱性失業問題沒有根本緩解，而資本、資源、技術和管理的供給則處于偏緊狀態。這些矛盾在計劃經濟時期沒有充分暴露，轉入市場經濟之后，生產要素的市場化直接導致收入分配向資本傾斜，向有管理能力的經營者傾斜。市場競爭機制和效率優先原則共同作用的結果。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的過程中，分配制度進行適應性的調整，是為了適應要素市場化的要求，提高經濟運行效率的需要。計劃經濟時期，國有和集體經濟為經營主體，分配方式基本上是平均主義的。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收入分配制度由“單一的按勞分配”調整為“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對收入分配格局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一是三資、民營企業和個體經濟參與日益激烈的市場競爭，各類企業的經營狀況出現明顯分化，個人收入與企業盈利能力的關系更加緊密。二是勞動力市場得以發展，勞動力價值經歷了一個再發現的過程，不同教育水平、不同能力勞動力的價格出現明顯差異，復雜勞動與簡單勞動的價格差異擴大；三是管理的價值得以體現，經營者對企業決策過程和經營成果的影響擴大，知識產權逐步得到認可；四是資本市場取得長足發展，對經營者的激勵機制通過期權、股權等方式得以實現，居民也可以通過投資和財產經營獲得收入?？梢哉f，隨著市場競爭機制的引入，收入分配轉向按要素的貢獻和勞動力的質量進行分配，使得收入差距相應擴大，這是轉軌階段的伴隨現象，也是為提高經濟效率付出的必要成本。工業化進程和經濟發展階段的影響。我國正處于工業化加快發展的階段，依托自然資源和資本優勢的重工業發展明顯快于輕工業，更快于第三產業，而政府和企業在重工業的收入分配中占有天然優勢。一些國家的發展經驗表明，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收入分配與經濟發展之間會呈現一種倒“U”型曲線關系，即在一定時期內，收入差距會伴隨著經濟的增長而擴大，到達一個高點后，才會出現下降趨勢。大國尤其是發展起點低、內部發展不平衡的國家，大都無法回避這個問題。近幾年，我國經濟保持年均兩位數的增長，國家經濟實力和可支配總收入大幅度增加。在政府、企業和居民三大塊的分配關系中，政府收入主要是體現在稅收上，由于稅率相對固定，政府收入增長可以保持與國內生產（增加值）的增長基本同步，并可通過企業所得稅、個人累進所得稅的征收，取得分配格局中的優勢地位。在經濟高增長的同時，企業的盈利狀況相應有很大改善。通過對利潤的支配權，企業在收入分配中也占據了相對有利的位置。居民收入則主要受工資收入剛性的影響，增速低于國家、企業的收入增速，占比相應下降。可以說，國民收入向政府和企業傾斜是經濟高增長時期的必然結果。城鄉、區域、群體的發展不平衡，固化甚至擴大了居民收入差距。當前城鄉二元結構是我國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主要原因。國家發改委社會所一項研究表明，2007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對總收入差距的貢獻率達5%。同時，地區發展不平衡也是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重要原因，東部沿海地區擁有區位優勢和資源、人才、產業集聚效應，經濟發展快，收入水平提高得快，中西部地區發展滯后，收入增長相對較慢。從群體來看，低收入群體尤其是貧困人口的脫貧工作已進入攻堅階段，提高這部分人群的收入水平難度很大；高收入群體則可以依靠財富的累積效應，使收入保持一個較高的增速。2007年我國城鎮居民財產性收入的基尼系數為54，農村居民為51，這個系數遠遠超過城鄉居民總收入的基尼系數，并呈逐年擴大的態勢。財富聚集具有的“馬太效應”推動財產性收入向收入水平較高的少數人集中，進一步加大了居民收入差距。體制機制不合理，不利于收入分配合理化，甚至起著“逆向調節作用”。一是財稅體制不完善。稅收收入以間接稅為主，調節收入分配的功能較弱。財政支出中公共服務項目的支出比重偏低，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調節收入分配的功能。二是社會保障制度不健全。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尚未全面建立，保障水平比較低，特別是農村社會保障發展緩慢。由于配套制度不健全和執行上的偏差，財政轉移支付、社會保障等再分配手段產生逆向調節效應。2008年，城鎮居民人均收入中，轉移性收入32元，占23%；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中，轉移性收入2元，占8%。農村居民獲得的轉移性收入僅相當于城鎮居民的2%。三是公共服務不均等。在城鄉之間、國有單位與非國有單位之間，不同地域、不同身份的人們在教育、醫療衛生、社保、就業等方面執行不同的政策，享受不均等的公共服務，不僅拉大了當前的收入分配差距，還造成了起點不公平、機會不公平的問題，成為今后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起因。四是行業壟斷問題和企業分配機制缺陷依然存在。壟斷行業憑借其壟斷地位，獲取高額利潤，并轉化為經營者和職工的高收入，同質勞動獲得的勞動報酬明顯偏高，導致行業之間的收入差距擴大。在企業內部，一方面，處理勞資雙方關系的機制不健全，勞動者權益保障不到位；另一方面，經營者約束機制不健全，內部人控制問題嚴重，管理者收入偏高。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發展階段，一些地方和部門在工作中存在重速度、輕就業，重效率、輕公平，重經濟、輕社會的傾向，對解決收入分配領域的問題，往往缺乏總體考慮和政策、資金支持。由于解決收入分配問題需要多方面配合，需要綜合性政策和長期的努力，短期內很難收到立竿見影的效果。一些地方和部門對收入分配問題重視不夠，缺乏政策協調和改革的動力，也是造成收入分配問題沒有根本解決的原因之一。一些關鍵領域的改革，雖然有了共識，但由于部門之間缺乏配合，甚至有畏難情緒，很難有效推進。當前收入分配領域存在的問題，已經成為制約經濟發展、引發社會矛盾的重點問題。無論是從提高經濟效率、增強發展后勁著眼，還是從維護社會穩定、實現和諧發展的角度考慮，都需要把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作為重要抓手。我國居民的收入差距已經接近懸殊的程度，正在集聚社會矛盾。從國際經驗看，基尼系數的警戒線為4，超過5，收入分配差距就比較懸殊。李實等認為，根據我國國情，我們承受水平可能要高一些，但收入差距的程度很有可能被低估了，真實的基尼系數可能已經觸及影響社會穩定的警戒線。有兩個問題令人擔憂：一是等到收入分配問題影響社會穩定時再采取措施，恐怕就來不及了；二是如果現在不改變收入分配格局，一旦強勢利益集團形成，到時再想改變都很困難。國家發改委社會所去年底的問卷調查顯示，被調查人員中對收入分配狀況不滿意的已經超過70%。效率與公平的關系已經發生變化，增進公平有利于增強發展的動力與活力。計劃體制下的所謂“公平”是一種平均主義的分配，是一種沒有效率的公平。按照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推進市場化改革是必然選擇，所帶來的收入差距擴大也是一種進步。目前由于壟斷和不公平競爭帶來的收入差距擴大，不僅不是市場化的結果，而且違反市場經濟準則，影響人們發揮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消除這些因素的影響，不僅有利于增進社會公平，也有利于提高經濟效率。擴大內需的關鍵在于解決收入分配領域存在的問題。我國內需不足，經濟增長主要依靠投資和出口拉動，根本原因是居民消費率偏低、儲蓄率偏高。特別是農村和城鎮低收入群體收入增長緩慢，制約城鄉市場的開拓和消費需求的擴大，影響國民經濟良性循環。推動經濟增長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必須提高勞動力素質，解決收入分配領域的起點公平問題。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需要政府政策的引導、企業積極性的發揮和勞動者素質的提高，前兩者是認識問題，是市場因素推動的結果；后者則受多種因素的影響，需要長期的努力。在今年的高考中，全國有84萬高中畢業生放棄了考試的機會。這種現象前所未有，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教育對就業和收入的影響減弱，正在失去改變個人境遇的功能。由于接受教育的成本提高，客觀上造成不同收入水平家庭的潛在勞動者起點不均，加上今后的就業機會不明，預期收入不高，直接影響參與學習型競爭的積極性。其后果是勞動者整體素質提高緩慢，高素質人才受供求影響價格更高，企業的競爭力和發展方向受到制約，不利于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和國家的可持續發展?？傮w上看，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既是一項緊迫的、現實的任務，又是一項長期的、艱巨的任務。我們必須立足當前、著眼長遠，把這項工作提到重要議事日程，提到經濟發展全局和戰略的高度，從推動多方面改革入手，從促進起點公平、機會公平和結果公平多個環節入手，進行系統的部署和安排，推動經濟發展和社會公平進入互相促進、良性互動的軌道。從促進形成合理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的要求出發，對財稅體制進行全面評估，確定新一輪改革重點。提高財政收入占國民收入比重是1994年財稅體制改革的重要目標，經過長期努力，我們取得了顯著成效。目前對這一比重及其變化趨勢是否合理，我們也應在科學評估的基礎上，做出明確判斷，用以指導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當前初次分配有向政府傾斜的趨勢，生產稅凈額增長快于經濟增長；在再分配中，政府從經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