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地區金融發展問題研究長久以來,由于少數民族地區地處偏遠,地廣人稀,經濟發展總量小,經濟發展和金融發展水平低,以致于相當多的學者認為,少數民族地區的發展以維持社會平穩和政治穩定為基本目標,經濟發展不是其主要任務,更遑論金融發展。即便如此,經濟發展也主要是依靠中央政府的轉移支付和其它地方政府的對口支援。不可否認,少數民族地區的政治穩定至關重要,然而事實已經證明沒有自身造血的經濟發展,政治穩定目標很難實現,而其中沒有自身的金融發展,僅僅依賴于中央財政的轉移支付和內地地方政府的對口援助,在根本上也很難達到經濟持續增長的目的。特瑞哈(Terhal,1992)曾寫到“在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出現的失衡最終引發的政治和社會動蕩中,有兩類社會群體勢必在引發的社會沖突中發揮關鍵性作用:一類群體是經濟上已然得到改善但還未滿足,而另一類群體是經濟地位根本沒有改善或改善很微弱。當這兩類群體對社會期望同時受挫而感到強烈不滿時,尤其是,如果這時經濟上失衡的劃界恰好與地理上或民族的差別剛好對應時,就可能導致政治上地震和社會動蕩”。“對內平衡和對外平衡雙重戰略的核心疊加”、“陸上大通道的橋頭堡”、“一帶一路”決策中的前沿地帶,新疆的戰略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然而十余年來,在各項經濟數據屢創新高的新疆,有一個事實不容回避,即:內外協調失衡與V型陷阱的雙重困境。對內,新疆與東部地區的經濟差距相比非但沒有縮小,反而有擴大的趨勢,人均可支配收入從2000年的全國第16位跌至2013年第28位,2014年的倒數第三。對外與中亞國家相比也存在開始處于落后狀態的可能性,本文經過比對發現,伊犁哈薩克自治州和克孜勒蘇柯爾克孜自治州的經濟都低于對應接壤同民族兩國的發展水平。地處南疆、維吾爾族民眾占九成以上的喀什與和田地區,其人均GDP更是遠遠低于中亞五國最窮的塔吉克斯坦。歷史早已證明,相對指標的惡化會使社會公眾忽視忘卻絕對指標的改善,導致社會公眾低估進而否定各種戰略的實施效果,導致新疆本地經濟社會發展的復雜性進一步加劇。不同于中國內陸其它省市,也不同于中國其它少數民族自治區,“新疆問題”的復雜性、長期性和艱巨性使得單從經濟增長的角度探討社會發展,亦或是僅從金融支持角度來探討促進經濟增長都顯得很單薄。但不能因此而否認就欠發達地區現階段發育遲緩的金融體系而言,推動其由質到量的金融發展是能夠推進經濟發展的這一邏輯前提。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雙向正面關系很可能會導致多重均衡,但不同的國家或一個國家在不同的時期一定會呈現出不同的經濟增長情況,這取決于不同經濟增長情況所趨向的某種特殊均衡。這也表明不同金融發展政策可能會帶來完全不同的效果,效果的不同由其經濟環境所決定。一方面,新疆脆弱的生態環境、惡劣的自然條件、內部區域嚴重的分割性以及經濟發展的低起點而導致的產業層次低、工業化程度不理想、市場發育遲緩,使得金融發展的外在支持環境惡劣;另一方面新疆金融發展的金融機構種類少、規模小、壟斷程度高以及競爭力低下,呈現出相當程度的金融抑制。兩者的結合構成了凱恩斯—拉姆齊中的“經濟停滯不前、金融部門消失的貧困陷阱”的低水平均衡。新疆金融市場的發展被納入經濟轉軌與金融深化的進程中,宏觀調控與經濟增長、金融發展以及金融安全、經濟制度和金融制度的變遷均會對金融市場的發展產生顯著影響。目前的新疆僅憑市場機制的資源配置無法走出一個又一個“陷阱”,在欠發達地區發展的初始階段,政府應該作為主導力量,大力發揮政策金融的作用,通過政策性金融機構或政策性金融來促進和扶持產業與地區經濟迅速成長,以彌補市場金融的不足,作為市場選擇的必要補充。隨著欠發達地區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對資本的需求進一步加大,單靠政府的政策性金融扶持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應該逐步過渡為政府引導與市場充分發揮基礎性和主導性作用相結合的金融制度。對于欠發達地區而言,金融發展通過促進資本積累來推動經濟增長,新疆目前的“貧困惡性循環”產生的根本原因是資本匱乏,關鍵障礙是資本形成不足和融資能力低下。究其原因,不理想的金融中介運行效率、不協調的金融結構體系均有待于改善。對于物質條件極度貧瘠的南疆少數民族地區,尤其是地處偏遠荒漠邊緣和高寒邊境、自然環境惡劣、民生困頓的一些自治縣市,其金融發展更多的可以說是金融開發。深化沿邊開放、充分發揮邊境經濟合作區作用、加大財政金融等各項政策扶持力度、改善邊境少數民族地區民生以及加強與周邊地區國際通道建設是新疆目前的現實選擇。加之切實執行中央政府對新疆執行的特殊優惠金融政策,消除障礙,優化其外在支持環境,以化優惠為機遇。沿邊向西開放不僅是國家層面的戰略,更是地處邊界的邊境少數民族自治縣市的發展契機。而目前次區域經濟合作與金融合作都遠遠低于預期,因此必須盡快建立和完善新疆金融向西開放與金融合作機制,有效推進金融開放與合作的深化,否則中國(新疆)就會面臨被邊緣化的風險。金融安全是研究金融發展時無法忽略的問題,金融風險的存在源于金融的本質屬性,貫穿于金融發展過程的始終,永遠無法消除。在對“新疆擔保圈”等金融惡性事件進行反思的基礎上,以目前最為突顯的風險來源—影子銀行體系風險為視角,對新疆的區域金融風險進行了分析。鑒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控制力,目前新疆因宏觀層次因素導致區域金融風險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從中觀層次被債務鏈條上關聯性區域金融風險波及從而引發區域金融風險的可能性也不大。就微觀層面而言,新疆重工業多是央企,輕工業多是中小企業,加之企業融資渠道單一,當銀行信貸運行趨緊、中小銀行儲蓄資金不足時,影子銀行業務勃發、非法集資大案要案頻頻在新疆各地爆發以及房地產企業支付危機造成的沖擊,在擾亂金融秩序的同時,也會導致社會信用危機,所以本文從影子銀行視角出發,對其進行規模、結構和風險傳導機制的分析,未雨綢繆的預防“影子銀行體系”風險擴散為區域系統性風險。本文在檢索文獻時發現,研究新疆金融的文獻雖然不少,但多為零散的對某個問題進行闡述,還沒有以新疆金融發展為研究對象的博士學位論文。故本文試圖基于金融發展的一般理論和區域金融研究的理論成果,借鑒其它國家對欠發達地區金融支持的成功經驗,利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手段,系統的對新疆金融發展中存在的問題進行分析。本文以今天的新疆、這樣的新疆作為研究對象,希望能探索金融發展理論中的經濟成果在典型經濟體中的應用,豐富我國的區域金融研究素材。同時旨在為促進新疆的金融發展、改善和提高金融效率進而促進經濟增長提供有意義的參考,利用東南沿海發達地區金融發展的制度、模式和規范,動員其過剩的金融資源以促進“后發”經濟的發展,使得欠發達的新疆金融發展具有自我完善和人為選擇的現實意義。第一章以金融發展理論和區域金融發展理論為全文奠定理論框架,首先梳理了金融發展的一般理論,對金融史中傳統金融發展理論以及金融創新發展理論的要點進行整理和綜述;其次,對區域經濟增長、資本積累與配置理論以及區域金融發展的理論脈絡進行梳理,對中國目前區域金融研究的現狀進行評述。本章最后從政策先導、法律保障、與產業結構調整有機結合、有效的財政金融政策等多個角度介紹了美國西部大開發和日本北海道開發的成功經驗,并以此為借鑒進行總結,最后得出結論:在欠發達地區發展的初始階段,政府應該作為主導力量,大力發揮政策金融的作用,通過政策性金融機構或政策性金融來促進和扶持產業與地區經濟的迅速成長,以彌補市場金融的不足,作為市場選擇的必要補充。隨著欠發達地區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對資本的需求進一步加大,單靠政府的政策性金融扶持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資本市場的經濟作用得以凸顯,因此,從長遠來看,應該逐步過渡為政府引導與市場充分發揮基礎性和主導性作用相結合的金融制度。第二章是作為全文研究分析的背景環境,以表明金融發展政策在不同的經濟環境下可能會帶來完全不同的發展路徑。一方面通過對新疆金融發展的區位環境和經濟環境的多角度分析,在理解新疆戰略重要性的同時闡釋新疆經濟結構和區域結構的嚴重失衡狀態帶來的第一個困境—內部協調失衡;另一方面通過與周邊接壤同民族中亞國家經濟指標的對比,分析了新疆在新歐亞大陸次區域經濟合作中面臨的第二個困境—v型陷阱。第三章為新疆地區經濟發展的金融支持和運行機理提供實踐邏輯和實證依據。首先運用結構方程模型,選擇國內生產總值(gdp)作為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典型指標,同時甄選了金融支持度的五個指標進行關聯性分析,擬合模型并修正模型,從而分析各種指標對gdp的貢獻率;其次,利用回歸方程的序數化抽象構建資金影響力模型,比對新疆和其它省直轄市的融資能力。資本對發展中國家而言,尤其是對發展中國家的落后地區來說尤其重要,說是決定性的因素也絕不為過。然而資本對于經濟增長的重要性卻因經濟發展階段的不同而有所差別,當處于經濟發展的初期,鑒于經濟體屬于非充分就業狀態,勞動力、土地等生產要素充裕而廉價,依賴這些要素資源的持續投入就可以推動經濟增長。當經濟發展處于工業化階段時,尤其是處于重化工業階段時,此時工業生產的高度取決于資本形成,投資成為經濟增長的一架馬車。新疆目前的“貧困惡性循環”產生的根本原因是資本匱乏,關鍵障礙是資本形成不足和融資能力低下。第四章首先從金融發展規模、深化程度、發展效益和市場化水平等角度出發,對比了新疆同其它省直轄市的差距,對新疆金融發展進行規模分析和質量研判,其中量性指標如金融規模總量、貨幣化程度、金融相關比率fir和金融機構種類都呈現極大的單調增長,這意味著新疆金融的發展更多的表現為量的擴張;其次,從新疆各產業投入產出的角度來看,利用新疆金融產業中間使用率、中間投入率等指標,與全國平均水平進行對比,對金融在新疆經濟發展中的基礎性地位和產業關聯度進行了量化處理,可以得出結論:金融保險業已逐步成為新疆經濟不可或缺的基礎性產業,新疆金融保險業對第三產業的依賴程度高、固定資產折舊低、物質裝備水平有待提升,應該也必須得到優先發展;最后對新疆地區金融中介運行效率性進行實證分析。根據帕加羅的內生增長模型,利用新疆儲蓄率、儲蓄投資轉化率與資本配置效率三個參數,衡量新疆金融中介運行效率,并進一步分析了新疆經濟增長與金融中介運行效率之間的相關性。可以合理得出結論認為:新疆的金融市場作為“銀行主導型”的市場,銀行作為金融中介其運行效率不理想,近年來在規模擴張的同時呈現出先上升后下降倒“u”形的趨勢,驗證前文的觀點,即新疆金融更確切的表現為金融增長。第五章對新疆地區金融結構的協調性進行實證分析。首先利用改革開放以來三十余年的數據分析了新疆的金融資產結構、金融產業結構和融資結構的變遷,以此呈現新疆金融結構的變遷;其次,采用金融規模指標、結構指標和資本轉化率指標三個變量,通過模糊數學中的隸屬度概念對其進行描述,以進行新疆金融歷年發展協調性的測度。新疆金融結構目前的狀態是在政府推動下強制性制度變遷的必然結果,具備外生性、跳躍性和被動適應性的特征。多年來,新疆金融結構的體系協調性并沒有明顯起色,伴隨這規模快速增長的同時出現反復。其中從金融規模狀況、金融結構指標與資本轉化率三者之間的協調性系數來衡量,金融結構和金融規模之間以及金融結構和資本轉化率之間的協調性相對要比金融規模與資本轉化率的協調性要好一些。從兩部門模型的回歸分析結果中可知,新疆金融結構的體系協調性對于本地經濟增長的支撐作用是顯著的,金融發展體系協調性的提高對新疆經濟增長是最有效的支持。第六章首先分析新疆少數民族聚集區的自然環境、人文特點以及獨特的金融意識和金融行為特征;其次,選取東疆、南疆和北疆典型的30個民族自治市縣的金融發展影響因素進行因子分析,從金融規模、金融效率、金融支撐以及金融質量四個方面選取了符合實際并可獲取的十五個指標,進行金融業發展總體實力的評估。就這些民族自治縣市總體而言,金融發展能力不足且存在較大差異,尤其是地處偏遠苦寒、自然環境惡劣、民生困頓的一些沿邊境的縣市排名均墊底;再次采用科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利用信貸資產供給增加量的假設驗證中央賦予新疆的特殊優惠金融政策的實施效果。由于實行低利率的優惠貸款政策,推動金融資源從存款轉化為貸款,有力地支持了新疆地區經濟的增長。中央銀行實行的特殊費用和利差補貼等政策,減輕了新疆轄內商業銀行的財務負擔,使其能夠克服地廣人稀、經濟總量小,尤其是涉農銀行經營成本高的困難。但在特殊優惠金融政策落實執行過程中,存在的問題使得其效果未達到預期。第七章闡述了次區域經濟合作中的新疆金融開放與金融合作問題。新疆與接壤的中亞五國開展的次區域經濟合作是構造緣西邊境經濟合作帶的起步階段,中亞五國的快速崛起為開展新疆金融對外向西開放提供了良好機遇。但目前來看,中亞金融合作中具體的現實好處和實際利益都遠遠低于預期,因此必須盡快建立和完善新疆金融向西開放與金融合作機制。在各種資源優勢互補的前景下,新疆的金融開放和金融合作還存在著諸如金融管理體制、金融監管、區域內各國經濟差異較大、政治目標不明確、區域內政治關系滯后、各國對區域金融合作的遠景規劃不明確等障礙因素。目前,國際各種勢力在中亞競相角逐,我國應借鑒北美自由貿易區的金融合作經驗,積極克服障礙,有效推進金融開放與合作的深化,否則中國(新疆)就會面臨被邊緣化的風險。第八章在對“新疆擔保圈”、“德隆危機”、“新疆證券公司”“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