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的歷史邏輯、理論邏輯和現實邏輯【摘要】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既遵循現代金融發展的客觀規律，更具有適合我國國情的鮮明特色，與西方金融模式有本質區別。本文力圖從歷史邏輯、理論邏輯和現實邏輯三個維度系統把握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的豐富內涵。從歷史維度看，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的邏輯內嵌于中國式現代化的大邏輯。在不同歷史時期，黨的金融工作始終圍繞推進現代化這條主線展開，服務于中國式現代化這個大局。從理論維度看，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是經由“兩個結合”這一根本途徑開拓出來的，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產物，其基本要義體現為“八個堅持”。從現實維度看，立足新時代新征程，我們要以加快建設金融強國為目標，以金融高質量發展為主題，加快構建中國特色現代金融體系，使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越走越寬廣。【關鍵詞】中國特色金融發展歷史邏輯理論邏輯現實邏輯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帶領全國各族人民積極探索新時代金融發展規律，不斷加深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金融本質的認識，不斷推進金融實踐創新、理論創新、制度2創新，積累了寶貴經驗，逐步走出一條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2023年10月召開的中央金融工作會議首次系統闡述了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的基本要義。2024年1月16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推動金融高質量發展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發表重要講話進一步強調，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既遵循現代金融發展的客觀規律，更具有適合我國國情的鮮明特色，與西方金融模式有本質區別。縱觀世界千年金融史，中國早期的金融發展可圈可點；但近代以來的落后使得中國金融發展落入到“以西方為師、向西方合流”的窠臼。新中國成立以后，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金融助力創造了世所矚目的“兩大奇跡”——經濟快速發展奇跡和社會長期穩定奇跡，突破了從分流到合流的演進邏輯，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張曉晶、王慶，2023）。從歷史邏輯、理論邏輯和現實邏輯三個維度準確把握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的豐富內涵，是推進金融高質量發展、加快建設金融強國的必然要求，也是加快建構中國自主的金融學知識體系的核心要義。二、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的歷史邏輯近代以來，歷經磨難的中華民族苦苦探索現代化之路，但在中國共產黨誕生之前，都未能成功。中國共產黨從成立之日起，就肩負起探索中國現代化道路的重任。金融是國民經濟的血脈，是國家核心競爭力的重要組成部分，現代化建設事業需要金融的;有力支撐。由此，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的歷史邏輯內嵌于中國式現代化的大邏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是一項前無古人的開創性事業，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是一條前無古人的開創之路。中國共產黨人在革命和建設的各個歷史時期始終致力于探索符合國情的現代化道路，以及內嵌于現代化道路之中的金融發展道路，從而突破了此前的以西方為師、從分流到合流的演進邏輯。回望來路，中國非但沒有亦步亦趨地走西方國家幾百年來走過的老路，而且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創造性地利用了國家信用，提高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能力，有力推動經濟社會發展，走出了一條富有本國特色的金融發展道路。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協同配合的中國金融體系在快速動員資源、促進儲蓄—投資轉化、支持經濟趕超方面發揮了關鍵性作用，并有效應對各類風險，避免了危機的發生。百余年來的實踐探索表明，立足國情，獨立自主，走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是推進和拓展中國式現代化的必然選擇。從晚清到民國，走的是以西方為師的道路，努力把西方發達國家行之有效的理論、制度和實踐經驗“搬運”到中國來。但這種“西天取經”思路主導之下的各種移植并不成功。在中國共產黨早期探索的基礎之上，自新中國成立以后，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黨和人民立足國情獨立自主進行理論和實踐雙重探索，由此形成的金融發展道路助力創造了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兩大奇跡，取得了為世人驚嘆的巨大成就。4（一）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探索（1921-1949）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是中國共產黨百年奮斗歷程的開端，也是黨帶領人民探索中國現代化道路的起步階段，肩負著為實現現代化創造根本社會條件的重任。為了配合革命斗爭的開展，這一時期黨的金融工作核心特征是“推動形成革命與生產相互促進的發展格局”。具體而言，在這一時期，我們黨在革命斗爭形勢極為復雜嚴峻的情況下充分調動廣大勞動人民的革命和生產積極性，努力推動革命與生產相互促進：經濟實力的不斷增強為軍事斗爭勝利和革命成功奠定了物質基礎，軍事斗爭和政治斗爭的勝利反過來有力地推動了社會生產。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戰爭不但是軍事的和政治的競賽，還是經濟的競賽”。1與經濟工作的步調相一致，這一時期黨的金融工作主要服務于革命斗爭、根據地經濟和工農大眾，通過獨立自主發行貨幣，堅決開展對敵貨幣斗爭，創新貨幣供應機制，優化信貸資源配置等手段，為根據地軍民的生產活動注入了寶貴的資金血液，在舊中國十分薄弱的自然經濟基礎上創造出支撐革命勝利的經濟力量。（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1949-1978）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國際環境錯綜復雜、波譎云詭。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中國實行了政治上孤立、經濟上封鎖、軍事5上包圍的戰略，切斷中國與西方世界的經貿往來。中國共產黨人意識到，必須迅速改變舊中國落后的面貌，這就需要從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中學習借鑒有益經驗，盡快建立起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特別是重工業體系。這一方面有利于捍衛國家主權，維護國家安全，避免受制于人，為現代化建設創造適宜環境，奠定政治前提；另一方面有助于推動國民經濟快速增長，盡快實現對發達國家的經濟趕超，從而為現代化建設奠定物質基礎。從1953年開始實施“一五”計劃，到1964年著手推進三線建設，這一時期的現代化建設始終注重在維護國家安全的前提下推動發展，以發展鞏固國家安全。與之相對應，這一階段金融工作的核心特征是“為安全和發展服務”。這就要求建立一個與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相契合的“大一統”金融體系，形成金融信貸資源的計劃配置方式，從而有力地動員分散在國民手中的資金等生產要素，來支持重工業部門的優先發展。具體而言，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生產、資源分配以及產品消費等經濟活動都按照政府的指令性計劃展開。計劃經濟體制全面形成之后，國家預算、銀行信貸和國營企業財務并存的社會性資金的分配和使用體系也相應形成。在財政和金融的關系上，呈現“大財政、小銀行”的格局，金融體系高度簡化。財政部門是計劃體系中負責配置資金的部門，而金融部門只是計劃體系的一個輔助性部門，配合財政體系在國家計劃的控制下開展資金籌措和配6置，監督和調控資金使用。這套“大一統”的金融體系具備很強的資源動員能力，為建設獨立完整的重工業體系供了有力支撐。（三）改革開放時期（1978-2012）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勝利召開，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做出把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實現了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與之相對應，這一階段我國金融發展的核心特征是“從計劃轉向市場，從封閉走向開放”。我們在堅持獨立自主方針的基礎上打開國門，借鑒各國金融發展的經驗成果，注重更多發揮市場機制在金融資源配置中的作用，同時更好發揮政府在宏觀調控和金融監管中的作用，逐步建立起黨領導下的中央銀行體系和以銀行、證券、保險為主體的金融體系。改革開放時期中國金融發展的重大歷史意義在于，它在一個以“一窮二白、人口眾多”為基本國情的發展中大國里，有效地沖破了長期困擾發展中國家經濟起飛的致命瓶頸——發展資金短缺問題，創造出了有效的動員和分配儲蓄資源的體制機制，為經濟高速增長奇跡的實現提供了充裕的資金保障（李揚等，2018）。這個極具說服力的金融故事彰顯出中國金融發展的巨大成就。一方面，政府主導的金融體系在支持經濟趕超中發揮了關鍵作用。這體現在政府創造性地利用了國家信用推動經濟發展7（Arezkietal.，2017）2；以主導信貸配置方式加速了儲蓄—投資轉化；以政府兜底方式有效應對各類風險，避免了危機發生。另一方面，改革開放有力推動了經濟主體的多元化、要素價格的市場化和資源配置的媒介化進程，大大提升了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效率。第一，長期被壓抑的利率（即資金價格）隨著市場化推進逐步得以糾正，使得廣大經濟主體的儲蓄積極性相應地持續提高。第二，各類金融機構、金融市場、金融產品和金融服務如雨后春筍般地成長發展，推動金融資源的配置活動越來越多地由各類金融機構、金融市場、非金融部門的分散決策共同決定，為微觀主體提供了日益寬廣的“擺布”自己儲蓄的渠道。第三，金融對外開放進程也從20世紀80-90年代起開始破冰。我們充分利用兩種資源兩個市場，借由開放推動改革，金融開放與金融改革相互促進，促進了金融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并通過“物隨錢走”的機制引導實體要素配置效率的提升，支撐了中國經濟的持續高速發（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2012-）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與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歸根到底是發展質量不高。這一問題在金融領域廣泛存在。因此，推進金融供給側2包括斯蒂格利茨在內的多位學者對于中國開發性金融的貢獻給予了高度評價。8結構性改革，提高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質效，推動金融高發展質量，便成為新時代中國金融發展的主攻方向。簡言之，這一階段中國金融發展的核心特征是“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圍繞高質量發展這個首要任務，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積極探索新時代金融發展規律，不斷加深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金融本質的認識，提出了“經濟金融共生共榮”、“把經濟發展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避免脫實向虛”等一系列重要判斷，明確了“健全具有高度適應性、競爭力、普惠性的現代金融體系”戰略目標，指明了防控風險這一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題，圍繞“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一主線部署金融改革發展穩定各項工作，推動新時代金融取得了重大成就：黨對金融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不斷強化，黨領導金融工作的機制和方式進一步優化；中國特色金融宏觀調控體系逐步形成，現代中央銀行制度建設平穩推進；股票發行注冊制改革等一批重大金融改革舉措平穩落地，金融開放的大門越開越大；在新一代數字技術的驅動下，金融科技高速成長，金融產品日益豐富，金融服務普惠性增強，金融服務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能力和效率大幅提升；金融監管得到加強和改進，牢牢守住了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總之，金融有力促進了經濟平穩健康發展，支持打贏了脫貧攻堅戰，為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作出了重要貢獻。展望未來，金融還將為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即推動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提供有力支撐。9三、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的理論邏輯自工業革命以來，歐美國家率先邁上了現代化征程，也最早步入發達經濟體行列。歐美學者基于本國現代化進程的經驗提出了許多理解經濟社會現代化過程的理論框架。或許正是基于實踐和理論兩個層面的自信，歐美主流經濟學家常常抱著“西方文明中心論”的偏見去評判世界上其他類型的經濟制度。在他們眼里，中國的金融體系無疑是落后的。但恰恰就是這么一個被人認為是“落后”的、“低級”的金融體系卻一方面通過服務于儲蓄-投資的轉化、促進了持續四十余年的經濟高速增長，另一方面保持了長期的經濟金融穩定、從未發生過金融危機，藉此助力“兩大奇跡”的實現，有力推動了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上述事實充分表明，中國的金融發展成就卓著，只不過在西方主流經濟金融理論框架中找不到破解中國金融成功之道的密碼而已。美國經濟學家米什金在其風靡全球的著名教科書《貨幣金融學》中不禁發出了這樣的疑問：“中國是金融發展重要性的反例嗎？”（米什金，2022）。隱含于其中的“悖論”是，金融既然對經濟發展是至關重要的，那么中國在金融發展水平落后的情況下實現的經濟高速增長則有悖常理，難以理解。這個令西方學者備感困惑的“悖論”無疑構成中國金融發展的迷思：中國金融發展究竟做對了什么？為何能夠助力推動中國式現代化？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金融工作會議和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推動金融高質量發展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的重要講話系統闡述了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的基本要義，深刻回答了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沒有講過、我們的前人沒有遇到過、西方金融理論始終無法解決的許多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開拓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關于金融理論的新境界，為我們破解中國金融發展的理論迷思，提煉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的理論邏輯指明了方向。探究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的理論邏輯，必須要搞清楚兩個相互關聯的問題：一是道路的形成機制，即業已形成的這條富有中國特色的金融發展道路是如何形成的，根本途徑是什么？二是道路的基本特色，即這條金融發展道路上的“中國特色”是什么，體現在哪些方面？以下兩節將分別對這兩個問題作出探索性回答。途徑中央金融工作會議指出，黨中央把馬克思主義金融理論同當代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努力把握新時代金融發展規律，持續推進我國金融事業實踐創新、理論創新、制度創新，奮力開拓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3這一重大判斷表明，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產物；“兩個結合”是開辟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由之路，筑牢了中國特色金融發展的道路根基。錨定中國式現代化和加快建設金融強國這一目標，中國共產黨人堅持以馬克思主義金融理論為指導，同時又不斷經由“兩個結合”這一根本途徑賦予其鮮明的中國特色和時代內涵，從而形成了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1．馬克思主義是魂脈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是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的“魂脈”，是這條道路的理論支柱。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在科學總結、批判繼承前人成果的基礎上，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進行了深入分析，深刻揭示了資本主義經濟發展與運行的規律和人類經濟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其中包含大量經濟金融關系、貨幣、信用、資本及金融等方面的規律性認識。從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中對資產階級信用關系特征和虛擬資本行為規律的系統研究，到恩格斯對金融資本崛起現象的關注，再到列寧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中對銀行、金融資本和金融寡頭行為的深刻剖析，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基于勞動價值論、剩余價值論等重要學說構建了包括貨幣、信用、銀行、資本等范疇的金融理論，深刻揭示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金融的本質、運行規律和發展特點。馬克思主義金融理論對開拓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的理論指導體現在兩個層面。第一個層面是方法論和基本立場層面。馬克思主義不是一成不變的教條，堅持馬克思主義，最重要的是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貫穿其中的立場、觀點、方法。這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和活的靈魂。在馬克思主義恢宏的理論體系中，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是貫穿其中的世界觀方法論，是馬克思主義全部理論的基石。要創造性地將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運用于金融工作中。一是要善于運用辯證唯物主義觀察事物、分析問題、解決問題，在矛盾雙方對立統一過程中把握事物發展規律，克服極端化、片面化。要學習和掌握物質生產是社會生活基礎的觀點。二是要學習和掌握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的觀點，以史為鑒、知古鑒今，善于運用歷史眼光認識發展規律、把握前進方向、指導現實工作。第二個層面是理論框架和理論邏輯層面。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主要以資本主義生產為研究對象，其揭示的資本主義生產的原理以及金融寡頭行為規律未必適用于社會主義制度下的中國。但同時也要注意，其關于市場經濟特征和貨幣流通運行規律的分析對于分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中國經濟金融現象，則具有重要指導意義。例如，馬克思正確地指出，現實經濟生活中，存在金屬貨幣、信用貨幣和紙幣三類貨幣。一般而言，金屬貨幣更多發揮價值貯藏作用；信用貨幣發揮支付手段職能；紙幣則僅僅是流通手段。在經濟周期的不同階段，這三種貨幣是相互轉換的。而在經濟危機時期，所有的貨幣都要求回到其耀眼的存在上去，即回到黃金。上述規律，如今依然適用。需要注意，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一個開放的體系。馬克思在構建理論體系的過程中注重借鑒人類文明的一切優秀成果，并對其進行批判性吸收和創造性轉化，為后人的研究探索提供了范例。中國共產黨人奮力開拓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的探索歷程，也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高度關注世界范圍內金融理論、思潮、實踐和制度的發展變化，注重借鑒世界各國金融理論與實踐發展過程中的正反兩方面經驗。一方面積極借鑒西方國家在以金融革命推動工業革命過程中的有效做法和西方貨幣金融理論的有益成分，另一方面不斷總結西方國家金融資本無序擴張帶來的金融危機頻發和貧富差距擴大等方面的深刻教訓，避免再走他們走過的彎路。這充分展現了中國人面對外來學說和經驗的開放包容心態和科學嚴謹態度。2．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根脈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蘊含著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是我們黨在各個歷史時期始終堅持的方法論。在此基礎上，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第二個結合”，即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其重大意義在于，中華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綿延不斷且以國家形態發展至今的偉大文明，只有立足波瀾壯闊的中華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國道路的歷史必然、文化內涵與獨特中華民族有著深厚文化傳統，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體系和文化傳統，體現了中國人幾千年來積累的知識智慧和理性思辨，時至今日仍然影響著當代中國人的行為方式。在浩然豐富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包含著生動的貨幣金融實踐和深刻的貨幣金融思想。這是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的根脈所在，為這條道路提供綿延不絕的豐厚滋養。從貨幣金融實踐層面看，馬克斯.韋伯在其名著《儒教與道教——世界宗教的經濟倫理》中指出，中國的貨幣體系有著鮮明的特點，“中國的貨幣制度在貌似現代的成分中保存著十分古樸的4彭信威在《中國貨幣史》中進一步闡明，世界上真正獨立發展出來而長期保持其獨立性的貨幣文化是極其少見的，但中國貨幣的發展，脈絡很清晰，基本沒有受外國文化的影響，在貨幣的職能、鑄造方式、鑄造技術、重量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特點。5當代美國貨幣史學家萬志英的研究（萬志英，2016）也進一步證實了古代中國貨幣體系存在與地中海和西亞等區域截然不同的特從貨幣金融思想層面看，早在唐宋之前，中國古代思想家就對貨幣金融現象提出了許多富有創見的思考，有些見解還是世界貨幣史上的重要貢獻。例如，《管子》的“輕重論”，明確提出了世界上最古老最樸素的貨幣數量論，西漢賈誼的《諫除盜鑄錢令》或許是世界貨幣理論史上有關國家統一貨幣發行權的最早討論，等等。凱恩斯在1912年為陳煥章《孔門理財學》所作的書評中4馬克斯.就曾經感嘆道：“中國學者很早就懂得格雷欣法則（即劣幣驅逐良幣）和貨幣數量理論”。63．關鍵在于魂脈和根脈的有機結合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我們的社會主義為什么不一樣？為什么能夠生機勃勃、充滿活力？關鍵就在于中國特色。中國特色的關鍵就在于“兩個結合”。7這表明，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當中蘊含的中國特色，并不是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的移植，也不是中國傳統貨幣金融思想觀點與實踐經驗的再現，而是馬克思主義魂脈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根脈結合的產物。這種結合不是拉郎配式的拼湊，不是簡單的“物理反應”，而是深刻的“化學反應”。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有機組成部分，而社會主義是從馬克思主義那里來的。同時，中國文化中許多樸素的社會主義元素，如民為邦本、富民厚生、義利兼顧等等，為我們接受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科學指導提供了現實土壤。正因為這些元素與馬克思主義有相互契合之處，正因為有馬克思主義基本立場觀點和方法的引領，才使得中華文明的上述寶貴基因在新的時代條件下被激活、繼承和發揚，實現了從民為邦本到人民至上、從厚生富民到共同富裕、從義利兼顧到以義取利等一系列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逐步構筑起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的道路根基和獨特優勢。6J.M.Keynes,bookReview:TheEconomicPrinciplesofConfuciusandhisSchool.TheEconomicJournal,Dec.,1912,Vol.22,No.88(Dec.,1912),pp.584-5與此同時，當代中國發展的巨大潛力和中華文明的深厚底蘊也為推動馬克思主義金融理論的中國化時代化提供了廣闊天地。我們黨在探索道路的過程中始終注重把握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緊緊圍繞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這一中心任務，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科學研判金融改革發展穩定面臨的機遇與挑戰，創造性開展金融工作，在實踐創新基礎上推動馬克思主義金融理論不斷實現中國化時代化的新飛躍，顯示出日益鮮明的中國風格與中國氣派。習近平總書記以“八個堅持”對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的基本要義作出精辟概括，即堅持黨中央對金融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取向，堅持把金融服務實體經濟作為根本宗旨，堅持把防控風險作為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題，堅持在市場化法治化軌道上推進金融創新發展，堅持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堅持統籌金融開放和安全，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八個堅持”是中國共產黨人奮力開拓中國特色金融發展道路的規律性認識和學理化總結。仔細體會“八個堅持”，每一條都是“兩個結合”的結晶，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際以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互激蕩的產物。“八個堅持”明確了新時代新征程金融工作怎么看、怎么干，是體現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基本立場、觀點、方法的有機整體。81．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的根本遵循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堅持黨對金融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是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的根本遵循。歷史雄辯地證明，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之所以能夠扭轉近代以后的歷史命運，成功地以中國式現代化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最根本的是有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進入新時代，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是最大的政治。作為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支撐力量，金融是當之無愧的“國之大者”，具有鮮明的政治性。堅持金融工作的政治性，意味著必須始終堅持黨中央對金融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不斷把政治優勢、制度優勢轉化為金融治理效能，推動我國金融高質量發展，使金融更好服務于中國式現代化，確保我國金融事業始終沿著正確方向前進。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取向，體現了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的基本立場，是馬克思主義人本觀同“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治國有常，而利民為本”等中華傳統民本思想相結合的產物。從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實現人民當家作主，到改革開放時期解決人民溫飽問題，從新時代全面實現小康到第二個百年征程邁向共同富裕，金融發展始終是增強人民群眾獲得感幸福感的關鍵要素和有力支撐。始終把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一切金融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更加注重金融發展的普惠性，讓廣大人民群眾共享金融發展成果。這是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與西方金融發展道路的顯著區別，是金融工作人民性的充分體現。2．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的核心任務堅持把金融服務實體經濟作為根本宗旨，堅持把防控風險作為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題，指明了走好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的兩個核心任務：提高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質效，牢牢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底線，兩者是辯證統一的。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質效提高，經濟發展就能夠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從而為防范化解風險提供堅實的物質基礎。反過來，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風險，可以為實體經濟發展創造穩定、安全、可預期的貨幣金融環境，有助于提高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質效。堅持把金融服務實體經濟作為根本宗旨是對馬克思主義金融理論的繼承和發展。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中發現，“虛擬資本有它的獨特的運動”。金融一旦脫離為實體經濟服務的根本宗旨，就會患上“企圖不用生產過程作媒介而賺到錢”的“狂想病”，進而引發金融風險，導致經濟停滯和社會震蕩。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反復出現經濟金融危機，與其金融業的脫實向虛不無關系。而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也早已有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精辟論斷。例如司馬遷在《史記》中的名言“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幣興焉”就表明，貨幣金融的發展植根于實體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的交易需要，服務實體經濟是貨幣金融體系的本源。馬克思主義金融理論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形成了“經濟金融共生共榮”重要論斷，以及經濟和金融一盤棋思想，即經濟是肌體，金融是血脈，兩者共生共榮；金融活，經濟活；金融穩，經濟穩；經濟興，金融興；經濟強，金融強。“肌體”與“血脈”的生動比喻表明，在經濟與金融的循環流轉中，實體經濟發展是根本，金融服務是支撐，金融工作必須服務于經濟社會發展大局。一方面要以金融業高質量發展促進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另一方面要在支持實體經濟做實做強做優中實現金融自身高質量發展。堅持把防控風險作為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題是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居安思危、未雨綢繆、防患于未然等憂患意識的繼承和發展。中國共產黨的發展壯大歷程，就是從容應對風險挑戰、由小變大、由弱變強的歷程。在這一進程中，我們始終高度重視金融風險防范化解工作。在金融工作中堅持把防控風險作為永恒主題，與強調金融服務實體經濟是辯證統一的。服務實體經濟不但是金融的天職和宗旨，也是防范金融風險的根本舉措。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表明，在經濟循環中，由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四大環節構成的實體經濟供求循環發揮著基礎性作用。這一循環暢通，就不會出大問題。中國經歷了四十余年的快速發展，但并沒有發生危機，這是世所罕見的奇跡。其原因并不在于中國發展進程中沒有產生風險隱患，而在于中國政府一直居安思危，一手促發展，一手防風險，將不發生系統性風險作為發展的底線，推動經濟高速增長做大蛋糕、積累資產，為化解金融風險隱患提供充足的彈藥。3、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的重大原則很長一個時期內，中國是一個人口多、底子薄的落后農業國。我國經濟的現代化進程需要在確保宏觀穩定的前提下實現經濟發展和體制轉型兩大戰略任務，處理好改革發展穩定三者關系至關重要。發展是根本目的，只有依靠發展才能從根本上化解社會主要矛盾，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改革是強大動力，只有不斷改革與生產力發展不相適應的生產關系，才能沖破思想觀念束縛，突破利益固化藩籬，破除各方面體制機制弊端，匯集全體人民的智慧和力量來推動發展；穩定是基本前提，只有在經濟社會平穩運行的前提下謀發展、促改革，才能最大限度凝聚共識、穩定預期、增強信心，把改革發展各項工作切實推進。中國基于轉型和發展兩大戰略任務，堅持金融改革發展穩定的“三維統一”，相有著十分鮮明的中國特色。中國的金融發展必須統籌考慮改革發展穩定，協同推進體制轉型、經濟發展和宏觀穩定。“八個堅持”當中的后面四條，系統總結了新時代金融工作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三者關系的基本經驗，是我們必須長期堅持的重大原則。堅持在市場化法治化軌道上推進金融創新發展，就是要通過推進改革為金融發展提供制度保障，既發揮市場在金融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又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一方面，市場化意味著要充分調動各類市場主體推動金融創新發展的主動性創造性，為實體經濟提供更加優質的金融服務。另一方面，市場經濟本質上是法治經濟，金融主要依賴于信用的特點更需要有契約精神和法治保障。加強金融法治建設，以法治思維提高金融監管效力，為金融業的創新發展保駕護航。堅持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要用改革的辦法著力破解金融發展不平衡不充分，不能充分滿足實體經濟和人民群眾需要這一難題。這就要求金融業按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總體要求，以解決融資貴融資難問題為抓手推動市場體系、機構體系、產品與服務體系的結構調整，從而起到連接供求的橋梁和組織資源的作用，推動實體經濟均衡發展。堅持統籌金融開放和安全，就是要將安全作為開放的前提條件，將開放作為安全的必要條件，使得二者相互促進，形成共促高質量發展合力。在新時代的金融工作中，我們推動漸進開放，堅持底線思維，守住了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相對于產業、貿易的開放，中國金融業的開放是漸進而審慎的，必要的資本管制是維護金融穩定和安全的“防火墻”。底線思維強化了風險意識。這包括加強和完善監管，提升金融韌性，以及維持較高的外匯儲備以防不時之需。定新方位，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關系。穩是大局和基礎，為進創造前提條件；穩的重點是穩定經濟金融運行，防范化解金融風險。進是方向和動力，為穩提供堅實的物質技術基礎；進的重點是深化金融改革開放，推動金融結構調整。四、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的現實邏輯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必須把推進中國式現代化作為最大的政治，把堅持高質量發展作為新時代的硬道理，在黨的統一領導下，團結最廣大人民，聚焦經濟建設這一中心工作和高質量發展這一首要任務，把中國式現代化宏偉藍圖一步步變成美好現實。在新征程上，必須準確把握新的機遇，直面新的挑戰，緊緊抓住金融高質量發展這個主題，加快建設中國特色現代金融體系，朝著金融強國目標砥礪前行，使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越走越寬廣。（一）新時代新征程對中國金融發展提出新要求當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發生轉化，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我國發展進入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并存、不確定難預料因素增多的時期，各種“黑天鵝”、“灰犀牛”事件隨時可能發生。我們必須深刻把握現實環境變化提出的新要求，繼續堅定不移走好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以金融高質量發展助力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確保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不被遲滯甚至中斷。第一，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必須做好五篇大文章。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一個階段，新發展階段我國發展的主要任務是破解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說到底，不平衡不充分本質上就是發展質量不高。這主要體現為：1）科技創新能力不強，產業發展還有許多卡點瓶頸，科技-產業-金融良性循環尚未形成；2）生態環境保護任務依然艱巨，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還需要金融體系有力支持；3）實現共同富裕道路上還面臨城鄉區域發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較大等困難，還需加大對三農、小微等群體的金融支持；4）人口老齡化加速演進，養老金缺口以及老年人口金融服務需求增加，給金融發展提出了新要求；5）經濟金融體系數字化轉型加速推進，數字金融領域國際競爭加劇，對數字金融發展提出新課題。面對上述問題，要著力做好科技金融、綠色金融、普惠金融、養老金融、數字金融五篇大文章，優化資金供給結構，把更多金融資源用于促進科技創新、先進制造、綠色發展和中小微企業，切實加強對重大戰略、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的優質金融服務，從而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發展。第二，穩住經濟大盤，必須完善金融宏觀調控。當前，我國發展面臨的有利條件強于不利因素，經濟回升向好、長期向好的基本趨勢沒有改變。同時，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業產能過剩、社會預期偏弱，再加上人口達峰提前、人口老齡化加快、中美潛在技術脫鉤等因素，未來中國要保持較高的經濟增速也面臨挑戰。新形勢下，必須加快健全宏觀經濟治理，完善金融宏觀調控，更加注重做好跨周期和逆周期調節，充實貨幣政策工具箱，加強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協調配合，從而更好應對各種沖擊因素，穩定宏觀經濟大盤。第三，統籌發展和安全，必須加強金融監管。從國內看，經濟增長速度下行使得過去高增長掩蓋下的體制性、結構性問題“水落石出”，金融、財政、產業等多個領域的風險交織、疊加、轉化，宏觀杠桿率高企、房地產風險、地方政府隱性債務、影子銀行等風險不容忽視。從國際看，國際政治經濟格局深刻變化，我國在金融基礎設施安全、貨幣安全、數據安全、外匯儲備及海外資產安全等方面存在不少潛在風險。面對風險挑戰，必須全面加強金融監管，著重強化重大風險領域和重大安全威脅的應對與處置，著重解決金融基礎設施薄弱、市場配置效率不高、風險應對不當，金融開放潛在風險等問題，確保金融穩定和金融安全。（二）加快建設中國特色現代金融體系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必須加快構建中國特色現代金融體系，建立健全科學穩健的金融調控體系、結構合理的金融市場體系、分工協作的金融機構體系、完備有效的金融監管體系、多樣化專業性的金融產品和服務體系、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金融基礎設施體系9。這六大體系是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的六大支柱（或要素）。從一國金融體系的構成來看，這六大支柱之間存在有機關聯。金融市場體系、金融機構體系、金融產品和服務體系是“中樞”，是它們構成了金融運行的主體部分；金融調控體系與金融監管體系是“治理”，是影響金融運行的上層建筑；而金融基礎設施是根基，是金融運行與治理的基石。僅就一般意義上的現代金融體系而言，這六大支柱很全面了。但如果談到現代金融體系的中國特色，則還需要增加一個新的要素——價值取向。（見圖1）。事實上，正是價值取向決定了金融體系進而金融發展道路的中國特色；而由價值取向所決定的金融治理模式方能確保我國金融發展始終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正確方向。金融金融產品金融金融產品金融金融1．以人民為中心的金融發展觀中國式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中國式現代化這五大特征中，除第一點外，其它四點都可以看作是現代化的目標。而所有這些目標，無論是共同富裕、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協調、人與自然的和諧，以及和平發展，歸根到底，都是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目標。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的邏輯內嵌于中國式現代化的大邏輯，這就意味著中國特色現代金融體系要回應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應堅持以人民為中心而不是以資本為中心，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以人民為中心是中國特色現代金融體系的根本價值取向，也是中國金融體系區別于其他國家金融體系的鮮明特色。以人民為中心的金融發展觀是黨的宗旨決定的，核心是要牢固樹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理念，把增進民生福祉、維護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作為金融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首先，金融工作要能夠“做大蛋糕”，促進財富積累。中國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仍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發展始終是解決我國一切問題的基礎和關鍵。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這一宏偉戰略目標，經濟發展是根本。因此，發揮金融業的資源動員與風險配置功能，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促進經濟較快增長，使得廣大人民群眾能夠從經濟增長中獲得財富、積累財富。其次，金融工作還要能夠“分好蛋糕”，促進共同富裕。一是要以金融手段引導資源更多地流向經濟欠發達地區，消除區域發展、城鄉發展中存在的不平衡問題，減少區域差距、城鄉差距。二是大力發展普惠金融，使金融服務觸達更多的低收入人群和小三是促進資本規范發展。這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金融發展觀的必然要求。要深入推進實施公平競爭政策，使各類資本機會平等、公平進入、有序競爭；正確處理資本和利益分配問題，注重經濟發展的普惠性和初次分配的公平性，既注重保障資本參與社會分配獲得增殖和發展，更注重維護按勞分配的主體地位；依法加強對資本的有效監管，全面提升資本治理效能，促進資本規范發展。2．秩序與活力并重的現代金融治理推進金融治理現代化是建設中國特色現代金融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以人民為中心的金融發展觀決定了金融治理模式。現代金融治理既要保持金融活力，提高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質效，又要規范金融秩序，防止金融野蠻生長。金融治理涉及金融宏觀調控、金融監管以及黨的集中統一領導等內容。第一，建立健全科學穩健的金融調控體系。金融宏觀調控是協同推進改革發展穩定的重要抓手。一是始終保持貨幣政策的穩健性。保持貨幣政策的穩健性對于宏觀調控目標的實現至關重要。要盡可能將實際利率與潛在經濟增速和保持物價穩定的要求相匹配，同時，使社會融資規模、貨幣供應量同經濟增長和價格水平預期目標相匹配。二是要關注人口、技術和制度等中長期因素對經濟運行的影響，更加注重做好跨周期和逆周期調節。未來一段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環境發生了巨大變化。張曉晶和汪勇（2023）的研究表明，考慮人口老齡化加速、新冠疫情沖擊與中美技術脫鉤“三大新因素”的影響后，“十四五”時期我國潛在增長率相較基準情景年均下降1個百分點，而加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能夠有效對沖“三大新因素”的不利影響。金融宏觀調控措施要在考慮內外部因素變化基礎上，兼顧穩定性增強與增長潛力提升，防止經濟大起大落。三是要加強貨幣供應總量和結構雙重調節。在發揮好貨幣政策總量調控功能的基礎上，要注重打造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充實貨幣政策工具箱，發揮其優化資金供給結構的作用。四是要健全由市場供求決定利率的機制。利率是金融市場中最重要的價格之一。加快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使得利率的水平、風險結構和期限結構由資金供求雙方在市場上通過反復交易的競爭來決定，建設完善的市場利率體系。五是加強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協調配合。當前，國內外環境錯綜復雜，導致市場主體預期轉弱、風險偏好降低和信用緊縮。在這種情況下，既要發揮財政政策在穩增長中的關鍵作用，大規模使用政府財政手段擴大有效投資穩內需，又要通過貨幣金融環境的改善來降低融資成本（董第二，打造完備有效的金融監管體系。一是要依法將所有金融活動全部納入監管。長期以來，非法金融活動游離于金融監管體系之外，積累了大量金融風險，并對正規金融活動造成沖擊。要全面強化機構監管、行為監管、功能監管、穿透式監管、持續監管，消除監管空白和盲區，嚴厲打擊非法金融活動。堅持金融業務持牌經營規則，既要糾正“有照違章”，也要打擊“無證駕駛”。二是健全風險早期糾正機制。在宏觀經濟下行背景下，現階段我國在中小金融機構、房地產、地方債等重點領域金融風險較為突出。一旦發生金融危機，將會產生巨大的處置成本（HonohanandKlingebiel，2003）。健全風險早期糾正機制有助于避免金融風險的擴大，降低危機處置成本。要規范金融機構信息披露，增強市場約束;筑牢產業資本和金融資本“防火墻”，依法規范非金融企業投資金融機構，防止資本在金融領域無序擴張；積極推進監管大數據平臺建設，開發智能化風險分析工具，完善風險早期預警模塊，增強風險監測前瞻性、穿透性、全面性，通過優化監管技術、方法和流程實現對風險早識別、早預警、早暴露、早處置，健全具有硬約束的金融風險早期糾正機制。三是完善風險處置長效機制。盡快推出《金融穩定法》，明確金融風險處置的觸發標準、程序機制、資金來源和法律責任。區分常規風險、突發風險和重大風險，按照責任分工落實處置工作機制，合理運用各項處置措施和工具。四是切實維護好金融消費者的合法權益。推動金融機構將消費者保護納入公司治理、企業文化和經營戰略中統籌謀劃。推動健全金融糾紛多元化解機制，暢通投訴受理渠道。加強金融知識宣傳教育，引導樹立長期投資、價值投資、理性投資和風險防范意識。依法保障金融消費者自主選擇、公平交易、信息安全等基本權利。第三，加強黨對金融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推進金融治理現代化，改革和完善黨的領導是根本。一是不斷完善黨領導金融工作的體制機制。2023年3月黨中央、國務院發布《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組建中央金融委員會和中央金融工作委員會。中央金融委員會要發揮好決策議事協調機構的作用，承擔金融穩定和發展的頂層設計、統籌協調、整體推進、督促落實職能，研究審議金融領域重大政策、重大問題。中央金融工作委員會要統一領導金融系統黨的工作，指導金融系統黨的政治建設、思想建設、組織建設、作風建設、紀律建設，切實加強金融系統黨的建設。中央金融管理部門要依照法定職責承擔監管主體責任，積極發揮專業優勢和履行行業管理職責，共同推動建立科學高效的金融穩定保障體系。此外，要進一步強化地方黨委對金融機構黨組織的領導，建立健全地方黨政主要領導負責的重大風險處置機制，發揮好地方黨委金融委員會和金融工委的作用，落實屬地責任。二是從宏微觀兩個層面落實黨對金融工作的領導。在宏觀層面，要把黨的領導貫穿到貨幣金融政策制定與執行的全過程。加強黨中央及其經濟金融工作部門對貨幣金融政策的評估督導，開展跟蹤問效，增強政策貫徹落實的有效性；發揮制度優勢，在決策和施策過程中加強經濟宣傳和輿論引導，唱響中國經濟光明論，穩定市場信心；以統籌發展和安全為重大原則，健全國家安全部門與經濟金融部門之間的溝通、協調及配合機制，辦好發展和安全兩件大事。在微觀層面，要把黨的領導融入到金融機構公司治理中。公司治理對于金融機構的績效會產生重要影響（Carlinietal.，2020）。近段時期部分金融機構風險的爆發在很大程度上是公司治理失靈的結果，而公司治理失靈又與黨的領導弱化、黨的建設缺失和從嚴治黨不力有著直接關系。將黨的領導融合到金融機構公司治理之中是建設中國特色現代金融體系的應有之義。實際中，對于國有控股、非國有控股等不同類型金融機構可以采取不同的融合模式，包括把黨建寫入公司章程，將黨委會研究討論作為董事會進行重大決策的前置程序、通過加強監管強化黨的領導等。3．結構合理的金融市場體系伴隨著金融改革的不斷深入，我國的金融市場體系建設不斷完善。貨幣市場、資本市場和外匯市場的功能日益完善，金融市場間的協調性顯著提高，金融與實體經濟良性循環逐步形成。但還需看到，我國金融市場體系存在的結構性問題仍十分突出。一方面，我國的直接融資發展較為滯后，以銀行信貸為主導的間接融資結構不僅推高了全社會的杠桿水平，也使得創新創造活動難以獲得有效的資金支持，從而降低了金融市場的資源配置效率。另一方面，盡管我國金融市場的規模在持續擴張，但金融市場的廣度、深度以及開放度仍然不足，突出表現在資本項目開放不足、市場開放“碎片化”、金融類衍生品市場規模小而無法充分滿足境外投資者對金融資產多樣化的需求等。這些問題不僅制約著我國金融市場的均衡發展，也阻礙了金融市場支持實體經濟效率的加快構建結構合理的金融市場體系，需著重做好以下兩方面工作。首先，加快建設更加完善的資本市場體系，提高直接融資占比。一是完善資本市場基礎性制度，優化以信息披露為核心的注冊制架構，研究制定包括科技、綠色、數字等重點領域在內的專項信息披露指引，建立分層次、差異化的信息披露安排，提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的包容性與適應性。二是統籌推進新三板基礎層、創新層制度創新，穩步擴大區域性股權市場創新試點范圍，健全各層次市場互聯互通機制，打造服務創新型中小企業主陣地。三是完善不同市場板塊的差異定位，設立多元包容化上市條件，推動科創板、創業板、北交所、新三板滿足不同層次科技企業融資需求，幫助新興產業發展壯大、支持上市公司做優做強，推動“科技—產業—金融”良性循環。其次，加強金融市場對內對外開放，提升金融服務質量。一是支持上海、深圳證券交易所建設世界一流交易所，支持兩大交易所建立種類齊全、功能齊備、結構合理、風險可控的健全的產品體系，推動股票、債券、基金和衍生品市場均衡健康發展，在合理控制風險的前提下，穩步推進公司債券、ETF、期權等產品創新。二是增強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競爭力和影響力，破除阻礙金融資源和要素自由流動的體制機制障礙，推進商品和要素跨境自由流動、提升資金跨境融通便利化水平、創新數據自由流動新方式，加強境內外聯動、本外幣聯動、離在岸聯動、不同金融中心間聯動，提高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對外開放水平。三是鞏固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強化離岸人民幣業務，推動人民幣柜臺納入港股通，促進香港股票人民幣計價交易，推動落實離岸國債期貨的措施，豐富人民幣投資產品種類，強化香港離岸人民幣中心地位。4．分工協作的金融機構體系自Goldsmith（1969）開創金融結構理論以來，盡管對于什么樣的金融機構有利于經濟增長還存在爭議，但學術界對于金融結構會對經濟增長產生重要影響已基本形成共識（BootandThakor，1997；林毅夫和姜燁，2006）。我國金融機構數量眾多，不同類型金融機構資源稟賦不同，發展情況各異。以銀行業為例，截至2022年末，我國共有銀行業法人金融機構4599家，不同銀行資產規模差異巨大。與此同時，隨著經濟發展，市場主體的金融需求多元化趨勢越來越明顯。金融供求兩方面特點要求，不同類型的金融機構需要堅持差異化的發展定位，實現錯位發展和分工協作，以更好地滿足不同市場主體差異化金融需求。第一，支持國有大型金融機構做優做強。作為我國金融體系的中堅力量，國有大型金融機構要當好服務實體經濟的主力軍和維護金融穩定的壓艙石。一是提高國有大型金融機構競爭力。完善中國特色現代金融企業制度，持續優化國有大型金融機構股權結構，提高國有金融資本管理效率；深化黨建與公司治理有機融合，完善內部公司治理架構，優化考核激勵制度，提升國有大型金融機構治理現代化水平；主動融入高水平對外開放大局，提高國際化水平，對標國際先進金融機構，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一流金融機構。二是樹牢底線思維、強化風險防控。不斷完善國有大型金融機構現代化風險管理體系，加強對重點領域的風險防范，對潛在風險做到早識別、早預警、早暴露、早處置，守牢不發生系統性風險底線。三是提升服務實體經濟能力。國有大型金融機構應當聚焦關系國計民生的重大戰略、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持續加大金融資源供給，引導優質金融資源配置到上述領域。國有大型金融機構要利用好自身綜合化經營優勢，統籌用好各類金融資源，為實體經濟提供全方位、一體化、高質量綜合金融服務，提高金融服務效率。四是與中小金融機構實現錯位競爭。國有大型金融機構要在客戶范圍、區域布局等方面與中小金融機構實施錯位發展，避免業務過度下沉對中小金融機構造成的擠壓。第二，引導中小金融機構立足當地開展特色化經營。與大型金融機構相比，一方面，中小金融機構層級少、決策鏈條短，“軟信息”10能夠在中小金融機構內部有效傳遞（BergerandUdell，2006從而能夠更好地服務本地市場主體。另一方面，中小金融機構資產規模小、抗風險能力差、綜合競爭能力較低，是我國金融體系中的薄弱環節。因此，立足當地開展特色化經營即是服務地方經濟發展的需要，也是提高中小金融機構自身競爭力、防范金融風險的需要。要嚴格中小金融機構準入標準和監管要求，引導中小金融機構立足當地開展特色化經營。一是鼓勵中小金融機構結合本地金融需求特點開展金融產品和服務創新，形成特色。二是對異地經營進行限制。從積極方面看，金融機構可以通過異地經營分散經營風險，降低本地經濟波動帶來的沖擊（Emmonsetal.，2004）、增加市場控制力（DengandElyasiani，2008）、提升品牌形象等；從消極方面看，異地機構與總部之間的信息不對稱更為嚴重，金融機構通常很難對異地機構進行有效管理，由此增加的代理成本會對金融機構績效造成損害（Brickleyetal.，2003）。從我國情況看，異地經營總體上會對中小金融機構績效造成一定損害（李廣子，2014）。從這個角度看，對中小金融機構異地經營進行限制是必要的。第三，強化政策性金融機構職能定位。一是突出政策性職能。引導政策性金融機構回歸主責主業，堅持“保本微利”原則；聚焦政策性業務本身，對商業性業務進行壓縮；對政策性業務和商業性業務分賬管理、分別考核，避免對商業性金融機構造成擠出。二是提高政策性金融機構競爭力。與國有大型金融機構類似，政策性銀行由政府持股，也面臨所有者缺位問題和運營效率問題（陳森等，2012）。因此，發揮政策性金融的作用需要提高政策性金融機構自身的競爭力，其核心是要完善政策性金融機構公司治理，采取市場化、法治化方式提高政策性資金使用效率。三是加強對重點領域的支持。發揮政策性資金規模大、期限長、成本低等優勢，將市場目標與政府目標有機結合，按照市場化原則貫徹落實國家政策，加大對基礎設施建設、科技創新、綠色發展、普惠小微、鄉村振興等重點領域支持力度（白欽先和郭綱，2000）。四是加強與商業性金融機構的協同。政策性金融的特點使得其能夠與商業性金融形成互補，彌補市場失靈。因此，要引導政策性金融機構與商業性金融機構建立協同機制，充分發揮政策性資金對商業性資金的引導帶動作用，實現優勢互補。第四，發揮保險業的經濟減震器和社會穩定器功能。一是要加強保險機構對重點領域的支持。過去一段時期，部分保險資金在運用過程中出現投資范圍廣、偏離主責主業并引發金融風險的情況。從未來情況看，保險業在機構定位上要回歸主責主業，避免盲目擴張；圍繞科技創新、先進制造、綠色發展、中小微企業等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持續加大資源投入和支持保障力度，提供風險保障和長期穩定資金。二是提高社會管理能力。優化商業模式，創新保險產品和服務，為政府公共安全治理和應急管理提供保險支持；做好風險減量服務，主動介入被保險標的風險管理，協助被保險人降低保險事故發生概率或減少事故損失程度，提高社會抗風險能力，降低社會風險成本。三是加強自身風險防控。引導保險機構堅持長期主義，持續穩健發展，持續深化培育合規文化，完善全面風險管理體系，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底線。第五，培育一流投資銀行和投資機構。培育一流投資銀行和投資機構是更好發揮資本市場樞紐功能的內在要求。一是支持頭部機構做優做強。支持頭部證券公司通過業務創新、集團化經營、并購重組等方式提高競爭力；對標國際一流投資銀行和投資機構，形成若干熟悉國際金融市場運行規則、具有世界競爭力的中國投資銀行和投資機構品牌，以培育一流投資銀行和投資機構助力金融高水平對外開放。二是引導中小證券公司實現特色化發展。對于中小證券公司，要結合股東背景、區域優勢等資源稟賦和專業能力做精做細，實現特色化、差異化發展，與頭部機構實現錯位發展，打造精品特色投資銀行。5．多樣化專業性的金融產品和服務體系建設中國特色現代化金融體系，需要構建多樣化專業性的金融產品和服務體系。特別是要結合科技金融、綠色金融、普惠金融、養老金融、數字金融等重點領域加強產品和服務創新，提高金融產品和服務的多樣化和專業性，滿足投資者對金融資產收益性、流動性和安全性的需求。第一，科技金融產品和服務創新。一是推動高收益債券市場發展。要將高收益債券市場建設提升至創新驅動發展的國家戰略高度，加快市場主體培育，以科創型、創新型、專精特新等企業為核心，逐步增加高收益債券市場供給；加強高收益債產品創新，發展信用保護工具，提高投資者參與高收益債券市場積極性。二是完善知識產權融資保障體系。知識產權是科技企業最為重要的一種無形資產，發展知識產權融資對于滿足科技企業融資需求、推動科技創新具有重要意義。要在國家層面出臺知識產權價值評估指引，推動建立知識產權價值評估的權威機構，完善知識產權價值評估體系；開展知識產權運營服務體系建設，提升知識產權交易、質押、處置等運營能力；探索建立知識產權運營平臺，暢通知識產權交易和質物處置渠道。三是優化投貸聯動模式。投貸聯動是指金融機構以“信貸投放”與“股權投資”相結合的方式為科技企業提供融資服務，有助于提高對科技企業的金融服務效率（廖岷和王鑫澤，2016）。應當允許更多符合條件的銀行開展投貸聯動業務；對于投資科技企業形成的股權資產，在計算資本充足率時適當降低其風險權重，減少對銀行資本的消耗，提高銀行開展投貸聯動業務積極性。第二，綠色金融產品和服務創新。一是豐富綠色信貸產品。引導金融機構加大綠色信貸投入力度，擴大綠色信貸規模；促進我國綠色產業名錄與國際接軌，完善綠色信貸評估體系。二是發展綠色債券。要加大對重點綠色企業和項目的培育，通過綠色擔保機制對綠色債券提供額外增信，提高綠色債券對于投資者的吸引力。三是創新綠色保險產品。借鑒國際經驗，研究推動實施強制性環境污染責任險，制定符合我國國情的環境污染責任保險承保名錄。四是發展綠色金融交易市場。發展環境權益市場和碳金融市場，創新環境權益定價機制，探索利用市場機制推進節能減排的創新途徑；建立國際普遍適用的交易規則，打造具有國際影響力的綠色金融交易市場。第三，普惠金融產品和服務創新。一是引導各類慈善基金投入普惠金融領域。隨著居民財富的增長，大量資金進入慈善領域并紛紛成立各類基金會。慈善資金要求的回報率普遍不高，主要用于公益類用途，與普惠金融領域資金需求特點高度契合。要盡快制定慈善基金支持普惠金融指導意見，引導各類慈善資金投入普惠金融領域，拓展普惠金融資金來源。二是加強金融科技手段的應用。要引導金融機構利用科技手段對普惠金融產品和服務模式、業務流程等進行改造。三是完善農村“兩權”抵押貸款配套措施。作為農民最主要的兩項財產權利，完善土地承包經營權、住房財產權等“兩權”抵押貸款配套措施對于解決農村金融領域有效抵押物不足、釋放農村金融需求意義重大。要在國家層面制定“兩權”價值評估辦法，解決價值評估的公信力和標準化問題；加快發展多種形式的“兩權”流轉市場，為流轉雙方提供信息發布、政策咨詢等服務；探索由地方財政出資建立農村“兩權”抵押貸款風險緩釋機制。第四，養老金融產品和服務創新。一是在養老金金融領域。以養老保險第三支柱發展為契機，圍繞第三支柱的養老基金、理財等金融產品加大產品創新力度，滿足不同老年群體個性化金融需求。二是在養老服務金融領域。金融機構應加強不同類型養老服務場景建設，從各類客戶全生命周期養老服務需求出發，圍繞資產管理、融資、支付、咨詢顧問、消費等領域加強產品和服務創新。三是在養老產業金融領域。結合養老產業的金融需求特點，加強在養老社區、養老機構建設改造貸款等方面的產品創新。四是在金融服務中體現對老年群體的人文關懷。引導金融機構對金融產品和服務進行適老化改造和創新，改進老年群體金融服務體第五，數字金融產品和服務創新。一是利用數字技術對金融產品和服務進行改造。要利用大數據、區塊鏈、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對金融產品和服務模式進行改造，提高金融產品和服務的個性化和定制化水平；結合機構實際情況推動金融機構實施數字化轉型，提高金融機構運營效率；以技術手段改造風險管理流程，提高風險管理能力。二是發展數字人民幣。首先，以數字人民幣為抓手完善金融領域基礎設施建設。推動數字人民幣在普惠金融領域的應用，引導農民、小微企業主等普惠群體開立數字人民幣賬戶，縮小與其他群體在物理網點等金融基礎設施方面的差距。其次，要把數字人民幣融入到更多金融業務場景，降低金融服務的交易成本和時間成本。三是以金融手段促進數字經濟發展。數字金融是與數字經濟相匹配的一種金融形態，二者相互賦能。要結合數字經濟的金融需求特點，加大向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等領域的金融資源投入，為企業數字化轉型提供金融支持。四是防止數字金融的潛在陰暗面。數字金融在提高金融服務效率的同時，也會產生潛在的陰暗面，包括將大量低收入群體變成債務人、掠奪性信貸、數字鴻溝等；此外，數字技術的應用也對金融發展的自主性和金融安全帶來挑戰。因此，在數字金融發展過程中，要不斷提高消費者金融教育、金融素養；同時，進一步加強金融監管，更好地保護消費者權益，維護金融安全。6.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金融基礎設施體系所謂金融基礎設施，是各類為金融活動提供基礎性公共服務的系統及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