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西方學界關于中國社會主義的代表性觀點述評

20世紀中葉以來，西方學界出現了海外中國社會主義研究這一重要研究領域和學科。該學科具有一支龐大的學術研究群體，以中國社會主義尤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主要研究對象，出版了大量學術成果，在西方學界產生了重要影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性質等問題是該領域研究的重要問題之一，吸引了眾多學者深入研討。

一、西方學界的當代中國社會主義研究由來已久

早在1850年1月，馬克思恩格斯就論述了“中國社會主義”（DerchinesischeSozialismus）與“歐洲社會主義”，他們指出：“中國社會主義之于歐洲社會主義。也就像中國哲學之于黑格爾哲學一樣”。他們對中國革命非常樂觀，甚至認為，中國革命可能領先于歐洲革命。他們熱情洋溢地談到，“當我們的歐洲反動分子不久的將來在亞洲逃難，最后到達萬里長城，到達最反動最保守的堡壘的大門的時候，他們說不定會看見上面寫著：中華共和國自由平等博愛”。20世紀30年代開始，費正清等哈佛大學學者開始研究“中國共產主義”。1951年，費正清的學生史華慈發表了專門研究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專著《毛澤東崛起和中國共產主義運動》。1947年3月，美國總統杜魯門發表冷戰宣言,要求美國人在全球反共產主義。同年秋，美國戰略情報局即推動卡耐基基金會資助哈佛大學成立了俄羅斯研究中心，主要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研究。其后不久，該中心即開展了有關中國共產主義研究的課題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后，西方學者已經開始研究新中國的社會主義。1955年，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成立，該中心開展了有關當代中國社會主義的多項課題。同一時期，西雅圖華盛頓大學蘇聯遠東研究所、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共產主義事務研究所，也開展對蘇聯和中國共產主義（社會主義）運動的研究。斯坦福大學的胡佛研究所收集了大量有關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史料，開展了大量有關蘇聯和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課題研究。

費正清等學者曾研究中國式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費正清認為，毛澤東開始了中國式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以毛澤東等為代表的中國人，走上了自己的發展道路。費正清提出,“毛澤東具有一種革命浪漫主義精神、自豪精神、倔強的性格，要尋求中國式的社會主義道路”，“毛澤東模式的一大優點是強調自力更生”。哈佛大學麥克法夸爾認為,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共開始探索“對發展中國家具有重大意義的中國模式”，“毛澤東越過了蘇聯正統的經濟思想，帶領中國同志們沿著一條披荊斬棘開辟出來的中國道路前進”。著名政治學者施拉姆（StuartSchram）曾在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做博士后，長期擔任中心研究員。他專門研究了“毛澤東對中國道路的探索”和“蘇聯模式與中國經驗的關系”問題，認為：1956年4月，“毛澤東《論十大關系》發表，標志著系統的‘中國式社會主義道路’的思想的形成“。他還分析了毛澤東探索中國模式的背景，認為,“毛澤東堅持放棄蘇聯模式，不是簡單因為出于自尊的考慮；1958年以前的幾年，毛澤東就逐漸懷疑蘇聯模式在蘇聯自身的有效性，以及在中國的可行性”。1956年在論述十大關系時，毛澤東明確提出，“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蘇聯方面暴露了他們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的一些缺點和錯誤，他們走過的彎路，你還想走？過去我們就是鑒于他們的經驗教訓，少走了一些彎路，現在當然更要引以為戒”。毛澤東已經開始帶領全黨以蘇為鑒，探索新的道路。這些學者的認識是較為客觀的。他們認識到了中國社會主義道路探索的開端。新中國成立伊始，海外學者已經著手研究中國的社會主義運動。

二．西方學界的幾種典型觀點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和道路產生了深遠的國際影響，許多西方學者對此進行了較為深入的研究探討，西方學者越來越關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出了種種觀點，其中較為系統的觀點主要有以下幾種。

1.大衛·哈維的中國特色新自由主義論

大衛·哈維（DavidHarvey)是代表性左翼學者之一。在專著《新自由主義簡史》（ABriefHistoryofNeoliberalism）中，哈維較為系統地提出了“中國特色新自由主義論”（Neoliberalism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并辟專章深入分析。哈維因提出“歷史地理唯物主義理論”(HistoricalGeographicalMaterialism）、“全球資本主義空間理論”（SpacesofGlobalCapitalism）和“辯證烏托邦主義理論”（DialecticalUtopianism）在西方學界影響力非常大，“躋身被引用率最高的20位人文學者”。他運用這些理論從分析改革開放入手，較為細致地分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和理論。他所謂的“新自由主義”是一種“政治經濟學實踐的理論”，即“通過解放個體的創業自由和能力，創設一個以私有化、自由市場、自由貿易為特征的機制環境，能夠最好的推動人類的進步”。哈維結合“歷史地理唯物主義”、“全球資本主義空間”理論分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些理論認為，當代高舉新自由主義旗幟的資本主義強國以全球化的形式通過資本的空間重新分配和組合，掠奪他國，剝奪勞動者，在全球擴張。他提出，改革開放標志著中國轉向新自由主義，中國特色新自由主義是資本主義在中國的地理擴張和“空間修復”（Spatialfix），實質上是中國特色資本主義。哈維對中國發展的指導思想和動力的認識明顯有誤。他認為新自由主義改變了中國。在他看來，新自由主義化的過程就是“創造性破壞”的過程，不僅改造了先前的經濟制度和權力結構（甚至挑戰了國家主權的傳統形式），而且改變了勞動分工、社會關系、福利政策、技術條件、地產制度、再生產活動、生活和思維方式、心理活動等”。他把20世紀70年代末看作一個世界社會和經濟史的革命性轉折點，認為英國、美國、中國等世界大國轉向了新自由主義。他運用新自由主義的領土國家邏輯和資本邏輯分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認識到了改革開放給中國帶來的巨大變化，看到了中國經濟的迅猛增長，但他把這些成就歸因于中國實行了新自由主義是偏頗的。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主體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中國的發展受到了西方發展模式的啟發和影響，但沒有喪失發展的主體性。中國的發展道路體現著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傳統文化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文化背景，這也是中國特色的主要組成部分。哈維的“中國特色新自由主義論”扭曲了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強大動力——改革開放。總體上看，哈維是在用新自由主義理論框架分析中國社會主義。當然，他有所創新，加入了自己的“歷史地理唯物主義”和“全球資本主義空間論”。

2.裴宜理的“實用民本主義（民粹主義）”論

哈佛學者裴宜理提出了實用民本主義（pragmaticpopulism）概念，認為中國共產黨和政府推行的是一種實用民本主義，以務實的姿態改善民生。她提出，“中國通過這一主義成功把那些常被視為衰敗之兆的挑戰轉化為重生和更新的力量之源。”。隨著經濟的高速發展，中國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巨大改善，社會保障水平和覆蓋面大幅提高。中國共產黨更加關注民生，為老百姓解決了很多實際問題。裴宜理看到了共產黨人對民生的關注，看到了共產黨人改善民生和處理社會問題方面的進步。

上述幾位學者的分析中國社會主義的框架有所不同：哈維主要從新自由主義的角度入手，裴宜理則是從西方自由主義左翼的角度入手，德里克、諾蘭框架具有較強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色彩，麥克法夸爾等則是典型的自由主義正統派的角度入手。這些學者的學術背景不同。哈維、麥克法夸爾、裴宜理等從政治學的角度入手，德里克從哲學的角度入手，費正清從史學的角度入手，諾蘭則從經濟學的角度入手。盡管如此，這些學者的觀點具有一些共同特點。

高度認可中國經濟發展取得的成就，對中國道路和中國模式評價較高。海外學界對中國經濟發展成就的高度認可，一度驚呼“中國崛起”。而且，還有一些學者認為中國將和平崛起。如“軟實力”理論的提出者哈佛大學約瑟夫·奈認為中國模式對發展中國家具有較大的吸引力。他提出，“中國的‘市場列寧主義’經濟模式對集權制國家相當有吸引力，但也在民主國家造成負面影響”。他看到了中國模式的優點和吸引力，但把中國簡單地認定為集權國家顯然是錯誤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目標不是集權，民主是中國社會主義追求的本質。他的觀點反映了濃重的西方新自由主義價值觀。中國的民主進步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用西方的民主形式和內容要求中國顯然操之過急，也不符合中國的特點。他還明確提出“中國的崛起并不意味著戰爭”，和芝加哥大學學者霍爾斯海默等人的“中國威脅論”大相徑庭。奈從世界歷史的視角，把中國與古雅典、德國、美國的曾經崛起做了比較，認為：盡管歷史上一國崛起可能導致戰爭如德國，但未必一定會引發戰爭。他認為中國崛起不會引發戰爭主要有三個因素，一是因為中國在短期內仍然無法在全球范圍內對美國構成重大威脅；二是中美合作有許多共同利益；三是因為中國主要關注本國經濟發展，沒有推行霸權政策。中國一貫主張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強調和平發展，共同繁榮，顯然，不會對國際安全構成威脅。奈的分析較為樂觀。

海外學者看到了中國社會主義已經走出了傳統的教條式社會主義模式。傅高義在專著《鄧小平與中國的轉變》用“綱領”來表示鄧小平的執政理念。他認為，鄧小平有自己的治理模式，他總結了鄧小平執政和再造國家的綱領，認為鄧小平強調“權威和紀律”，傅高義總結了鄧小平治理模式的一些基本原則，認為其綱領包括：說話辦事要有權威、政令統一、實事求是、大膽試、大膽闖等諸多方面。顯然，傅高義淡化鄧小平理念的意識形態色彩。強調他的務實精神和樸實作風。在他看來，鄧小平放松了對老百姓的管制，他從“毛主義”中走了出來。實際上，改革開放以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重新確立，工作重點轉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社會主義法制和秩序重新恢復，并不斷得到加強。這一切都是為了盡快滿足廣大人民群眾的物質文化要求。

海外學者更加強調中國發展與西方發展的共性。麥克法夸爾的“卓異論”看到了毛澤東從中國實際出發對中國發展道路所做的獨立自主的探索，也看到了毛澤東等所犯的經濟上的冒進錯誤和政治上左的錯誤。麥克法夸爾認為，毛澤東發展和堅持的是“中國革命卓異主義”。所謂中國卓異主義，即認為中國比外國優越而且別具一格，或稱為“中國例外論”。毛澤東解決建國初期社會主義革命建設的理論是“中國革命卓異主義”，表現為以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來實現趕超英美、蘇聯，“大躍進的挫敗使毛澤東放棄了經濟上的卓異主義，但他沒有放棄意識形態上的卓異主義，他把反對蘇修的運動發展成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其目的是要使北京成為共產主義麥加圣地，使中國成為革命新人的國度”。建國初期，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為了快速發展，曾犯下了左的錯誤，發動了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等，后來又錯誤發動了文化大革命。哈佛學者從“中國革命卓異主義”角度分析這些問題，視角獨特。麥克法夸爾看到了鄧小平等中國領導人對人類社會共同發展道路和文明成果的吸收借鑒。他認為新的民族創傷使鄧小平放棄了卓異論，他還指出，中國近代以來國家社會轉型總在民族創傷之后。“過去200年，中國歷史發展的規律是大的轉型總是發生在民族創傷之后，被日本戰敗，放棄了帝制，毛澤東的文革失敗后利益驅動代替了平均主義，中國人在這兩次轉型中受盡了苦難，希望中國未來政治轉型能夠在沒有民族創傷的情況下實現”。正是因為這種民族創傷，“鄧小平放棄了中國卓異論，轉而鼓勵同胞學習日本、南韓、臺灣、香港、新加坡”。在他看來，這是接受了資本主義發展方式。他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特色主要是相對于其他社會主義而言的，實際上是向資本主義學習；鄧小平放棄了毛澤東等人固守的中國民族中心主義和民族優越論，承認不足，向西方學習。這種觀點強調鄧主持的中國改革主要特點是向西方學習，而非中國特色、別出心裁。麥克法夸爾實際上是認為鄧小平回到了人類社會的發展的普遍道路，找到了人類社會發展的普遍規律。在他看來，改革開放實際上使中國融入世界發展大道和洪流，中國借鑒和吸收了資本主義的發展模式，不再盲目排外。

結論

海外學界在逐步走出傳統意識形態分析框架。如上所述，國際學界“中國特色資本主義”等論調仍然糾結著“姓資姓社”的爭論。但這種分析框架已經逐步融入“當代中國研究”這一分析框架。從國內學界的情況看，由于受到鄧小平“不爭論”主張的影響，學界的意識形態色彩逐步淡化。面對姓資姓社的爭論，鄧小平提出，“不爭論，大膽地試，大膽地闖”。他還明確提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這一“社會主義本質論”反映了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和要求，實際上淡化了意識形態色彩。改革開放以來，國際學術界對中國問題的研究也越來越多地從中國經濟的發展、社會公平等角度入手。

提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認同關鍵還在于大力改善民生，促進社會公平正義。不能簡單地把西方學者對中國社會主義的社會主義性質的否認認定為“攻擊”和“無知”。不能簡單化地給不同學術觀點粘貼“冷戰思維”標簽。以更加開放的學術心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