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書屋與近代日本的鴉片戰(zhàn)爭

150年前爆發(fā)的鴉片戰(zhàn)爭是西方資本主義列強第一次大規(guī)模侵略中國的。他打開了中國的大門，把中國變成了半殖民地，這表明中國近代史的開始是結束的。鴉片戰(zhàn)爭不僅在中國歷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而且在世界歷史上也有著重要地位。將鴉片戰(zhàn)爭置于世界和亞洲全局中加以考察,特別是具體分析鴉片戰(zhàn)爭對其他國家的影響,將有助于我們對鴉片戰(zhàn)爭史研究的深入。本文試圖著重探討中國鴉片戰(zhàn)爭對一衣帶水的鄰邦日本所發(fā)生的影響。一有關拾遺的文獻中國鴉片戰(zhàn)爭的消息是怎樣傳到日本去的呢?由于日本德川幕府統(tǒng)治時期實行鎖國政策,禁止外國人來日本和日本人出海貿(mào)易,只允許中國與荷蘭的商船到長崎港進行有限制的貿(mào)易,因此,長崎便成為日本了解外國情況的唯一窗口。德川幕府規(guī)定在長崎入港的中國商人和荷蘭商人都必須向管理外貿(mào)事務的長崎奉行(長崎地方最高官員)報告海外消息。這種報告統(tǒng)稱為“風說書”,其中中國商人的報告叫“唐風說書”,又稱“清商口單”;荷蘭商人的報告叫“和蘭風說書”,又稱“阿蘭陀風說書”。此外還有擔任翻譯的通事根據(jù)外國商人的口述或摘譯外國報紙上的新聞編成的“別段風說書”。中國鴉片戰(zhàn)爭的消息最初就是通過這些風說書傳到日本的。因為日本人稱鴉片為“阿片”,所以有關鴉片戰(zhàn)爭的情報,又被稱作“阿片風說書”。現(xiàn)在見到最早提供有關中國禁煙運動消息的是1839年的一份和蘭風說書。它報道:“廣東禁止英吉利等國人之鴉片走私,官府奉旨嚴查藏匿鴉片的基地,同時對中國吸食者也加以重刑。”①1然而更重要的消息來源還是中國赴日商人提供的唐風說書,其中有大量關于鴉片戰(zhàn)爭的情報。據(jù)日本學者森睦彥的調(diào)查統(tǒng)計,自1840年至1844年,散見于各種書刊中有關鴉片戰(zhàn)爭的唐風說書,共有19件。其中1840年7件,1841年6件,1842年2件,1843年3件,1844年1件。②1下面舉幾個例子來看。如1840年7月,中國商人周藹亭的風說書,題目叫《蒙問今為阿片一件》,說明這是應日本官方的詢問而寫的。風說書中談到了英國人向中國販賣鴉片的危害,道光皇帝派林則徐到廣東禁煙,一直到中英兩國發(fā)生武裝沖突等等情況,大體上符合歷史事實。③21840年12月,中國商人沈耘谷等13人聯(lián)名提出的風說書,已經(jīng)談到英軍侵犯中國浙江沿海寧波、定海、乍浦、余姚等地的戰(zhàn)況。④2由于多數(shù)赴日中國商船都來自浙江乍浦等地,所以他們對浙江沿海的戰(zhàn)事比廣東的知道得要詳細具體得多。1841年的幾份風說書報道了林則徐被免職,道光先后派琦善、奕山、奕經(jīng)為欽差大臣的消息。1842年12月,中國商人顧子英等8人提供的名曰《英夷侵犯海疆蔓延四載》的風說書,敘述了鴉片戰(zhàn)爭最后階段直至議和的經(jīng)過。還有1844年12月,中國商人周藹亭等向長崎奉行提供了一份關于鴉片戰(zhàn)爭比較詳細的報告,流傳的抄本題為《英國侵犯事略》。它概述了鴉片戰(zhàn)爭從開始到結束的全過程,還附錄了《南京條約》的條文。“唐風說書”與“和蘭風說書”在當時都是屬于官方秘密書類,由長崎奉行上交幕府收藏,只有在幕府任要職者才能看到。這些風說書之所以能流傳民間,主要是由擔任翻譯的通事和幕府的工作人員泄露傳抄出來的。如著名學者鹽谷宕陰利用在幕府高級官員水野忠邦身邊供職的條件,收集抄錄了有關鴉片戰(zhàn)爭的各種風說書和其他資料,加上自己的評論,在1847年(日本弘化四年)編成《阿芙蓉匯聞》一書。(中、日民間亦稱鴉片為阿芙蓉,這是從阿拉伯語譯音來的。)該書引起當時日本各界人士的重視,被認為是有關中國鴉片戰(zhàn)爭情報最好的資料集而爭相抄刻,廣泛流傳。筆者見到的是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收藏的抄本,共七卷。此外其他收錄有關鴉片戰(zhàn)爭風說書的日本書籍還有《阿片類集》、《清蘭阿片單報》、《唐風說書集》等。日本人獲得關于鴉片戰(zhàn)爭消息的另一個來源是流傳到日本的一些中國書籍和資料。有一部中國書《夷匪犯境聞見錄》,傳到日本后就有各種抄本和1857年明倫堂的刻本。此書收錄了鴉片戰(zhàn)爭中清政府的各種上諭、奏折、布告、檄文,中英雙方往來照會文書以及條約等原始資料,內(nèi)容相當豐富,當時在日本流傳甚廣,成為日本許多描寫鴉片戰(zhàn)爭的作品寫作的重要依據(jù)。另一種中國書《乍浦集詠》,乃是浙江乍浦文人沈筠編的一部當?shù)匚娜说脑娂Ｆ渲黝}是紀念鴉片戰(zhàn)爭中乍浦的殉難烈士,譴責英軍暴行。該書1846年出版,當年就有24部被赴日中國貿(mào)易商船帶到了日本。第二年又出了名為《乍浦集詠鈔》的4卷2冊日本刻本。這些報道中國鴉片戰(zhàn)爭消息的阿片風說書和中國書籍,為日本人編寫描述鴉片戰(zhàn)爭的作品提供了素材,也為日本各界人士總結和吸取中國鴉片戰(zhàn)爭的經(jīng)驗教訓提供了資料。二“抗英斗爭”內(nèi)容的概述鴉片戰(zhàn)爭的消息傳到日本之后,當時的日本作家、學者立即根據(jù)這些消息,編撰了不少描述鴉片戰(zhàn)爭的作品,其反應之快,令人吃驚。筆者在北京大學圖書館看到兩部非常珍貴的日本江戶時代描寫鴉片戰(zhàn)爭的作品。一部名為《海外新話》,共5卷,1849年(日本嘉永二年)出版。作者署名楓江釣人,即嶺田楓江的筆名。正文之前有作者所寫的序詩云:“巨炮震天堅城摧,夷船進港漢軍走。……哀哉百萬講和金,往買夷酋一朝咲。”在詩的最后,嶺田楓江點明了寫作此書的宗旨:“天賜前鑒非無意,婆心記事亦微衷。鳴呼!海國要務在知彼,預備嚴整恃有待。”⑤3可見,他寫作這部書的目的是要日本政府和人民吸取中國鴉片戰(zhàn)爭的教訓,加強海防,防御外來侵略。據(jù)該書例言所述,作者寫作主要參考了《夷匪犯境錄》、《侵犯事略》、《乍浦集詠》等書。為了適應日本各階層讀者的口味,他采取了當時民間流行的軍談小說(即描寫戰(zhàn)爭的章回小說)的形式,語言盡量通俗易懂。《海外新話》的卷首有《英吉利記略》,介紹英國的地理、歷史、現(xiàn)狀,指出英國乃世界強國,決不可以西洋僻境之夷人而蔑視。其次有《坤輿略圖》(即世界地圖)和《清國沿海略圖》,圖上用紅色標出英軍侵犯的中國府縣。書中還附有虎門銷煙、定海血戰(zhàn)、陳化成戰(zhàn)死、南京議和等插圖。全書正文第一卷以“鴉片煙毒附黃爵滋上書事”開始,最后第五卷以“兩軍和睦事附和約條目”結束。值得注意的是這部書較詳細地描寫了林則徐廣東禁煙經(jīng)過及廣東、定海、鎮(zhèn)海、乍浦、吳淞口、鎮(zhèn)江等地抗英戰(zhàn)斗場面。作者贊揚江南提督、老將陳化成“霜風知勁草”,身先士卒,浴血奮戰(zhàn),最后為國捐軀,“面色猶如生時”。《海外新話》這部描述中國鴉片戰(zhàn)爭的作品,由于沒有得到幕府的許可而私自出版,竟被幕府毀版並列為禁書。作者嶺田楓江也遭到迫害,被處以禁錮之刑,入獄二年。甚至連為《海外新話》插圖的畫師也受株連死于獄中。北京大學圖書館收藏的另一部書名曰《海外新話拾遺》,顧名思義是補充《海外新話》的。也是1849年出版,作者署名種菜翁,五卷五冊。全書以卷一“英將義律窺清國情勢事”開端,至卷五“五所交易館之事”(即開放五口)收尾。這部書比《海外新話》增加了達洪阿臺灣抗英、廣東90余鄉(xiāng)村民憤怨起兵(即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爭)等內(nèi)容。本書還在風說書中誤傳的英王女被擒之事加以渲染夸張。說英軍這位女將“神態(tài)萬化,輕如蝴蝶逐花,風吹紅葉。”后來在余姚縣被俘,發(fā)現(xiàn)她原來竟是老英王的三公主,當今英國女王的妹妹。實際上,在余姚被俘的是英軍運輸船鳶號船長的夫人諾布爾。⑥4記載鴉片戰(zhàn)爭的歷史著作有齋藤竹堂的《鴉片始末》。齋藤竹堂是日本幕末著名的歷史學家、日本第一部世界史《蕃史》的作者。《鴉片始末》是他在南京條約簽訂后一年即1843年寫成的,主要根據(jù)“阿片風說書”等資料,敘述鴉片戰(zhàn)爭歷史並加以評論,提醒日本人應重視中國鴉片戰(zhàn)爭的教訓。佐藤信淵的《海陸戰(zhàn)防錄》也是寫鴉片戰(zhàn)爭的歷史著作。書中譴責了英軍侵略暴行,同情中國軍民的抗英斗爭,還歌頌了愛國將領陳化成。作者寫道:“英人聞其威名,不敢妄近上海。故英人有不怕江南百萬兵,只怕吳淞陳化成的話。”⑦5此外,還有長山貫的《清英戰(zhàn)紀》等書。這些由日本作者用日文寫作的關于鴉片戰(zhàn)爭的小說和歷史著作,使日本上自幕府官員、大名諸侯、各級武士,下至普通民眾,廣泛了解中國發(fā)生的鴉片戰(zhàn)爭,從中得到教訓和啟發(fā)。這些作品大多在戰(zhàn)后幾年之內(nèi)出版的,反映日本人對中國鴉片戰(zhàn)爭之關心重視和反應之快,也說明了鴉片戰(zhàn)爭給予日本多么巨大的沖擊和影響。三以嫌犯、中小企業(yè)、三策、日本的方式來反對日本媒體的濫用證據(jù)英國發(fā)動的侵略中國的鴉片戰(zhàn)爭,最后以中國的失敗、簽訂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而告終。它究竟對日本產(chǎn)生了什么樣的震動,引起什么樣的反應呢?首先,中英鴉片戰(zhàn)爭的炮聲向沉眠于鎖國睡夢中的日本敲響了警鐘。鴉片戰(zhàn)爭的巨大沖擊波震蕩了日本,引起了日本各界人士的憂慮與警惕,產(chǎn)生了緊迫的危機感。當鴉片戰(zhàn)爭的消息傳到日本之后,當時幕府總理政務的老中(幕府將軍以下的最高級官員)水野忠邦立即認識到:鴉片戰(zhàn)爭“雖為外國之事,但足為我國之戒”。⑧6水戶藩主德川齊昭原來以為“清國無論如何乃一重要之大國,夷狄不敢輕易問津。”當他聽到鴉片戰(zhàn)爭的消息后,十分震驚。他說:“最近謠傳清國戰(zhàn)爭,人心浮動,如果確有其事,則任何事情,均可置諸不問,唯有全心全意致力武備耳。鑒于清國戰(zhàn)爭情況,急應公布天下,推延日光參拜,以日光參拜經(jīng)費為武備之用。”⑨7日向國佐士島津忠寬在向幕府上書時,也憂心忡忡地說道:“今清國大亂,難保何時波及日本。”⑩8常言道:“前車之覆,后車之鑒”。聽到中國鴉片戰(zhàn)爭消息之后,日本各界人士紛紛提出要以鴉片戰(zhàn)爭作為日本的“前車之鑒”。山田方谷在奉命巡視山陽一帶海防時,寫了這樣一首詩:“勿恃內(nèi)海多礁砂,支那傾覆是前車。浙江一帶唯流水,巨艦溯來歐羅巴。”(11)9詩中警告日本政府不要單純倚仗海疆天險,從中國浙江到日本的海路相通,歐洲的炮艦一下子就能到達日本,中國鴉片戰(zhàn)爭的失敗就是前車之鑒。連荷蘭人也用中英鴉片戰(zhàn)爭來警告日本。1844年荷蘭海軍上校科普斯率軍艦帕蘭邦號駛入長崎港。他帶來了荷蘭國王威廉二世的親筆信,提醒日本注意“近來英國國王向中華帝國出兵而發(fā)生激戰(zhàn)的情況,”並警告日本如拘泥于鎖國之舊習,必將重蹈中國的覆轍,“貴國今亦將罹此種災害”。(12)10以此敦促日本迅速開國。日本統(tǒng)治階級在中國鴉片戰(zhàn)爭的影響之下,猶如大夢初醒,開始認真考慮加強海防、抵御外敵的政策。其次,日本人士以鴉片戰(zhàn)爭中國失敗為鑒,進一步分析總結中國失敗的原因,吸取其教訓。中國過去在日本人眼里是十分崇拜的文明禮儀之邦,堂堂的中華大國。可是這一次竟然被一個以前視為西方“夷狄小國”的英國所打敗,這難道還不值得認真深思嗎?著名的日本維新思想家佐久間象山曾經(jīng)這樣質(zhì)問國內(nèi)拒絕學習西方先進技術的保守派:“西洋各國精研學術,國力強盛,就是周公孔子之國(指中國)都被它們掠奪,你想這是什么緣故?”(13)11日本人士分別從各種角度來總結中國戰(zhàn)敗的原因。他們認為清政府政治腐敗、武備不修,是失敗的主要原因。狩野深藏在《三策》中寫道:“宋欽宗、清宣宗(即道光帝)請和納賄,優(yōu)柔不斷,以取禍敗。彼孰不以講武備也令天下,顧唯名而無實,是以怠惰委靡,終以不振矣。”(14)12他們進一步認識到中國封建統(tǒng)治者過去妄自尊大,閉目塞聽,既不向外國先進技術學習,又不了解世界形勢,甚至仍然把西方各國當作昔日的夷狄加以輕視,結果遭到慘敗。1844年6月,齋藤正謙在談到中國戰(zhàn)敗原因時指出:“清國自稱中夏,把外國視為禽獸,然而這些國家,機智敏捷,機器出色,清國卻沒有任何防備。外國乘船海上縱橫,清國反受他們凌辱。”(15)13鹽谷宕陰在《阿芙蓉匯聞》中也強調(diào):“英知清,清不知英,清以華自夸,英以見夷而怒。怒則備,則忽,未戰(zhàn)而勝負見矣。”(16)14日本學者批評中國儒學,只講究鉆牛角尖的煩瑣考據(jù),做空洞無物的八股文,脫離實際,不能為反侵略斗爭服務。1842年,佐久間象山就尖銳地提出:“清儒雖然學問考證精密,但畢竟是紙上空談,沒多大實用。”(17)15日本人士還認為中國武器和軍事技術的落后,也是失敗的一個原因。高島秋帆在向長崎奉行提出的建議書中談到,英國比中國土地狹小,而膽敢來侵襲,並且大敗中國,主要是由于中國不修武備,武器劣弱,尤其是炮術的落后。因此,他竭力主張學習西洋炮術。日本思想家鹽谷宕陰對清政府政治腐敗的批判也相當透徹。他指出:“雖有良策,斷之不明,行之不速”。即使“知西洋器藝之精”,然而“或惜財而弗造,或憚勞而弗習。”官吏不負責任,“邊吏諉過于宰輔,宰輔諉咎于邊吏,上下相蒙,唯利之視。”而且將領克扣軍餉,“以致士卒不振”。鴉片戰(zhàn)爭前夕的中國,“非無策可以購舶建船,而東南數(shù)千里,未嘗備戰(zhàn)艦一只。”由此可見清廷之“滿朝聵聵”。(18)16加上道光皇帝用人不當,賞罰不明,竟將“材兼文武、忠貞奉公”的林則徐革職,而重用琦善、伊里布之流投降派。鹽谷宕陰形象地比喻道:“良將者,國之虎也,檻虎而放鼠,欲以制狐貍,難矣!”(19)17日本有識之士吸取中國鴉片戰(zhàn)爭失敗的教訓,結合日本當時的狀況,紛紛提出了學習西方、加強海防、改革內(nèi)政的主張和建議。1858年,幕府老中崛田正睦在與熊本蕃世子細川慶順談話中說:“中國拘泥于古法,日本應在未敗之前學到西洋之法。”(20)18這反映日本統(tǒng)治者中間一些頭腦比較清醒敏銳的人物已經(jīng)從中國鴉片戰(zhàn)爭的教訓中認識到,日本要想避免重蹈中國的覆轍,就必須學習“西洋之法”,進行變法改革。當時,不僅幕府主動進行了改革,而且日本地方各藩,如薩摩、長州、佐賀等強藩,也紛紛進行蕃政改革,制造西式船炮,訓練西學人才和新式軍隊。這一切都為日本從開國走向明治維新打下了一個良好的基礎。早在1842年11月,佐久間象山就吸取中國鴉片戰(zhàn)爭經(jīng)驗教訓,提出海防意見書,即《海防八策》。他指出西方列強在侵略中國以后很可能也要來侵犯日本,強迫日本簽訂像《南京條約》那樣的城下之盟。因此,他主張以鑄大炮、造軍艦、興海軍,為當前“最大之急務”。他還強調(diào)“不令外夷開易侮之心,是防御之至要也”。(21)19並建議采用西洋制度改革兵制,組織義兵。精通西洋炮術的高島秋帆是最早從鴉片戰(zhàn)爭沖擊中吸取教訓而主張加強海防的。他在1840年秋天,已經(jīng)通過長崎奉行向幕府提出了改進炮術以加強武備的建議書。他指出日本“諸炮家之炮術,乃西洋已經(jīng)廢棄之數(shù)百年遲鈍之術,成為無稽之華法”。從而強調(diào)“防御蠻夷而熟悉其術,乃至關緊要之事”。(22)20日本的武士們還從鴉片戰(zhàn)爭中借鑒戰(zhàn)略戰(zhàn)術,了解英國的侵略伎倆。廣瀨旭莊說:“清國之亂雖甚,然視鄂羅斯、英吉利掠取其地之策,亦可明其取我邦之地之伎倆也。唯我邦一向有備,見清之被侮,更應慎矣。”(23)21佐藤信淵編寫《海陸戰(zhàn)防錄》也是這個目的。他說:“本邦人和西洋夷無戰(zhàn),難得其議。然天保十一年(即1840年),清國數(shù)十度之戰(zhàn),皆大敗,不能與其對陣,最終割地、賠款、求和。因此,特地記錄清英水陸幾十仗的戰(zhàn)法並加評論。”(24)22可見,他寫這部書是為了總結鴉片戰(zhàn)爭期間中英各次戰(zhàn)役的經(jīng)驗教訓,以備日本一旦與西方列強發(fā)生戰(zhàn)爭時參考。綜上所述,日本人士從中國鴉片戰(zhàn)爭中受到震動和啟發(fā),吸取了不少經(jīng)驗教訓。這對以后日本處理對外關系和開國問題是很有益處的。同時也促使日本有識之士提出維新改革的要求。故而鴉片戰(zhàn)爭對于日本來說,真不啻“天賜之鑒”也。四日本對其研究的推動分析鴉片戰(zhàn)爭對日本的影響,不能不提到魏源的名著《海國圖志》對日本的巨大影響。鴉片戰(zhàn)爭的炮聲驚破了清朝統(tǒng)治集團的迷夢,中國地主階級知識分子中間一些愛國開明的有識之士,開始睜開眼睛看世界,研究外國史地,了解國際形勢,尋找救國的道路和抵御外敵的方法。戰(zhàn)后出現(xiàn)了一批介紹和研究世界地理、歷史、現(xiàn)狀的著作。魏源的《海國圖志》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部。林則徐在廣東任欽差大臣期間,曾組織人翻譯了英國慕瑞的《世界地理大全》,編輯成《四洲志》一書。書中敘述了世界五大洲30多個國家的地理歷史,不過它基本上還只是一部譯作。1841年6月,林則徐被革職流放,在北上途中經(jīng)過鎮(zhèn)江時,會見好友魏源,兩人同宿一室,徹夜對榻暢談。林則徐把《四洲志》手稿和自己在廣州組織人收集、翻譯的外國資料交給了魏源,囑托他進一步研究外國史地。魏源立即動手,埋頭著述。除了引用《四洲志》全文外,還征引歷代史志14種,古今中外各家著述70多種,此外還有各種奏折30多件和一些親自調(diào)查來的材料。他終于在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即1843年1月)編成《海國圖志》50卷。以后又陸續(xù)加以修訂增補,1847年擴充為60卷,1852年又增補到100卷。其內(nèi)容除了世界五大洲幾十個國家的歷史地理簡述外,還包括論海防戰(zhàn)略戰(zhàn)術的《籌海篇》4卷,以及《夷情備采》3卷和關于仿造西洋船炮等方面的論述、圖說10多卷,此外還有世界地圖與各國地圖70多幅。這是近代中國人自己編撰的第一部關于世界歷史地理的著作,而且總結分析了鴉片戰(zhàn)爭的經(jīng)驗教訓,探求富國強兵抵御外侮之道,提出了“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主張。魏源的《海國圖志》出版后很快就由中國赴日貿(mào)易商船帶到日本出售。據(jù)長崎的進口漢籍帳目記載,1851年就有中國商船帶去《海國圖志》3部,1852年又帶去1部,1854年又有兩位中國商人分別帶去15部。(25)23這些書大部分被官方征用或由幕府官員買去,供不應求,價格不斷上漲。《海國圖志》傳入日本后,立即受到日本有識之士的重視和歡迎,紛紛加以翻譯、訓解、評論和刊印。一時在日本出現(xiàn)了許多《海國圖志》的選本,其中有翻刻本(即按原文翻印)、訓點本(即在漢文上下旁邊加上訓讀符號或假名)及和解本(日文譯本)。之所以出現(xiàn)這種現(xiàn)象的原因,主要是日本人覺得《海國圖志》是他們迫切需要的“有用之書”。但由于這部書的輸入量有限,而且多數(shù)被官方買走,民間很難看到,因此廣大日本民間人士渴望通過翻印出版,以讀到這部著作。再有對日本人來說,畢竟?jié)h文較難懂,所以要加以翻譯、訓點,有助于民眾閱讀,廣泛流傳。另外,《海國圖志》全書分量很大,于是日本學者根據(jù)當時的需要,摘其精華或有關部分,進行翻印、訓譯,編成選本,並加以序跋,抒發(fā)讀后的感想和評論。據(jù)筆者在日本訪問研究期間在日本各圖書館尋訪所見,並參考日本學者鲇澤信太郎的《鎖國時代日本人的海外知識》等書,發(fā)現(xiàn)從1854—1856年僅僅3年之間,日本出版的《海國圖志》的各種選本就達20余種之多。其中翻刻、訓點本有6種,日譯本有15種。按選本的內(nèi)容分,有關籌海篇、夷情’備采、武器圖說等方面的有5種,關于美國的有8種,英國的3種,俄國的2種,法國、德國、印度的各1種。從中也反映出當時日本人對世界各國不同的關心程度。像《海國圖志》這樣一部中國書籍在出版后短短數(shù)年中,在另一個國家日本竟然出現(xiàn)這么多版本的翻印本和翻譯本,這在世界各國文化交流史上恐怕也是十分罕見的。《海國圖志》為什么會引起日本人這樣大的興趣呢?首先是因為這部書使他們大開眼界,幫助他們了解到世界各國的情況。鎖國時代,日本人只能從來長崎貿(mào)易的荷蘭商人那里得到一點十分有限的西洋知識,因此當日本遭到西方?jīng)_擊時,朝野上下痛感世界知識之貧乏與了解外國情況的重要。學者大禎在《海國圖志·夷情備采》的序中指出:“海防之道,莫要于知夷情況也。知夷情,則強弱之勢審,而勝敗之機決矣;不知夷情,則事事乖錯,變每出意測之外矣。故知夷情與不知夷情,利害之相懸,奚啻天淵哉!”他盛贊魏源的《海國圖志》,“其敘海外各國之夷情,未有如此書之詳悉者也。因譯以刊行。任邊疆之責者,熟讀之得其情,則戰(zhàn)以挫其銳,款以制其命。國勢一張,折沖萬里,雖有桀驁之資,彼惡能逞其伎倆哉!”(26)24廣瀨達也認為:“讀此書以了解海外情勢,不至于對外國人或輕視傲然,或恐懼害怕。”(27)25只要了解外國,便能減少肓目性,並采取正確的外交政策、策略來對待。因此,中國近代第一部系統(tǒng)介紹世界史地的名著《海國圖志》傳到日本,對于幕末不太了解世界形勢的日本人來說,簡直是天賜的寶書,打開了他們的眼界,武裝了他們的頭腦。所以杉木達在《海國圖志·美理哥國總記和解跋》中高度評價道:“本書譯于幕末海警告急之時,最為有用之舉。其于世界地理茫無所知的幕末人士,此功實不可沒也。”(28)26其次,《海國圖志》不僅提供了世界史地知識,而且總結了中國鴉片戰(zhàn)爭的經(jīng)驗教訓,提出了不少加強海防抵御外敵的建議,這對于幕末面臨西方列強侵略的日本人,也有很大啟發(fā)和幫助。學者南洋梯謙曾敘述自己閱讀《海國圖志》的感受。開始他以為魏源所講的御夷之術,可能是自我吹噓,“余以其言為過情難信”。后來,他仔細讀了《海國圖志》,特別是其中的《籌海篇》,“謂水陸異戰(zhàn)法,器械亦隨變,惟巨艦大炮之尚。洋夷雖有英、佛(即法國)俄羅、彌利(即美國)之別,而至器械則同,大艦與炮矣。于是有水手操麾弓馬之將,就卒伍之勢。”這才相信“魏氏之言不誣也。”並推崇《海國圖志》是一部“天下武夫必讀之書也,當博施以為國家之用。”(29)27當時不少日本人士都盛贊《海國圖志》對日本加強海防所起的作用。如賴醇在《刻海國圖志序》中指出;“使海內(nèi)盡得觀之,庶乎其為我邊防之一助矣!”同時,他又提醒:“然各國殊勢,俗尚異宜,有彼此可通用者,有彼便而我不利者,要在明識采擇焉耳。”(30)28可以說,《海國圖志》影響了日本幕末的一代知識分子,尤其是給予那些要求抵御外敵革新內(nèi)政的維新志士以啟迪,從而推動了日本的開國與維新。《海國圖志》對日本維新志士的影響,可以舉兩個例子來說明。一位是日本幕末尊皇開國論的倡導者佐久間象山。他把魏源稱為自己的“海外同志”。他在《省諐錄》一書中談到自己讀了魏源的著作《海國圖志》和《圣武記》以后的感想時,感慨地說:“嗚呼!予與魏,各生異域,不相識姓名,感時著言同在是歲,而其所見亦有暗合者,一何奇也,真可謂海外同志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