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封建改革的再認識

日本明治維新和中國戊戌變法是東亞近代史上的兩次重要政治改革，對中國兩國的現(xiàn)代社會變革產生了重大影響。19世紀中葉,日本面臨著淪為殖民地的威脅。隨著國內外矛盾的不斷激化,以資產階級化的中下級武士為中堅力量的倒幕派聯(lián)合各階層力量,在“尊王攘夷”的口號下,推翻了幕府統(tǒng)治,實行資產階級改革,使日本走上了資本主義發(fā)展道路。中國的情況與日本有諸多相似之處。1840年后,西方列強多次發(fā)動侵華戰(zhàn)爭,致使中國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甲午戰(zhàn)爭的失敗更把中國推向了亡國滅種的邊緣。歷史的發(fā)展迫切要求中國提出新的理論和思想,救亡圖存,資產階級維新變法運動由此迅速興起。可是,戊戌變法未能成為中國歷史發(fā)展的拐點,卻以失敗告終。相似的改革為什么會出現(xiàn)成敗不同的結局呢?學術界多從宏觀層面研究日本明治維新和中國戊戌變法,本文則力圖從微觀層面分析這兩次資產階級改革成敗的政治原因,試圖揭示影響日、中兩國社會變革的規(guī)律性的內容。一、變革力量—封建二元政體、幕藩制與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明治維新前,日本中央的政治體制是天皇—幕府封建二元政體。在這種體制中,幕府與天皇朝廷同時并存,幕府實質上是日本封建社會的最高統(tǒng)治機構,幕府將軍掌握著全國軍政大權,憑借其政治、軍事、經濟等實力千方百計地限制天皇的權力。天皇掌管意識形態(tài),只是名義上的最高統(tǒng)治者。天皇朝廷名存實亡,但是作為一種意識形態(tài),“天皇神授”在日本人心目中具有根深蒂固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天皇被認為是創(chuàng)造日本國家的神的子孫,具有超人的身份。”163即使幕府將軍也不得不承認天皇的權威及其存在。面對幕府的種種限制,失去了軍政大權的天皇不甘心聽從幕府的擺布,時刻伺機恢復至高無上的皇權。這是封建二元政體結構必然產生的矛盾和對立,并貫穿幕府統(tǒng)治的全過程。德川幕府末期,國內外矛盾不斷激化,維新派利用了天皇與幕府的矛盾,以“尊王攘夷”的口號,把天皇作為團結倒幕勢力的精神工具,使朝廷上下眾多的倒幕力量匯集成為一個強大倒幕洪流,并以天皇的名義下達討幕令,為實現(xiàn)武力倒幕取得合法的根據(jù)。天皇也希望通過維新派恢復他那至高無上的皇權。于是,維新派就與天皇形成了倒幕合力,推翻了德川幕府的統(tǒng)治,建立起明治新政權,并在此基礎上進行資本主義改革,使日本迅速地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正是這種獨特的天皇—幕府封建二元政體結構,成為明治維新成功的一個因素之一。在日本,幕府之下還存在著“藩”這樣的地方割據(jù)勢力。幕府將軍是全國最高的統(tǒng)治者,下轄260多個大名藩主。由于幕府將軍對各藩領地不擁有直接的行政權,各藩大名,尤其是“外樣大名”雖受幕府的節(jié)制,但在自己的藩內卻是封建的獨裁者,具有相對的獨立性。“諸如設置‘藩廳’,管理行政,決定領地內的租稅率,乃至設置關卡,征收賦稅和擁有相應數(shù)量的武士軍隊等等。”其中以長州、薩摩、土佐和肥前等四藩的實力最強,保持著封建割據(jù)的獨立性,并與幕府有深刻的矛盾。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勢力既彼此依賴,又相互對立,處于均衡狀態(tài),在一定的條件下,有轉化為對抗的可能。這種割據(jù)對立的局面為維新勢力提供了生存和發(fā)展的條件。因此,當西方列強相繼入侵,日本處于封建危機和民族危機的政治動蕩時,革新的政治力量就有可能首先在一個藩內獲得成功,作為取得全國勝利的據(jù)點。在日本明治維新運動中,長州和薩摩兩藩就起了這樣的作用,成為全國倒幕維新志士的集結地和大本營。中國專制主義中央集權政治體制與日本幕藩政體明顯不同。中國自秦漢以來的政治結構是建立在地主經濟基礎之上的大一統(tǒng)官僚政治,君權至上。這是典型的政治全面控制的體制,全國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宗教、道德生活以及其他社會領域都納入這個高度板結的體系中,任何游離于這個體系之外的因素都會被視為異端而被剿滅。這種中央集權制到清代發(fā)展到了極端,封建君主集軍政等權力于一身,在中央增設軍機處,地方建立督撫制,邊疆設有理藩院,中央通過科舉制度選任地方官吏。從中央到地方,從內地到邊疆,形成了一個嚴密的統(tǒng)治網,致使革新力量很難獨立地發(fā)展起來,封建統(tǒng)治階級內部也很難出現(xiàn)大的分化。在封建中央權力高度集中的“大一統(tǒng)”天下,地方不可能獨立于中央之外發(fā)展軍事、政治力量。即使是晚清出現(xiàn)過的“湘軍、淮軍并不具備日本幕府末期的藩那樣有比較牢固的統(tǒng)治地區(qū)和主從關系,而是寄生于清朝的統(tǒng)治機構,依靠外國勢力的支持,因而不可能取代清王朝而制霸全國,創(chuàng)建新的國家機構。”28在維護封建統(tǒng)治舊秩序這一根本問題上,他們的立場則和清廷是一致的。以慈禧太后為核心的封建專制統(tǒng)治仍然很強大,盡管腐朽但是仍然很頑固,不易被摧毀。因此中國維新派要沖破封建專制主義的羅網,進行政治上的革新,其所面臨的阻力要比日本明治維新大得多。二、科舉選官制—兩國官吏的選拔和任免機制不同在日本,官吏的選拔和任免依靠門閥和世襲制。日本的武士屬于封建統(tǒng)治階級,但在其內部按照門第的高低又劃分為20多個等級,幕府及各藩政府的職務,均依靠武士的等級身份分配,并可世襲。但政府的高級職位始終為大門閥世襲壟斷,中下級武士始終被排斥在權力機構之外,這種僵化封閉的官吏選拔任免機制阻礙了封建政權機構吸收新鮮血液,以增強自己的活力;同時,也把下層人士,尤其是中下級武士往上流動的渠道堵死,“使一些門第較低而富有才干的中下級武士因無緣獲取較高的職務,產生強烈的不滿情緒,并最終走上反對幕府統(tǒng)治的道路。”456“門閥成了他們發(fā)號施令的資本,即使才華過人,如果不依靠門閥就不能施展其才能,也不能有所作為。在當時由于被這種勢力所壓制,全國已經找不到可以發(fā)揮智力的余地,一切事物都陷于停滯不前的狀態(tài)。……到了德川氏的末期,社會人士已經開始產生了厭惡門閥的心情。”中下級武士既是軍事集團,又是政治集團,是明治維新的中堅力量;同時他們還是一個反封建的精英集團,有力的沖擊和破壞著封建等級制度。在中國,清政府主要通過科舉制來選拔任免官吏,這種科舉選官制具有他的合理的一面。首先科舉選官制為網羅和起用人才開辟了道路,不僅把全國的精英分子集中到體制內,同時還形成了一條無形的思想鎖鏈,把眾多知識分子牢牢捆綁在傳統(tǒng)秩序當中。其次,科舉選官制也為中小地主乃至出身寒微的平民知識分子開辟了一條以應試出仕的向上流動的渠道。雖然,由于經濟條件的限制,平民很少有讀書的,更談不上應試出仕,但科舉制至少使他們向上流動具有了一種合法的可能性,事實上,也有一部分平民知識分子利用這種可能性步入仕途,成為統(tǒng)治階級。由于這種制度具有很多的合理因素,“整個統(tǒng)治階級都非常迷戀這種制度,熱衷于維護這種制度”,28封建統(tǒng)治政權就通過科舉制度把全國各階級的優(yōu)秀分子吸收到中央政府,擴大了政權的階級基礎,調整了官僚機構,增強了它的“活力”。此外,中國封建社會還有捐納制度,即有錢者可以買官做,使一大批原來社會地位較為低下的庶民地主、商人等得以躋身仕途。晚清政府渴望擴大財源,“通過捐納制度造就的各種‘異途’出身的科舉精英分子數(shù)量大增”,進一步擴大了清政府的階級基礎。中國封建社會統(tǒng)治階級可以不斷地從其他社會階級、階層中汲取新鮮的力量以補充和更新自己,而其他階級、階層的成員由于存在著上升至統(tǒng)治階級的可能性,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與統(tǒng)治階級的對立。這使得中國封建社會具有一種特殊的穩(wěn)定性和牢固性,難以在其內部形成強大的改革力量,對近代中國的社會變革產生了強大的阻力。三、日本明治維新和中國戊戌變法的主要領袖社會改革的力量直接推動著社會改革的進行,是社會改革成敗的關鍵。由于推動日、中兩國進行社會改革的力量有著明顯差別,從而影響到兩國改革結局的不同。首先,日本明治維新的主要領袖具有政治家的謀略和才干,斗爭經驗豐富,在他們的領導下改革得以穩(wěn)妥地進行。中國戊戌變法的主要領袖則缺乏謀略和才干,毫無政治斗爭經驗,難以領導維新變法走向成功。其次,日本明治維新得到了資產階級化的中下級武士及豪商豪農的支持,無論是人力還是物力上都強于中國。中國維新派力量單薄,缺少必要的社會基礎。(一)關于政治局勢的變化領袖人物是否具有政治遠見、執(zhí)政經驗,敢于和善于開展斗爭,是改革成敗的重要條件之一。明治維新的主要領導成員,如:木戶孝允、大久保利通及伊藤博文等都是資產階級化的中下級武士精英分子,具有政治家的謀略和執(zhí)政才干。明治維新前,他們就通過“藩政改革”掌握了西南諸藩的藩政,從中經歷了改革風浪的考驗,積累了政治斗爭經驗。他們清楚地意識到必須推翻幕府統(tǒng)治,奪取政權才能發(fā)展資本主義,使日本走上資本主義的道路。在倒幕斗爭中,他們善于利用形勢,爭取和利用各方面的力量,包括農民武裝力量,打擊最主要的敵人幕府。在建立和掌握了新政權的前提下,以五條誓言為施政方針,逐步改造了日本的政體。如:廢藩置縣、取消身份制、改革地稅、發(fā)展實業(yè)和近代教育,最終實現(xiàn)了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及文化的全面開化。在改革過程中,他們采取強制和贖買相結合的方式,用十年時間,堅決、慎重及穩(wěn)妥地解決了廢藩置縣和取消身份制等歷史問題,大大減少了貴族反抗的激烈程度,保證了改革所必需的穩(wěn)定的政治環(huán)境,使所頒布的政策得到較為順利的實施。中國維新派的主要領導人,如: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都是些讀書人,雖然有進步的思想和豐富的知識,卻缺乏行政經驗,疏于政務,黯于世事,缺乏韜略。維新初期,維新派只因名聲不好,就把最具實力的李鴻章加以排斥,致使同情維新的李鴻章改投頑固派而成為維新的阻力。對于在改革中出現(xiàn)的阻力,維新派則樂觀地認為“殺二品以上阻撓新法大臣一二人,則新法行矣”。251因此,混跡官場多年的頑固官僚們視之為“皆溫雅辭章之士,鮮有老謀”,“不足畏也”。467同時,維新派在未掌握實權的情況下,只求“全變”、“速變”。在短短的103天內,雪片般地頒布了110多道詔令,改革范圍涉及政治、經濟、軍事、文化諸方面,企圖在一夜之間把中國變?yōu)橘Y產階級君主立憲國家。他們急于求成,不講謀略,對統(tǒng)治階級的各派別不加區(qū)別,全面打擊,大裁大撤,廢八股,改官制,觸犯了大多數(shù)人的利益,以致“朝廷震撼,頗有民不聊生之戚”。485維新派給自己樹立了一個強大的反對勢力,終因反對者眾,支持者寡而失敗。(二)資產階級化的豪商豪商日本明治維新的主要力量是中下級武士、豪商豪農。這一改革的社會力量在明治維新前業(yè)已形成。資產階級化的中下級武士既是武裝集團,又是政治集團;中下級武士資產階級化,有力地沖擊和破壞著封建等級制度。德川幕府末期,森嚴的門閥制度使中下級武士深受政治壓迫,而幕府和各藩財政狀況的日益惡化,又使廣大中下級武士陷入困境,他們之中有許多人俸祿不保,生活無著。為謀求生路,許多武士從事副業(yè)生產或經營商業(yè),進行具資產階級性質的經濟活動。在西方資產階級政治思想的影響和人民革命斗爭的推動下,資產階級化的中下級武士和豪商豪農聯(lián)合起來先后控制了長州和摩薩等藩的藩政,并且組織了近代化的武裝力量。而許多不滿幕府要求改變現(xiàn)狀的藩主大名也紛紛歸附,進一步增強了維新派的實力。他們利用了天皇與幕府的矛盾,聯(lián)合天皇這個名義上的最高統(tǒng)治者,在天皇的名義下,利用了當時反對幕府的人民力量,進行討幕活動。在商品經濟發(fā)展的過程中形成的資產階級化的豪商豪農,在政治上處于無權地位,受幕府的種種限制和打擊,對幕府深抱不滿,成為反對幕府的一支新生力量。如,在豪商白石正一郎的幫助下組織了第一支倒幕武裝力量“奇兵隊”,再如明治政權初期的財政則是靠三井、住友、小野等大商業(yè)資本作為經濟支柱。顯然,資產階級化的豪商豪農是明治維新成功的社會基礎。“明治革命的領導權掌握在中下級武士之手,而背后的經濟推動力則是三井、住友、鴻池、小野和安田之流的大商人的財力。”所以,資產階級化的中下級武士和豪商豪農有力地推動著社會改革,是明治維新的主要力量。中國維新派的力量卻很薄弱,他們只是整個封建統(tǒng)治階級中分化出來的極少數(shù)的資產階級化的知識分子,從未掌握實權,清朝政權一直被保守勢力牢牢掌握。他們只是在三年里創(chuàng)辦了24個學會,19個學堂,8個報館而已,根本就沒考慮過,也沒機會像日本維新派那樣創(chuàng)建屬于自己的軍隊,在危急時候只有寄希望于袁世凱這樣的陰險小人。他們主要是從官僚和知識分子中尋求力量支持。在中央,希望聯(lián)合以翁同口口口禾為首的帝黨來對抗以慈禧為核心的頑固勢力。然而,翁同口口口禾雖貴為軍機大臣,但也無多大實權,慈禧一張旨諭,即將其革職回鄉(xiāng)。在地方,他們也始終沒有和地方實力派建立起密切的聯(lián)系,沒有獲得像日本維新派那樣在政治、經濟上強大到足以與中央叫板的地方勢力的支持,維新派所寄以希望的張之洞之流的地方實力派,在關鍵時候都站在維護封建傳統(tǒng)的立場上,無不聽從于慈禧的命令,共同扼殺維新力量。并且,維新變法缺乏支持革新的廣泛的社會基礎。中國維新變法時,中國的資產階級還沒有形成一支獨立的政治力量,“它一方面受帝國主義的壓迫,在一定程度上有反帝反封建斗爭的積極性;另一方面又與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在經濟上有聯(lián)系,沒有徹底反帝反封建的勇氣”。因此,中國資產階級也不敢果敢地支持維新派,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同時中國維新派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毫無實權的光緒皇帝身上,不相信人民,害怕人民,不懂得也不敢利用當時反帝國主義情緒日益高漲的人民力量來沖破封建專制主義羅網,僅僅希望憑借光緒皇帝的諭旨條令來改變社會的面貌,實行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