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省際跨地區人口遷移的模式與效果研究

一、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機制改革開放前，中國對人口流動實行嚴格控制，只很少有政治人員流動。改革開放使生產力得到極大解放,農村剩余勞動力問題凸顯;同時沿海地區經濟快速發展形成了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需求,因而開始出現農村勞動力自發向城市轉移。同時,國家開始放松對人口遷移的嚴格控制,我國人口遷移逐步趨強并漸顯高度活躍態勢。(一)勞動力跨省遷移人口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人口遷移的規模總體上呈快速上升態勢,特別是在上世紀90年代急劇擴大。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樣調查數據顯示,1982—1987年,全國人口遷移總量是3053萬人,其中跨省遷移人口632萬人;1985—1990年,總遷移人口3413萬人,跨省遷移人口1183萬人;1995—2000年,總遷移人口1.44億人,跨省遷移人口4242萬人;2000—2005年,總遷移人口1.47億人,跨省遷移人口4779萬人。目前全國流動人口的總體規模在1.5億左右,其中約有1/3是跨省流動,2/3是省內流動。根據第4次、第5次人口普查和200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的跨省遷移勞動年齡人口數據,大致推算得到1990年勞動力跨省流動的規模是1047萬人,2000年是3972萬人,2005年是4270萬人。可見,我國跨省遷移人口絕大多數是在省際間流動的勞動力。(二)跨省流動人口分布我國區際人口遷移的一個突出特點是大量的勞動力由中西部地區向東部地區流動,地區內部流動性不強,跨地區人口遷移是我國省際人口遷移的主要模式。這種遷移模式可以通過計算跨地區遷移人口在省際遷移人口的比重來佐證。1985—1990年,我國的跨省遷移人口中跨越三大地區的遷移人口占省際遷移人口的63.36%;1995—2000年為76.47%,2000—2005年達到79.62%,呈明顯的上升趨勢。東部地區一直是我國跨省流動人口遷入的首選之地。1982—1987年東部地區遷入人口占全國跨省流動人口的52%,并且一直呈快速上升態勢,1995—2000年這一比重達到75%,而2000—2005年達到84.6%。流入東部的人口主要集中在兩個三角洲,即包含廣東全境的珠江三角洲地區,以及包含江、浙兩省全境及上海市的泛長江三角洲地區。利用2000第5次人口普查數據的推算顯示,這兩個三角洲吸納的跨地區流動人口占整個東部地區跨地區遷入人口的78.1%。而中西部地區對流動人口的吸引力日漸減弱,1982—1987年年中部地區遷入人口占全國跨省流動人口的比重為24.6%,此后一直呈下降趨勢,1995—2000年跌破10%,2000—2005年更是僅占5.5%;西部地區遷入人口占全國跨省流動人口的比重也很低,1982—1987年為23.3%,1995—2000年降到15.3%,2000—2005年也跌破10%。從流出地構成來看,中西部地區是跨省流動人口的主要流出地。人口普查和抽樣調查的數據顯示,1985—1990年東、中、西三地區流出省外的人口規模差不多,分別占33.7%、31.7%、34.6%。1995年以后,人口流出三分天下的局面完全改變,東部比重大大減少;中部比重急劇上升,幾近一半;西部比重保持穩定。中西部地區的跨省流動人口絕大部分流向了東部地區,從1987—2005年,中部地區跨省流動人口中流入東部地區的比重由61.7%上升到近90%,而西部地區也由44.2%上升到80%。具體來看,中部地區的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區的廣西、重慶和四川是勞務輸出大省,這8個省流出的跨省就業人口占全國的65%。二、中國人口遷移的主要特點(一)勞動力產業分布情況正如前文所述,我國省際人口遷移的區域流向突出表現為由中西部地區向東部地區流動,這一跨地區人口遷移的過程也是農村勞動力由鄉村向城市、由農業向非農業部門轉移的過程。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樣調查數據顯示,在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人口遷移中,農村遷出人口一般都占遷出總人口的60%及以上,顯示了農村遷出人口是我國遷移人口的主體;而絕大部分遷出人口是遷入城鎮的,并且呈現加強趨勢,上世紀90年代后期以來,遷入城鎮的人口占總流動人口的80%以上,甚至接近90%,從農村流出的人口大部分流向了城鎮。從農村轉移出來的勞動力主要集中在第二產業就業。2000年人口普查長表數據顯示,1995—2000年間,全國跨地區流動的就業人口中有69.6%集中在第二產業,尤其是制造業比重高達60.3%,其次是批發和零售貿易業、農林牧漁業、建筑業、服務業。但三大地區之間流動勞動力的產業分布差異較大,東部地區遷入人口產業構成是第二產業為主(74.9%)、第三產業為輔(19.5%);而中、西部遷入人口的產業構成比較均衡,雖然主要從事第三產業,但第一產業、第二產業的比重也較高。200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沒有遷移人口在業情況的調查,但我們還是可以從一些有關農民工就業的行業分布調查來分析遷移人口的在業狀況。農業部劉維佳2005年的調查表明,在全國第二產業就業人員中農民工已占57.6%,其中加工制造業占68%,建筑業占80%;在全國第三產業從業人員中農民工占52%;城市建筑、環保、家政、餐飲服務人員90%都是農民工。這些農民工正在從農民中分離出來,頑強地融入產業工人階層,并成為產業工人的主體部分。我國人口遷移與劉易斯模型所揭示的勞動力轉移規律相一致,這是我國工業化和城市化不斷發展的必然結果,反過來,也是推動我國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化的重要條件。(二)農村勞動力跨地區轉移的“思路”由于戶籍約束造成的城鄉分割狀況還沒有完全打破,農村勞動力雖然從農業向非農部門轉移來看具有穩固性,但仍具有很強的兼業性、身份的二重性以及長久居住地與就業地分離的“兩棲性”。外流的農村勞動力多數還保留家鄉的承包土地,有的是常年在外務工,有的是季節性外出就業;他們外出在非農部門就業,在職業上改變了農民身份,但還保留著農業戶口和農民的社會身份;外出農村勞動力長期生活工作在外地,但一般沒能在外定居,家鄉仍有親人,收入多數帶回老家。這導致我國的農村勞動力跨地區轉移呈現出“候鳥式”的流動模式。我國農村勞動力要真正轉移出來成為城市居民,需要經歷兩個階段:先是從農村轉移出來,并在城市尋找到適合自己的就業機會;然后是轉移出來的勞動力中的成功者在“樂業”之后尋求“安居”,在城市居住下來。在中國目前獨特的制度安排下,農村勞動力一般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實現轉移的第一步;但是轉移的第二步,對于大多數農村勞動力來說,卻不是依靠自己具有的平均水平以上的人力資本就可以實現的,而是要受一系列制度約束。因此,外流的農村勞動力可能常年在東部經濟發達城市就業、生活和居住,但難于在城市入戶定居,導致東部很多發達城市常住人口中存在大量的“二等市民”(非戶籍人口)。對于大部分流出的農村勞動力來講,盡管他們的技能、觀念、職業已不再是農民,但在現有的制度約束下,他們只能是“城市就業、農村安家”。(三)人口特征與流動人口教育狀況的差異區域非均衡發展理論認為,發達地區的選擇性移民使落后地區人才流失,是形成區域經濟發展“極化效應”的重要原因。我國現階段的人口跨地區遷移是否存在東部發達地區對中西部地區的選擇性移民呢?通過對第5次人口普查關于流動人口的年齡、受教育程度等信息分析,發現東部發達地區總體上尚未形成明顯的選擇性移民傾向。第5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從我國三大地區之間流動人口的人力資本特征來看,總體表現為年輕型流動人口,受教育水平以初中為主。1995—2000年三地區遷入和遷出人口的年齡結構也都具有年輕型人口的特征,區域差異小。從遷入人口的年齡結構來看,東部、中部、西部三地區平均年齡分別是24.88歲、24.56歲和25.34歲,多數年齡均在20-24歲。三大地區遷出人口年齡結構與遷入人口相似,峰值年齡均在20—24歲,平均年齡均在25歲左右,地區間差異小。從三地區流動人口的受教育狀況來看,中部遷入人口平均受教育水平最高,西部次之,東部最低,三地區遷入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分別是9.88、9.32、8.91年,都是以初中受教育程度為主;東部遷出人口平均受教育水平最高,中部其次,西部最低,三地區遷出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依次是10.02、9.01、8.82年。東部地區流向中西部地區人口的平均受教育程度明顯要高于中西部地區流入東部地區人口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尤其是流人中部地區的人口的平均受教育程度達到了高中。為什么人口普查數據并沒有印證人才“孔雀東南飛”的直觀判斷呢?這一現象可以從各地區制造業結構和產業鏈分工的差異得到解釋。東部承接了大量的海外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制造業結構偏于輕型化,對各種層次的勞動力都具有強大的吸納能力;大量的低人力資本勞動力涌入東部地區就業,極大地稀釋了流入東部勞動力的平均人力資本含量。而中西部地區制造業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