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王昭君變文》所見王昭君出塞方向及目的地考

通過王兆軍的變文記錄，王兆軍的故事和唐代早期詩歌的相關內容更加突出。它反映了西藏地區西部敦煌地區的特點。為了考察敦煌《王昭君變文》的地域特征,我們首先要研究清楚歷史上王昭君的出塞方向、目的地等問題。一、呼韓邪出塞的目的地雖然歷史文獻中沒有明確記載昭君出塞的去向,但是,相關的記載還是能提供一些這方面的信息。史載呼韓邪單于四次入朝,第一、二次的路線比較明確。公元前52年,“匈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愿奉國珍,朝三年正月”。《資治通鑒》載:“(公元前52年)詔遣車騎都尉韓昌迎單于,發所過七郡二十千騎為陳道上。”此句后胡三省注曰:“七郡,謂過五原、朔方、西河、上郡、北地、馮翊而后至長安也。”第二次,公元前51年,“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二月,遣單于歸國。單于自請‘愿留居幕南光祿塞下;有急,保漢受降城’。漢遣長樂衛尉、高昌侯侯董忠、車騎都尉韓昌將騎萬六千,又發邊郡士馬以千數,送單于出朔方雞鹿塞”。顧炎武對呼韓邪單于來朝廷的路線的理解與胡三省相同,并進一步推出昭君出塞的路線:“《漢書》言呼韓邪單于自請留居光祿塞下,又言天子遣使送單于出朔方雞鹿塞,后單于竟北歸庭。乃至漢與匈奴往來之道,大抵從云中、五原、朔方,明妃之行亦必出此。”顧氏所說甚是,歷史上王昭君出塞的方向是去北方。如同昭君出塞的方向一樣,昭君出塞的目的地在歷史文獻中也沒有明確的記載。根據呼韓邪單于當年來朝的路線,我們知道歷史上昭君出塞目的地在北方。史書中有呼韓邪單于幾次歸庭的記載,如(公元前58年)“呼韓邪單于歸庭;數月,罷兵,使各歸故地”、(公元前56年)“是時,李陵子復立烏藉都尉為單于,呼韓邪單于捕斬之;遂復都單于庭”、(公元前43年)“單于竟北歸庭,民眾稍稍歸之,其國遂定”。據黃文弼先生考證:“單于庭當在鄂爾渾河畔,杭愛山之東麓,哈喇巴爾噶遜附近也。”這說明呼韓邪單于的重要活動都在單于庭,而單于庭在今外蒙古境內。另外,《漢書》載:“竟寧中,呼韓邪來朝,與秩訾相見,謝曰‘王為我計甚厚我失王意,使王去不復顧留,皆我過也。今欲白天子,請王歸庭。’……單于固請不能得而歸。”“竟寧中,呼韓邪來朝”,“請王歸庭”,最后,“固請不能得而歸”,說明呼韓邪單于竟寧中入朝那次回去的地方是單于庭。竟寧只有元年(公元前33),昭君這年出塞,說明其出塞的最終的目的地是單于庭。通過以上分析,我們知道歷史上昭君出塞的方向是北方,出塞的目的地是單于庭。然而,《王昭君變文》中昭君出塞的方向與歷史上記載的不同——出塞的方向是西北,并且其中有明確的出塞目的地——敦煌。下面我們來看一下變文中關于昭君出塞路線及方向的描述。二、“雁門”及“石堡”變文中昭君出塞的路線是這樣的:“□(酒)泉路遠穿龍勒,石堡云山接雁門,驀水頻過及敕戍,□□□(望)見可嵐屯。”也就是說昭君出塞的路線經過雁門、酒泉、龍勒、石堡、敕戍、可嵐屯等地。這些地方的具體情況是這樣的:“酒泉”,“唐代郡名,治所在今甘肅省酒泉市”;“龍勒”,一說是縣名,“在敦煌縣西南一百四十里”,一說是唐敦煌縣又有龍勒鄉,一說是山名,在沙州壽昌城南一百八十里。總之,“龍勒”無論是縣名、鄉名還是山名,它都離敦煌不遠;“石堡”,“即石堡城,在今青海省西寧市西南,為唐朝與吐蕃的交通要沖”;“雁門”,“在今山西省代縣西北,自古為戍守重地”。“驀水”、“敕戍”、“可嵐屯”今不可考,但其應在河西地域之內。“雁門”、“酒泉”、“龍勒”、“石堡”、“敕戍”、“可嵐屯”這六個地方顯示的路線是從“雁門”出發,過“酒泉”、“龍勒”到西北去,但是經歷的地方卻又涉及“石堡”這一去吐蕃的要沖。為什么會出現經過“石堡”的情形呢?筆者以為這是作者雜糅唐朝文城、金城等諸位和蕃公主經歷的結果。昭君出塞到西北的說法并不是《王昭君變文》作者的首創,它始于陳后主的詩“狼山聚云暗,龍沙飛雪輕。笳吟度隴咽,笛轉出關明”(《昭君怨》)。之后,一直至唐代,這一說法都很流行,如陳昭的詩“交河擁塞路,隴首暗沙塵”(《明君詞》)、上官儀的詩“玉關春色晚,金河路幾千”(《王昭君》)、盧照鄰的詩“合殿恩中絕,交河使漸稀”(《王昭君》)、李白的詩“一上玉關道,天涯去不歸。漢月還從東海出,明妃西嫁無來日。燕支長寒雪作花,蛾眉憔悴沒胡沙”(《王昭君》)、令狐楚的詩“魏闕蒼龍遠,蕭關赤雁哀”(《王昭君》)等。為什么會出現這一說法,筆者以為原因大致有三:一是西行出塞公主的影響,如漢代細君公主等;二是河西曾經是匈奴的屬地。《漢書·地理志》載:“武威郡,故匈奴休屠王地。”“張掖郡,故匈奴昆邪王地。”三是敦煌和呼韓邪單于有聯系。《漢書·匈奴傳》載:“元帝以后宮良家子王墻字昭君賜單于。單于歡喜,上書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可見,呼韓邪單于的勢力當時可以影響到敦煌。《王昭君變文》的作者借用了昭君出塞到西北去的說法,并且,對其有所發展。這一發展就體現在明確昭君出塞的目的地——敦煌。三、敦煌相關文獻記載中的一些特殊情況關于昭君出塞的目的地,歷史的記載是模糊的,筆者分析應是單于庭,但《王昭君變文》的作者卻把昭君的出塞地明確地寫成敦煌,筆者認為這是作者主觀創作的結果。變文中王昭君的活動地點是以敦煌為中心來展開的,其他地方涉及金河、胭脂山等。昭君思念故鄉時的唱詞說:“妾家宮宛(苑)住奏(秦)川,南望長安路幾千,不應玉塞朝云斷,直為金河夜蒙連。胭脂山上愁今日……風光日色何處度,春色何時度酒泉?”“遂使望斷黃沙,悲連紫塞,長辭赤縣,永別神州”。變文最后的祭詞中又有“不稼(嫁)昭軍(君),紫塞難為運策定”句,由此可知,變文中昭君出塞后生活的地方是“紫塞”、“玉塞”,活動的地域包括“金河”、“胭脂山”等。下面我們來看一下這些地方所指的具體地點:“紫塞”指敦煌。敦煌其他文獻“詔臨紫塞,鴻澤虔熙”(P2913和P4640)、“乾符之政,以功再建節髦。時降皇華,親臨紫塞”(P2913)、“和尚俗姓陳氏……敦煌人也……義富寶山,法蘭降臨紫塞”(P3556)等句中,“紫塞”即指敦煌。“玉塞”也指敦煌。由敦煌文獻記載如“玉塞敦煌,鎮神沙而白凈”(P4640)、“名高鳳闕,玉塞聲飛”(P4660)、“名高玉塞,禮樂雙全”(P4660)、“領袖敦煌……玉塞崇枝”(P3718)等可知。當然如果作關塞講,“玉塞”指玉門關。“金河”在肅州,即今甘肅的北大河。敦煌寫卷中有提及,如“金河東岸陣云開”(P3633),史書也有記載:“西北五百里至肅州,渡金河,西百里出天門關,又西百里出玉門關。”并且,在敦煌卷子中,“金河”與“玉塞”常常對舉,如“運張良之計,東靜金河;立韓信之謀,北清玉塞”(P3556)、“金河路上,飛澤云奔,玉塞途中,忽承雷令”(P2613)等。“胭脂山”即焉支山、燕支山、燕脂山。清人張駒賢考證說:“焉支山,一作燕支。”《五代詩話》卷一:“北方有焉支山,上多紅藍,北人采其花朵染緋,取其英鮮者作胭脂。婦人妝時用此顏色,殊鮮明可愛,匈奴名妻閼氏,言可愛如胭脂也。”由此可知,“焉支山”寫作“胭脂山”也是自然的事情。另外,敦煌寫卷中還有“燕脂山”的說法:“單槍匹馬,舍軀命而張掖河邊;仗劍輪刀,建功勛于燕脂山下。”(P3556)變文在大量寫敦煌及河西地名的同時,也提到塞北、陰山等北方地名,如“居塞北者……不知塞北有千日之雪”、“瀚海上由嗚戛戛,陰山的是振危危”、“只今葬在黃河北,西南望見受降城”等,關于文中的這一現象,筆者以為這是真實的歷史狀況在變文中的反映。綜合以上信息,筆者以為作者創作中王昭君出塞不是到北方去,而是到河西敦煌,敦煌這一出塞地是作者有意改造歷史的結果,變文具有濃厚的河西敦煌地域特征。那么,為什么作者要讓“王昭君”出塞到敦煌呢?原因只能是作者要借昭君的故事反映敦煌人的思唐歸唐情結。四、“和”字為上,變文作者抓“纖維”,以“質”心“信”,“變”字,“燒”人《王昭君變文》地域特點的形成,首先是作者依據當時情形主觀改造昭君故事的結果。變文作者把昭君故事移植到敦煌河西地區,并改變了變文的情節內容,顯示了作者想通過對傳統昭君故事細節的改寫,反映敦煌乃至河西陷蕃百姓對唐朝強烈思念之情的創作傾向。變文作者對昭君故事發生地的改寫上文已有論述,此不多言。下面我們來看看變文的情節主題。《王昭君變文》不同于傳統昭君故事,其變文情節很簡單:昭君愁苦,單于一再討其歡心,即使“既榮立,元來不稱本情”,并“因此得病,漸加羸瘦”,最后在蕃地郁郁而終。昭君愁苦思鄉的主題在變文中得到了淋漓盡致的表現。文中有大量的寫愁苦思鄉的句子,如“愁腸百結虛成著,□□□行沒處論,賤妾倘期蕃里死,遠恨家人昭(招)取魂”、“單于見明妃不樂”、“邊云忽然聞此曲,令妾愁腸每意歸”、“莫怪適來頻下淚,都為殘云度嶺西”、“昭軍(君)既登高嶺,愁思便生,遂指天嘆帝鄉”、“遠指白云呼且住,聽奴一曲別鄉關:‘妾家宮宛(苑)住奏(秦)川,南望長安路幾千,不應玉塞朝云斷,直為金河夜蒙連。胭脂山上愁今日,紅粉樓前念昔年……風光日色何處度,春色何時度酒泉……’”、“昭軍(君)一度登千山,千回下淚,慈母只今何在?君王不見追來”、“遂使望斷黃沙,悲連紫塞,長辭赤縣,永別神州。虞舜妻賢,涕能變竹,玘良(杞梁)婦圣,哭烈(裂)長城。乃可恨積如山,愁盈若海”等。昭君為什么如此愁苦呢?原因是她嫁給了“蕃家”,生活在敦煌,她“長辭赤縣,永別神州”。她歸家的心愿特別強烈:“一朝愿妾為紅□(鸛),萬里高飛入紫煙。”以至于昭君亡故后單于哭也說:“早知死若埋沙里,悔不教君還帝鄉。”這個“(入)國隨國,入鄉隨鄉,到蕃稟(里)還立蕃家之名”的昭君自始至終都不習慣單于的寵愛:“如今以暮(慕)單于德,昔日還錄(承)漢帝恩”,“乍到未閑(嫻)胡地法,初來且著漢家衣”,“蒲桃未必勝春酒,氈帳如何及彩幃”,“假使邊庭突厥寵,終歸不及漢帝憐。心驚恐怕牛羊吼,頭痛生曾(憎)乳酪膻……”,“初來不信胡關險,久住方知虜塞□(寒)”。變文中的女主人公是“長辭赤縣,永別神州”,郁郁而終。她的侍從又是怎樣的狀況呢?作者這樣形容她們:“侍從寂寞,如同喪孝之家,遣妾攢蚖,仗(狀)似敗兵之將。”把侍從與“喪孝之家”和“敗兵之將”聯系在一起,初看讀者會覺得很奇怪,但仔細揣摩,這恰恰體現了作者的良苦用心。他告訴我們,昭君及其侍從其實都是“喪孝之家”和“敗兵之將”;昭君嫁給了“蕃家”,其實是敦煌陷入了吐蕃的統治。明白了這一點,我們就不難理解作者設置的情節和反復渲染的主題了。總之,變文改寫了傳統昭君故事的故事發生地、豐富了昭君故事的情節內容,變文作者正是通過改寫傳統昭君故事,雜糅敦煌河西地區的歷史狀況,達到了反映敦煌乃至河西陷蕃百姓當時生活狀況和思想感情的目的。《王昭君變文》地域特點的形成,原因還在于這是敦煌乃至河西地區的歷史生活在文學作品中的再現。《王昭君變文》反映了敦煌陷蕃(786年)后河西廣大民眾的心聲,以“王昭君”為代表的河西民眾身陷蕃中、心懷唐朝的情形文獻資料中多有記載。文獻顯示當時民眾有死也不愿意辭國者,如《新唐書》載:“(貞元三年787年)虜又剽汧陽、華亭男女萬人以畀羌、渾,將出塞,令東向辭國,眾慟哭,投塹谷死者千數”;有身陷蕃中密計逃離者,如白居易《縛戎人》載:“一落蕃中四十載,遣著皮裘系毛帶。唯許正朝服漢儀,斂衣整巾潛淚垂。誓心密定歸鄉計,不使蕃中妻子知。(有李如暹者,蓬子將軍之子也。嘗沒蕃中,自云蕃法唯正歲一日許唐人之沒蕃者服唐衣冠,由是悲不自勝,遂密定歸記也。)暗思幸有殘筋力,更恐年衰歸不得。蕃候嚴兵鳥不飛,脫身冒死奔逃歸”;并且陷蕃民眾普遍有故國情結,思念唐朝,不忘唐服,如《新唐書》載“州人皆胡服臣虜,每歲時祀父祖,衣中國之服,號慟而藏之”,《新唐書》載:“(822年)元鼎逾成紀、武川,抵河廣武梁,故時城郭未隳,蘭州地皆杭稻,桃、李、榆柳岑蔚,戶皆唐人,見使者麾蓋,夾道觀。至龍支城,耋老千人拜且泣,問天子安否,言:‘頃從軍沒于此,今子孫未忍忘唐服,朝廷尚念之乎?兵何日來?’言己皆嗚咽。密問之,豐州人也”。同樣的情形《舊五代史》中也有載:“開成(836年—840年)時,朝廷嘗遣使至西城,見甘、涼、瓜、沙等州城邑如故,陷吐蕃之人見唐使者旌節,夾道迎呼涕泣曰:‘皇帝猶念陷蕃生靈否?’其人皆天寶中陷吐蕃者子孫,其語言小訛,而衣服未改”;而且河西陷蕃地區沙州百姓的故國之思最深,它在陷蕃百年之后,仍然是“人物風華,一同內地”,此情形見于《張淮深變文》,文中說:“尚書授敕已訖,即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