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肅經學思想的淵源與反對鄭學的原因

王素是漢代最重要的儒家哲學家，對當時產生了重大影響。然而，由于他的作品的流傳，他的作品變得模糊，關于這位重要的儒家大師的面貌有很多爭論。除了王素是否成為一個公平的問題外，他的學術淵源和反對鄭玄的原因也需要進一步研究。一、未改變所學及徐州學派王肅經學思想的淵源,學者已經關注到了其父王朗家學、賈逵與馬融之學及荊州學派,但是卻忽視了對他影響巨大的學派——鄭玄經學。在歷史上,王肅都是以反鄭玄的面目出現,因而人們更多關注二者學術的差異,但是卻忽略了二者的傳承關系:王肅是鄭玄經學主要的繼承者。1.鄭玄融合今、南北朝經學的注經方法王肅對鄭玄的繼承,首先表現在注經的方法上。皮錫瑞曾批評王肅駁斥鄭學不得其法,他說:“不知漢學重在專門,鄭君雜糅今古,近人議其敗壞家法,肅欲攻鄭,正宜分別家法,各還其舊,而辨鄭之非,則漢學復明,鄭學自廢矣。乃肅不惟不知分別,反效鄭君而尤甚焉”1。按皮錫瑞的觀點,王肅要撥正鄭學,首先應該區分被鄭學混淆的今、古文家法;其邏輯前提是要發展經學,就要恢復漢學,恢復漢學故而要區分家法。這是皮錫瑞站在晚清今文經學立場的評判,而不是對漢魏經學發展歷史的公論,“王肅學本不是‘專門’的漢學,更談不上復明漢學”2。但皮錫瑞卻認識到王肅注經反鄭的方法與鄭學無異,“反效鄭君”,就是王肅學習鄭玄注經的方法——“雜糅今古”,即融合今、古文經學。今、古文經學從東漢中、后期逐漸走向融合。這一時期的經學家,無論其立場是古文還是今文,都打破了“家法”、“師法”的藩籬,不再固守一經,而是身通數經,且突破今、古文壁壘,熟悉今、古文經學。就“家法”、“師法”嚴格的今文經學而言,他們或被古文經學所吸引,如李育,“頗涉獵古學。嘗讀《左氏傳》,雖樂文采,然謂不得圣人深意”(《后漢書·儒林列傳·李育傳》);或為了更有力地與古文經學爭論而深研古文經學,如何休,他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攻擊古文經學,精通古文經學是基礎。古文經學本不重“家法”、“師法”,所以后漢古文經學大師,普遍精通今文經學,如賈逵,“弱冠能誦《左氏傳》及《五經》本文,以《大夏侯尚書》教授,雖為古學,兼通五家《榖梁》之說”(《后漢書·賈逵列傳》)。鄭玄的老師馬融,其立場是古文經學,但他也精通今文經學,“為世通儒”(《后漢書·馬融列傳》)。鄭玄注經,不再拘泥于今、古文經學的立場,而是兼綜今、古文經學,“唯義所在”、“采會同異”是鄭玄注經的基本方法,而這一方法由王肅所道破并繼承。鄭玄兼采今、古文經學的注經方法,有學者認為不同于今、古文經學的方法,因此將鄭學之學稱為“通學”3,也有學者將其稱為“綜合學派”4。鄭學是不是獨立于今、古文經學的第三種學派還存有爭議,但他融合今、古文的注經方法卻無疑。王肅雖然自承喜好賈逵、馬融之學,但他卻沒有采取賈、馬的古文經學立場,而是和鄭玄一樣,兼采古文經學和今文經學。就魏晉學術而言,除鄭玄融合今、古文注經外,玄學化的經學開始興起,代表是何晏的《論語集解》和王弼的《周易注》。何晏和王弼等玄學家注經,與鄭玄的注經方式完全不同,鄭玄雖然融合今、古文經學,但他仍然是“由辭以通道”的路向,而玄學化的經學則是放棄了今、古文的章句訓詁,直接闡發“天人之際”的義理。王肅與何晏同處于漢魏之際,但他并沒采用玄學化的方式注經,而是繼承了鄭玄融合今、古文、“由辭以通道”的方式。2.對王肅《易》注、《尚書》注和《論》注的繼承王肅繼承鄭玄,還表現在思想上,可以說王肅是鄭學主要的繼承者。鄭玄雖然是漢末經學的集大成者,但他的學說無論是對儒家義理的詮釋,還是對文字的訓詁,都有不完備甚至錯誤的地方。在王肅之前,已有學者對鄭學提出批評,如漢末吳初的虞翻、荊州學派的王粲等。但這些學者都是對鄭學個別或片面的批評,只有王肅才是鄭玄真正的對手,王肅也如鄭玄一樣遍注群經,對鄭學進行了全面的批判。王肅對鄭學全面批評的過程,也是對鄭學繼承和發展的過程。王肅只有先深入學習鄭學,才能發現鄭學“義理不安,違錯者多”,故而生“奪而易之”之心。精通鄭學,這是王肅批評鄭學的基礎,這也是學術批評的基本原則。王肅攻鄭,并非意氣用事,而是嚴謹的學術探討,雖然有強詞奪理的現象,但大體還是遵循學術規范,對于鄭學合理的方面,也繼承了下來。第一,王肅對鄭玄《易》注、《尚書》注和《論語》注的繼承。對于王肅的《易》注、《尚書》注和《論語》注,學者已經明確判定王肅對鄭玄的繼承。王肅和鄭玄都注過《易》、《尚書》和《論語》,可惜皆已佚失,只有零星內容存于他人著述中。清代學者鉤沉索隱、稽查考核,為鄭玄和王肅《易》注、《尚書》注和《論語》注作了輯佚,為后學者提供了窺豹之斑。在清人的基礎上,現代學者又作了爬梳,對二人的《易》注、《尚書》和《論語》注作了詳細對勘,分析二者的異同,推理出二者的師承關系。李振興對王肅《易》注的源流作了詳實的分析:王肅“采擇”于孟喜《易》注的有6條、京房的有5條、費直的有6條、馬融的有20條、鄭玄的有20條、荀爽的有3條、虞翻的有8條。5對于王肅《尚書》注的源流,李振興也作了分析:一是通過其父王朗傳承伏生之學;二是“采擇”司馬遷的《史記》材料,有14條;三是馬融之學,有43條;四是鄭玄之學,有25條。6同樣,對于王肅《論語》注的源流,李振興也作了分析:其父王朗,注釋相同者4條;馬融6條;鄭玄5條。7可以看出,就《易》注、《尚書》注和《論語》注而言,王朗家學是王肅經學的淵源之一,王肅私淑的馬融也非虛言,但是,他所駁難的鄭玄也同樣是他的《易》、《尚書》和《論語》思想的淵源。第二,王肅《詩》學對鄭玄《詩》學的繼承。鄭玄和王肅的《詩》注都集中在《毛詩》上。鄭玄的《毛詩》注《鄭箋》保存在《毛詩正義》中,而王肅的《毛詩注》、《毛詩義駁》、《毛詩奏事》、《毛詩問難》皆已佚失,但在《毛詩正義》和其他文獻中也保留了王肅的許多注解,為研究王肅《詩》注提供了材料。鄭玄注《毛詩》,喜歡“改字而讀經,此后人所謂鄭好改字”8,而王肅則很少改字。從內容看,鄭玄改字讀經,其注釋往往與《毛傳》不同,而王肅則經常駁鄭而申毛。但是,如果仔細研究,還是能發現王肅對鄭玄《毛詩》注的繼承。李振興將鄭玄和王肅的《毛詩》注列表對勘,鄭、王共存的有297條,其中41條二者意思相同。9這是王肅對鄭玄的直接繼承。石應勇作了進一步的研究,他發現,除鄭玄和王肅之注意義相同外,還有一些是二者“略同”、“略異”、“大體相似”:石應勇共列了238條二者相同的注釋,其中有58條是“略異”、“略同”或“大體相似”的。10這表明,王肅是在鄭玄注的基礎上,又進行了發揮、引申或補充,這也是對鄭玄的繼承。如“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商頌·長發》),鄭玄的注釋是:“截,整齊也。相土居夏后之世,承契之業,入為王官之伯,出長諸侯,其威武之盛烈烈然,四海之外率服,截爾整齊。”11王肅的注釋是:“相土能繼契,四海之外截然整齊而治。言有烈烈之威,則相土在夏為司馬之職,掌征伐也。說《春秋》者亦以太公為司馬之官,故得征五侯九伯。”12《毛詩正義》認為王肅“與鄭異也”13,而史應勇認為“鄭、王略同”14。相土為契之孫,繼承契為商之邦君,且在諸侯中有政治權威,這是鄭玄與王肅共認的,他們也都承認相土的政治權威與相土為夏王朝之王官緊密聯系,這是王肅對鄭玄的繼承。所不同的是鄭玄認為相土在朝為百官之長,在外則為諸侯之首,所以能夠四海誠服;而王肅則認為相土為夏王朝之司馬,掌管征伐之事,所以四海誠服。若為百官之長,則為三公;若為司馬,則位次三公,與六卿相當。鄭玄強調的是三公的政治地位,而王肅則看重的是司馬的政治職能,因而表現出差異來。至于誰的注釋合理,則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因為都能找到相應的文獻來支撐。故而,石應勇所說的“略同”,就是看到了二者之間的承續。第三,王肅對鄭玄禮學的繼承。鄭玄所注“三禮”完整流傳了下來,而王肅“三禮”的注釋皆已佚失,只有少量注釋保存在其他文獻之中。然從這些保存的注釋中,依然能夠發現王肅對鄭玄禮學的繼承。在王肅的“三禮”注中,《周禮》保存最少,只有1條,《儀禮》次之,有10條,《禮記》最多,有123條。王肅《周禮》注只留下1條,無法判斷與鄭玄的關系。在《儀禮》注中,王肅注與馬融注只有1條相同,而王肅注與鄭玄注相同的則有5條。15李振興將馬融《儀禮》注作為王肅注的淵源,若此推理,鄭玄注也應該是王肅注的淵源。在王肅保存的123條《禮記》注中,和鄭玄注相同的有32條。16此外,石應勇還認為有10條鄭、王之意“近似”、“略同”。17除王肅對鄭玄的直接繼承外,王肅還在鄭玄基礎上的發揮和引申,這也是對鄭玄的繼承。在《春秋》方面,因為服虔《春秋》注的原因,鄭玄沒有系統注釋《春秋》三傳。18故王肅所注《春秋左氏傳注》、《春秋外傳章句》(這兩本書已佚失,有少量保存)與鄭玄沒有直接關系。在《孝經》方面,鄭玄和王肅都有過注釋,然也已佚失。清代學者雖有輯佚,但現代學者的研究表明,“清代學者費盡辛苦以傳世《孝經正義》為依據輯出的《孝經鄭玄注》,根本就不是鄭玄的文字”19。如此,在《孝經》注上,我們也無法分析二者的關系。至此,我們可以看到,在王肅經學思想中,除《春秋》和《孝經》無法比較外,《詩》、《易》、《尚書》、《禮記》、《儀禮》、《論語》的注釋都有鄭玄思想的繼承,這已經包含了王肅經學的大部分內容。因此,可以說鄭玄經學是王肅經學思想的主要淵源。王肅雖然“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三國志·王肅傳》),但王肅注經時,并未對賈、馬之學全面承襲,正如對鄭學沒有一昧排斥一樣。王肅注經的重心是“唯義所在”、“采會同異”,對鄭學“合義”便采用,“違錯者”便“奪而易之”,對賈、馬之學也是如此。如果承認馬融、賈逵之學是王肅學術的淵源,那就不得不承認鄭學也是王肅學術的淵源。且鄭玄和賈、馬相比,并沒有賈、馬的古文經學的立場,同時吸收了今、古文經學的合理方法,所以比賈、馬之學更為出色,王肅繼承鄭學,也是情理之中。王肅批判鄭玄,但是‘“這種批判看起來還是在鄭學原有框架內的一一修正”20,其實,王肅并不是對鄭玄的“一一修正”,而是在鄭玄經學的基礎上,又對鄭玄經學作了修補和發展。正如鄭玄與何休辯論時,何休嘆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后漢書·鄭玄列傳》),而王肅也是“入鄭室,操鄭矛,以伐鄭乎”。從經學發展史看,鄭玄融合今、古文經學的注經方法通過王肅繼承下來,成為后世學者,特別是唐代經學家的主要注經方法。直到宋明理學興起,理學化的注經才代替了鄭玄、王肅的融合今、古文經學的注經方式,“尊經”轉換為“傳道”,《四書》也取代了《五經》。整個經學的研究范式、思維方法和關注問題才完全扭轉。在探尋“微言大義”的宋明理學家的眼里,以鄭玄和王肅的注經繁瑣無用,未能把握儒家“道統”,故而鄭玄和王肅都在宋明理學中消失,直到清代才重新回到學術視野。鄭玄和王肅這種“榮辱與共”的命運,也表明二者是學術思想的相似性,而這種相似性來自于王肅對鄭玄的繼承。二、王學與鄭學之爭王肅在繼承鄭學的基礎上,形成了自己的學說體現——“王學”,與當時如日中天的鄭學產生爭論也就不可避免,尤其是王肅想要奪取鄭學的官方學術地位,必然會引起鄭學學者的反擊。但是,王學與鄭學之爭,學術的、社會的、政治的因素交織在一起,學者多分析了政治和社會原因,而忽視了學術的因素。同時也沒有注意到王學與鄭學之爭有一個演化過程,在不同的階段側重點不同:在早期是為了促進學術發展,中期則為了爭奪官方學術權力,晚期又卷入曹氏集團和司馬氏集團的政治斗爭。1.王肅對鄭玄的批評王學與鄭學相爭,首先是學術爭論。從王肅幼年“志于學”到魏黃初元年(220年)26歲時開始走上仕途——任散騎、黃門侍郎期間,王肅專心致學,發現鄭學之不足,故而立志超越鄭玄,促進學術發展。對此,王肅的自述是:“鄭氏學行五十載矣,自肅成童,始志于學,而學鄭氏學矣。然尋文責實,考其上下,義理不安,違錯者多,是以奪而易之。”21上文已談到,“小統一”的鄭學是漢末魏初學術的主流,但其并非完美無缺,無懈可擊,在王肅之前,已受到王粲、等人的批評。如虞翻批評到:“玄所注五經,違義猶甚者百六七事,不可不正。行乎學校,傳乎將來,臣竊恥之。”(《三國志·虞翻傳》)虞翻對鄭玄的批評,比王肅對鄭玄的批評有過之而無不及。這說明學術的發展,必須在鄭學的基礎上進一步推進,對鄭學的批評也就在所難免。王肅幼年開始學習鄭學,隨著學術功力的增加,王肅越來越認識到鄭學的不足,即所謂的“義理不安,違錯者多”,所以萌生“奪而易之”之志,目的是為了發展學術,捍衛孔門之道,“豈好難哉?予不得已也。圣人之門,方壅不通;孔氏之路,枳棘充焉。豈得不開而辟之哉?”22。然對于王肅的自辯,學者多不予認可,以皮錫瑞最為典型,他將王肅斥為“經學之大蠹”,理由是“黨附篡逆”、“偽作孔氏諸書”。23姑且不論王肅與司馬氏結黨篡魏是否合理及其是否作偽,但以這兩個理由來否定王肅推進學術創新的動機和成就,就是對王肅不公,也不是理性的學術探討。王肅在青年時立下超越鄭玄的雄心,才有其后遍注群經的動力和成就,也才能打破鄭學一統天下的局面,出現“王肅出而鄭學亦衰”24、與鄭學分庭抗禮的局面,最終推動了學術的發展。漢魏之際,鄭學是最大的學術權威,大多數學者只是在鄭學的框架內從事學術活動,甚至出現了“寧道孔圣誤,諱聞鄭、服非”(《舊唐書·元行沖列傳》)的局面。這種局面其實是限制了學術的發展,而王肅則破除了鄭學“小統一”的局面,打破了鄭玄的權威,學術也才能繼續進步,“正是因為王學打破了鄭學的天下一統,才為后來的經學注疏的廣引各家起到了重要的先導作用”25。所以,對于王肅前期所立的超越鄭玄的志向和他遍注群經所取得的成就,應該予以肯定。這也是王肅以后與鄭學爭奪官方學術地位的基礎。王肅敢向鄭玄挑戰,就學術而言,至少有兩個方面的自信:第一,他至少取得了和鄭玄一樣的學術高度。沒有這一點就沒有資格挑戰鄭玄,而他和鄭玄一樣遍注群經,且能言之成理,持之有據,證明他達到了這一高度。第二,必須有所創新。如果只是在鄭學的重復,官方也就沒有必要改換門庭,黜鄭立王了。王肅敢于挑戰鄭玄,就意味著他促進了學術的發展。2.司馬氏集團與王肅官學地位的變化從黃初元年(220)王肅初仕到景初三年(239)魏明帝曹叡駕崩,王肅26-45歲,是他的學術生涯中期。期間王肅在學術逐漸成熟,影響也越來越大;政治亦逐步升遷,直至常侍領秘書監,兼崇文觀祭酒。隨著王肅學術的成熟和政治地位的提升,此時的王肅不再滿足于在理論上超越鄭玄,而是要爭奪現實的學術權力:用自己的學術取代鄭學而列為官學。魏文帝在北方統一局面穩固的情況下,恢復太學與五經博士制度,黃初五年(224)設置《左傳》、《穀梁》二經博士。此后各經逐漸設置博士,到高貴鄉公曹髦時,博士多達十九員之多。在曹魏剛剛設立博士時,鄭學如日中天,所設二經俱是鄭學。王肅經學成熟后,一些注經也逐漸被設置博士。曹髦時的十九經博士中,王學和鄭學分庭抗禮:《易》鄭學、王學,《書》鄭學、王學,《毛詩》鄭學、王學,《周官》鄭學、王學,《禮儀》鄭學、王學,《禮記》鄭學、王學,《左傳》服氏、王學,《公羊》顏氏、何氏,《榖梁》尹氏,《論語》王學,《孝經》鄭學。26雖然不能確定王肅經學被立為官學的具體時間,但可以肯定有些是在司馬氏掌握朝政之前。因為正始六年(245),王朗《易傳》被列為官學,此時曹魏集團和司馬氏集團開始爭斗,但大將軍曹爽專權,曹魏集團并不落下風,不會迫于司馬氏的政治壓力而提高王肅父子的學術地位。王朗《易傳》被列為官學,或許跟王肅有關,因為王朗《易傳》經王肅“撰定”后才被立為官學。可以推定,此前王肅自己的有些注經,可能已經被立為了官學。學界一般認為王肅爭奪鄭學的官方學術地位與曹魏集團與司馬氏集團政治斗爭是合二為一的。但通過仔細分析就會發現爭奪官方學術地位與政治斗爭并不是同時進行的。在王肅學術生涯中期,鄭、王之爭主要是爭奪官方最高學術地位,而到晚期,鄭、王之爭則成為曹魏集團與司馬氏集團斗爭的一部分。魏文帝黃初元年王肅初仕任散騎常侍,此后一路遷升,到魏明帝時至常侍領秘書監,兼崇文觀祭酒。此時,王肅積極參與朝政,因其知識淵博,見識精深而得到了魏文帝和明帝的賞識。如太和四年(230)上疏諫止大司馬曹真征蜀,被魏明帝采納;同年,上書陳政本,得到明帝首肯。王肅還是曹魏時最大的禮學權威,重大禮儀,都有他來識斷,如大司馬曹真、宣武皇后、山陽公(漢獻帝)、司徒陳矯、魏明帝去世,除山陽公外其他都按照王肅建議的禮儀發喪(《三國志·王肅傳》)。這一階段王肅通過反鄭而取得官方的學術地位,主要是靠其學術成就和政治才華,而非依靠司馬氏的政治勢力。因為王肅之女嫁于司馬昭,是在太和五年(231),而魏明帝則是在景初三年(239)去世,魏明帝晚期雖然大興土木,但政治能力并未降低。司馬氏集團的崛起,也是在魏明帝去世之后。在這種情況下,王肅只能通過經學成就來和對其經學對現實政治的影響來提高影響力,進而獲得官方認可而被列為官學。3.司馬氏集團的實際情況與其新權威從魏明帝駕崩(239)到甘露元年(256)王肅去世,這是王肅學術生涯的晚期。這一時期司馬氏集團崛起,王肅因為和司馬昭的翁婿關系,自然成為司馬氏集團的重要成員,此時的鄭學和王學之爭,已經從學術之爭轉向了政治之爭。漢末魏初,鄭學一統天下,鄭學是曹魏集團的官方經學,也是曹魏政權的文化旗幟。當曹魏集團與司馬氏集團爭權時,鄭玄經學也就成為曹魏集團對抗日益強大的司馬氏集團的理論武器。鄭玄經學極力維護社會穩定,反對變革,對曹魏集團維持政權來說極為有利。他說“先祖法度,子孫所當守”27,又說:“不務變其故俗,重本也”28。而且,鄭玄主張維護王權,反對臣下富貴權勢過于君主,認為這樣會引起動亂,“臣之奢富,儗于國君,敗亂之國也”29。鄭玄反對臣下的權力過度膨脹,無疑符合曹魏集團的需要,而對司馬氏集團來說,則極為不利。因此,司馬氏必須要樹立新的權威,為自己爭權的合法性提供辯護。當時就經學而言,能與鄭玄比肩的只有王肅,且王肅與司馬氏聯姻,又有取代鄭玄之志,自然成為司馬氏集團樹立新權威的不二人選。同時,王肅注經中體現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