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察舉制新探

漢代的監察制度是人才推薦制度。地方當局首次審查人才，發現人才后向朝廷推薦人才，即先審查后推薦。它和今天的選舉、聘任制度頗為類似,都是一級一級推薦,然后由組織考察。兩漢察舉制的發展漢代初年,任官并無定制,入仕者不外乎“蔭任”(貴族子孫獲得世襲官爵)和“貲選”(憑財產取得為官資格,即賣官鬻爵)兩途。官職大多控制在大官僚和富戶手中,其后才出現察舉制和征辟制。察舉制是一種由下而上推選人才的制度,由中央大臣或地方長官考察鄉黨輿論,舉薦人才到中央,按照一定程序選任。這也是兩漢時期最主要的選官方式。征辟制是漢代的另一種選舉制度,是辟除和征召的合稱,自上而下選官,不定期舉行。辟除是指丞相等大官僚主動聘請人才作為自己辦事機構中的屬官,征召則是皇帝根據臨時需要直接征聘人才擔任各種官職。據陳茂同《中國歷代選官制度》分析:“漢代的征召,一般是針對個別人進行的,它不如察舉的范圍廣,數量多。”察舉制和征辟制都以德行、才學為主要標準,由中央及地方官員負責選拔。漢高祖劉邦下詔求才是漢代選士的開始;后來漢文帝兩下詔書,尋求“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不過,高祖、文帝的選士活動都只是偶爾為之,尚未形成制度。漢武帝采納董仲舒的建議,于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下詔,郡國每年察舉孝者、廉者各一人。這種察舉方式后被通稱為“舉孝廉”,并成為漢代察舉制中最為重要的歲舉科目,也是漢代政府官員的重要來源,“名公巨卿多出之”。公元前106年,漢武帝規定每州每年“各舉秀才一人”,這是察舉取士制度化的重要標志。漢代的察舉制和征辟制,主要通過推薦與聘任方式任官,對后世產生過重要影響。參考《獨立觀察系統》(一)察舉制度的“德”字含義漢代實行察舉制的目的是“進賢”,即招納賢能之士為朝廷效力。舉薦形式是“貢士”,即地方官員向天子推薦賢能,也就是由郡國薦舉“孝廉”。《后漢書·左雄傳》說:“郡國孝廉,古之貢士。”取士的標準史稱“四科”: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曰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三曰明達法令,足以決疑,能按章覆問,文中御史;四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決,才任三輔令。皆有“孝弟廉公之行”(《后漢書·百官志》注引應劭《漢官儀》)。即首先是要品德絕倫,清正廉潔;其次要精通經文古典;再次對法令條例了然于胸,能嚴格按章辦事;最后要多謀善斷,遇事不惑。還要能善事父母,辦事清廉正直。閻步克在他的著作《察舉制度變遷史稿》里評價察舉制度的特殊性,“在于儒生參政與‘為政以德’政治理念的實際運用,賢良、孝廉設科名目上體現的‘進賢’意圖,以及舉薦形式上的‘貢士’色彩,使察舉制度從根本上有別于先前的官員舉薦方法,充分體現了儒家的為政以德、教民以德,以及由恪守德義的君子賢人任官以‘軌德立化’的思想,體現了一種在選官上‘以德取人’的原則”。“以德取人”中“德”字的含義可追溯到老子的《道德經》,有儉之義。《左傳》成公十六年說:“德謂人之性行。”“性”指人的內在道德修養,“行”則著眼于人的外在行為規范,即所謂“在心為德,施之為行”(《周禮·地官》)。老子所謂的“德”,內在含義是要求人能“寡欲”,外在含義則要求人“不爭”。縱觀歷代選拔人才的標準,都是德才學識兼備,任人唯賢。只是“德”和“賢”的內容在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含義。漢代察舉制的“以德舉人”就是要實行儒家的為政以德、教民以德,由深仁厚澤的君子賢人任官,這當然是一種非常理想的境界。今天的人才選拔,同樣要求以德為本,德才并舉。國家通過了一系列法規保證人才選拔以德為先。如1993年通過的《國家公務員暫行條例》三十八條規定:“國家公務員的職務晉升,必須堅持德才兼備、任人唯賢的原則,注重工作實績。”再如,2006年1月1日正式頒布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明文規定,公務員必須遵守的義務有:模范遵守憲法和法律;忠于職守,勤勉盡責,服從和執行上級依法作出的決定和命令;保守國家秘密和工作秘密;遵守紀律,恪守職業道德,模范遵守社會公德;清正廉潔,公道正派。《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三十三條規定了公務員考核的主要內容:按照管理權限,全面考核公務員的德、能、勤、績、廉,重點考核工作實績。這里“德”的內涵發生了一些變化,主要指政治思想與道德品質,包括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忠于職守、遵紀守法等。具體來說,主要包括以下幾點:第一是社會公德。要具有愛國主義精神和奉獻精神。第二是職業道德。要忠于職守,對自己所從事的工作認真負責、兢兢業業、敬業無私,而不是朝三暮四、怨天尤人、拈輕怕重。第三是遵紀守法,誠實守信。人無信不立。一個人如果不誠實、無信用、不遵紀守法,他在職業生涯或人生道路上也不會有多大作為。人才選拔,最重要的是要選舉有德之才。“缺德”之人,即使有才也不能重用。蒙牛公司總裁牛根生明確提出他的用人理論“小勝靠智,大勝靠德”,他有一個著名觀點:“有德有才,破格重用;有德無才,培養使用;有才無德,限制錄用;無德無才,堅決不用。”縱觀古今,因“德”而名垂青史者代不乏人,因“得”而身敗名裂者也屢見不鮮。在貪“得”之后,緊隨著便是“缺德”,缺德實際上就是有私利,有貪心。因為缺“德”而又恃才放縱者數不勝數。衡量一個官員是優是劣,是好是壞,思想道德水準的高低是一條重要標準。許多官員的蛻化變質,就是信念喪失、私欲膨脹、官德低下的結果。(二)缺乏勝任力,是最優秀的人才察舉制里的“四科”還體現了因能授任、量才取人的傾向。東漢時期的察舉制還規定被察舉者必須在州郡做過低級佐吏,“務授試以職”,即被舉薦者應當具有實踐經驗與行政技能。怎樣才算是“人才”呢?傳統上我們把飽讀詩書、博學多才之人稱為人才。而現代社會對人才有了新的認識與界定,即能夠為社會、為企業創造價值,擁有職業素質的人。根據西方勝任特征理論,一個人是不是人才,就看他是否具備勝任力。所謂勝任力,是指在特定工作崗位、組織環境和文化氛圍中,績優者所具備的可以客觀衡量的個體特征,及由此產生的可預測的、指向績效的行為特征。這些特征包括知識、技能、自我形象、社會性動機、特質、思維模式、心理定勢,以及思考、感知和行動的方式。俗話說“國之興亡,務在得人”。三國時的曹操說:“治平尚德行,有事賞功能。”即天下太平、守業階段,應把道德標準放在首位,尋求德才兼備之士;而在天下不安定的時候或創業開拓階段,急需的是建功立業之才。所以他三次頒布求賢令:德才兼備,唯才是舉。在用人上,要遵循“人事相宜”原則。“駿馬能歷險,犁田不如牛。堅車能載重,渡河不如舟。舍才以避短,資高難為謀。生材貴適用,勿復多苛求。”(清人顧嗣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