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察舉制淺析

漢代是中國封建社會史上的一個頂峰。漢代也是世界上最著名的一個大國。然而大一統的金色大廈并非一蹴而就的,除去當時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方方面面的支持之外,察舉制作為漢代最主要的人才選拔方式為王朝選拔出大量德才兼備的人材,其功不可沒。一、漢武帝時期察舉人才的標準、方式及其價值察舉制主要是依靠中央的三公九卿、郡守、列侯以及地方上的高級官員,從平民或低級官吏當中按照一定的標準選拔在道德、品行、才能方面符合當時統治階級需要的人才入朝為官。它始于公元前196年,漢高祖劉邦下求賢詔,令從郡國推舉有治國才能的“賢士大夫”,然而把察舉作為一項選官制度確立下來則是從文帝開始的。漢文帝二年(前178年),下詔曰“唯二三執政……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十五年(前164年)九月,又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上親策之,傅納其言。”至漢武帝時期,察舉人才的標準、科目、數額、時間等有了更為明確的規定。總之,察舉制在實行的過程當中不斷地調整、改革、充實,從最初的單純依靠薦舉發展為薦舉與考試并行,然后根據成績量才授官,逐步建立成為比較完備的選官制度。二、訪問制度的歷史貢獻綜觀兩漢之世,察舉制度適應了當時社會各方面發展的需要,是統治階級在全國范圍內大規模的公開的選才任才的一次勇敢的嘗試。1、封建傳統官吏的利他是人察舉制同之前專屬于貴族、官僚和地主階級的貲選、重軍功相比是一個進步。它秉著所有人都享有參與察舉的權利的原則為平凡的士人開辟了一條為官之路,有力的籠絡了社會各階層的知識分子。這些相對平凡的被舉者為封建傳統官吏隊伍中注入了一些新鮮的血液,改善了統治集團的人員結構,這樣于無形之中緩和了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之間的矛盾。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察舉制的實行有利于社會的安定與和諧,鞏固了封建政權。2、博士等科的入仕條件察舉制往往會因薦舉科目的不同對被舉者提出不同的具體要求,但是其實質或核心是以儒術取士。察舉中的舉秀才、明經、博士等科都需要以儒家經典為考試內容,所以熟知儒家的學說乃是入仕的基本條件。從原則上講,任何人無論貧富貴賤,也無論是通過官學、私學或是自學,只要符合條件,都有可能通過察舉謀得一官半職。可見,學習儒經具有巨大的潛在功利,這樣的利益驅動大大激發了人們學習儒家經典的積極性,從而促進了教育的發展,同時也確保了儒術獨尊的地位。3、“陰陽災異科”總結歷史教訓,統治階級已經意識到人才對于興國安邦的重要性,選才標準趨于不再局限于某一種或少數幾種品質。這種多樣性尤其體現在察舉特科的科目設置中,譬如“童子科”,主要面向十二至十六歲之間聰穎智慧、熟讀經書的少年兒童,“漢法孝廉試經者拜為郎,年幼才俊者,拜童子郎。”這是我國古代注重英才兒童教育的先例。漢代帝王受到“天人感應”學說的影響,在出現天災人禍的年代通常會求助于迷信,利用“陰陽災異科”選拔善于觀天象、通陰陽的“有道”之士。此外,“勇猛知兵法科”察舉的是善用兵法的武將勇士;“治劇科”選拔的官吏善于治理難度較大的地區等。這種多途徑,多層次,多方面的選拔標準使得漢代所得人才不拘泥于某一類模式,有效減少了各種“異才”的流失。4、對舉舉方的規定和要求察舉制為隋唐時期的科舉取士制奠定了基礎。察舉制在人才選拔的標準、科目、內容、方法、程序以及被舉薦后的待遇情況、對舉薦者的賞罰方面等都有詳細而明確的規定和要求,這些都成為后世選拔制度的一個參考依據。正如何懷宏所述:“諸生試家法,文吏試箋奏,無異于后世科舉之法。”可以說,無論是在魏晉時期的九品中正制,還是在隋唐時期的科舉制之中都可以看到察舉制影子。三、難以突破的局限性拋開選賢任能、緩和階級矛盾、維護社會安定等種種光環,察舉制本身存在著難以突破的局限性。在選士制度中尚屬初級階段、受人為因素影響嚴重、具有明顯的隨意性和簡單化特點,再加上傳統的封建統治階級的選官制度仍然不可能擺脫歷史和階級的局限,察舉制在前進的道路上步履維艱。1、營私舞弊，賄收受賄由于察舉制由皇帝和幾位主要的高級官員掌控,而大部分主管官員并不是去實地考察,而是根據自己的喜好和個人的標準進行選拔。這種做法極易出現失誤,滋生不良的社會風氣,而且由于察舉制缺少嚴密的考核制度,并且向權貴傾斜,導致營私舞弊、行賄受賄的現象風行,至東漢時期甚至發展到“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地步。與此同時,士人弄虛作假、沽名釣譽的現象也十分嚴重,事例更是舉不勝舉。許荊祖父武,太守第五倫舉為孝廉,武以二弟晏、普未顯,欲令成名,乃請之曰:“禮有分異之義,家有別居之道。”于是共割財產以為三分,武自取肥田廣宅奴婢強者,二弟所得悉劣少。鄉人皆稱弟克讓而鄙武貪婪,晏等以此并得選舉。武乃會親宗泣曰:“吾為兄不肖,盜聲竊位,二弟年長,未豫榮祿,所以求得分財,自取大譏。今理產所增三倍于前,悉以推二弟,一無所留。”于是郡中翕然,遠近稱之,位至長樂少府。不難發現,許武的所作所為,其實就是一種計策。2、《相景君碑》《漢碑》漢代察舉制由最初的為官選人變成了之后的為人擇官,成為豪門士族利用和互相吹捧的工具。他們借助察舉輕松踏入仕途,造成官場堵塞。舉薦者和被舉者之間也形成一種不正常的關系,被舉者對舉薦者心存感激,視其為“恩主”、“再生父母”,力圖要報答知遇之恩,為其效忠。舉薦者為了增強自己的實力以及日后從所舉之人手中獲得回報,他們也積極地籠絡被舉者,“率取年少能報恩者,耆宿大賢,多見廢棄。”兩者在政治上相互依附,私交上情同父子。此類材料,在漢碑中隨處可見,茲舉兩例,以見其概。《北海相景君碑》記載,當景某死后,故吏服三年喪者凡八十七人。《泰山都尉孔宙碑》碑陰記立碑之門生故吏名,凡門生四十二人,門童一人,弟子十人,故吏八人,故民一人,等等。3、第一,國家的制定察舉制雖然有常科與特科之分,常科舉行的時間固定,但是科目相對較少,種類繁多的特科并沒有明確的舉辦時間,在選拔人員的數額上也沒有固定的規定,封建統治者往往是根據自己的意愿舉行,沒有統一的國家規劃。由于沒有硬性的客觀標準,察舉權又掌握在少數高級官吏手中,這樣往往會造成不同的察舉者根據自己的好惡進行選拔,難免出現偏差,而且也容易滋生任人唯親、唯才、唯勢、權門請托、徇私舞弊等不良之風。四、察舉的人才選拔漢代察舉制度推行近四百年之久,可以說,其利弊得失是糅合參半的。總而觀之,西漢時期優于東漢時期,兩漢前期分別優于兩漢后期。對于其精華和糟粕,我們應有所取舍,尤其要注意清除封建殘余對現代人才選拔的影響。首先,選拔人才要兼顧德才,走群眾路線。為官者有才無德比有德無才更可怕。其次,選拔人才不拘一格。關于被舉孝廉者的出身條件,朝廷并無統一的具體規定。黃留珠先生的統計得出,參與察舉的世人身份并非單一的貴族,平民和貧民也占有一定的比例。最合理的安排是因能授任、量才取人,盡量使所有的資源都得到合理的優化配置。此外,選拔人才還要注意適度傾斜。漢代察舉孝廉的名額是以人口為標準,按照人口比例進行選拔,一般是二十萬人歲舉一人,不滿二十萬者二歲一人。永元十三年還對人口稀少的邊遠地區給予特殊待遇,人口十萬以上舉一人。現代人才選拔應考慮適度向弱勢群體有所傾斜,這樣才能實現實質上的公平。最后,還應保證行政管理機構的高效廉潔。察舉制主要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