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化和中國精神的時代精華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的公報指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二十一世紀馬克思主義，是中華文化和中國精神的時代精華，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的飛躍。在十八大之后，習近平總書記對關系新時代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進行了深邃思考和科學判斷，提出一系列原創性的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其中，很多理念都可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找到其思想淵源，是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理論成果。“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是對《尚書》中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孟子“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春秋左氏傳》中“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為土芥，是其禍也”、《賈子》中的“于政也，民無不為本也。國以為本，君以為本，吏以為本”、《說苑·政理》中的“善為國者，遇民如父母之愛子，兄之愛弟，聞其饑寒為之哀，見其勞苦為之悲”等養民愛民、重民利民思想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古人認為，在位者對待人民的態度與人民對在位者的態度如響之應聲、影之隨行一樣自然而然。《管子》中講到：“人主能安其民，則民事其主，如事其父母。故主有憂則憂之，有難則死之。”反之，如果國君不能使民安樂，則人民就不會為其分憂。如果國君不讓人民安居樂業，則人民也不會為他效死。這說明，要想治理好一個國家、深得百姓的擁護，在位者必須要能安其民、愛其民。這些思想對于新時代黨員領導干部更好地承擔起對人民的責任、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自己的奮斗目標仍然具有重要借鑒意義。“打鐵還需自身硬”是對《論語》中的“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禮記》中的“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而從其所行”、《政要論》中的“君子為政，以正己為先，教禁為次”、《傅子》中的“立德之本，莫尚乎正心。心正而后身正，身正而后左右正，左右正而后朝廷正，朝廷正而后國家正，國家正而后天下正”等思想的精辟總結，以簡潔易懂的語言概括了領導者嚴以修身、正己化人的重要性。“空談誤國，實干興邦”是結合《論語》中的“君子欲訥于言而敏于行”“巧言令色，鮮矣仁”、《傅子》中的“聽言不如觀事，觀事不如觀行”、《周書》中的“以言取人，人飾其言；以行取人，人竭其行。飾言無庸，竭行有成”等思想，一針見血地指出了一些領導干部中出現的專務言語浮華而不務實干的問題。“領導干部不能既想當官又想發財”是對《管子》中的“商賈在朝，則貨財上流”、《漢書》中的“古之所與祿者，不食于力，不動于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周易》中的“負且乘，致寇至”等深邃思想深刻領悟后，對那些以權謀私、官商勾結的領導干部所提出的警示。“厲行節約、反對浪費”是在對《政要論》中的“修身治國也，要莫大于節欲。傳曰：欲不可縱。歷觀有家有國，其得之也，莫不階于儉約；其失之也，莫不由于奢侈。儉者節欲，奢者放情。放情者危，節欲者安”、《漢書》中的“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晉書》中的“三代之興，無不抑損情欲；三季之衰，無不肆其侈靡”等歷史經驗教訓所進行的深刻總結，并針對黨員領導干部中出現的奢靡之風而提出的號召。“德才兼備、以德為先”的用人標準的提出，與《典語》中的“制爵必俟有德，班祿必施有功”、《昌言》中的“王者官人無私，唯賢是親”、《尸子》中的“有大善者，必問孰進之；有大過者，必云孰任之。而行賞罰焉，且以觀賢不肖也”等選賢任能的傳統一脈相承。“堅持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是對《典語》中的“敬一賢則眾賢悅，誅一惡則眾惡懼”、《論語》中的“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傅子》中的“明君必順善制而后致治，非善制之能獨治也，必須良佐有以行之也”、《鹽鐵論》中的“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殺人，而不能使人仁”等思想深刻認同的基礎上提出的中國特色治國方略。可見，正是把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又一次飛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已成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思想源泉。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所代表的是古人關于“道”的整全認識，孔子說：“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中國古人無論是在處理人與國家社會之間的關系，抑或處理人與天地自然之間的關系時，都效法于“道”，按照“道”的要求安身立命、經世致用。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古人形成了關于“治國之道”的龐大而又嚴謹的思想體系。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全面體現了古人治國之道的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