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利亞特》中的女性形象分析

與奧德賽相比，《伊利亞特》（以下簡稱《伊》）中的女性很少受他人的關注和研究。《伊利亞特》通常被視為戰爭史詩,女性只處于這個以戰爭為核心的舞臺邊緣。用赫克托爾(Hector)的話來說:“打仗的事男人管。”(《伊》6.492)活動在《伊利亞特》舞臺中央的是那些耀眼奪目的、為爭奪榮譽而戰的英雄。不過,荷馬卻巧妙地讓女性成為這場戰爭的關鍵,離了她們,這出“男人戲”就不會如此精彩,甚至于唱不下去。《伊利亞特》中出現的女性大體可分為三類。阿開奧斯人陣營中的女俘布里塞伊斯(Briseis)、克律塞伊斯(Chryseis)是第一類,她們是戰爭中的“戰利品”,徑直被當做財產,她們少有以女性的身份發出聲音。特洛亞的安德羅馬克(Andromache)和王后赫卡柏(Hekabe)代表著另一類女性,她們為人妻母,有正式的身份和名分,但這些妻子和母親是戰爭苦難的直接承受者。她們在詩中的聲音,是人間最為凄楚的悲訴。海倫(Helen)因為特殊身份和遭遇,成為游移在上面兩類女性角色之間的居間者。她其實也是這場戰爭的一份特殊財產,在戰爭中幾度易手,先是帕里斯(Paris),帕里斯死后按兄終弟繼的習俗嫁其兄弟得伊福波斯(Deiphobos),最后才回到她原來的丈夫墨涅拉奧斯(Menelaus)身邊。作為人妻,海倫也承受了戰爭之苦。但與別的妻子角色不同,籠罩在海倫身上的陰霾,是她被男性世界普遍視為戰爭的禍水。一、榮譽紀念《伊利亞特》開篇詠唱阿基琉斯的憤怒,憤怒的起因是為了一個女人。然而,阿基琉斯和阿伽門農爭奪的決不僅是女人或床伴,而是屬于勇士的份額和戰利品,這是男人的英雄世界承認和看重的戰場榮譽。詩中多次提到,克律塞伊斯和布里塞伊斯是“榮譽禮物”(Lattimore均譯為prize)。阿基琉斯承認他“從心里喜愛”美頰的布里塞伊斯(《伊》9.343),一些學者據此認為阿基琉斯對布里塞伊斯的愛情不一般(P186)。但,阿基琉斯和阿伽門農爭奪此女子絕非單純出于愛情。卷9布里塞伊斯被帶離后,阿基琉斯馬上有了另外的“床伴”(alechos)侍寢,帕特洛克羅斯也一樣(妻子是丈夫合法的“床伴”,但“床伴”不一定都是妻子。阿開奧斯人劫掠的女俘成為侍寢的“床伴”的情況非常普遍)(P124—125)。詩人告訴我們,“有個女子躺在他(阿基琉斯)旁邊,從累斯博斯帶來,福爾巴斯的女兒、美頰的女人狄奧墨得。帕特洛克羅斯睡在對面,束美麗腰帶的伊菲斯躺在他旁邊,那是阿基琉斯攻下埃倪歐斯的都城、陡峭的斯庫羅斯時送給他”(《伊》9.664—668)。此外,卷19阿基琉斯最后與阿伽門農講和時,他懊悔“為了一個女子心中積郁了那么深的惱人怨氣”,甚至“愿當初攻破呂爾涅索斯挑選戰利品時,阿爾特彌斯便用箭把她(布里塞伊斯)射死在船邊”(《伊》19.56—57,59—60)。倒不是英雄不愛美人,不過愛情在《伊利亞特》戰場上的分量,遠遠抵不上英雄們追逐的其他東西,譬如說,榮譽。說到底,布里塞伊斯是阿基琉斯的“榮譽禮物”。布里塞伊斯究竟何許人也?她是被阿基琉斯殺死了丈夫搶過來的女俘(《伊》19.295)。另據專家考證,她的名字Briseis只表明她是Brisa的少女,并非真姓實名。按一些學者的說法,她只是詩人虛構的一個影子(P204—205)。《伊利亞特》里這樣的女俘和女奴,有名字的沒名字的,大約不少,畢竟特洛亞戰爭已經進行到第十個年頭了。布里塞伊斯、克律塞伊斯、狄奧墨得、伊菲斯以及其他女俘,都是城池被攻破后被勝者俘獲并占有的女人,她們地位低下,是男主人的財產。若是相貌出眾而獲寵,也許會幸運地成為男主人的合法妻子或小妾。布里塞伊斯說,帕特羅克洛斯曾張羅讓她“做神樣的阿基琉斯的合法妻子”。克律塞伊斯也被阿伽門農寵幸,他“很想把她留在自己家里”,因為喜歡她勝于合法妻子克呂泰墨涅斯特拉(《伊》1.112—113)。這些女俘最大的奢望,就是得到男主人青睞,最好的結局是成為主人的合法妻子。但不能改變的事實是,女俘就是奴隸,是主人的財產,甚至他們的生命,主人都可能予取予奪(P266—267)。而大多數姿色一般、不被專寵的女俘和其他物質財產(三腳鼎、黃金、城池)無異,可直接用牛估算出她們的物質價格值多少,當然也可以被主人易手。這些被視為“戰禮”的女性,或只有物質價格,或的確是只有象征意義的“榮譽禮物”,詩中布里塞伊斯就像財產一樣被轉移讓渡,成為阿基琉斯從希臘聯軍分裂出去、再次融入的象征。在這個男性主宰的世界里,“榮譽禮物”們只是物,很少被當成(女)人。不過,“榮譽禮物”們在史詩的情節結構上,作用非同小可。她們是男人爭奪的“棋子”,在男人的利益、榮譽爭奪戰中是重要的籌碼。即令如此,仍無法改變她們非人的角色和地位。荷馬讓人沉思這樣一個問題,女俘這一類的女性對男性的英雄世界并非無足輕重,但她們之于他們的意義,是因為她們是一份財產,一種榮譽的象征,從而被轉化成適合對男人活動作出評判的角色。作為“榮譽禮物”而存在的女性,是完善男性價值世界的籌碼和獎賞。女性并不占據這個男性英雄世界的核心,恰恰相反,在為女人而戰的幌子底下,這個英雄世界的法則由男性設定,也由男性詮釋和體現。不過,荷馬總有一些令人意外之舉,這也是史詩令人著迷的地方。卷19布里塞伊斯終于作為一個人,一個女性開口說話——這也是阿開奧斯人陣營中唯一發出自己聲音的女性。當她從阿伽門農手里被返還給阿基琉斯,見到帕特羅克洛斯已經陣亡,她抱著他的尸體悲悼,也哭訴自己的命運:“帕特羅克洛斯,不幸的我最敬愛的人,我當初離開這座營帳時你雄健地活著,人民的首領啊,現在我回來卻看見你躺在這里,不幸一個接一個打擊我。……當捷足的阿基琉斯殺死我丈夫,摧毀了神樣的米涅斯的城邦,你勸我不要悲傷,你說要讓我做神樣的阿基琉斯的合法妻子,用船把我送往佛提亞,在米爾彌冬人中隆重地為我行婚禮。親愛的,你死了,我要永遠為你哭泣。”(《伊》19.287—300)《伊利亞特》的女人悲悼場面以卷24特洛亞城的眾女哭赫克托爾最為慘烈,阿開奧斯人陣營中缺少女性,沒有一個女人是合法的妻子(P54)。布里塞伊斯哭帕特羅克洛斯的場景,卻極為突出。只有此時此刻,布里塞伊斯才不是“榮譽禮物”,而是以一個真正人的方式存在。她的悲泣中對戰爭苦難的描述和承受(她的丈夫和三位兄弟都在戰場上被殺),則在另一個女人,安德羅馬克身上,更濃墨重彩地呈現出來。二、赫克托爾和安德羅植物《伊利亞特》中有三位女性因阿基琉斯攻破城池成為“離鄉背井之人”(expatriate),有克律塞城祭司的女兒克律塞伊斯,呂爾涅索斯城的布里塞伊斯,特拜城的安德羅馬克(P161)。三人中,前兩位是阿開奧斯人一方有名的“榮譽禮物”,安德羅馬克看起來比她們兩個幸運,嫁得好夫婿赫克托爾。但設若我們的眼光越過《伊利亞特》往后看,就會發現特洛亞城陷落后,安德羅馬克的命運最慘。怪不得后世有如此多作家從《伊利亞特》的預言里聆聽到她和特洛亞婦女的悲慘命運,續寫了《伊利亞特》沒有講完的故事。安德羅馬克是赫克托爾明媒正娶的妻子,育有一子阿斯提阿那克斯。除王后赫卡柏之外,她是特洛亞婦女里唯一被認定是妻子和母親的人,也是詩中除海倫外唯一被個別處理的妻子角色。她簡直就是戰爭中寡妻孤兒的典型,只有這些人(而非戰場上的英雄)才是戰爭屠戮、社會崩裂后災難的直接領受者(P165)。據說安德羅馬克(Andromache)的名字兼有“男人”(Andro)和“戰斗”(mache)的意思(P55)。荷馬想暗示我們,這是一個渴望像男子一樣去戰斗的女子,還是她生活其間的那個戰亂不斷的世界具有超強的男性化特點?婚嫁赫克托爾之前,安德羅馬克的父母和七個兄弟都死于戰爭,她對正在進行的特洛亞戰爭格外敏感。她預感到赫克托爾和自己即將遭受的苦難和不祥的命運,比所有其他人更早陷入“瘋狂”。卷6中,安德羅馬克得知特洛亞人不敵阿開奧斯人,她不顧身份和體面“急急忙忙爬上高高的城墻,活像個瘋子”(《伊》6.388—389)。赫克托爾與她見最后一面時,她懇求丈夫,同時也是她的父親、母親、親兄弟(除了赫克托爾和兒子,她無一親人),不要出戰,不要讓兒子做孤兒,妻子成寡婦(《伊》6.429—432),她的這些話不幸都成讖語。陷入“瘋狂”的安德羅馬克并未全然失去理智,畢竟她早有過人生災難的閱歷,她的城墻勘察甚至有軍事上的斬獲,她向丈夫提議要加強野無花果樹旁的守衛,那里易失守,她在觀戰中見到敵方精銳三次攻打這段城墻。(《伊》6.433—439)對妻子不出戰的哀求,赫克托爾以英雄的勇敢拒絕,他恥于在家鄉父老面前做膽小鬼,這有損于英雄的榮譽。家國的命運他早已心知肚明,他甚至預見到,妻子會流著淚被披銅甲的希臘人擄走當奴隸,失去自由(《伊》6.454—455),這和安德羅馬克說的話幾乎如出一轍——“同樣苦命”的夫妻二人對即將臨頭的厄運一清二楚。赫克托爾勸慰妻子不必悲傷,人各有命,命運女神的安排是注定的,誰都逃不掉(《伊》6.486—490)。安德羅馬克的軍事提議,赫克托爾不加理會,反倒教訓她說:“你且回到家里,照料你的家務,看管織布機和卷線桿,打仗的事男人管。”(《伊》6.491—492)這段夫妻城門對話特別能說明《伊利亞特》的英雄主義基調和命運主宰人的主題,在這個基調和主題之下,顯現的是荷馬對戰爭、家庭、男女兩性關系的思考。赫克托爾和安德羅馬克的婚姻是明媒正娶,受社會和習俗保護(不像帕里斯和海倫不合法的“露水姻緣”,千夫所指,還引發戰爭),而且,夫妻二人心心相印,情深意重。但在戰爭的動蕩中,婚姻隨時會崩潰,男人被殺,女人被擄走,家庭危如累卵。用沃格林的話說,是危險的情欲(以帕里斯、海倫為象征)引發的戰爭對正常的家庭、社會秩序(以赫克托爾和安德羅馬克為象征)的破壞(P72)。以男性的身份而論,赫克托爾的選擇很自然。在戰場上他要選擇做無損于榮譽的英雄,對自己負責。非但家庭,整個國家的命運都注定被裹挾到戰爭中遭滅頂之災,包括妻子即將成為他人女奴的悲慘命運,但“苦命”無法扭轉,也不可違背。不管什么情況,女人的本分是操持家內事,“打仗的事男人管”,女人不能越權、插手男人的事。但凡赫克托爾能夠有所作為的地方,他選擇的是凸現男性的英雄價值,以及對女人越權的拒絕,以突出英雄的勇敢和高貴。作為妻子和母親,女人在戰爭中一無所獲,她們既沒有可以顯現女英雄品質的場所(這是男人的地盤),又失去彌足珍貴的家庭生活,戰爭留給她們的是無盡的苦難,是由眼淚、悲號、屈辱和死亡構織的哀歌。設若安德羅馬克的苦難恰恰是赫克托爾必須承擔的責任帶來的,赫克托爾,或者說男性英雄形象中就始終摻雜著柔弱妻子的苦澀眼淚,以及老母喪子的悲慟。誰能忘記老王后赫卡柏城墻上露乳苦勸赫克托爾回城那驚心動魄的一幕(《伊》22.79ff.)!安德羅馬克最后的挽歌里唱道:我的丈夫,你年紀輕輕就喪了性命,留下我在廳堂里守寡,孩子還年幼,不幸的你我所生,我想他活不到青春時期,在那時以前,特洛亞已完全毀滅,因為你——城邦的保衛人已死去,你救過它,保衛過它的高貴的婦女和弱小的兒童。這些人很快就會坐著空心船航海,我也是其中的一個。孩兒啊,你跟著我同去做下賤的工作,在嚴厲的主子面前操勞,或是有阿開奧斯人抓住你的胳膊,把你從望樓上扔下去,叫你死得很慘。……可是赫克托爾,你給父母帶來的是無法形容的悲傷,你給妻子留下的是非常沉重的痛苦,因為你死的時候并沒有從臥榻向我伸出手來,也沒有向我說一句哲言,使我日日夜夜在流淚的時候想一想。(《伊》24.725—745)孤兒、寡母、老邁父母在戰爭結束后的命運和悲痛由此可見。通過安德羅馬克以及妻子的視角,荷馬深切展示了戰爭之苦,使史詩達到理解苦難的一種深度——《伊利亞特》不僅是戰爭史詩,更是一部苦難的史詩。《奧德賽》卷8有一個特別的顛倒性別明喻(reversesexsimiles),奧德修斯聽歌人唱木馬計后淚水漣漣,被比做一個女子,幾近是安德羅馬克的翻版。這是整部荷馬史詩的一個高潮,奧德修斯這位堅毅的英雄暗中被比做了安德羅馬克,“過去的空無和未來的確然,使他體會到了與安德羅馬克的命運相等價的東西”(P70)。是否可以說,《奧德賽》以犧牲英雄榮耀的方式,追溯和回應了《伊利亞特》的特洛亞女性蒙受過的災難?三、女性?7.通常海倫的名號是“希臘第一美人”,她的美驚世駭俗,傾國傾城。海倫“無恥人”的自稱恰恰從道德倫理的角度批判了美。這個自辱的說法即便是海倫帶有負疚和痛悔的自我批判,但未嘗不是從他人(尤其是男性)的眼光審視美招來的禍患。美與道德的沖突在海倫身上以最激烈的方式表現出來。《伊利亞特》中,特洛亞的海倫(HelenofTroy)共露面三次。當她出現時,對這場戰爭她要不要負責,該負什么責的問題,鬼魅般浮現出來。海倫出現在特洛亞城墻上,艷驚四座,特洛亞的長老們由衷贊嘆她天仙般的美貌,但認為還是該讓她坐船離去,以免她繼續成為特洛亞人的“禍害”(grief,《伊》3.159—160),對肇事的另一主角帕里斯,長老們卻不置一詞。海倫在兩部史詩中都以負疚女子形象出現。她與特洛亞老王普里阿摩斯的談話中,自稱“無恥人”(slut,《伊》3.180),后與赫克托爾交談時也說“我成了無恥的人,禍害的根源,可怕的人物(anastybitchevil-intriguing)”(《伊》6.344—345)。甚至《奧德賽》中,特洛亞戰事已結束十年,海倫仍自稱“我這無恥人”(shamelessme,《奧》4.145)。通過海倫自責的視角,荷馬是否要將一種男性中心主義的倫理觀加諸史詩:女人和財產是戰爭的根源?究竟,海倫該為這場戰爭負責嗎?據說兩部荷馬史詩不外乎是女人爭奪戰,《伊利亞特》的戰爭爭奪海倫,《奧德賽》中奧德修斯與求婚人的戰斗爭奪的是佩涅洛佩。英雄是要贏得生命的關鍵性戰斗的人,若按此推論,就是要贏得屬于他的女人。女人自然就是男人戰爭的根源。海倫自稱是戰爭的禍水,詩中許多人物也如是觀。阿基琉斯曾詰問阿伽門農的使者:“阿爾戈斯人為什么要同特洛亞人作戰?阿伽門農為什么把軍隊帶來這里?難道不是為了美發的海倫的緣故?難道凡人中只有阿特柔斯的兒子們才愛他們的妻子?”(《伊》9.337ff)女神赫拉也說過:“許多阿開奧斯人為了她遠離親愛的祖國,戰死在特洛亞。”(《伊》2.161—162)阿基琉斯和赫拉的說法似乎是古代世界的通論,晚于荷馬的赫西俄德在《神譜》中描述“英雄”一代時,也稱有的英雄“為了美貌的海倫渡過廣闊的大海去特洛亞作戰,結果生還無幾”(P6)。赫西俄德還講述了潘多拉的故事,變本加厲地表述了他“女人變成凡人的禍害,成為性本惡者”的思想(P44)。女人是“紅顏禍水”,這似乎成為解釋戰爭的一種常見的性別主義視角,又或是男權的社會里掩飾真正原因的方便遁詞。海倫,則成為女人禍水論最著名最典型的代表。但對這種方便的說法,不見得人人贊同。閱歷廣博、宅心仁厚的特洛亞老王普里阿摩斯就給出了不同答案:“在我看來,你沒有過錯,只應歸咎于神,是他們給我引起阿開奧斯人來打這場可泣的戰爭。”(《伊》3.164—166)普里阿摩斯的說法是典型的古代視野,人的活動場景中始終不能忽視神明的存在。《伊利亞特》的敘述有意無意應和了普里阿摩斯的說法。他剛說了這番話,愛神阿佛羅狄忒就從戰場上不光彩地救下帕里斯,她還命令海倫去安撫帕里斯,海倫不情愿,后被逼與帕里斯同床共寢(《伊》3.428ff)。從這個情節看,海倫不過是神明手中的玩物。她是宙斯的女兒、斯巴達的公主,身世和地位十分顯赫,但她的行動和那些被俘的女性一樣,無法自主,連她也不能選擇自己的命運。現代一些批評家以“雙重動機”解釋海倫在《伊利亞特》中令人費解的處境——神的控制和人的作為并置在一起,在一個女性角色身上表現出來。讀者就被留在這兩個不同的因果解釋中,需要自己作選擇:特洛亞戰爭的責任是歸于神明,還是歸于一個女人。現代女性主義的闡釋中,海倫不再為戰爭背黑鍋。“美本身沒有過錯”,或者“無權的女人不可能通過支配一個男人來支配一個國家,國家的興亡不該由女人負責”等說法(P72),表明現代人不再理會荷馬詩中的男性主義觀點,也同樣不理會那個時代神明存在且干預世事的背景。現代的視野更多從個人自主的角度理解個體的行為。然則,現代女性主義的闡釋只是取消了選擇之一,倘若我們仍需謹慎考慮史詩的神明背景的話,它就并沒有消解史詩讓人在兩個因果解釋中選擇的困難。具體到海倫,或許可以這樣理解,美麗和榮耀一樣,也意味著危險和死亡。古希臘人把人世的一些事件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