適應中國式現代化要求建立普及化高等教育類型結構7月5日，北京大學2023年研究生畢業典禮暨學位授予儀式在北京大學邱德拔體育館舉行。新華社發教育部3月23日舉行新聞發布會，介紹2022年全國教育事業發展基本情況。2022年，高等教育在學總規模達到4655萬人，毛入學率達到59.6%，比上年提高1.8個百分點，普及化水平進一步鞏固提升。新華社發【沿著黨的二十大指引的方向·教育筆談】編者按

2022年我國正式邁入創新型國家行列，發展面臨新的戰略機遇期，但產業變革的新特點和國際形勢的新變化也帶來巨大挑戰，通過自主創新來突破高質量發展路上的各種技術性或制度性卡點瓶頸顯得尤為迫切。黨的二十大審時度勢，提出“加快建設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創新高地，促進人才區域合理布局和協調發展，著力形成人才國際競爭的比較優勢”。高等教育類型結構直接影響高等學校向社會輸送的人才類型和質量，關系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創新高地建設和整體人才布局結構，在新的時代背景下如何優化高等教育類型結構，以結構促發展，切實完善高質量教育體系以服務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已成為當前一個重要課題。我國當前高等教育類型結構的主要特征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建成了世界上規模最大的高等教育體系，并通過跨越式發展于2019年進入了普及化時代，2022年高等教育在學總規模4655萬人，毛入學率達到59.6%，超過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平均水平。在一個人口規模巨大的國家達到這一高等教育入學水平，成就令世人矚目，也充分體現了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在高等教育規模擴張的同時，我國形成了較為典型的大眾化高等教育類型結構，這一結構由研究型大學、非研究型本科院校和高職院校構成，無論是從院校數量還是招生規模來看，都呈陡峭的金字塔形：一是底部沉重，高職院校無論機構數量還是招生規模占比都超過50%；二是頂部陡峭，以“雙一流”大學為代表的研究型大學機構數量和招生規模占比都很小，機構數量占比不到5.0%，招生規模占比不到6.5%。根據高等教育先行國家的經驗，應用技術和高等職業教育等新興類型通常是從精英高等教育到大眾化普及化高等教育這一過程中的規模擴張主力軍，會引發高等教育類型結構的劇烈變化，所以大眾化時期我國高等教育類型結構下移是符合階段性規律的；但先行國家的經驗也表明，進入普及化階段后高等教育類型結構又會發生重大變化，高等教育的精英性會重新增強，類型結構會逐步上移，這一新的變化趨勢隨著新一輪科技和產業革命的到來顯得尤其明顯。現有高等教育類型結構難以滿足時代需要的表現我國在大眾化時期形成的高等教育類型結構是與大眾化高等教育及當時經濟產業結構相適應的類型結構，但其近年來逐步顯現出不能滿足普及化時代需要和中國式現代化進程的一面，具體表現如下：陡峭的金字塔形結構，難以滿足我國更高水平創新與教育公平需要。當前我國追求的是高水平創新，尤其要在科學前沿和關鍵核心技術方面實現突破。研究型大學是所有類型高校中學術水平最高、科研實力最強的機構，是培養創新人才的關鍵平臺。然而，當前我國研究型大學的學生數量和機構數量偏少、在所有類型高校中占比偏低，這種頂部過于陡峭的結構很難滿足國家對更高水平創新的需要。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全球創新指數》統計顯示，盡管2021年我國的全球創新整體排名從第14位上升到第12位，達到在中高收入經濟體中第1、亞太地區第3的水平，但是各項指標還不均衡，存在明顯的薄弱環節，與人才培養相關的“人力資本與研究”只排第21位，“高等教育”甚至排到了全球第83位。以芯片制造為例，國際商業策略公司（IBS）的調查顯示，相比于處在中等層次的復合型和應用型人才，目前中國芯片行業最缺乏的是高端人才，尤其是最尖端的領軍人才。高水平人才匱乏已經成為提升我國創新水平的主要障礙之一，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我國研究型大學占比太小，很難為關鍵領域的創新輸送足夠多的高水平人才。中國式現代化建設進程，必須堅持科技是第一生產力、人才是第一資源、創新是第一動力，要著力提升我國的自主創新能力，必須通過高等教育培養更多的高水平創新人才。因此，在現有基礎上進一步擴大研究型大學的規模及學生數量占比，對我國提高創新水平、提升國際競爭力非常重要。研究型大學學生數量和機構數量過少也不利于教育公平的進一步提升。研究型大學是優質高等教育資源的代表，對個人而言，進入研究型大學通常意味著畢業后能擁有更大的發展空間、更好的社會經濟條件。據《中國本科生就業報告》統計，“雙一流”大學畢業生不僅平均月收入高于全國應屆本科畢業生的平均水平，而且總體上薪資增速更快、長期回報更顯著。進入研究型大學對學生的個人發展和家庭社會經濟條件改善都具有明顯的正向作用，是許多青年渴望得到的受教育機會。高等教育大眾化以來，我國的諸多舉措為更多學子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但此類機會還遠不能滿足需求。不少研究表明，高校擴招雖然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學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數量機會，但研究型大學的緩慢增長導致優質高等教育資源相對稀缺，競爭更加激烈，學生接受優質高等教育的機會差距進一步擴大。中國式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增加優質高等教育資源的供給，以更高水平的教育公平促進更高水平的社會公平是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徑。研究型大學本科生整體規模太小，難以滿足拔尖創新人才培養的需要。中國式現代化建設需要大量拔尖創新人才，必須合理選拔、精心培養。本科是高等教育的重要階段，然而當前我國研究型大學本科生整體規模太小，不但降低了國家的教育投入回報率，而且不利于拔尖創新人才的培養。一方面，招生過少導致初選空間相對狹窄，將很多具有潛力的年輕人拒之門外，造成人才浪費。高考作為一種以筆試為主、考查多科目基礎知識能力的考試，選拔的主要是成績拔尖人才，這種有局限的選拔維度很容易帶來一個較窄分數段的學生同質化的問題，大量成績不一定那么拔尖但具有較強創新潛力的學生被排除在研究型大學門外。顯然，在國家擁有的高等教育資源總量相同的情況下，入選的后備人才越少，傾注在每個人身上的教育投資風險就越大。拔尖創新人才培養是一個復雜的長期過程，受到外部環境、學生個體等多種因素影響，具有較高的探索性和不確定性。因此，適當增加后備人才數量、強化人才的多元性可以有效分散風險，提高社會教育投入的總回報率。另一方面，研究型大學本科生整體規模太小還會導致培養過程中的問題，帶來優秀學生之間不必要的“內卷”。比如，為了進一步加強拔尖創新人才培養，不少高校自2009年起陸續啟動了多種人才培養計劃或工程，這些舉措具有很強的選拔性質，相當于在研究型大學內部優中選優，并將優質資源向少數具有尖端人才潛質的學生傾斜。當研究型大學本科招生規模適當、學生人數較多時，這樣做有利于選出具有領軍潛質的精英來重點培養，提高教育資源效率。但是，在研究型大學本科招生人數不足，致使優秀學生已經高度集中的情況下，這種做法很難真正判別學生之間的差距，選拔的有效性難以保障。底部結構沉重，難以滿足新時代產業結構升級和數字經濟的需要。隨著數字經濟逐步成為全球新一輪產業變革的核心力量，我國數字經濟也呈現迅猛發展態勢。2020年我國數字經濟規模達到39.2萬億元，占GDP比重達到38.6%，長期居于世界第二。專家預測，到2025年我國產業數字化和數字產業化總值預計將超過GDP的50%，成為國民經濟增量的主要貢獻來源。相較于傳統產業，新的數字產業對崗位技能型人才的培養提出了新的要求：學生不僅需要擁有某種技能，還要具備較好的綜合素質和知識遷移能力，能夠融合多專業知識進行獨立思考，解決具有一定復雜性的問題。要培養這樣的人才，光靠技術培訓和技能教育不夠，還必須加大理論教育和通識教育的力度。本科教育和高等職業教育的一個重要區別，就是本科教育在強調專業知識、實踐技能的同時，還非常重視專業基本理論學習和通識教育，強調學生的綜合素養和思維能力訓練，這種培養方式更有助于學生知識遷移能力的養成，促進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和靈活解決問題的能力，這種方式培養出來的人才更能適應數字經濟時代的技能崗位要求。未來我國的產業結構將對本科學歷的應用型人才提出大量需求，如果不在人才培養方面作出相應調整，將難以滿足新時代數字經濟快速發展和產業結構升級的需要。建立與中國式現代化相適應的普及化高等教育類型結構在新世紀的最初20年，我國于高等教育大眾化時期形成的高等教育類型結構極大地促進了我國教育事業發展，大幅增加了人民群眾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促進了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進步。但是，隨著形勢發展變化，高等教育類型結構亟須進一步優化。當前，應基于我國具體國情，借鑒先行國家在普及化階段高等教育類型結構變遷的規律與經驗，提前布局、科學規劃、切實推進，建立起與中國式現代化相適應的普及化高等教育類型結構。一是鼓勵更多高水平大學成長為“雙一流”高校，擴大研究型大學及高素質學生的整體規模。最近十多年來，我國經濟實力實現歷史性躍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114萬億元，經濟總量占世界經濟的比重達18.5%，穩居世界第二位；教育經費占GDP

4%的承諾得以兌現，教育經費穩步上升，這些都為擴大“雙一流”高校及學生整體規模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應該加大對地方建設一流高校的政策支持力度，鼓勵更多高水平大學成長為“雙一流”大學。二是擴大本科院校比重，增加應用型本科院校數量。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要實現各領域高質量發展，不僅需要理論型研究型的創新人才，還需要培養一大批高水平應用技能人才，這就要有足夠的本科層次應用型院校作為重要支撐。應當進一步通過政策傾斜和資源投入，大力支持這類院校發展；同時，引導高職院校提高辦學質量和水平，鼓勵有條件的高職院校升級為職業本科院校、應用型大學。三是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