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術史哲學經歷了什么電影史哲學經歷了什么

“歷史哲學經歷了什么？”這真的是一個讓《歷史地理》讀者被捕的問題。有些人會覺得自己錯過了一些東西:電影史哲學是否短暫地存在過呢?有些人則會冥思苦想,然后肯定這是一個棘手的問題。另一些人則會認為現在應該開始考慮這個問題了,卻不知道“電影史哲學”一詞是否是正確的術語。《電影史》的讀者們應該會記得該刊在1994年推出的《電影史哲學》特刊。“歷史”一詞在英語和法語中的模糊性也是所謂的“新歷史哲學”的基礎;雅克·朗西埃和海登·懷特在他們的書中都以此為出發點來表明他們面臨的困難。那么,我們對這個問題的興趣究竟始于何時?在《電影史》特刊刊發的十年前,《虹膜》(Iris)雜志在大衛·羅多維克(DavidRodowick)獻給米歇爾·福柯(MichelFoucault)的引言部分,就提出了“電影史理論”這一概念。這份雜志也刊登了達納·波蘭(DanaPolan)針對海登·懷特(HaydenWhite)的“元歷史”這一概念寫的一篇成果頗豐的評述,以及里克·阿特曼(RickAltman)關于早期代表性技術和皮埃爾·索爾蘭對于理論家和歷史學家分道揚鑣的討論。2004年,在《虹膜》特刊出版的20年后,東壽美子(SumikoHigashi)為《電影雜志》編輯了一期重新審視“歷史轉向”的特刊。其中,查爾斯·繆塞爾(CharlesMusser)質疑我們是否應該繼續針對特定的媒介來研究媒介史(比如電影史),珍妮·施泰格(JanetStaiger)贊同了繆塞爾的觀點,唐納德·克拉夫頓(DonCrafton)則寫道:“每個人都必須承認,歷史和理論之間并沒有不可逾越的鴻溝。”元歷史?是的,這種觀點始于海登·懷特。他的追隨者在策略上脫離了傳統歷史學科的范疇,盡管也有人反對他的著述。如果索布切克是正確的,且我們接受這一觀點,那么我們也無需被警告關于“事實”的理論,或者被提醒所有有關過去事件的描述都是“虛構的”,盡管我們并不把它們看成“虛構的”。關于電影形式的思考給了我們一個機會,能夠額外洞察到通過書寫的或技術編碼的歷史敘事的使用。例如,伊麗莎白·考伊(ElizabethCowie)能輕易指出,我們對于紀錄片敘事的批判也完全適用于歷史書寫。在假定“以后”是“之前”的結果之時,我們也消解了事件的連續性。然而,質疑事實陳述、誕生日、敘事行為、實證方法并不足以代表新歷史哲學的視野,但是以“發生了什么”為起點,我們至少可以提出一個歷史哲學問題——過去是否只存在于“現在之前”,還是一直持續到現在?“發生了什么”和“人們說發生了什么”之間的裂隙讓我們不由得想起早期電影中那些意圖向我們展現“發生了什么”的作品———它們試圖告訴我們“發生了什么”,盡管到頭來也沒有展現多少。早期電影史作者們的最成功之處之一,是使得他們的讀者相信活動影像這一娛樂形式誕生的最初十年內發生的事情有足夠可靠的證據支撐。因此,就算我們對敘事化的歷史心存懷疑,它總有機會悄悄混入我們的認知。想想經典電影《隧道里發生了什么》(1903)吧。人們想知道新的電影史方法與這部短片試圖讓觀眾相信隧道里確實發生了什么有何不同,某些事情實際上確實發生了,雖然在銀幕上沒有呈現出來,且觀眾們也因此什么都沒看到。雖然觀眾沒看見具體發生了什么,但他們確實在銀幕上看到了黑人和白人的跨種族接吻。只要運用證據,電影史作者也可以使讀者產生這樣一種錯覺,給我們一種“我們可以得知在過去發生了什么”的印象。這種“發生了什么”的亞類型電影從兩個方面闡明了證據的力量。它們指涉過去的事件(或者標題里的“發生了什么”)并在當下展示出來,仿佛又正在發生一般。但是,我忽略了書面表達和圖像表達之間的不同。這種“發生了什么”的電影通過視覺上可證實的方式將“發生了什么”表現出來(盡管有時候會通過隱藏部分信息來戲弄觀眾),歷史學家根據實證研究對早期活動影像裝置的論述卻不能給出可證實的證據。然而,這一論述提到了過去的電影作品和觀影事件嗎?是的!他們對過去事件的描述是那些事件本身嗎?當然不是,盡管作者和讀者都在某種程度上傾向于把二者混為一談。《隧道里發生了什么》還教會了我們一件事——電影著名的黑幕如何起作用。我認為,該片的片名宣稱讓觀眾看到隧道里發生了什么,這其實是誤導,因為電影完全沒有表現隧道里發生的事情,觀眾必須自己猜測究竟發生了什么。隧道里的黑幕時刻——如同“發生了什么”和“人們說發生了什么”之間的裂隙一樣——無法給我們任何證據。我們只能通過缺失的事件前后那段時間給予的信息來推測發生了什么。盡管如此,漫長的過去遠比這些東拼西湊的事件之總和來得復雜。我所說的兩種歷史性之間的鴻溝也意味著缺失和模糊在歷史書寫中不可避免。準確的說,隧道里空無一物的黑暗才是歷史書寫的常態。由此也可以想到人們關于早期電影技術發展的敘述——其中有些談論較多,有些則談論較少。例如,人們經常談到膠片錄音,卻鮮有人提及更早的高蒙蠟盤錄音(GaumontChronophone);又如最初的歷史學家只關注劇情片,卻忽視了早期的實況電影。如果我們對“吸引力電影”這個概念也提出同樣的問題呢?我們知道,1985年以后,學者才開始用這個概念來解讀早期的電影放映事件。那么在1985年之前,“吸引力電影”在哪里呢?安德烈·戈德羅(AndréGaudreault)從另一個角度重新審視了這個問題——如果“吸引力”出現的歷史性時刻早于“電影”的制度化,我們又該如何理解“吸引力電影”中的“電影”呢?現在回到“電影史哲學發生了什么?”這個問題。考慮到我引用的特刊分別發行于1984年、1994年和2004年,我們似乎可以看出美國的學者們對這個問題時不時產生興趣。我不懷疑“歷史轉向”的正確性,而擔心的是我們對于未來的方向沒有提出足夠多的問題。托馬斯·艾爾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