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達開走耳的原因再考

一洪秀全的“策劃殺石達開”關于石大凱是否離開天津的原因，有一致的意見。石大凱被洪秀全“強迫”。“所謂‘逼’也者,非死即走耳!”洪秀全不僅“逐步奪石達開的權,而且策劃殺害石達開。”第一,持這一觀點的同志所憑依據有三:一是石達開出走《布告》中的“疑多將圖害”句和《石達開自述》中所說的“洪秀全……疑心達開,有一并謀害之意”;二是《李秀成自述》中所說:洪秀全有“謀害達開之意”,“自殺東王之后,又殺北王。……又逼翼王他逃”;三是李續賓得到的情報:“金陵各偽王忌石逆之能結交人心,石逆每論事,則黨類環繞而聽,各偽王論事,無肯聽者,故忌之,有陰圖戕害之意。”石達開出走《布告》和他的自述中的有關言辭,僅“一面之詞”,以此作為第一手材料來證明石達開出走的原因,未免有偏愛之嫌。李秀成一貫崇拜石達開,而對洪秀全常有不滿;被俘以后,他又想全面揭發洪秀全以取悅于曾氏兄弟,因此他褒石貶洪,有失妥當。實際上,李秀成的觀點也就是石達開的觀點。既然石達開有上面的認識,那么李續賓得到的情報就有可能是石達開的追隨者散布的,或者就是敵人為挑撥離間所造的輿論,其可靠程度是值得研究的。而來自洪秀全本身,能夠直接證明有“謀害達開之意”的材料,至今未見史書記載。有人會問:洪秀全“專用安、福二王……押制翼王”還有人會問:對石達開,洪秀全“不授以兵事,留城不使出”,第二,石達開從入京輔政到離京出走,僅有半年時間(即從1856年11月底至1857年5月底)。這半年內,洪秀全面臨的局面是:在政治上,兩萬多太平軍骨干無辜被殺,這不僅給整個天國造成信仰危機,帶來思想混亂,而且使可作各級領導的人才枯竭。在軍事上,敵人趁機加緊進攻,軍事重鎮武昌失守,九江失利。天京內外困難重重,形勢岌岌。作為天國領導人的洪秀全,無論思想多么“僵化”,也不會不知道,殺掉石達開將會出現什么嚴重后果;也不會不顧及“眾怒難犯”的問題。這樣短暫的時間,這樣危急的時刻,這樣不利的形勢,洪秀全在楊、韋變亂后,連喘口氣的功夫都不會有,怎么可能去“策劃殺害石達開”呢?第三,把天京變亂和石達開出走的全過程聯系起來作全面考察,洪秀全雖有在石達開對韋昌輝瘋狂屠殺不滿而逃出天京時,曾“懸重賞購其首級”(1).在楊秀清謀權篡位的緊急時刻,洪秀全“頒發詔諭,宣召北王和翼王迅即回朝”,(2).石達開起兵靖難,盡管發出最后通諜,如不得韋昌輝之首,“即將班師回朝,攻滅天京”,(3).石達開回京輔政,“提理政務”,雖有“合朝同舉”,但洪秀全能夠順應“合朝”要求,并委以要職,也是明智的表現。(4).石達開出走之后,洪秀全發動了“合朝”的“百計迎回”(5).“迎回”無望后,洪秀全仍在所有的天國詔旨和文告中保留石達開的封號職銜,《朝天朝主圖》中始終都有石達開的坐位。這可以看出洪秀全對這位首義兄弟的功績是肯定的。(6).洪秀全對石達開的追隨者,只要返回天朝的,一概歡迎,不咎既往,并給予“嘉獎”,予以信任,加從重用,如對楊輔清、朱衣典等人就是如此。總之,石達開所說洪秀全對他有“謀害之意”,只是一種“疑心”,以此判斷得出洪秀全“策劃殺害石達開”的結論,僅是一種推測,并無確鑿根據。要證實這個問題,石達開和李秀成的看法仍有待進一步證明。材料本身尚待證明,它還有資格去證明別的東西嗎!為了證明石達開是被“逼”走的,有些同志把上述洪秀全舉止適當的地方一律視為是虛偽的、是不得已而為之。比如,說洪秀全順石殺韋是“迫于形勢”,對石達開的重用是“出于‘合朝同舉’,自非洪所能忍”,“迎回”石達開的活動,“只是一種姿態,是想撈回一點政治資本的策略,騙不了人”,洪秀全順石殺韋,“迫于形勢”者有之,出于本意者也有之。韋昌輝誅楊,雖出于洪秀全的指使,但對其濫殺無辜,就非完全滿意。他曾指責韋昌輝:“爾我非東王不至此。”洪秀全對石達開的委任,特別是新設一個相當于全軍總司令,可以指揮全局的職位——“通軍主將”給石達開擔任,就不完全是出于“合朝同舉”了。尤其是出于宗教方面的考慮,把石達開的“電師”稱號上升為“圣神電”,這使石達開不僅成為位極人臣的人,而且成了往來于天上地下的神。這就更難說是“合朝同舉”。石達開功高震主,洪秀全有“不樂之心”,這是事實,但洪秀全接受既成事實,希望石達開與自己同舟共濟,扭轉已造成的危局,因而委以重任,也當在情理之中。至于說洪秀全“百計迎回”石達開“只是一種姿態”,是“騙人”,更不能說服人。洪秀全“迎回”石達開,不僅“情詞慘迫,反覆不休”,有人為進一步證明石達開是被“逼”走的,就極力貶低洪秀全。說洪秀全此時“過著脫離群眾的腐朽的帝王生活、教主生活,養尊處優,壯志消磨殆盡。經過楊秀清的擅權逼封和韋昌輝的暴亂屠殺后,更是時刻疑慮別人篡奪他的王位。”有些同志反對用無產階級政黨的鐵的紀律來繩墨石達開,這是非常正確的。但對于洪秀全,我們不是也不應該用馬克思主義關于無產階級政黨的領袖學說來要求他嗎?太平天國也是“國”,她雖是農民政權,不同于封建王朝,但她畢竟是封建社會中的“國”,擺脫不了封建思想、宗教迷信的支配。作為這一“國”的國君洪秀全,不可能沒有“帝王思想”。他是封建社會中的一國之主,“過著腐朽的帝王生活,教主生活”,是時代賦于他的,他不可能超出他所處的時代。我們不能因褒揚石達開,就去極力貶低洪秀全當然,洪秀全也象歷史上任何杰出的人物一樣,自有他自己的嚴重錯誤。單就石達開出走一事,他的錯誤和責任都是重大的。楊、韋變亂后,他不敢相信異姓王,唯恐石達開變成第二個楊秀清。因此,他“專信同姓之重”,三石達開出國考察的原因李秀成在總結天朝“十悮”時指出:“六悮翼王與主不和,君臣相忌,翼起狽(猜)心,將合朝好文武將兵帶去,此悮至大。”目前史學界有一種普遍的看法,就是石達開出走天京前是完全正確的,而離京不歸就犯了嚴重的分裂主義錯誤。其實,事情不會這樣簡單。一個人的嚴重錯誤之產生,總有醞釀、萌生、發展的過程,否則,就不符合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石達開離京出走,也是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首先,石達開對洪秀全誅楊不滿。李秀成所說的北王和翼王密議殺楊,是缺乏根據的。事實上,石達開和楊秀清的關系一直很好。楊秀清對石達開非常相信,“屢委以軍事”,而石達開對楊秀清更是“深信不疑”,尊若“神明”。隨著楊秀清真的被殺害,石達開由不滿到不服,連清朝當局就看出來“楊逆被殺后,石逆不服。”其次,石達開輔政期間就形成了離開天王的念頭。石達開擁兵殺韋,制止了天京城內的無辜流血,顧全了天國大局,深得人心。加上他本人才華出眾,戰績卓著,此時的首義諸王又只剩他一人,由他輔政,“眾人歡悅”。但他與洪秀全的隔核并未完全消除,對天王的不滿情緒,“離異”思想就時有流露。他的高級助手和幕僚對此了解得非常清楚,掌握得非常準確。因此,他們敢于當面吹捧他“身挾震主之威,體兼高人之德,而勢在人臣之位”,煽動他“王得軍心,何郁郁受人制。中原不易圖,曷入川作玄德成鼎足之業?”石達開為什么不采取“廢天王”、“誅諸洪”、“南面稱制”的辦法呢?恐怕也不能全用他對天王的“愚忠”來解釋。石達開不走“取而代之”這條路,可能出于兩方面的考慮:一是整個太平天國的體系是宗教政治體系,正如外國傳教士的看法那樣:“基督教在此黨(天朝)之組織中根深蒂固,支配其整個機構;如一旦廢棄之,全局必將瓦解。……他們斷不能放棄基督教而不至于盡反起義以來所有的文告及廢除其整個的政治系統也。”再次,石達開出走決非一時沖動,“負氣而逃”,而是經過精心謀劃、深思熟慮,作好充分準備后才開始行動的。從他出走前后的行動看,他和他的助手與幕僚們起碼作了如下充分準備:確定出走方法、選擇出走路線、草擬出走《布告》、估計出走后果、推測天王態度、制定拉人措施、設計新的旗號。據敵人探報說,石達開由天京“南門出走”,“在雨花臺講‘道’三天,遂不回城”,后“由銅井渡江,逃往江北。”綜上所述,石達開天京出走,是他本人的“內因”起了決定的作用。洪秀全的錯誤“押制”,加速了他出走的進程。如果說石達開出走的主要原因是洪秀全所逼,那么他出走之后,住軍安慶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