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沖突到融合文化的沖突與融合中國文化和美國文化的差異源于不同的歷史軌跡和地域特征，不同時代的人們又有著各自不同的人生觀和價值觀，所以當中國的母親面對在美國出生、成長的女兒時，沖突和碰撞在所難免。美籍華裔作家譚恩美的小說《喜福會》向讀者講述了四位移民美國的中國母親與她們的美國女兒之間的情感糾葛。小說中的四位母親雖然移居美國但骨子里還是中國式的人生觀和價值觀，而小說中的四位女兒則接受了典型的美國文化方式，她們的人生觀和價值觀與母親們截然不同，沖突和碰撞在所難免。小說圍繞著兩代人不同思想觀念的對抗和碰撞展開，講述了母親們在用強硬手段教育女兒而受到女兒們的堅決反抗后，如何用母愛一點一點融化彼此之間由于文化差異造成的心靈上的隔閡。小說的成功之處在于，作者通過獨特的角度闡述了母族文化和異質文化相遇而生的碰撞和融合，以及華裔們在這兩種文化的碰撞中對自身文化身份的艱難求索。母女關系的發展、糾葛和轉變是《喜福會》的主線，本文將通過小說中的中國母親在教育美國女兒時所遇到的種種問題，以及隨著時間推移這些問題的解決來解讀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母女關系，也就是獨特的中國母親和美國女兒之間的情感故事。二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母女關系中國文化背景下的母女關系中國是禮儀之邦，“孝”是我們一直引以為榮的傳統美德。但在封建社會，當父母把“孝”作為一種枷鎖困住子女的思想和手腳時，“孝”便不再是動力，而是一個制約子女創新和發展的“緊箍咒”。在中國，因自古以來一直深受群體取向的影響，人們凡事均以家庭、集體和國家利益為重，個人利益則顯得微不足道，甚至可以犧牲并且把個人利益的犧牲推到一種“崇高”的境界。如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禮”始終占據著重要的位置。而“禮”的主要思想就是三綱五常的上尊下卑，在家庭關系中就表現為子女對父母的“孝”。中國人把家庭看做是最小的群體單位和最基本的群體單位，所以在家族中也同樣體現著等級觀念。這種等級觀念的重要內涵就是晚輩對長輩的“孝”。在舊中國，子女只有壓抑自己的欲望完全服從父母的意志，才稱作“孝”。這在《喜福會》中仍然有表述，其中的主人公不是女兒而是四位母親年輕時的故事。《喜福會》開頭講述了母親們在動蕩時期的中國所經歷的坎坷、灰暗的童年，以及這些經歷對母親們的影響。雖然有批評者認為這些描寫只是片面、偏激地表現了當時舊中國陰暗、丑陋的社會現象，但作者的講述還算客觀地反映了當時中國社會的動蕩和人們思想的迂腐。小說中的母親龔琳在兩歲時就被當做童養媳許配給比她小一歲的洪天余，即使日后當她漸漸明白自己將嫁給一個劣跡滿身的男人時也毫無辦法，甘于認命。與其說這是她的懦弱，不如說她是封建思想毒瘤的又一犧牲品。當發生水災全家都逃荒去蘇州無錫時，十二歲的小龔琳被嫁入洪家，并開始了飽受凌辱的苦難生活。但即使面對洪家人的唾罵和歧視時，龔琳仍然想到的是娘家的名聲以及自己對父母的承諾，因而只能忍氣吞聲，木訥地履行著自己的“孝道”。“孝道”是中國母女關系，甚至中國封建傳統禮教的關鍵詞。美國文化背景下的母女關系如果說中國的母親是以強硬大人的形象出現在女兒面前，并通過傳統的“孝道”達成對女兒思想言行的控制。那么美國的母親則大多以鼓勵導師的形象出現在女兒面前，她們更多以鼓勵的方式指導女兒去接觸社會、了解社會、學習社會。和中國傳統的群體取向觀念不同，美國人深受個人本位觀點的影響，把個人利益作為指導言行的主要出發點和決策依據。所以在美國，每一個人都是一個不同于其他人的獨立個體，其文化、思維和行為都與眾不同，并且這種不同是受法律保護的。在這樣一個以個人主義取向為主的社會，美國人崇尚個人隱私和利益的保護，即使母女也是如此。雖然美國也偶爾有關于家庭暴力的報道，但這反而說明了美國人對家庭暴力尤其是對孩子實施家庭暴力的重視――任何人都沒有權利傷害自己，哪怕是父母也不行。美國的母親們小的時候并沒有受到過多關于“孝道”的教導，所以即使為人母以后，也仍然能夠保持對女兒們的理解和寬容。正因為如此，我們才能在《喜福會》中看到在美國成長、深受美國思想影響的女兒們對中國母親教育方式的抵觸和反叛。當小說中歷經磨難和創傷的母親們帶著她們的孝道觀念來到美國，并依然用孝道來處理代際關系而忽略了美國文化與中國文化對于代際關系的截然不同的處理方式時，沖突就不可避免地產生了。三小說中母女關系的沖突小說把時間定位在一個中國動蕩、苦難的年代，所以小說中的母親們不但承受著戰亂帶給她們的生活上的迫害，還承受著封建禮教對她們的毒害。就這樣，這些母親們背負著不同的苦難和陰影，懷著對美好生活的憧憬，跋山涉水、千里迢迢來到了美國，可在這個“自由”的國度她們同樣遇到了新的危機。華裔母親身上根深蒂固的中國文化價值觀、人生觀無可避免地和異國他鄉的價值觀、人生觀發生沖突。在美國她們是異族，而這也是她們無法擺脫的束縛，畢竟她們的大部分生命在中國度過，她們骨子里是中國人。而她們的女兒們則不同，她們生在美國、長在美國，所接受的都是美國的教育、美國的人生觀和價值觀。所以當《喜福會》的母親們用中國的傳統“孝道”來約束女兒們的思想行為時，就無可避免地受到女兒們的反抗。小說的沖突正是源于此，兩代女性在成長和衰老間上演了一出出由相互爭斗到殊途同歸、相互認同的悲喜劇。小說中的四位母親已經移民美國多年，但她們仍然無法擺脫中國的傳統來接受新的文化，而且她們固執地堅持讓女兒們繼承自己的精神遺產，并按照自己的主觀臆想為女兒們設計和安排未來。她們認為自己飽受生活的苦難所以有資本去為女兒們安排幸福、快樂、不同于她們的生活。所以當女兒們違背她們的意愿時，她們就會很失望、很傷心。可是這群母親們卻忽視了最重要的一點，即她們的女兒生于美國，長于美國，美國的文化思想構成了她們的人生觀和價值觀。對這些女兒們來說，中國是遙遠的、陌生的，甚至是她們不愿意提及的一個禁區，她們極力迎合美國的東西以掩蓋與生俱來的中國血液進而躋身于美國的白人主流社會。所以她們抵觸中國的文化、傳統，更加抵觸中國式的教育方式。因此，我們在小說中總能看到面對中國式的母愛，女兒們竭盡所能地進行反抗，并且想方設法走出母親們的陰影。例如，小說中的吳晶妹的母親想把她培養成一個出色的鋼琴家。可吳晶妹并不能理解和接受母親美好的愿望，反而發誓“一定要阻止她愚蠢的驕傲”。所以當母親讓她練琴時，她經常偷懶、出錯，甚至在一次演奏會上故意當眾出丑，讓母親難堪。其實，吳晶妹在毀掉母親希望和驕傲的同時，也毀掉了自己成為一名出色鋼琴家的機會和可能。這種雙敗的解決是作者特意拋給我們的一種思考：“難道這是大家希望看到的結果嗎？”和吳晶妹的心路歷程相似，小說中的韋弗萊在母親教導下成為了全美少年象棋冠軍，但一直被動地接受母親安排的她卻深深厭惡這種木偶似的生活，她對母親咆哮：“你想出名的話為什么不自己去學下棋？為什么總拿我來炫耀你的尊嚴？”和吳晶妹一樣，韋弗萊最終沒能沿著良好的下棋軌跡走下去，而是成為了一名律師。母親們在為女兒們設計未來并逼迫她們必須去完成的同時，也希望她們的女兒能將中國人的性格和美國的環境完美地結合起來。但是，這種結合是相當困難的，正如作為母親的鐘林冬所說的：“我希望我的孩子們能完美地結合起來，中國的性格，美國的環境，我真是沒想到要想達成這種融合竟是如此的艱難。”我們可以看出，小說《喜福會》中所表達的母女之間的這種矛盾不僅僅是兩代人在時間上的代溝，更是一種文化差異的體現，是東西方文化的一種碰撞。作為美國人的女兒們代表了占主導地位的美國強勢文化，而母親們則代表著處于從屬地位的中國弱勢文化，并由此產生了女兒們與母親們的對立關系。然而，這些美國女兒們不管朝著反方向如何努力，最終無一例外地回到了母親身邊，從母親那里汲取營養與力量走向未來。四母女融合《喜福會》講述的時間跨度很長，所以隨著時間的推移，小說中的母女關系發生了微妙的變化。隨著母親們的衰老和女兒們的成熟，母女之間無法割斷的情感紐帶最終還是跨越了一切障礙和鴻溝。雖然她們之間還有隔閡和沖突，但彼此開始了理解和學習。母親們開始接受并學習美國文化，她們換上了美國的服飾，參加美國的宗教活動，并說著蹩腳的英語和別人交流。這不僅僅是對一種文化的接受和學習，更是對女兒們的包容和了解。小說中，許安梅在兒子溺海后想到的不是中國的菩薩和佛祖而是西方的上帝，并開始虔誠地禱告。龔琳達曾經因為女兒和美國男友私奔一怒之下打跑了兩個孩子，但后來卻逐漸接受了這個美國準女婿，并慈愛地教瑞奇如何吃螃蟹。當然，無論是母女間的緩和還是兩種文化的交融都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如我們能夠在小說中看到瑞奇在做客時所表現的與中國文化不和諧的行為：送一瓶昂貴的葡萄酒，不會使用筷子，告別時直接稱呼長輩的名字等等。但龔琳達卻并不在意，顯示了一位母親應有的胸懷以及對另一種文化的尊重和寬容。同母親們開始積極地理解女兒們的思想，并積極地學習美國文化一樣，女兒們開始重新認識自己的母親，并最終理解了母親們的良苦用心。如多年來一直對母親的嘮叨置若罔聞的羅斯面對婚姻危機時最終采納了母親的建議，通過積極的行動維護自己的權益，并最終與母親盡釋前嫌；韋弗萊也逐漸理解了母親為自己所做出的一切，并且意識到自己多年來與母親的抗爭是多么的愚蠢；莉娜也同樣轉變了對母親的態度，并接受了母親的勸告鼓起勇氣擺脫了自私的丈夫。小說的最后，如讀者期望的那樣，女兒們以不同的方式回到了母親身邊，也從母親身上找回了勇氣和力量。為了告慰母親的在天之靈，吳晶妹決定回國尋找失散多年的同母異父的姐姐。當了解了母親的無私與用心后，她的內心終于被偉大的母愛深深地震撼了。當她與姐姐緊緊相擁并呼喚“媽媽”時，兩代人的多年的對峙得以融合，同時兩種文化的碰撞也得以交融。正如小說所寫的那樣：“我終于看到屬于我的那一部分中國血液了，呵，這就是我的家，那融化在我血液中的基因，中國的基因，經過這么多年，終于開始沸騰昂起。”“女兒們對母親們的理解和認同實質上是以女兒為代表的美國文化與以母親為代表的中國文化之間的理解和認同，這既實現了東西方文化之間的霸權關系的消解，又以從邊緣向主流解構的思維方式打破了西方文化中心論的神話，確立了文化平等交流的基礎。”五結語美籍華裔作家譚恩美的小說《喜福會》講述了四對母女在美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