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鶻文源流考辨

【內容提要】本文以敦煌、吐魯番等地出土的回鶻文及其它文獻為依據，結合漢文史籍的記載，指出，不論就字型還是就回鶻文創制的歷史背景言，回鶻文的來源都可推定為粟特文，從而否認了學界長期流行的福音體文字說；回鶻文創制之初，其字母并不固定，先為18個字母，后發展為23個；回鶻文的得名當來自蒙古人的稱呼，又因這種文字對后世蒙古文、契丹文、滿文的形成有重大影響而得以名播寰宇。

【關鍵詞】回鶻文粟特文福音體文回鶻式蒙古文契丹文敦煌吐魯番

回鶻文是以回鶻為代表的北方突厥語族諸民族所使用的一種文字，在宋元時代通行于河西走廊、西域、中亞諸地，被廣泛使用以書寫詔告敕令、宗教典籍、文學作品、契約文牘和歷法醫籍，留下了極為豐富的文獻資料，成為我們認識與研究古代維吾爾族及中亞諸族歷史文化的取之不盡的寶藏。但由于史籍記載的缺乏，國內外學術界對回鶻文字的來源及流變問題長期以來未能取得統一的意見。有鑒于此，筆者全面收集、爬梳各種有關的資料，在前賢研究的基礎上對回鶻文來源、得名由來、字母數目的演變及其與蒙古文、滿文、錫伯文及契丹文的關系等問題作一盡可能詳盡的申論。

一、回鶻文的來源

關于回鶻文的來源，學術界存在著兩種不同的說法。一種意見認為它來自景教徒所使用的福音體文字(Estrangelo)；另一種認為當來自于粟特文。

首先系統論述第一種觀點的是德國回鶻文研究先驅克拉普洛特(J.Klaproth)先生，他認為回鶻文應是從敘利亞福音體文字發展而來的。他說：

根據中世訪問蒙古地方之傳教士和馬可波羅的記載，回鶻人中多有基督教聶思脫里派之流布，而傳教士則為敘利亞人。這些傳教士同時傳授敘利亞文，最后發展為回鶻文。顯而易見，回鶻文字不僅與敘利亞文相似，而且文字形體及連接方法亦與之完全一致。[1]

與之相同，蘇俄學者拉德洛夫(W.Radloff)亦堅主此說。他認為：

回鶻文字之成立，與突厥文字一樣，雖不詳其究竟，但字型可明示其系統，我們由此可知回鶻文字是基督教聶思脫里派所用之敘利亞文字，即由福音體文字發展而來。

此外，主該說者尚有蘭斯鐵(G.J.Ramstedt)、湯姆森(V.Thomsen)等許多著名突厥—回鶻語文研究專家等。此說在我國學術界也有較大影響，如洪鈞《元史譯文證補》卷27即認為：

回紇文字，至今猶存，所謂托忒字體是也，與西里亞文字相仿。故泰西人謂唐時天主教人自西里亞東來傳教，唐人稱為景教。陜西之景教碑，碑旁字兩行即西里亞字，此其確證。回紇之有文字，實由天主教人授以西里亞文字之故。

今人采取此說者也不在少數，如李符桐在評論洪鈞之說時曾說：“謂仿自西里亞，固屬正確，但非為景教徒，而實摩尼教徒。”張星烺也認為“畏兀兒文取法于敘利亞文”。馮家昇進一步指出“回鶻文導源于敘利亞文，而粟特文是其連枝，也極近似。”

何以有這樣的結論，其依據主要有二。其一是回鶻文與敘利亞福音體文字在形體上的近似性；其二是《九姓回鶻可汗碑》對牟羽可汗時期回鶻改信摩尼教一事的記載。

《九姓回鶻可汗碑》勒立于820年左右，以突厥盧尼文、漢文和粟特文書寫。碑文記述了回鶻牟羽可汗于763年放棄薩滿教而改宗摩尼教的詳細經過，可與吐魯番出土的回鶻文《牟羽可汗入教記》殘片相印證。但由于回鶻文《牟羽可汗入教記》殘片直到1929年才被刊布，而《九姓回鶻可汗碑》卻早已為學術界所引用。由于碑中對傳教士的記述不夠明確，故當時人把初來回鶻“開正教”的摩尼教徒誤認為是景教徒。而景教徒所使用的正式文字是敘利亞福音體文，故而得出回鶻文源自敘利亞文的結論。

就字體而言，經過仔細對比，不難發現，回鶻文與粟特文比回鶻文與福音體文之形體更為接近，因此，若以字型為根據而論，稱回鶻文源自福音體文也是難以得到支持的。起初，學界不少學者對《九姓回鶻可汗碑》中的粟特文有誤解，誤認為這些文字就是回鶻文，如拉德洛夫即持此說。由于該氏在國際突厥學界影響極大，故其說流播也廣。

綜合以上兩點，可以認為回鶻文源自敘利亞文之說是缺乏依據的。那么，另一種意見所認為的回鶻文來源于粟特文的說法是否可信呢？

如所周知，粟特文是流行于以撒馬爾罕、布哈拉為中心的古代粟特地區的一種文字，主要用以拼寫粟特人——中國史書上所謂的昭武九姓人——所操的中古伊朗語。粟特人以善于經商聞名，利之所在，無遠弗至，故絲綢之路沿線地區隨處可見古粟特商人的遺跡，其語言文字也隨之向東傳播。從吐魯番出土文獻看，至遲在5世紀末，其文字即已為突厥、回鶻民族所認識和使用。

1975年，考古工作者在吐魯番哈喇和卓編號為75TMK90的墓葬中發現了9枚“代人”木牌。正面書漢文“代人”，背面書少數民族文字。經釋讀可知，這些木牌背面的文字為粟特文，其中可釋讀的3枚，一枚拼寫的為突厥—回鶻語ki?i，另兩枚拼寫的為漢語，一為rin“人”，一為tairin“代人”。

值得注意的是，此墓同時還出土有永康十七年三月廿□日的漢文紙文書殘片一件(編號為75TMK90：27)，另有兩件只書“十年”，而沒有年號，可能亦系“永康”時物。永康是柔然郁久閭予成的年號。《魏書》卷103《蠕蠕傳》載，北魏和平五年，柔然可汗吐賀真死，子予成繼位，“號受羅部真可汗……自稱永康元年”。如是，永康十七年應為480年。但吐魯番出土的《妙法蓮華經》殘卷卷末題記卻有“永康五年歲在庚戌七月”字樣，依干支推算，永康五年應為470年，永康十七年即為482年。由于《魏書·蠕蠕傳》系后人所補，而《妙法蓮華經》殘卷卻為當時人所寫，以理度之，當以482年較為可信。故學界多從之。從這一文書看，該墓的時代當在公元482年左右，由此我們則可將突厥、回鶻人使用粟特文的時代由原來所認定的7～8世紀上推至5世紀末。

突厥汗國時代早期，粟特文是乃當時流行的書面語文。1956年蒙古人民共和國境內發現了《布古特碑》正面即以粟特文和粟特語寫成，文中記載了突厥第3代可汗木桿(Mugan)和第4代可汗佗缽(Taspar)的事跡。當時，突厥盧尼文尚未形成，故以粟特語文撰寫碑文。[10]

漠北回鶻汗國時代，粟特文在漠北得到了更廣泛的應用，著名的回鶻碑刻《九姓回鶻可汗碑》和《塞維列碑》都使用了粟特文。說明回鶻人對粟特文的認識和喜愛也是由來已久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自公元763年以后，由粟特人傳來的摩尼教被定為回鶻汗國的國教，粟特摩尼教師及商人等在回鶻汗國的政治、經濟、文化與外交上都享有特權，史書所謂回鶻“可汗常與共國”[11]之現象就生動反映了當時粟特人地位的顯要。他們所使用的粟特文被回鶻人采用以創制自己的文字也顯得更為順理成章。

如前所述，回鶻文字母與粟特文字母在字型上更為接近，而與福音體文相去較遠，以此因素與回鶻文創制的時代背景結合起來考量，不難推定，回鶻文的源頭應為粟特文而非敘利亞福音體文。只是由于粟特文和福音體文字都是由共同的原始文字，即閃含語系之阿拉美(Ahrimans)文字發展而來，字型本身就相差不遠，故極易引起混淆。

下面我們再看回鶻文創制的時代。這也是長期困擾國際學術界的難題。拉德洛夫曾指出：

回鶻文何時產生并無證據，但從吐魯番出土物看，8世紀下半葉已被使用。此外，Lavrov于喀什曾購得類似中國式之錢幣，其一面即以回鶻文鐫刻銘文Türg??Xaγanbirk??i(突騎施可汗一k??i)，故知此貨幣顯然為8世紀上半葉所鑄造，表明當時東突厥斯坦之北方，回鶻文已成為公用文字。[12]

文中提到的突騎施錢幣及回鶻文問題尤當引起重視。我們知道，突騎施是唐代游牧于中亞七河流域一帶的西突厥部落之一，于690年至766年間曾建立汗國，稱雄中亞。自1938年始，蘇聯考古學家于碎葉、怛羅斯、江布爾和噴赤干等地曾相繼發現數以百計的突騎施錢幣。此外，在中國境內的庫車、和田、喀什、吐魯番、木壘、輪臺及河西走廊等地也有零星發現。這些錢幣系按中原形制鑄成，圓形方孔，一面環寫非常明晰的銘文，一面為弓形模印。其所用文字，被俄國拉德洛夫解釋為回鶻文，德國學者繆勒也主此說。[13]由于二人在學界的影響很大，故其說也常被奉為圭臬，一直流行了半個多世紀，直到1981年才由俄國學者斯米爾諾娃改正。斯氏通過對突騎施錢幣的全面而細致的研究，從而以確切的證據證實突騎施錢幣上的銘字不是回鶻文，而是粟特文，故而她改稱之為“突厥粟特文”。[14]她的研究修正了過去學界一直流行的回鶻文早在8世紀即已在突騎施汗國使用的說法，故在西方學術界引起了廣泛的重視與認可，對中亞古代錢幣、粟特文、回鶻文的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參考價值。

那么，回鶻文應該創立于何時呢？我認為其時應在763年摩尼教輸入回鶻汗國不久。遺憾的是，回鶻文在漠北回鶻汗國中行用的證據卻甚為稀見，惟一的證據就是20世紀50年代于蒙古人民共和國烏布蘇省(Увсаймгийн)圖爾根蘇木(Тургэнсум)發現的書有8行回鶻文文字的碑銘——烏蘭浩木碑。該碑的時代無法確定，僅知為840年回鶻汗國遷徙之前的遺物，差強可證回鶻文在漠北回鶻汗國的使用。

二、回鶻文的發展及其應用

回鶻文是一種音素文字。11世紀維吾爾族學者麻赫穆德·喀什噶里在其所著《突厥語辭典》中記載說：

所有突厥語采用的基本字母有十八個，突厥文是由這些字母組成的。[15]

經過不斷的發展，到元朝時期已發展為21個。彭大雅《黑韃事略》稱：

韃人本無字書，然今之所用，則有三種：行于韃人本國者……行于回回者，則用回回字，鎮海主之，回回字則有二十一個字母，其余只就偏傍上湊成。

再后，元末明初陶宗儀《書史會要》卷8對回鶻文又作了這樣的記述：

畏吾兒字雖有二十余母，除重名外，止有一十五音。因此，應聲代用者多矣。

由上可以看出，回鶻文字母數量呈與時俱進之勢，先為18個符號，后發展為21個，最后才發展成23個。在23個字母中，5個用來表示8個元音，18個用來表示21個輔音。字母的寫法有字頭、字中、字尾之分，形式不一。其寫法最初由右向左橫書，后可能受漢文的影響而改為自上而下直行豎寫。早期回鶻文中的s和?，n和a，x和q不加區分，只是后來才在相應的字母之左或右加一點或兩點以示分別。早期回鶻文文獻中的y和w也不加區分。在字體上，回鶻文的形式也比較多，有棱角突出的刻經體，有筆畫圓潤的寫經體，有龍飛鳳舞的草書體，也有線條流暢的行書體，更有書寫直硬的硬書體和字體緊湊的活字體。[16]

至于“回鶻文”一稱的得名，因于史無征，我們難以考見。從吐魯番、敦煌等地出土的回鶻文文獻看，回鶻人一般都是以türkt?l(即突厥語)來命名自己的語言，如回鶻文《彌勒會見記》、《玄奘傳》、《華嚴經》、《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羅尼經》等都是如此，只有少數例外，如勝光法師譯《金光明最勝王經》題跋稱作türkuyγurt?l(突厥回鶻語)，括魯迪·桑加失里譯《勝軍王問經》則題作uyγurt?l(回鶻語)。“回鶻文”一名的出現，與成吉思汗的西征和回鶻人塔塔統阿的歸順不無關系。《元史》卷124《塔塔統阿傳》載：

塔塔統阿，畏兀人也。性聰慧，善言論，深通本國文字。乃蠻大揚可汗尊之為傅，掌其金印及錢谷。太祖西征，乃蠻國亡，塔塔統阿懷印逃去，俄就擒。帝詰之曰：“大揚人民疆土，悉歸于我矣，汝負印何之？”對曰：“臣職也，將以死守，欲求故主授之耳。安敢有他！”帝曰：“忠孝人也！”問是印何用，對曰：“出納錢谷，委任人材，一切事皆用之，以為信驗耳。”帝善之，命居左右。是后凡有制旨，始用印章，仍命掌之。帝曰：“汝深知本國文字乎？”塔塔統阿悉以所蘊對，稱旨，遂命教太子諸王以畏兀字書國言。

趙珙《蒙韃備錄》亦載：

其俗既樸，則有回鶻為鄰，每于兩河搏易，販賣于其國。迄今文書中自用于他國者，皆用回鶻字，如中國笛譜字也。

這里所謂的“畏兀字”、“回鶻字”即回鶻文。“回鶻文”之稱當以此為始。此后這一術語開始頻頻出現于中外文獻之中。由是觀之，“回鶻文”的得名當來自蒙古人的稱呼，又因為蒙古人采用這種文字以創制自己的文字——回鶻式蒙古文，從而使“回鶻文”影響進一步擴大，名播寰宇。

回鶻文的創立與使用，加強和鞏固了維吾爾語在天山南北的社會地位和社會功能，從而為促進塔里木盆地居民的維吾爾化做出了貢獻。不過，這種文字在蒙古高原創制之初很少使用，作為通行文字，那還是840年回鶻西遷以后之事。從9世紀中期直至15世紀，回鶻文在新疆及河西走廊地區得到廣泛的使用，19世紀末以來這里相繼發現的為數豐富的回鶻文文獻就充分地證明了這一點。

此外，在13至15世紀間，統治新疆、中亞乃至東歐諸地的察合臺汗國、金帳汗國和帖木爾帝國也都曾采用回鶻文作為官方文字。例如現存金帳汗國時代的《鐵木耳庫魯特扎令(T?mirqutluγyarl?γ?)》、《托赫塔迷失扎令(Toqtam??yarl?γ?)》等就是用回鶻文寫成的。在帖木爾帝國時代許多用突厥語寫成的伊斯蘭教內容的著作都用回鶻文重新抄寫過，如11世紀著名的回鶻文學著作——優素甫·哈斯·哈吉甫的《福樂智慧》就在這一時期被人們用回鶻文抄寫過。阿合買提·優格納克的《真理的入門》也在1444年由撒馬爾罕人用回鶻文抄寫。

三、回鶻式蒙古文的創制

以回鶻文字母為基礎，蒙古人于13世紀初創制了自己的文字，即所謂的回鶻式蒙古文，又稱老蒙文。

如所周知，蒙古本為興起于漠北草原的游牧民族，《蒙兀兒史記·塔塔統阿傳》稱其素無文字，“處理萬事，徒資唇舌，使命往返，必口受之”。《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19亦曰：“韃靼亦無文字，每調發兵馬即結草為約，使人傳達急于星火，或破木為契，上刻數畫，各收其半，遇發軍以木契合同為驗。”后來回鶻文雖傳到漠北地區，但并未對那里的蒙古人產生應有的影響。南宋孟珙《蒙韃備錄》即謂蒙古人“其俗既樸，則有回鶻為鄰，每于兩河博易，販賣于其國。迄今文書中自用于他國者，皆用回鶻字，如中國笛譜字也。”[17]說明當時由西域傳至蒙古高原的回鶻文字僅僅在商業活動中有所傳播，但由于受當時條件所限，并未引起以成吉思汗為首的蒙古貴族的關注。

爾后，隨著蒙古各部的統一，力量的壯大和地域的擴張，與周邊民族的聯系日益加強，以前那種“刻木為契”的舊傳統已完全不能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正是在這一歷史背景下，回鶻文悄然步入蒙古宮廷。從前引《元史》卷124《塔塔統阿傳》的記載來看，蒙古貴族對回鶻文的接受始于1204年。當成吉思汗滅乃蠻俘獲塔塔統阿時，還不知道印章有“出納錢谷，委任人材”的用途，通過塔塔統阿，印章制度才在蒙古社會生活中逐步得到應用與推廣。當時蒙古人已通過金朝降人對回鶻文有所了解，當成吉思汗獲知塔塔統阿熟知“本國文字”后，“遂命教太子諸王以畏兀字書國言”。這里的“畏兀字”即回鶻文，“國言”即蒙古語。以回鶻文字母拼寫蒙古語，這種特殊的結合方式后被稱作回鶻式蒙古文。元成宗時，蒙古學者搠思吉斡節兒對這種回鶻式蒙古文字體加以改造，歸納整理了蒙古書面語語法，使這種文體更加完整和規范化，并且傳播使用到今天。

蒙古語與回鶻語關系比較密切，他們不但在類型學上同屬粘著語，而且彼此有大量的共同成分，尤其在語音系統上是很接近的。所以，以回鶻文拼寫蒙古語是比較方便的。這應是蒙古貴族接受回鶻文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蒙古統治者的大力推廣，回鶻式蒙古文文在當時的蒙古社會中流播甚速，“凡詔誥典祀，軍國期會，皆襲用畏兀兒書”。[18]13世紀中葉出使蒙古的魯布魯克對蒙古人使用回鶻文的情況記載道：

畏兀兒居住在南面的山中，蒙古人使用了他們的文字，于是，他們便成了蒙古人的主要書記官，幾乎所有的景教徒都懂得他們的文字。[19]

《元史·釋老志》收錄有忽必烈于至元六年(1269)頒布的詔書，也說昔日蒙古由于沒有自己的文字，“凡施用文字，因用漢楷及畏兀字，以達本朝之言”。

1648～1649年間，西蒙古衛拉特部高僧、著名文字學家、大譯師扎雅班智達(ZayaBandita,1599～1662)又對回鶻式蒙古文進行了較為徹底的改革。17世紀時，蒙古語言發生了很大變化，而原來的回鶻式蒙古文常常無法準確地表達蒙古語的全部語音，給語音記錄帶來了諸多不便，更使佛經翻譯工作障礙重重。根據這種情況，扎雅班智達便在原來文字的基礎上進行了改造，使之能夠更清楚地書寫蒙古語。為此，該文字得名“托忒文(TodorkhaiMongol)”。托忒系蒙古語音譯，意為“清楚”，托忒文即“清楚的文字”。外國學者又稱之為卡爾梅克文(Kalmack)。該文字直到目前在新疆的衛拉特蒙古中仍在繼續使用，又稱“衛拉特蒙古文”。

1599年，滿族統治者努爾哈赤命額爾德尼和噶德再根據蒙古文字母創制了滿文，史稱“老滿文”或“無圈點滿文”，以對應于1632年奉皇太極之命改造而成的新滿文。新滿文在老滿文的基礎上附加圈點，增設了10個特定字母，構成由131個音節組成的新文字體系，一直行用數百年之久。

滿文的行用又直接促成了錫伯文的形成。錫伯族在歸附清朝后就開始使用滿文。1947年，伊寧“錫索文化協會”主要成員薩拉春、仲謙等人對原來使用的滿文進行了適當的增減，將原有的131個音節中的13個音節廢掉，另制3個新音節符號，制成錫伯文，行用至今。

四、契丹小字與回鶻文的關系

回鶻文對契丹文字的形成也有一定的影響。談及這一問題，我們首先就會想到《遼史》卷64《皇子表》的有關記載：

回鶻使至，無能通其語者，太后謂太祖曰：“迭剌聰敏可使。”遣迓之。相從二旬，能習其言與書，因制契丹小字，數少而該貫。

從該記載知，遼太祖時，有回鶻使者從西域來，但無人通其語言。蕭太后建議遣太祖弟迭剌隨回鶻使者學習其言語與文字。為了加強與回鶻的交流，太祖準奏。迭剌博聞強記，隨回鶻使者學習二旬，便學會了回鶻的語言與文字，并據以創制出自己的文字——契丹小字，其時史書無明確記載，據考應在天贊四年。

這條記載長期以來一直受到國內外學術界的重視。早期學者多以這一記載為依據來闡述契丹小字的形成，認為契丹小字是根據回鶻文創制的。后來，隨著用契丹小字書寫的相關文獻的不斷發現與研究的逐步深入，這種說法開始受到挑戰并最終被否認。[20]

契丹本無文字，在遼朝建立后，由于受漢文化的影響，加上當時社會發展的需要，耶律阿保機才于920年命突呂不和魯不古創制契丹文字。《新五代史·契丹傳》記載說：“至阿保機……多用漢人，漢人教以隸書之半，增損之，作文字數千，以代刻木之約。”《五代會要》卷29也記載道：“契丹本無文紀，唯刻木為信，漢人陷蕃者以隸書之半，就加增減，撰為胡書。”無疑，這里所說“文字”指的應為契丹大字。從今天所知的文獻看，這種文字正如史書記載的那樣，是增減漢字筆畫而成的，如“天”下加土或“大”上加“八”表示天；“大”上加ワ表示大；有時甚至直接借用漢字，如日、月、太王、皇帝、太后等。與回鶻文字母全無干系。

這種大字筆畫復雜，書寫不便，尤其是漢字所表達的漢語與契丹語之間差別較大，除了漢語“詞序”與契丹語迥異外，契丹語詞匯大多是多音節的，其語法關系一般用粘著和變化附加成分來表示，這些都使契丹大字的應用會遇到重重障礙。[21]這些因素的交合作用又引致了隨后“數少而該貫”的小字的問世。

那么，契丹小字與回鶻文之間存在著怎樣的關系呢？這是多年來一直困擾學界的問題。

在排除契丹小字系因襲回鶻文字母而來這一說法的基礎上，契丹文研究專家厲鼎煃先生根據契丹字哀冊所用的紀年方法同回鶻歷法的一致性，以及回鶻語與契丹語語法特征的相似性，認為契丹小字“是和古回鶻文息息相通的”。[22]盡管作者采用了比較折中的說法，不言“息息相通”的程度，但仍然受到學界的批評。原因很簡單，契丹文小原字之字型與“如驚蛇屈蚓，如天書符箓，如曲譜五”[23]的回鶻文字母迥然有別，根本看不出他們在筆法上的內在聯系，卻明顯與漢文字型非常接近。故更多的研究者傾向于這么一種觀點：契丹小字是在參照漢字和契丹大字字型的基礎上，同時參考了回鶻語拼音法，兩相有機結合而構成的新文字。

筆者認為，后一種說法當更為切合實際，否則，迭剌即使再聰明，僅僅跟隨回鶻使者學習二旬，就想學會一種新的語言與文字，無論如何都是不可能的，更遑論進一步以之為據來創制新文字了。所以，我認為，迭剌學而用之的應是回鶻文的拼音法規則，而非回鶻文字母本身。契丹語與回鶻語同屬阿爾泰語系，回鶻語屬于典型的粘著語，契丹語中也普遍存在著用多音節詞和粘著詞尾表示語法的現象，而且與回鶻語一樣，契丹語也有元音和諧的特點。故而，用回鶻文的拼音法規則，更易于表達契丹語的語法現象。受此啟示，迭剌通過對大字的改進與利用，從而研制出書寫更為方便，使用更加廣泛的契丹小字。其特點是“數少而該貫”。“數少”，既可解釋為原字數量較少，也可解釋為筆畫較為簡單，或兼而有之；“該”，即“賅”之通假，意為完備，“貫”，“貫通”意。質言之，這種文字是比較簡便的，由于是拼音文字，可以用350多個原字拼出無數的單詞，卻能做到包容一切，把契丹語完全貫通。[24]大概正是由于小字之簡約，在遼寧建平縣出土的大安六年李謙貞撰《鄭恪墓志銘》中又被稱為“小簡字”。[25]總之，回鶻語文與契丹小字的形成息息相關，對促進契丹文化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1.不論就字型還是就回鶻文創制的歷史背景言，回鶻文的來源都可推定為粟特文，而非福音體文；2.“回鶻文”的得名來自于蒙古人的稱呼，它之所以能夠名播寰宇，應與蒙古人采用其文字“以書國言”關系極大；3.回鶻文創制之初，其字母并不固定，先為18個字母，后發展為23個；4.回鶻文直接導致了回鶻式蒙古文的形成，而回鶻式蒙古文又直接影響到滿文的創制，后來滿文又直接推演出錫伯文的出現。此外，契丹文的創制也與回鶻語文不無聯系。

[1]J.Klaproth,AbhandlungüberdieSpracheundSchriftderUiguren,Paris,1840,S.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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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素《吐魯番出土高昌文獻編年》，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7年，第136～137頁。

[10][蘇]S.J.克略希托內、V.A.列夫斯基著，龔方震譯《布古特粟特文碑銘補證》，《中外關系史譯叢》第3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6年，第35～53頁；林梅村《西域文明》，北京：東方出版社，1995年，第344～358頁。

[11]《資治通鑒》卷237胡三省注文，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