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300818史修東論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緊迫性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必要性和緊迫性【摘要】政治體制的改革是當下中國面臨的最大的一項課題。改革開放3C多年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初步建立和完善，使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是經濟體制改革存在著一些潛在的問題和社會矛盾，反過來倒逼政治體制改革。中國現代化的轉型不只需要經濟體制的改革，更是要在市場經濟的時代下進行政治體制的改革。政治體制的改革就是要建設一個成熟的民主和法治的現代化國家。為了實現這一目標，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應該走一條既要有自上而下的推動，又要有自下而上的探索和實踐的改革路徑。但是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任重而道遠，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具有必要性和緊迫性雙重特征。在當前改革和發展的關鍵時期，如何認識改革的必要性和緊迫性的關系，直接影響著改革的進程和成效，是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必須首先考慮的問題之一。【關鍵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必要性；緊迫性胡錦濤在十八大報告中指出：“政治體制改革是我國全面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必須繼續積極穩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發展更加廣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必須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以保證人民當家作主為根本，以增強黨和國家活力、調動人民積極性為目標，擴大社會主義民主，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發展社會主義政治文明。要更加注重改進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保證黨領導人民有效治理國家；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豐富民主形式，保證人民依法實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更加注重發揮法治在國家治理和社會管理中的重要作用，維護國家法制統一、尊嚴、權威，保證人民依法享有廣泛權利和自由。要把制度建設擺在突出位置，充分發揮我國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優越性，積極借鑒人類政治文明有益成果，絕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1]政治體制改革是我國當下面臨的一個重大的理論和實踐問題，我們必須要明晰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如何認識改革的緊迫性與必要性的關系，是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必須首先考慮的問題之一。一、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十八大明確了政治體制改革的定位和重點任務，并突破性地將“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寫進了小標題應該說是水到渠成的。毫無疑問，經濟體制改革與政治體制改革是現代化的重要內容。那么，在現代化這個大背景下，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是否涵蓋了現代化的全部內涵經濟體制改革與政治體制改革之間存在著怎樣的復雜關系?對于這兩個問題目前恐怕還很難形成緊密一致的看法，反倒是關于經濟體制改革早已達成共識了，那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與完善。不可否認的是，我們所處的時代是市場經濟的時代，市場經濟作為當下資源配置的最有效率的機制，是我們今天一代中國人無可回避的選擇。然而，現代化的內容并非僅指經濟的現代化，它意味著整個社會結構的轉變：政治的現代化、都市化、世俗化、社會分工的專門化、結構化等等。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整個社會必須在文化、體制、思想、觀念、傳統、習俗等方面做出重大的結構性調整以適應商品經濟這一物質性、經濟性的基礎。但是，這也絕非意味著一發展市場經濟就會順利實現現代化的建設。按照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在《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一書中的看法，經濟的快速發展確實是推動社會變革的重要原因，但是“經濟發展和政治穩定是兩個相互獨立的目標，在二者的進展之間沒有必然的聯系”，經濟發展不一定導致政治的穩定，也可能成為阻礙社會前進的負面因素，這是由“社會急劇變革、新的社會集團被迅速動員起來卷入政治，而同時政治體制的發展卻又步伐緩慢所造成的”[2]4-5。現代系統科學的最新發展也表明，社會是一個復雜的大系統，任何一個子系統的變化都離不開其他子系統的相互支和耦合，這樣才能形成良性的互動，避免社會深層次矛盾的積聚和爆發。這樣看來，經濟發展與政治發展并不是一種線性的發展關系，經濟水平提高了，不一定能實現政治的現代化。經濟體制改革成功了并非意味著就不需要政治體制改革了。況且經濟在發展中也會出現“拐點”，如果沒有相應的政治、文化的支撐，經濟發展也會出現瓶頸，引發潛在的社會政治性的危機與沖突。改革開放3O多年來，我國已基本建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經濟體制的改革給我們帶來了翻天覆地、日新月異的變化，綜合國力不斷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改善，各項事業欣欣向榮。但是，我們也應清醒地看到，政治體制的改革仍然相對滯后，裹足不前。在這樣的情況下，市場經濟驅動的利益紛爭、欲望毫無約束，社會結構性的矛盾與沖突就會不斷積聚，并以各種形式在社會中凸現出來，諸如誠信危機、群體性事件等等。當今中國經濟的發展正處于這樣的一個瓶頸期。在深圳特區創建3C周年之際，溫家寶視察深圳建設時又重申了政改的重要性，引發了海內外媒體的高度關注。法國的《歐洲時報》就曾刊發題為《中國政改在路上》的文章，美國《僑報》也刊登了《保障經改成果中國政改箭在弦上》的文章。溫家寶在深圳講話中指出，經濟體制改革與政治體制改革存在著不可分割的內在關系。不僅要推進經濟體制改革，還要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就會得而復失，現代化建設的目標就不可能實現。在改革初期，“中國的現代化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主要是搞經濟建設這件事情，政治體制改革也要圍繞發展經濟這件事來進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礎，要求我們現在不能對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和政治發展抱不合實際的過高奢求，不能用最發達國家的社會條件來考慮中國的政治改革和發展問題，中國必須從自身的經濟社會基礎出發，考慮怎么做才是現實的可行的才能取得我們希望的成效。”[3]所以，我們在改革開放的初期將發展的中心放在經濟體制改革是現實的選擇。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建成和完善，尤其是市場經濟帶來的一些列問題將政治體制改革提上了日程，我們不僅要推進經濟體制改革，還要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就會得而復失，現代化建設的目標就不可能實現。正如鄧小平指出的那樣，“政治體制改革同經濟體制改革應該相互依賴，相互配合。只搞經濟體制改革，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也搞不通，因為首先遇到人的障礙。“我們所有的改革最終能不能成功，還是決定于政治體制的改革。[4]164“如果我們盲目樂觀不下決心切實解決這些問題，確實可能危及我國整個的社會主義事業，發生鄧小平警告的黨和國家改變面貌的問題，可能使我國改革開放取得的成就得而失。”[5]在這樣的背景下，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性不斷提上日程。那么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方向是什么?通過何種路徑來完成政治體制的改革?（一）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目的方向胡錦濤2006年4月在美國耶魯大學進行演講時，提出“沒有民主，就沒有現代化”。后來，他又多次強調，中國共產黨要民主執政。他指出，民主執政就是堅持為人民執政、靠人民執政，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以民主的制度、民主的形式、民主的手段支持和保證人民當家作主。要牢牢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真正把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切實做到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要進一步健全民主制度，保證人民依法實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充分發揮人民群眾和社會各方面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共同做好改革發展穩定的各項工作。要不斷完善和擴大黨內民主，加強對權力的監督，保證把人民賦予的權力真正用來為人民謀利益[6]。2010年9月，在紐約與美國華人媒體負責人的座談會上，溫家寶回答《僑報》負責人的提問時，指出：“中國要建設一個民主和法治社會，法治就是當一個政黨執政以后，應當按照憲法和法律辦事，黨的意志和主張也應當通過法定程序來變為憲法和法律的條文，所有組織都要在憲法和法律下行動，這才叫依法治國。我以為要做到這點，還需要一定的時間，但這是現代文明和現代政治所必需的，我們應該朝此而努力。”以此為基礎，“最重要的就是保障憲法和法律賦予人民的各項自由和權利，就是要調動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就是要有一個寬松的政治環境，使人們能夠更好發揮獨立精神和創造思維，就是要使人民能得到自由和全面發展，這應當是民主和自由的主要內涵.”[7]胡錦濤和溫家寶數次對于民主法治的闡述，較為明確地指出了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大方向：那就是要建設一個民主與法治的社會，在一個寬松的政治環境下，依靠依法治國來保障人民的各項權利與自由，達到人民的自由、全面發展。其核心在于權力的規范。進一步說就是要規制權力運行，不得濫用權力，讓權力得到有效的監督，只有權力透明，才能確保民主與法治，做到權為民所用。在十八大報告中，將政治體制改革單列為小標題，更是明確地指出了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大方向下具體的任務：“一是要支持和保證人民通過人民代表大會行使國家權力；二是要健全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三是要完善基層民主制度；四是要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五是要深化行政體制改革；六是要建立健全權力運行制約和監督體系；七是要鞏固和發展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1]總而言之，中國政治體制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存在著一個單一的改革任務。改革是漸進的，通過克服一個一個的困難，實現一個又一個的階段性目標，最終“形成一個初步發達的成熟的民主和法治的現代化國家”[8]。（二）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路徑明確了中國政治體制改革之后，我們怎樣能夠更好地實現政治體制改革，就涉及改革的路徑問題。關于政治體制改革，存在著兩條不同的路徑：一是自上而下的推動；二是自下而上的探索和實踐。影響政治體制改革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不只是有經濟體制改革的推動因素。特定社會的政治體制改革是在各種因素的交織互動的影響下才探索出自己特有的變革之路。中國3C多年來的改革開放似乎向我們傳達著一個寶貴的經驗： 那就是治理模式的創新對于一個社會的順利、平穩的改革起著重要的積極作用。在這個意義上，模式探索與創新對于政治體制改革便具有了非同尋常的意義。對于自上而下的改革來說，成本太大，容易“一刀切”，沒有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容易統一模式，就會出現較多的問題。值得慶幸的是，30多年來的改革開放已經為政治體制改革營造了一種寬松的社會環境，積累了寶貴的經驗。改革之初的自上而下的各種“特區”的試點和推行為后來自下而上的地方自主摸索奠定了基礎，打開了政治體制改革的道路。現今，中國大地上涌現出了諸如南街模式、華西模式、蘇南模式、希森模式等探索性的改革。盡管這些模式的重點、方向、層次和意義上各具特色、很難統一，但是這為中國未來的政治體制改革開辟了獨具特色的地方發展、治理模式。尤其是經濟特區的開辟，為政治體制的改革提供了基礎和經驗。“經濟特區是中國改革的試驗場和開放的窗口，是分級式政策試驗的一個重要制度設計，以深圳為代表的經濟特區進行了多項在全國具有重要影響的改革試驗開改革開放風氣之先，在中國的治理試驗中曾經發揮了重要作用，這些創新實踐為推進中國的改革政策探索了新路提供了寶貴經驗。”[5]這種自下而上式的地方治理探索已成為當前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先導，也必然將會成為今后政治體制改革的主流模式。政治體制改革是一項宏大的事業，地方治理模式的探索為我們開啟了一條政治體制改革的路徑。然而，如何去推動、保障地方的這些改革，帶動將來的政治體制改革是擺在我們面前急需回答的問題。上層的自我轉向是關鍵，頂層的設計是重點。如果上層能夠意識到問題的所在，主動“出擊”，推動地方的探索，那么我們就能逐漸摸索出自己特有的政治體制變革的具體路徑與模式。而近年來上層頻繁的談論政改問題，就充分說明了上層已經意識到了這一問題。“2010年8?9月間，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先后考察深圳，對深圳等經濟特區新時期改革開放提出了新的要求。胡錦濤在深圳經濟特區建立3C周年慶祝大會上的講話中強調，經濟特區不僅應該繼續辦下去而且應該辦得更好。中央將一如既往支持經濟特區大膽探索、先行先試、發揮作用，并從五個方面對經濟特區下一步改革發展提出了具體要求。”[5]因此，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路徑既應該有自上而下的推動，又應該有自下而上的探索與實踐。落實到具體的實踐中來，政府應該主動轉向，政逐步退出直接控制的社會領域，從全能型政府逐步過渡到真正的服務型監管型政府。實行黨政分開、進一步下放權力、改革政府工作機構、建立社會協商對話制度、完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若干制度、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在此基礎上，支持地方自主探索本地區的治理模式，在資金與制度上予以支持，及時以制度形式來保障鞏固探索的成功經驗與教訓。最重要的是要鼓勵公民社會的壯大，支持自治組織的成立與發展，推進地方自治。然后逐步擴大試點，共享成功模式與經驗。走一條先上而下，后下而上的發展道路。當然，政治體制改革的總的指導方針應該是謹慎、漸進，“一步一個腳印”，避免急躁、冒進的作風。二、深化政治體制改革的緊迫性當前我國正處在改革的攻堅階段和縱深發展時期，政治體制改革是一項十分緊迫的戰略任務。(一)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必要條件當代中國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其中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是兩大重要組成部分。中國的改革實踐證明，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密不可分、相輔相成。能否正確處理兩大改革之間的相互關系，直接決定著改革的成敗。3C多年來，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之所以進展順利并取得成效， 離不開政治體制改革的密切配合與同步推進。隨著我國經濟的迅速發展和改革的不斷深入，政治體制改革已經成為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必要條件。 鄧小平在1986年的多次談話中反復強調了政治體制改革的緊迫性和必要性。他指出：“現在經濟體制改革每前進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體制，就不能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就會阻礙生產力的發展，阻礙四個現代化的實現。[9](p.176)他還指出：“政治體制改革同經濟體制改革應該相互依賴，相互配合。只搞經濟體制改革，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也搞不通，因為首先遇到人的障礙。”“我們所有的改革最終能不能成功，還是決定于政治體制改革。”[9](p.164)“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政治體制改革取得了重大突破，但在很多方面還嚴重滯后于日益深入的經濟體制改革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進程。因此，我們必須認識到深化政治體制改革的緊迫性，加快政治體制改革的步伐，推進政治體制改革與經濟體制改革的協調發展。（二）遏制權力腐敗現象的必然要求腐敗現象的產生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政治體制改革滯后于市場經濟發展，沒有建立起有效防治權力腐敗的監督制約機制，是造成腐敗現象的一個重要因素。眾所周知，中國傳統政治體制的弊端集中到一點就是權力過分集中。高度集中的權力得不到有效地監督和制約，導致政治權力對經濟運行的非正常滲透，不可避免地產生權錢交易、以權謀私的腐敗行為。遏制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腐敗現象，僅僅靠市場經濟自身的發展解決不了根本問題。不深化政治體制改革，不建立新的權力運行監控機制并實行權力合理配置，改革過程中出現的權力腐敗現象就不可能得到有效根治。反腐倡廉建設關系到黨和國家的生死存亡、社會主義事業的興衰成敗。當前，黨政官員中存在的腐敗現象，不僅嚴重破壞了我們已經取得的改革成果，而且沉重打擊著人民對黨和政府的信賴。人民對于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要求越來越迫切。因此，深化政治體制改革是遏制權力腐敗現象的必然要求。只有順應時代發展的規律，不斷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才能有效地解決舊體制的弊端，從根本上遏制腐敗現象，保障經濟社會的健康發展。（三）發展社會主義民主的必由之路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是我們黨始終不渝的奮斗目標。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積極穩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我國社會主義民主展現出更加旺盛的生命力。”[1]（p.9）由此可知，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是深化政治體制改革的基本方向；深化政治體制改革，是發展社會主義民主的必然選擇。經過30多年的改革和發展，我國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但與社會主義現代化政治發展的要求相比，我國社會主義民主的制度化和法制化水平還有很大差距。與此同時，也必須看到，人民群眾的民主觀念和參政意識也伴隨著我國民主制度的逐步完善而不斷提高。我國現行政治體制還不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民主訴求。所以，進一步深化政治體制改革是發展社會主義民主的當務之急。我們必須大力推進政治體制改革，豐富民主形式、拓展民主渠道，為公眾政治參與提供體制保障。反之，如果不適時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不能為公眾參政排除體制障礙、提供合法渠道，就會導致非制度化參與，破壞社會和諧與穩定。總之，深化政治體制改革是發展社會主義民主的必由之路。只有深化政治體制改革，使黨和國家更具活力，形成巨大的推動力，才能建立一個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體制。三、正確認識深化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與緊迫性關系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具有必要性雙重特征。在當前改革和發展的關鍵時期，如何認識改革的必要性與緊迫性關系，直接影響著改革的進程和成效.深化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性要求我們與時俱進、把握時機、大膽探索，加快政治體制改革的步伐。深化政治體制改革的緊迫性啟示我們，這場改革關乎民族的前途和未來，執政黨的地位。逐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改革的必要性和緊迫性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二者是矛盾的對立統一。只看到改革的必要性而忽視改革的緊迫性，或只看到改革的必要性而忽視改革的緊迫性，有意推諉，都是錯誤的認識。因此，我們必須正確認識深化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與緊迫性之間的辯證關系。既要順應時代發展的要求、不斷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又要從我國的具體國情和發展階段出發，在保持社會政治穩定的前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