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第頁財政赤字中的道德風險行體系中的道德風險被認為是導致金融危機的重要原因，在財政體系中，也存在道德風險（moralhazard）問題。在財政赤字形成和彌補過程中，財政赤字對政府官員的責任感、政府信譽以及社會信用都會有負面影響。也就是，以財政失衡換取經濟穩定會削弱地方政府、金融部門、企業和個人的自我防范風險的能力，誘使其經濟倫理觀念發生劣變，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各經濟主體為自身利益采取利己而有損公共利益的行為，出現道德失范，從而導致道德風險。

一、政府官員自利傾向導致的“經濟人”行為是產生財政赤字的主要原因之一

財政赤字的產生有理性的原因和非理性的原因。前者包括政府調節經濟周期波動、實現社會收入公平分配以及債務利息支出等，這些因素雖然在客觀上導致了政府收入減少和支出擴大，但它們導致的財政赤字是政府履行財政職能必須付出的代價，且大多數對經濟的發展有著積極的作用。而非理性的財政赤字主要由政府官員的某些不負責任的敗德行為導致。由于進行市場干預的政府官員也是普通人，在缺乏有效約束機制下，他們往往也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具有“經濟人”的行為特點，加上信息不對稱因素，他們在財政資源形成和分配過程中的利己傾向會加重財政赤字狀況。需指出的是，政府官員的“經濟人”假設并不是絕對地適用于每一個政府官員，文中只是對現在各國普遍存在的這種現象進行客觀描述，對這些政府行為中的道德失范現象進行剖析。

1.對民意和政績的爭取導致財政支出膨脹。在政治市場上也存在著競爭，如同經濟市場上生產者爭奪消費者一樣，為實現晉升，政府官員必須得到民眾的支持以及做出政績獲取上級部門的注意，這種政治壓力往往轉化為政府公共支出的擴張，形象工程越來越多，甚至出現公共支出超過公共物品和服務的實際需求的現象。當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的供給不是由公眾的需求引起的，或沒有按照公眾需要的重要性排序給予，以赤字為代價提供的公共物品是低效率的，有損資源的合理配置。

2.對自身效用最大化的追求導致預算規模和財政支出的擴大。通常情況下，預算規模的擴大可增加政府官員的財政資金支配權。正如尼斯卡寧（W.Niskanen，1973）指出：“有幾個變量可能進入官僚的效用函數，它們是：薪水、公務津貼、公共聲望、權力、庇護、機構的產出、變革的便利性以及管理機構的便利性。我認為，除最后兩個變量外，所有變量都是機構總預算的正單調函數。”[1]由于以上大多數變量的增加都能提高政府官員的個人效用，而這些變量都仰仗預算的支出規模擴張。因此，政治家在做決策時，總是會有意偏向擴張預算支出。通過模型分析，尼斯卡寧得出了政府官員會產生把公共部門的產出擴大到社會最佳產出水平兩倍的規模的結論。雖然這個分析結論的準確性還有待研究，但它揭示的應加強政府官員權力約束的道理是可取的。此外，由于政府官員的效用與公共資源使用部門的使用權力緊緊相連，租金收入、回扣和賄賂的欲望可以擊破政治公德心的防線，從而出現缺乏財政職業道德的從業者進行權錢交易、權權交易等行為。這導致了公共支出總量擴張或財政資金投入到不該去的領域，最終造成財政資金的低效率，損害了公共利益。

3.財政資源分配的信息不對稱弱化了政府官員財政資源使用的責任感。哈耶克認為，市場經濟最重要的道德基礎就是“責任感”，這種責任感源于每個人對自己行為的一切后果負責。政府行為也不例外，對財政資源的使用其實也需要責任感。但事實上，財政資源分配的信息不對稱會弱化政府官員、公共資源使用單位的責任感。一方面，財政資源是由上級政府向基層單位層層下放，具體的投放量主要由資金使用者申報決定（編制預算），決定資金投放多少的上級單位往往不了解基層實際情況，資金使用上存在信息的不對稱，下級單位對資金多多益善的追求甚至財政資金倒逼做法使得支出存在擴張態勢。另一方面，財政資金管理者并不是資金的創造者，納稅人利益代表處于缺位狀態，因而即使有議會或人民代表大會，資源具體使用的監督作用事實上是很弱的，當預算的外部監督者被監督者操縱時外部監督的效力更是乏力。因此，財政資源使用時不可避免地出現了道德風險。這是世界各國的國有企業大多虧損，都普遍存在公共工程低效益現象，都有或有債務的原因所在，也是財政支出容易超出合理使用規模的主要原因所在。

二、缺乏監督的金融機構在財政赤字彌補時有赤字貨幣化傾向

在各國，財政部門與金融管理機構作為政府主要公共機構，兩者關系非常密切。當出現金融危機時，政府可以發行國債或對外貸款，以政府債務承擔金融損失。而央行也可以通過貨幣發行，化解財政赤字。正是兩者存在如此密切關系，越是金融機構缺乏監管機制的國家，財政赤字就越容易產生道德風險問題。

財政赤字彌補的主要方式是發行國債和貨幣融資。由于貨幣發行彌補財政赤字的方式不必為增發的貨幣支付利息，在央行缺乏獨立性的情況下，自然受到財政當局的歡迎。而且長期的財政赤字多帶來利率上漲，過高的利率降低了私人部門的資本積累率，帶來了貨幣當局的壓力，而金融官僚也追求個人效用最大化，膨脹性貨幣政策更易獲取公眾與政治家的歡迎，因此中央銀行必然也有通貨膨脹傾向。伯恩德和德禾安（BerndJanSikkenandJakobdeHann，1998）認為[2]，由于公眾決定著預期通脹率，貨幣決定著即期通脹率，為了降低附息公債的實際價值，政府就有可能被引誘去通過貨幣政策操作來創造較高的通脹。當名義票面利率固定的長期公債占公債余額的份額較大時，政府由通脹創造中得到的“資本收益”或“通脹稅”會更大。這樣，由于中央銀行和財政部門都擺脫不了政治壓力的影響[3]，財政赤字隱含了貨幣化傾向。也就是，財政當局制定長期政策時，對赤字的彌補傾向于貨幣發行，難免出現原定的公債發行最終被貨幣發行所取代。總之，財政的需要助長了中央銀行的通脹傾向，雙方不負責任的選擇使得公眾在被征收了鑄幣稅之后又被征收通脹稅。

政府公共機構道德風險帶來的代價是很大的。通脹帶來政府公債實際值縮減和通脹初期失業率下降，同時也形成了政府信譽或信用度下降的長期成本。阿比迪安和比格斯（IrajAbedian&MichaelBiggs，1998）[4]認為，通過提高貨幣發行的增長速度或降低實際利率，政府能夠將其公債融資貨幣化，從而產生較高的鑄幣稅，但同時也會引起較高的通脹率。雖然政府會獲得較高的通脹稅，但由此引致對經濟增長的穩定性產生的負效應會超過該項政策在政治上帶來的收益。

三、財政赤字會削弱“官商”的貸款責任感

政府以財政赤字換取金融和私人部門經濟穩定的做法，會由于政府干預經濟或政府對這些經濟部門的過度保護導致金融中介機構和私人部門的寄生性，從而使微觀經濟主體也產生道德風險。在政府過度干預的情況下，會形成克魯格曼（Krugman）1998年指出的“官商”（elite）[5].“官商”是指一些特權階層，包括一國的大型企業集團、金融中介等，它們是經濟中能夠進入外國資本市場的代理人，能以常數利率從國外借人資金，再把資金供給自己所有的國內企業。當這些“官商”出現償債困難時，政府往往會對之進行財政援助，而不惜以增加財政赤字和政府債務為代價。正是這種政府與經濟特殊階層的高度相關關系和公私不分，往往導致這些企業不管是否會受到市場約束而盲目投資，經濟行為變得不理性。此外，由于政府完全掌握了貨幣信貸政策而形成“官治金融”體制，也由于金融中介機構與政府形成了互惠的制度安排，造成信貸市場嚴重扭曲，銀行缺乏自我約束。有了政府保底，一大批金融機構得以繼續生存和發展，也淡化了整個社會的金融風險意識。

在開放經濟下，當存在政府與私人部門之間公私不分，即使財政赤字不一定很高的情況下，往往因為市場對政府財政增收能力的信任危機導致貨幣危機。Krugman（1998）[6]、Corsetti（1999）[7]等人分析指出，亞洲金融危機產生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對金融部門大量的貸款進行擔保。由于存在政府幫助企業還債的預期，國外債權人愿意為無利可圖的工程和缺少現金的企業投資，這很容易造成企業過度借債。危機發生以后，由于政府不能提高稅收或降低財政支出來減少財政赤字，因此市場預期政府采取適當的國內改革或通過鑄幣稅來彌補一部分赤字，這就導致今后會產生高通脹率和對本幣需求減少的預期。而且，由于國際投資者預期該國財政收入將不足以償還相關債務，他們將拒絕為該國金融中介機構的短期虧損融資和為他們的債務延期，大量投機性資金外逃，引發流動性危機，貸款者集體行為（collectiveaction）造成的國際金融市場內在的不穩定性導致了危機的發生。最終，高政治風險預期（財政赤字風險）導致了金融恐慌。

所以，當存在政府干預和財政赤字預期時，這些特權企業會權利膨脹，缺乏資金償還和嚴格貸款審查的責任感，從而產生道德危機，動搖市場信心。

四、我國財政赤字中的道德風險及其影響

財政赤字形成過程中的道德風險問題在我國是存在的。首先，由于我國地方政府在財政資金的使用上有較大的權力，政府官員為追求政績越權干預經濟的現象不少。我國20世紀80年代普遍存在的重復建設和盲目投資就與政府官員的好大喜功和財政資源使用和分配的隨意性較大直接相關。目前財政穩性債務（隱性赤字）中很大一部分是由地方政府越權擔保造成的。其次，我國不少的政府官員也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由于從事有損公眾利益的活動而被查處的可能性小以及公共工程投資活動主要由政府部門壟斷包辦，國有項目負責人辦事的公正性和提高國有資源使用效率的責任心大大降低，帶來道德風險。這突出地表現在諸多“形象工程”是豆腐渣工程、政府采購長期缺乏公開性和透明性和制度外收入成為“第三財政”等現象上。此外，我國地方政府藏稅于己的政策偏好也會加重中央財政赤字。由于地方政府與地區經濟主體聯系更緊密，對微觀經濟主體的納稅能力更了解，這樣就難免出現財政博弈行為：地方政府和企業合謀，企業享受稅收政策優惠減少中央稅上繳；地方政府擅自采取稅收先征后返政策，財政賬面上的收入“虛增”增加了地方政府官員的政績和實惠而減少了中央財政可支配收入；地方政府用以費代稅等隱蔽形式獲取預算外甚至制度外收入……地方政府的利己傾向最終加重中央財政困難。

對財政赤字的依賴事實上削弱了我國微觀經濟主體的道德約束。受到政府保護的國有企業是我國的特權階層，他們對財政的依賴帶來的道德風險實際上是非常大的。例如，1999年我國相繼成立四家資產管理公司實施國有企業債轉股以后，銀行的逾期貸款就不正常上升。我國國有企業普遍有債務豁免預期，“賴賬經濟”在我國十分泛濫。這些現象都充分說明了財政赤字的大包大攬會使財政資源使用主體在使用過程中缺乏使用責任約束，成為敗德者。

我國金融機構信貸自律的責任感不強，也與存在財政救險預期有關。從我國各大國有商業銀行壞賬率居高不下、財政部發行國債注入國有銀行增加其資本金、廣信事件發生后中央政府的態度以及各種基金非法籌資問題最終由政府財政解決等事件可以看出，我國銀行債務最終向財政債務轉化，銀行負債實際上由政府負擔。正是有這種依賴，金融機構沒有真正做到加強自身管理，用財政赤字解決金融問題的做法實際上減小了金融機構的責任約束。

綜上所述，我國目前財政赤字雖然規模不算太大，但財政赤字中的道德風險并不小。我國各類負債可以通過各種途徑匯集為財政負債，而政府又可以通過貨幣發行解決赤字問題，最終損害的是債權人利益。從而，財政赤字的形成和彌補過程中的道德風險帶來宏觀經濟主體和微觀經濟主體行為的不規范。更重要的是，由于收入分配的微妙變化，違背道德倫理的人往往獲取風險收益并成為既得利益階層，并通過收入再分配與廣大人民拉開收入差距。財政赤字中的道德風險不僅降低了道德標準，還引起了收入分配的不公正，對經濟的有效健康運行造成不可彌補的損害。中國已經加入WTO，市場的競爭更加激烈，政府的行為也更要與國際慣例接軌，國有企業、國有銀行以及地方政府部門中的這些道德風險不趕緊控制和消除，不僅會嚇跑國外投資者，也會帶來貨幣危機、財政危機甚至政治危機。當前除了提倡“以法治國”和“以德治國”并舉，加強國民的德育素質教育以外，制定規范的預算制度，提高敗德者的預期成本，創造有利于道德倫理健康成長的體制環境等舉措也十分必要。

「參考文獻

[1]斯蒂格利茨。公共經濟學[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7.393.

[2]BerndJanSikkenandJakobdeHann.Budgetdeficits，mone-tization，andcentralbankindependenceindevelopingcountries[J].OxfordEconomicPapers（1998），OxfordUniversity.

[3]袁東。公共債務與經濟增長[M].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2000.205.

[4]IrajAbedian，MichaelBiggs.EconomicGlobalizationandFisc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