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著的追求，心靈史的寫照

摘要：著名學者彭定安先生的長篇小說《離離原上草》，是表現知識分子命運和強韌生命力的史詩性巨著。小說描寫知識分子個人及小群體的成長史，伴隨著中國20世紀40至80年代近半個世紀的革命史，體現出作者正直品格、博愛精神與廓大胸懷。其“追憶”與“故地重游”兩大母題顯示了濃重的親情，深沉的歷史感，此外還有生態保護、人性的守護與思想的呼喚等。小說充滿詩情畫意，顯示出學者小說的特點。

關鍵詞：當代小說；知識分子；命運母題；彭定安；文化反思

彭定安先生的長篇小說《離離原上草》，是一部關注知識分子命運的小說，其體現出豐富的時代蘊涵和鮮明的創作特色。作為一位資深學者，一位長期工作于新聞戰線上的理論家，還能夠創作出這樣具有史詩般波瀾壯闊場面的、帶有學者小說特色的文學巨著，值得稱道。

一、題目的多重象征性與豐富內涵

自然界中草的生長，往往未必在一個良好的生態環境中；同樣，一個優秀人才的成長也每多受到并非良好的人文環境磨煉。二者共同點在于，只有經歷不利的外在條件，才能激發出內在的蓬勃強韌的生命力。于是，小說名曰《離離原上草》，遂具有多維多重的象征意義。

首先，草是小說中主人公所處社會位置及其角色的象征。他們是一群有思想、有理想、有抱負的知識分子，他們一直為獻身祖國而時刻準備著。他們都是有志向上的知識青年，一直走在社會進步潮流的前列，得風氣之先而盡個人之力。然而“木秀于林，風必摧之”，當運動來時，當“文革”到時，他們也往往是最先承受打擊者。“風”一吹，“草”就最先動起來，易受打擊摧殘，是這些有志青年——小草們——命運遭逢的一大特點。

其次。草更是主人公忠貞君子人格的象征。中國傳統文化中，從屈原開始，就有了“香草美人，以喻忠貞”的傳統。屈原以香草比喻賢才君子，草，也正是歐陽獨離一類中國知識分子人格的象征。在文革時期舉世皆濁的社會條件下，不虛美，不慕貴，不違心，不屈惡，堅持自己的理想，守候自己的信念，像小草般被棄之荒野，仍保持人格上的獨立和尊嚴。

再次，草也是該小說主人公內在恒久的、不屈不撓意志和生命力的象征。看到《離離原上草》，我們首先想到的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政治風暴、時代風雨狂吹猛攻，這些“原上草”暫時枯黃，而春風又至之際，依然堅韌挺拔。小說以小見大，描寫故事主人公歐陽獨離等一代人，在坎坷磨難中成長，屢屢歷劫而頑強生存，堅守著信念，既像這野草一樣，也比野草強韌，在風刀霜劍中經歷著一次次吹打磨折。他們的人生恰如約翰，克利斯朵夫所說：“我曾經奮斗，曾經痛苦，曾經流浪，曾經創造，……有一天，我將為了新的戰斗而再生!”這正是野草生存的韌性，風急雖不能不搖，卻不會被摧折，所謂“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這里的草意象母題，既泛指草，又往往集注于野草的一種——蒲公英上，全家下放時主人公就與妻子殷芳草以蒲公英自比自勵，荒甸中的蒲公英，與揀糞干粗活的主人公相輝映，成為主體對象化解悟自身本質的難得參照。而樸質的農民、同志朋友式的談話和單純的生活，使主人公反倒感受了平等的愉悅，他就好像：“一棵蒲公英在荒原上生長，開黃色的小花，結微末的飄飛如傘、似塵芥的籽。爾后消逝、隕落、死滅。他坦然，欣然，超然”。人物的心態逐漸平和，趨向成熟。

當然，草，往往也是正直善良人們的理想和希望的象征。《楚辭，悲回風》詠嘆：“悲回風之搖蕙兮，心冤結而內傷。物有微而隕性兮，聲有隱而先倡。”東漢王逸解釋說，隕，是凋落，說的是芳草這一物體，本性微眇，易于隕落，象征“賢者用志精微，亦易傷害也”。說明這一意象蘊涵，及其審美對象化解悟的民族風習，在傳統文人人格的價值體系中由來已久。“蕙”這一草意象在此被用來提示、呈現主體理想不得實現的政治苦悶。而《離離原上草》則具有多重的象征蘊涵，因為作者是從草意象的整體審美系統來體認和發揮的，主人公的妻子殷芳草就寓含有“芳草天涯”的深情美質，她的“透著溫存的內在力量”，使率真正直的主人公在世事紛紜、眾生俗相中由冰冷而時時頓發“溫熱復蘇之感”，她那“一對閃著灼人亮光的眸子，充滿真誠、期待與柔情”，雖說彼此患難相幫，而“女性的細心、周到與柔情”，又體現了鮮明的性別特點，從而在那些沉重的日子里彌顯珍貴：“每有深層的刺痛，唯一能夠在理性上、并且在情感上給歐陽獨離以撫慰的，只有她了”。小說結尾，主人公歐陽獨離故地重游不禁對幾位年青人痛發感慨：“我們的春風吹又生，不僅是我們自己的復蘇，而且，更重要、更有意義，更深沉的是，春風吹，你們，第二代，‘又生’!而且，一代又一代，這樣衍生發展下去”。前代車轍猶在，后一代踵跡前行，人生代代無窮已，也體現了作者對于年青一代的殷切期望。

二、宏闊的史詩性與博愛的廓大心胸

當代文學作品中不乏描寫知識分子的“成長母題”，如歐陽山《三家巷》、《苦斗》，李六如《六十年變遷》，張賢亮《綠化樹》，張承志《黑駿馬》，瑪拉沁夫《茫茫的草原》等，但很少有這樣的史詩性作品如此細膩、大跨度刻畫一代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小說以歐陽獨離、上官元亨、謝竹韻、王月眉四個熱血青年走出故鄉、追求人生理想為主要線索，描寫了他們各個時期的沉浮榮辱，展現了一幅波瀾壯闊的歷史畫卷。還是在上中學時，歐陽獨離、上官元亨就投身革命，或參加進步組織如謝竹韻，或在黨外盡其所能如歐陽獨離，都在為光明未來而奮斗。20世紀50年代又全身心地投入新中國建設。然而五六十年代，歐陽獨離被打成“右派”，勞教；王月眉被逼得精神恍惚；謝竹韻被開除黨籍下放。歷盡劫波，80年代后他們才又投入改革開放的洪流，歐陽獨離成為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副院長，另一正面人物上官元亨身居要職，謝竹韻和王月眉致力于學術研究。小說描寫的知識分子個人與群體的成長史，伴隨中國20世紀40至80年代近半個世紀的革命史。他們個人榮辱與祖國的命運緊緊聯系在一起。無論在什么樣的政治條件和社會環境中，他們都能獨守其白，在濁污的塵世紛爭中保持自己的氣節和人格。作者往往細處著手，通過小人物的命運展現社會的歷史變遷。

小說體現出作者博愛精神與廓大的胸懷。一者，是恪守傳統道德倫理，對親人故舊、桑梓鄉邦的深摯熱愛。“追憶”與“故地重游”是小說中非常活躍的兩大母題。這里有對初戀情侶謝竹韻的思戀，有對純情的水鄉姑娘水仙的懷思，都是那么美麗而溫馨。不僅主人公，小說許多正面人物都賦有懇摯重情的品格，如寫謝竹韻與父親分手的那一幕，就頗有朱自清《背影》神韻：“父親倒退著走了幾步，見女兒在向他揮手，他也不習慣地舉起手來晃了一晃，然后轉過身，慢慢地走去，又回頭看看，真稱得上‘一步一回頭’。在公路的拐角處，他停住了，回過身來，又站立良久，看著遠處的女兒。女兒向他揮揮手，示意讓他走，他順馬路拐了過去，身影消失在一家商店的墻角處。謝竹韻看著人影早已消失的墻角發怔。良久，她想離去，而突然墻角處伸出了父親的頭，仍向這邊望著。謝竹韻不覺淚水漣漣，人影模糊了。她怕父親久久留連不去，誤了船，又怕校工看見影響不好，便轉身回校了。但她仍然禁不住不停地回頭看顧”。豈不知此次生離，事實上就是死別，父女倆似乎都隱隱感覺到某種不祥在暗暗逼近，果然分別不久父親就被錯當成反革命鎮壓了。

二者，是對于道德敗壞者的憤慨和譴責。不論學歷高低、文化程度如何。而像造反派人物程長風，就連他那當醫生的妻子都不理解、不贊成那整人的瘋狂。作者這里要著力表現的，是在那個人性被扭曲的、不正常的年代，還是有許多普通人具有同情心的。

三者，是以切身體會恰當地表達出可貴的生態保護思想。作者曾在內蒙東部下放多年，對于北方草原也相當熟悉，他對于那“以糧為綱”時代之于土地資源的掠奪式開發，有著痛切的實際感受。在“五七”戰士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時，小說就借肇大爺之口，說這金寨溝60年前山上草都沒腰深，樹木滿山遍野，現在卻是荒山禿嶺，日子就越過越窮。盡管書中主人公對于貧下中農這番“再教育”不敢明確表態，傾向性卻自然而然地深入到憂國憂民的情懷上。同時如基層干部掠奪資源多吃多占現象，自私而簡單粗暴現象，愚昧而自以為是等形象化表現，也使小說帶有一種文化批判的深刻意義。

四者，是結合生動事例體現對人性的守護與呼喚。當然，因為小說的特定時代背景，相關事件是含蘊在人性、人的尊嚴被踐踏的描述中流露的。如組織包辦或施壓，以控制當事人的“個人問題”(婚姻)。小說中寫的領導干部逼婚，是一個較少觸及的現象，其實這在那“革命的時代”乃是司空見慣的事情。地委部長鄭殿全，就是一個倚仗權勢把主人公未婚妻占為已有的壞蛋。在政治生活不正常的年代，人們的法治觀念和社會法制建設的完善，本來就不能奢求，而所謂一切服從革命的導向，實際上往往是以扼殺人性、規范個體情感和生活道路為代價的。許多青年男女人生那無可挽回的悲劇，無疑就來自這種領導干部利用特權、打著革命旗號謀私利的行徑。小說昭示這些，有著反思歷史、警戒當今的重要意義，因為新形勢下的黨內腐敗蠹蟲的可恥行為，也有一部分就與如此強權掠美的表現形式不為無關，且更花樣翻新。

三、地域文化視角和空間場景中的回憶式表現

成功的自傳體小說創作，往往還離不開地域視角和回憶展現。彭先生是江西鄱陽人，早年投身革命，后到北方工作。杏花春雨與塞外寒冰，南方文化本有的細致纏綿與北地風物熏陶下的豪爽粗獷相融匯，賦予這位學者作家以獨特的氣質。這在語言特色上表現明顯。作者是一個地道的南方人，能說一口地道的南方話，長期定居北方耳濡目染，也能熟練地駕馭東北方言。作者寫作過程中，常把南方、東北的方言寫進去，豐富了人物的地方特色及藝術真實。這些方言在小說中俯拾皆是。“姆媽”的稱呼等是典型的江西一帶方言。再如謝竹韻應和林蓮馨：“我親姨通的世事可多咯，比我伲年輕人曉得還多呢。”林蓮馨說：“成天守著這古舊的覺園，還不就是雪絨花這細女子常來當‘耳報神’，叫我伲曉得一些外頭的動靜。”這些方言烘染了南方家鄉情境。小說中也不乏東北方言，如“不大離”等。生產隊長馬川安慰歐陽獨離說：“老歐，營子里有些不著調的人，……你大人不見小人氣。”又如檢查組的抱怨：“伙計!我怎么任嘛沒看出來呀!歸齊這‘精神污染’不是那么好抓的呀。”人物方言描寫，不僅使那個時代人物風貌及生活場景得以生動再現，而且符合小說主人公南來北往的獨特人生經歷，與全書展示的廓大空間場景、漫長時間跨度和整體史詩結構合拍。

地域的空間視角，往往又同那特定時代政治風云流脈的視角聯系起來。小說第二部第七章寫歐陽獨離勞教時，張察金買回苞米面做的爐果，他們吃得是如此香甜：“好像沒有咀嚼就溜下了”。經歷那一時代的如今中老年人都知道，這在當年可是難得的可口糕點(實際上是最低廉、簡單的一種)，其帶有那一時代的明顯烙印，苦澀的感受和感懷，乃至成為一個濃縮時代艱辛的重要的文學意象，具有言約意豐的表現力和北方食品的地域文化風光。

小說突現了作者對祖國美好河山的熱愛，自然山水描寫雖多為點睛之筆，也每多與地域風光特色，深沉的歷史感、歷史時空的深情展望結合。如在廬山上的含鄱口，眾友人遙望煙雨迷蒙中的鄱陽湖，主人公家鄉的這一人所共知最有代表性的景物，烘襯幾位老友40年后家鄉相聚，就有著登臨遠眺、撫今追昔、情景交融的特殊意義。主人公的名字，來自《易經》卦辭，古雅而符合其書香門第特有的身份，暗示著《易經》所倡導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歷史回首復加以人生感受，情景渲染之后歸結于哲理，大有白居易提出的文章應“卒章顯志”的意趣。

在小說中屢屢提到廬山植物園，這乃是聞名中外的一個幽僻勝景所在，事實上也非無意和偶然。20世紀我國最著名的學者之一陳寅恪先生墓就在這里。小說寫王月眉來到謝竹韻所在的植物園，廬山上縈回的霧氣白云，周遭郁郁蔥蔥的樹木和繁茂的碧草，鳥雀啁啾，草蟲唧唧，使她不知不覺“心中涌動著歡快、欣慰、幽靜然而又有惆悵參雜其間的情愫，有一種微微酸楚而又沁甜的矛盾感應”，從而烘襯了人物此刻仿佛在仙境的感覺中飄忽，又不得不回到現實：“現實生活的種種，使人難人仙境，更成不了仙”。我們知道，廬山不僅是小說主人公及其作者的家鄉之山，也是中國近現代史上的政治爭斗、中外文化碰撞交融之山，上有百十座歐洲建筑風格的別墅，許多舊址是20世紀30年代到五六十年代國共兩黨政治活動的重要場所，因而作者的描繪并非無心，而寓含有政治風云變幻之微妙復雜的象征意旨。這里江山草木雖被描寫為如同世外桃源般的恬美幽靜，實際上恰恰體現了閱盡世事滄桑的歷史感，具有“以靜寫動”、“意在言外”的藝術辯證法，暗示了曾幾何時，這里是現代政治史上諸多重大事件轟轟烈烈演出的大舞臺。

四、學者、報人的責任心及創作特色

彭先生是一位學者，同時也是一位作家。要進行文學創作，必須完成從學者到作家的角色轉換。從這一點來看，彭先生是成功的。

首先，從小說的敘述語言來看，字里行間無形中透露著學者的風格，充滿了詩情畫意，顯示出學者小說的突出特點。尤其小說中的才子們，談吐多有圣賢之辭章，符合各自身份特點。文人氣質最為重要的一點是重視鄉情舊誼，尤其是師友親舊提攜之恩，這在小說中有不少表現，如描寫主人公回鄉時，領妻女到墳前祭奠保姆寄娘。荒草雜樹中：“歐陽獨離心目中想起了魯迅與長媽媽，艾青與大堰河，心中更有一種非凡的親切和深沉的悲痛。”他與保姆兒子夫婦和自己的妻女來到當年村頭舊地：“江水滔滔，竹林蕭疏，岸柳飄拂，鴨寮已不復存在，……唯山坡猶伏江邊，猶見綠草稀微，池塘里幾枝殘荷，在風中搖曳，似在訴說往昔人事。”這不就是許多古典詩詞的舊景依稀猶在，而人事已換，令人深情惜戀的凄楚意境么?仿佛“二十四橋仍在，波心蕩，冷月無聲”。

學術探討中，江西籍學者陳寅恪《元白詩箋征稿》有“以詩證史”方法，作為學者的彭先生，顯然也在創作中追求一種文史互動相得益彰的寫法。引述日記，突出重要歷史時期和“人生關口”上切身體驗和心路歷程，亦是小說一大特色。如主人公來到北平，引述了建國前夕歐陽獨離《紀事》中幾個片段。這些《紀事》與書中情節描繪和形象塑造，構成一種巴赫金“復調”式敘事效果：一方面，是作者敘述的主人公歐陽獨離所言所行；而另一方面，則是歐陽本人彼時彼地日記載錄的真實心靈感受，兩者交叉相生，有互補呼應和融合之妙。

作者熟諳西方心理分析理論，又撰寫過創作心理學的專著，他把學術底蘊又轉化到筆下人物那些心理流程的生動刻畫上。與上面論述相呼應的，則是人物潛意識活動的著力發掘。主人公在受到無理的打擊陷害時，也常常產生這樣潛在的“意識流”。如描寫夢境中楚天舒的“變臉”，猙獰而外白內黑，昔日文革“風派”人物程長風和勞教歲月中的葛洪、鄒富貴也來了。這類宵小之徒的變臉是小說中不斷出現的母題：在受到辛超人誣陷時，在受到工作組審查時，在正派的主要領導調離，主人公被安排“見習”主持社科院工作時，都一再出現過，仿佛是夢魘中的妖魔，這些現實中的丑類在主人公深層心理的投影，是那個時代縮影固化在作者心中抹不掉的情結，也是千百萬經歷過那扭曲時代的善良人們的切膚感受。似乎弗洛伊德說的“焦慮的夢”，在知識分子處于社會的“弱勢群體”時，不免頻頻發生，不是一般的心理現象而帶有隱微的控訴性。夢的預見、征兆和烘襯等審美表現功能被充分運用，從而使小說的“心靈史”、“精神史”意義為之突出。

其次，從表現的內容上看，作者長期工作于新聞戰線，多年從事于黨政工作，對社會政治氣候比較敏感，小說中的人物也具有這些特點。如歐陽獨離與彭先生都是新聞工作者兼學者，主人公的人生在某種程度上是作者本人的影子。而對于重大事件的捕捉、時間敘述和戲劇性場面乃至人物描繪，也頗帶有新聞性和鼓動力。如對于風派人物即過去所說的“運動紅”人物程長風的肖像描寫。這種被時代扭曲的丑類不僅是個人的靈魂陰暗，也有賴于特定的惡劣人文環境，很自然地成為某一“小國之君”的打手，小說如是描寫他們上下勾結、黨同伐異來整人的一幕，頗帶有影視場面、特寫的表現力。小說是時間藝術，而如此聲態并俱的描繪，產生了令人如在目前的視覺效應。

這部小說對于現實中忘恩負義者的揭露和批判，也在富有新聞色彩的寫實描繪中，形象地揭露了世態與人性中丑惡的方面。不僅傳統的倫理文化和江湖倫理譴責忘恩、恩將仇報者，即使外域傳來的佛經中，也有不少“感恩的動物忘恩的人”故事。而在作者筆下，那個經主人公多次爭取才從窮鄉僻壤調進研究院的冼圣科即然。看他舊衣發白、皮鞋開裂地來毛遂自薦，何等謙恭；可依舊是這個人，后來一旦站穩腳跟，竟利欲熏心地歪曲事實，勾結小報記者捏造謠言，大力吹噓自己，陷害主人公，以至受到刺激的主人公再次出現了幻覺，那彎腰鞠躬的形象在腦海中變形，顯得恐怖。小說描寫科研機關中的恩將仇報現象，不僅是不正常的某一具體單位人文環境、風氣使然，且體現了體制制度、法規建設上種種不完善，個別黨的干部又是如何喪失黨性，縱容支持壞人，為爭權奪利指鹿為馬。同時，透過這類道德人倫失范現象，也使人對產生這類勢利小人的根源——人治社會形態和黨內腐敗分子縱容，予以更多的警惕，從而催發出社會主義法制要健全、打擊腐敗要有力度的決心。

其三，從小說寫作的創作心理視角上來看，彭先生是國內較早而自成一家的魯迅研究專家，其人格氣質和創作上難免不受研究對象的感染，正直、耿介而富有人格魅力。他的學術專著《魯迅評傳》(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是對魯迅及其作品的綜合性研究著作；《魯迅：在中日文化交流的坐標上》(春風文藝出版社，1994)用動態的眼光去把握魯迅先生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魯迅思想論稿》(浙江文藝出版社，1983)、《突破與超越》(遼寧大學出版社，1987)、《魯迅雜文學概論》(遼寧教育出版社，1990)、《走向魯迅世界》等從不同的角度探尋魯迅的文學世界。彭先生還率先提出建立“魯迅學”并出版了《魯迅學導論》。在《回顧與反思》中他曾指出：“我以為一個研究者描繪和論述的是他研究的對象，但是，同時又是在表現自己，‘表現他人時表現了自己’，‘自我’附麗于‘他者’之身出現了。”而他自己又何嘗不是如此!彭先生全面系統地研究魯迅、研究創作心理，也在筆下人物身上對象化了自己的研究對象，使創作的傾向性、感情色彩及表現方式也深受其研究的影響。如魯迅關心國運民生，關注落后農民的國民性和知識分子生存狀態，即內化為彭先生自覺不自覺的追求，他的小說也同樣關注現實民生，關注人民大眾，關注知識分子的命運。愛我所愛又疾惡如仇，小說塑造的正是一代中國人的脊梁，正直知識分子是“社會的良心”，縱使急風暴雨，仍直面人生，奮然前行：“他們有確信，不自欺；他們在前仆后繼的戰斗，不過一面總在被摧殘，被抹殺，消滅于黑暗中……”。

其四，是作者的學術見解與反思，同小說中人物形象情節描寫的完美結合。如主人公出國考察歸來對于社會科學研究特點的概括，他了解到國外同行很注重基礎理論研究：“……我們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方面，也不能急功近利。一方面，要強調理論聯系實際，強調科研為實際服務，……但是，我們一定要認識到，第一，這種服務，不是狹隘的、時時處處都是切近的；第二，這種服務許多是間接的、潛在的、長久的、非立竿見影的，也難于計值的”。顯然，這種見解帶有前瞻性和普遍的意義，如今這一問題不僅還沒有解決，許多人相關認識更加模糊。此外諸如評職過程中弄虛作假行為，至今依舊存在，且更加多樣和嚴重，因而，主人公嚴格把關所顯示的正直、獨拔而不同流俗之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