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說》原文解釋韓愈的一生《師說》原文解釋韓愈的一生/NUMPAGES19《師說》原文解釋韓愈的一生《師說》原文解釋韓愈的一生“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古時候學習的人，一定要有老師。老師，是傳授道理、教給業務知識和技能、解釋疑難問題的。“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人不是生下來就知道一切道理的，誰能沒有疑難問題？有了疑難問題不向老師學習，它做為疑難問題來說，就永遠不能解決了。“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后，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出生在我之前，他懂得道理，本來比我早，我當然要跟著他學；出生在我之后，如果他懂得道理，也比我早，我也應該跟著他學。“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我是學道理啊，那何必問他的年紀比我大小呢？“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因此不論高貴的，不論卑賤的，不論年長的，不論年少的，道理在哪里，老師就在哪里。“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唉！從師的道理已經失傳很久了！要想使人們沒有疑惑很難了！“古之圣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眾人，其下圣人也亦遠矣，而恥學于師。”古時候的圣人，他們超出一般人很多了，可是還跟老師請教呢；如今的一般人，他們比圣人差多了，反而感到向老師學習是羞恥。“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為圣，愚人之所以為愚，其皆出于此乎？”因此圣人越來越高明，愚人越來越糊涂。圣人高明的緣故，愚人糊涂的緣故，大概是從這種情形產生的吧？“愛其子，擇師而教之；于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有些人愛他的孩子，就選擇老師來教他；對于他自己，卻以向老師請教為恥，這真糊涂啊。“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那孩子們的老師，是把書教給孩子們來學習誦讀書上的文句的，不是我所說的傳授那些道理，解決那些疑難問題的；一種情況是不知句讀，一種情況是有疑難的問題不能解決；不知句讀就向老師請教，有疑難問題不能解決卻不向老師請教，小的事情要學習，大的事情反而放棄了，我看不出他明白事理啊。“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巫、醫師、樂師、各種手工業者，不以互相請教為恥。“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群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士大夫這一類的人，一談到老師、弟子的稱呼，就大家聚在一起非笑他；一問他們為什么笑，他們就說：“他跟他年歲差不多呀，懂得的道理也不相上下呀。”以地位低的人為師，就感到可恥，以官職高的人為師，就認為是近于諂媚。“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啊！從師的道理不能恢復的原因，可以明白了。巫、醫生、樂師、各種手工業者那般人，士大夫看不起他們，如今士大夫的智慧竟反而趕不上這些人，恐怕是值得奇怪吧！“圣人無常師。孔子師郯子、萇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圣人沒有固定的老師。孔子向郯子、萇弘、師襄、老聃學習。郯子那些人，他們的學問道德并趕不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于弟子，聞道有先后，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孔子說：三個人一起同行，里面一定有可以當我老師的人。所以學生不一定樣樣不如老師，老師不一定樣樣都比學生高明，懂得道理有先有后，在業務上各有各的專門研究，只不過像這樣罷了。“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于時，學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李家的孩子叫蟠的，十七歲了，喜好古文，六種經書和傳注都在學習，不受當時恥于從師的不良風氣的拘束，跟我學習，我贊許他能夠實行古人從師的道理，作了這篇《師說》送給他。韓愈（768～824），字退之，漢族，唐河內河陽（今河南孟縣）人。自謂郡望昌黎，世稱韓昌黎。唐代古文運動的倡導者，宋代蘇軾稱他“文起八代之衰”，明人推他為唐宋八大家之首，與柳宗元并稱“韓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著有《韓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師說》等等。人物歷程韓愈（768～824）字退之，謚號文公，故世稱韓文公，唐河內河陽（今河南孟州市）人。唐宋八大家之一。自謂郡望昌黎，世稱韓昌黎(“郡望”一詞，是“郡”與“望”的合稱。“郡”是行政區劃，“望”是名門望族，“郡望”連用，即表示某一地域國范圍內的名門大族。而韓愈世居昌黎,故又稱韓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稱韓吏部。評價唐代古文運動倡導者，宋代蘇軾稱他“文起八代之衰”，明人推崇他為唐宋散文八大家之首，與柳宗元并稱“韓柳”，杜牧把韓文與杜詩并列，稱為“杜詩韓筆”，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著有《韓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師說》等。25歲中進士，29歲登上仕途，卻在功名與仕途上屢受挫折。德宗貞元十九年(803)被貶為陽山(今廣東陽山縣)縣令。順宗永貞元年（805），又量移為江陵府法曹參軍。赴任途中，自郴至衡，路過耒陽，專程拜謁了杜甫墓，并作長詩《題杜工部墳》以吊之，最先認識到杜詩的價值。與衡州刺史鄒儒立會于石鼓山合江亭，留題古詩二十韻。《題合江亭寄刺史鄒君》全詩凡二百言，一韻到底，一氣呵成，音調鏗鏘，氣勢磅礴，為自唐以來題詠石鼓千古傳誦、膾炙人口之杰作，亦為后世文人學士所推崇，步其韻而歌者不乏其人。尤其是“瞰臨渺空闊，綠凈不可唾”兩句，已成為后世人們廣為傳誦的名句。明萬歷中（1587～1598），與李寬、李士真、周敦頤、朱熹、張栻、黃干同祀石鼓書院七賢祠，世稱石鼓七賢。登臨祝融峰，“韓愈開云”千百年來在南岳衡山傳為佳話，歷代文人以“開云”為題歌詠不絕。他也是第一個寫詩吟誦禹王碑的文人，明代楊慎稱其《岣嶁山》一詩“發揮稱贊豈在石鼓之下哉？”因此四事，成為對衡陽人文歷史影響最深遠的大文學家。（據《湖湘文化名人衡陽辭典》，甘建華主編，爾雅文化出品）簡介韓愈（768－824），唐朝文學家，思想家，哲學家，貞元八年（七九二）進士，與柳宗韓愈(HanYu)元、歐陽修、王安石、蘇軾、蘇轍、蘇洵、曾鞏合稱為“唐宋八大家”。學習過程韓愈三歲喪父，其兄韓會及嫂撫養之。韓會能文章，對韓愈有影響。早年流離困頓，有讀書經世之志，雖孤貧卻刻苦好學。貞元二年（786），19歲的韓愈赴長安參加進士考試，三試不第，直到貞元八年（792年）第四次應考，才考中進士。此后又連續三次應吏部博學鴻詞科考試，皆不中。直到29歲才在汴州董晉幕府中謀得一個觀察推官的微小官職，后回京任四門博士。36歲時，任監察御史，不久因上書論天旱人饑狀，請減免賦稅，而被貶為陽山縣令。憲宗時北歸，為國子博士，累官至太子右庶子，但不得志。此后直到50歲，官職一直浮沉不定。元和十二年，韓愈50歲時，因參與平定淮西吳元濟之役表現出處理軍國大事的才能，遷為吏部侍郎，進入朝廷上層統治集團。但兩年后，他卻因上表諫迎佛骨而觸怒憲宗，險些被憲宗處死，幸得裴度等大臣挽救，才免于一死，被貶為潮州（在今廣東）刺史。在潮州八個月，宦官殺憲宗，立穆宗，韓愈被召回朝，后歷官國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等職，政治上較有作為。長慶四年（824）病逝于長安，終年57歲。政治主張韓愈在政治上主張天下統一，反對藩鎮割據。唐憲宗時，曾隨同裴度平定淮西藩鎮之亂。他和柳宗元政見不和，但并未影響他們共同攜手倡導古文運動。他們反對過分追求形式的駢文，提倡散文，強調文章內容的重要性。“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韓愈，曾經因為進言佛骨一事，被貶潮州，后因治政突出，遷袁州，即今江西宜春，刺袁州史。任職袁州期間，韓愈政績卓越，并且培養了當時江西省的第一個狀元。現宜春秀江中有以沙洲，名為狀元洲，傳說就是當年學子讀書之處。宜春城中最高山頭建有狀元樓，宜春市區有昌黎路，都是為了紀念韓愈的特別功績。韓愈是唐代著名的散文家和重要詩人，他的詩力求險怪新奇，雄渾而重氣勢。韓愈時代的詩壇，已開始突破了大歷詩人的狹小天地。韓愈更是別開生面，也創建了一個新的詩歌流派。他善于用強健而有力的筆觸，驅使縱橫磅礴的氣勢，夾雜著恢奇詭異的情趣，給詩思渲染上一層濃郁瑰麗的色彩，造成奔雷摯電的壯觀。另外韓詩在藝術上有「以文為詩」的特點，對后世亦有不小的影響。當然韓詩中也有追求怪誕詭譎的游戲文字，是不足取的。著有《韓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師說》等等。編輯本段文學成就文學創作理論文創作理論上：他認為道（即仁義）是目的和內容，文是手段和形式，強調文以載道，文道合韓愈石像一，以道為主。提倡學習先秦兩漢古文，并博取兼資莊周、屈原、司馬遷、司馬相如、揚雄諸家作品。主張學古要在繼承的基礎上創新，堅持“詞必己出”、“陳言務去”。重視作家的道德修養，提出養氣論，“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書》）。提出“不平則鳴”的論點。認為作者對現實的不平情緒是深化作品思想的原因。在作品風格方面，他強調“奇”，以奇詭為善。韓愈被列為“唐宋八大家”之首，又將他與杜甫并提，有“杜詩韓文”之稱。詩歌創作探索他在詩歌創作上也有新的探索。所謂“以文為詩”，別開生面，用韻險怪，開創了“說理詩派”的詩風。當然，他的詩也存在著過分散文化、議論化的缺點，對后代有不良影響。熱心的教育家韓韓愈[1]愈還是一位熱心的教育家，他能逆當時的潮流，積極指導后進學習，他“收召后學”、“抗顏而為師”（柳宗元《答韋中立論師道書》），特別重視教育和培養年輕作家。他在《答李翊書》一文中說：“根之茂者，其實遂……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所謂“根”或“氣”，都是指作家的思想修養、人格修養強調作家的道德修養和文學修養，對搞好創作的重要性。現存《昌黎先生集》四十卷、《外集》十卷。韓愈作為修武人，曾多次游歷縣境北部的百家巖，在此曾作長詩《題西白澗》，由此使西白澗也成為百家巖重要一景。思想淵源于儒家，但亦有離經叛道之言。他以儒家正統自居，反對佛教的清凈寂滅、神權迷信，但又相信天命鬼神；他盛贊孟子辟排楊朱、墨子，認為楊、墨偏廢正道，卻又主張孔墨相用；他提倡宗孔氏，貴王道，賤霸道；而又推崇管仲、商鞅的事功。他抨擊二王集團的改革，但在反對藩鎮割據、宦官專權等主要問題上，與二王的主張并無二致。這些復雜矛盾的現象，在其作品中都有反映。韓愈的散文、詩歌創作，實現了自己的理論。其賦、詩、論、說、傳、記、頌、贊、書、序、哀辭、祭文、碑志、狀、表、雜文等各種體裁的作品，均有卓越的成就。論說文的成就論說人物畫像韓愈文在韓文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以尊儒反佛為主要內容的中、長篇，有《原道》、《論佛骨表》、《原性》、《師說》等，它們大都格局嚴整，層次分明。嘲諷社會現狀的雜文，短篇如《雜說》、《獲麟解》，比喻巧妙，寄慨深遠；長篇如《送窮文》、《進學解》，運用問答形式，筆觸幽默，構思奇特，鋒芒畢露。論述文學思想和寫作經驗的，體裁多樣，文筆多變，形象奇幻，理論精湛。敘事文在韓文中比重較大。學習儒家經書的，如《平淮西碑》，用《尚書》和《雅》、《頌》體裁，篇幅宏大，語句奇重，酣暢淋漓；《畫記》直敘眾多人物，寫法脫化于《尚書·顧命》、《周禮·考工記·梓人職》。繼承《史記》歷史散文傳統的，如名篇《張中丞傳后敘》，融敘事、議論、抒情于一爐。學《史記》、《漢書》，描繪人物生動奇特而不用議論的，如《試大理評事王君墓志銘》、《清河張君墓志銘》等。記文學摯友，能突出不同作家特色的，如《柳子厚墓志銘》、《南陽樊紹述墓志銘》、《貞曜先生墓志銘》等。但在大量墓碑和墓志銘中，韓愈也有些“諛墓”（指為死者歌功頌德，在墓志銘中不論其功績如何，一概夸大其詞予以贊頌的行為）之作，當時已受譏斥。《韓愈全集校注》抒情文中的祭文，一類寫骨肉深情，用散文形式，突破四言押韻常規，如《祭十二郎文》；一類寫朋友交誼和患難生活，四言押韻，如《祭河南張員外文》、《祭柳子厚文》。此外，書信如《與孟東野書》、贈序如《送楊少尹序》等，也都是具有一定感染力的佳作。韓愈另有一些散文，如《毛穎傳》、《石鼎聯句詩序》之類，完全出于虛構，接近傳奇小說。韓愈散文氣勢充沛，縱橫開合，奇偶交錯，巧譬善喻；或詭譎，或嚴正，藝術特色多樣化；掃蕩了六朝以來柔靡駢儷的文風。他善于揚棄前人語言，提煉當時的口語，如“蠅營狗茍”（《送窮文》）、“同工異曲”、“俱收并蓄”（《進學解》）等新穎詞語，韓文中較多。他主張“文從字順”，創造了一種在口語基礎上提煉出來的書面散文語言，擴大了文言文體的表達功能。但他也有一種佶屈聱牙的文句。自謂“不可時施，只以自嬉”（《送窮文》），對后世有一定影響。韓愈也是詩歌名家，藝術特色以奇特雄偉、光怪陸離為主。如《陸渾山火和皇甫用其韻》、《月蝕詩效玉川子作》等怪怪奇奇，內容深刻；《南山詩》、《岳陽樓別竇司直》、《孟東野失子》等，境界雄奇。但韓詩在求奇中往往流于填砌生字僻語、押險韻。韓愈也有一類樸素無華、本色自然的詩。韓詩古體工而近體少，但律詩、絕句亦有佳篇。如七律《左遷至藍關示侄孫湘》、《答張十一功曹》、《題驛梁》，七絕《次潼關先寄張十二閣老》、《題楚昭王廟》等。韓愈[2]韓集古本，以南宋魏懷忠《五百家音辨昌黎先生文集》、《外集》為最善；廖瑩中世堂本《昌黎先生集》、《外集》、《遺文》（明徐氏東雅堂翻刻）最為通行。清代顧嗣立、方世舉各有詩集單行注本。今人錢仲聯《韓昌黎詩系年集釋》是另行系年的集注本。另外，為韓集作校勘或補注而不列正文者，有宋方崧卿、朱熹，清陳景云、王元啟、沈欽韓、方成和今人徐震。年譜以宋洪興祖《韓子年譜》最為詳備。趙翼《甌北詩話》、方東樹《昭昧詹言》、林紓《韓柳文研究法》中有關部分，是評論其詩文的代表著作。如何評價韓愈詩歌的思想意義韓愈是我國唐代著名的文學家，他領導了中唐時期的古文運動，在散文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被蘇軾譽為“文起八代之衰”；在詩歌創作方面，針對大歷以來詩人“竊占青山白云，春風芳草以為己有”（皎然《詩式》）的浮蕩習氣，“往往涉于齊梁綺靡婉麗”（高仲武《中興間氣集》）的詩風，自覺地繼承和發揚李白、杜甫在詩歌創作上的業績，力圖恢復盛唐氣象。韓愈陵園[3]因此，他在詩歌創作上勇于創造，大膽革新，另辟蹊徑，獨樹一幟，較廣泛地反映了當時的現實，成為中唐時期詩壇上一個影響較大的詩人。但是，一些文學史和有關韓愈研究的論著，以反映人民疾苦為評價韓愈詩歌的準則，也就是政治標準第一，因而認為韓愈反映現實的詩歌數量不多，沒有像白居易那樣繼承杜甫詩歌的現實主義傳統，意義不大。如游國恩諸先生主編的《中國文學史》中有這樣的意見：“從創作實踐來看，韓愈主要是繼承李白的自由豪放，和杜甫的體格變化、‘語不驚人死不休’的藝術傳統，獨立開拓道路。和白居易著重繼承杜甫現實主義精神有所不同。”詹锳先生《唐詩》也是這樣說的：“在韓愈詩里也有些反映現實的。但這樣的詩數量不多，而且往往和個人的不幸交織在一起，認識不夠深刻。”張燕瑾同志《唐詩選析》認為：“韓愈的詩歌追求奇險，形成了宏偉奇崛和‘以文為詩’的特色。但反映社會重大生活內容少，比較膚淺。”類似的意見還有，這里不一一列舉。我以為上述諸先生的論斷值得進一步探討。韓愈反映人民疾苦的詩篇，在數量上不及杜甫和白居易，但反映人民疾苦不是評價作家作品的唯一標準，就韓愈而論，他的詩歌既有深切同情人民苦難，揭露統治集團罪惡的篇章，也有不少是反對藩鎮割據，維護國家統一的佳什，更有猛烈抨擊佛、道二教危害之作，還有指斥當權者壓抑人才，抒發懷才不遇的作品。這些都從不同方面較為深刻地反映了中唐時期社會的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