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沖擊一回應”還是“中國中心”

美國史學家柯文的《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的興起》在中國出版已經十余年了。這是一本很有分量也很有影響的專著，出版以后，得到了不少積極的回應，他對美國史學界在中國研究中的傳統觀點的批判頗為論者所關注，甚至于，“中國中心說”流行之后，柯文先生所反對的“沖擊一回應”說、“傳統一近代”說和“帝國主義說”也漸漸不見提起了，何也?因為柯文給它們貼上了幾個標簽(我們就不說“戴帽子”吧)：“明顯的西方中心偏見”、“美國史家思想上的帝國主義”和“冷戰思維的產物”。這么一來，有“美國史家”柯文先生這么深刻的自我批評在上，弄得中國史家也不好意思再提“沖擊一回應”或“傳統一現代”這些曾經用得很順手的模式了——那至少會有思想落后、理論陳舊之嫌。從這一點看，柯文做了一件好事，任何理論模式，一旦被用得太順手，就有可能帶來思想上的惰性。但，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我們還得想一想，“中國中心觀”現在是不是也給說得太順口了，它的道理何在，它對于“中國史家”的研究工作的意義又何在?

柯文對過去所流行的這三種模式的批判相當嚴厲：“這三種取向都明確地(如資本主義模式)或隱含地(如‘沖擊一回應’與‘近代化’模式)堅持認為十九、二十世紀中國發生的任何重要變化只可能是由西方沖擊造成的變化，或者是對它的回應所導致的變化。這樣，就排除了真正以中國為中心，從中國內部觀察中國近代史的一切可能。”在費正清的模式下，是否一切都“只可能是”以西方因素為主，具體分析中國現實的“一切可能”都不存在，這話恐怕說得有點絕對。反之，柯文認為，一旦從“中國中心觀”出發，人們則可以在研究中發現中國歷史其實一直有一條“劇情主線”，甚至于能夠“奇妙地發現”，“在1800或1840年，這條主線完全沒有中斷，也沒有被西方所搶占或代替，它仍然是貫穿十九乃至二十世紀的一條最重要的中心線索”。具體說來，柯文認為“十九、二十世紀的中國歷史有一種從十八世紀和更早的時期發展過來的內在結構和趨向。若干塑造歷史的極為重要的力量一直在發揮作用：前所未有的人口壓力的增長和疆域的擴大，農村經濟的商業化，社會各階層在政治上遭受的挫折日增等等”。誠然，中國歷史有它一脈相承的內在邏輯，近代以來西方勢力的入侵并不能使這些“本土問題”歸于消湮無蹤，而且它還在此后的歷史進程中程度不同地起著作用——近年來美國史家和中國史家在對它們的關注和研究上都取得了許多有價值的成果。但，強調本土問題的存在和影響是必要的，而把中國近代所遭遇的“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及其后翻天覆地的社會變革說成是自十八世紀甚至更早就延續而來的“內在結構和趨向”的結果則又似乎太過了——這倒隱隱約約讓人想起了我們自己曾有的一個提法：若非外力干擾，中國社會也能沿著自己的內在規律“緩慢發展到資本主義”。這兩者的設定是一樣的：有這么一個固有的內在結構、趨向、或“規律”，只是結論不一樣：我們說這個過程已因西方的侵略而被打斷了，而柯文說它沒有“中斷”。

我看，一條沒有中斷的“劇情主線”的假設，是和西方沖擊改變了一切的說法一樣成問題的。誠然，更多地關注中國社會的固有問題和內在矛盾，而不是簡單地把一切歸因于“列強”，確實有助于對許多問題探討的深入，由此也已經取得不少進展，比如：更多地揭示農民起義發生地人口、土地、資源的壓力和地域特點；把改革運動更多地與“國內改革傳統”聯系考察；探討反洋教運動所隱含的紳權、教育權、官僚的權威、會黨的密謀等。但是，超乎這一切之上的，還有個時代問題，或者說，那些固有矛盾的語境轉換問題。假定我們如柯文所要求的“轉而對中國歷史采取一種更加以中國為中心的取向”，那就更不能回避，中國這個“中心”當時所面對的中心問題，卻恰恰正好是西方列強的存在和東來，及其對中國構成的威脅，正好是如何“回應”這個“沖擊”的問題——它確實構成了百余年中國上層人土和知識精英思考的“中心”。正是我們自己，近代以來始終把這“回應”當作一個首要任務的。看看陳獨秀、李大釗等人在上世紀初的中西文化討論中的言論，再上溯晚清士大夫中“睜眼看世界”的那些人的憂慮和言說，乃至李鴻章等人對那“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感觸和震駭，都可以證明這一點。關注表象背后的“實質”——“內在結構和趨向”，當然應該是學術研究的任務，但這種關注似乎不應該導致對前賢們在歷史進程中所進行的理性思考的全盤忽略和否定。而上述所有影響了中國近代歷史進程的這些人物，在自己的主觀意識層面上所最為關注和最費苦心思考的恰恰就是如何應對這三千年未有的大變局。這比費正清的“沖擊——回應”模式的提出應該是早得多了。當然，在具體的個案研究中我們也發現，確實有很多思想、行動，其實不屬于“對西方作出的反應”，而只是對自己固有問題的反應；但問題在于恰恰是中國人自己，把這一切都看作“回應”——它有種種原因：出于文化隔閡的誤會，出于派系政爭的蓄謀，出于心理的需要、宣傳的需要、社會動員的需要、或者意義追求的需要，等等。這種狀況的長期延續，使“回應”成了中國人的一種解不開的情結、避不開的語境——直到現在，我們在自己的種種舉措中，不是時時、處處都還體現著一種“回應”心態?

由于過于執著于自己的新模式，柯文在論述過程中的某些提法，似乎也就有點匪夷所思了。比如，他認為，“作為整體的西方”，“從來沒有對任何社會產生過任何沖擊。”他為此舉例證明，十九世紀遠離西方到中國的傳教士，“本來就很有可能不是典型的西方人，而且在中國居住一段時間后，肯定會變得更加不典型”。尤其是這些人來華后學中文，采納中國的一些風俗習慣，在新的環境接觸交往中開始經歷一個文化混雜的過程，柯文認為他們更不是單純的西方人了，而變成了“在中國的西方人”(WestemerinChina)。而且當西方的制度經由中國的改革家予以倡導時，與西方沖擊的發源地又遠隔了一步，柯文說，“在當時情況發生時，西方沖擊和中國的各種人物與政治斗爭絞成一團，構成一個難解難分的網絡。”對于這樣一個復雜的歷史環境，柯文稱，“沖擊一回應的傳統分析框架是否能起作用就大成問題了。”

西方人和西方模式在中國環境中發生的變化能說明他們不代表“作為整體的西方”對東方構成了“沖擊”嗎?我以為未必。無論“西方”本身怎樣自相矛盾、撲朔迷離、錯綜復雜(這些對于其本身的研究者來說，當然都是應該思考的問題)，但是對于當時尚處于自我封閉和對外隔絕狀態的東方世界來說，它就是一個“作為整體”的存在和象征。且不說百余年前對其知之不多的國人只能把它視為渾然一體(一如其時西方人之視東方)，即使對西方的了解到了知其所以然的更為深入細致的階段，對于東方文化、東方價值系統、東方社會來說，“西方”也仍然還是一個與自己非常不同、相當對峙著的異質存在。當然不能始終只是泛泛地、籠統地、大而化之把它與東方文化、東方社會對舉并列地談“西方沖擊”，而必須具體區分其各部分在此“沖擊”中的不同影響和作用(真正的學術研究的空間也正由此展開)——但是，由此否認“西方”對“東方”構成了整體性的沖擊，從而想在“東方”自身內部去尋找、發掘出一種可以取代“西方沖擊”的內部動因，卻顯然不符合一個半世紀以來中國人(從民眾到文化精英)的心路歷程——在這個歷程中，如何“回應”西方(包括如何繼承、延續、振興自己的傳統文化，其實也都是為了作出一種有力的“回應”)，始終是中國人或明或暗、或隱或顯的面對的一個設問和挑戰。

柯文在他的書中表示驚訝，“真是怪事中的怪事：局外人向一種局內的觀點靠攏，而局中人卻堅持外來因素的極端重要性”。他懷疑這是不是因為“中國人對西方入侵的一段經歷記憶猶新，積怨未消，就很難接受一種沖淡帝國主義在他們過去一百五十年歷史中的作用的估量”。這或許未必。對于中國的“局中人”來說，盡管可能有些人還不能完全排除“積怨”之類的褊狹心理，但近二三十年，中國史家的自省或許并不比美國史家少，對于理性的研究者來說，對“沖擊一回應”之類模式的潛在認同不單是一種習慣，也還包含著對中國近代歷史進程的感悟和對現實的思考；無論如何，中國在近代所遭遇到的西方沖擊是把這個民族推出了其自身邏輯的既定軌道的——無論其固有問題是否延續，如何延續，或者是“中斷”，超乎這些之上的始終是如何應對外來沖擊的問題，而且，隨著經濟、政治、文化上與世界的聯系的日益頻繁密切，這個問題繼續存在，沒有隨著生死存亡的民族危機的過去而消泯，甚至于更加凸顯，并且極大地影響了中國人的價值觀、思維模式和心態，使百余年來的中國人始終像在面對著一個太強有力的參照系。這其實也并非是一種虛構，二三百年來世界歷史的發展本來就是(或者說，不得不是、必然是)以西方為中心的——在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里對此不是有著經典的表述嗎?無疑，這個所謂“西方中心說”中已然包含著嚴厲的批判：世界近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