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實踐中理解辯證法的“合理形態”

［］A84［］A［］1005-8273(2011)01-0026-05毛澤東哲學思想的一個顯著特征，是高度重視對辯證法的探索和應用，并取得了豐碩的理論成果。這些成果在革命戰爭年代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都發揮了強大的精神威力，不僅對奪取斗爭的勝利起到了方法論保證的作用，而且對于提高全黨和全社會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和思想水平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此基礎上，我們也不能忽視在毛澤東晚年的探索中，由于面對著前所未有的復雜對象和環境，仍然存在著一些難以避免的歷史局限甚至不應有的誤區，這些都有待于我們作進一步思考和總結。一、怎樣看待兩類矛盾與階級斗爭的關系關于怎樣看待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的階級狀況和社會矛盾，毛澤東曾作過深入的思考和論述。他在1957年2月27日所作的《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報告，是一份最具有代表性的歷史文獻。在報告中，毛澤東既依據辯證法和唯物史觀，創造性地提出了正確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社會矛盾的思想，但也受當時條件的局限，未能沿著科學的方向，將這一思想貫徹到底，而是留下了一些含混之處，成為后來走向“以階級斗爭為綱”的伏筆。在報告中，毛澤東首先指出，社會主義社會并不是無矛盾的社會，“沒有矛盾的想法是不符合實際的天真的想法”，然后說：“在我們面前有兩類社會矛盾，這就是敵我之間的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這是性質完全不同的兩類矛盾?！盵1](p.757)關于兩類矛盾的性質，他認為：“人民內部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基礎上的矛盾”；“敵我之間的矛盾是對抗性的矛盾。人民內部的矛盾，在勞動人民之間說來，是非對抗性的；在被剝削階級和剝削階級之間說來，除了對抗性的一面以外，還有非對抗性的一面?！盵1](p.758)他特別強調，由于兩類矛盾的性質不同，解決的方法也不同。毛澤東按照正確區分和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矛盾的思路，針對當時的情況，具體地談了在肅反、農業合作化、工商業者、知識分子、少數民族、中國工業化等問題上，怎樣正確區分和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矛盾的認識、原則和方法，為新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提供了具有指導性的意見，其中有不少精彩的論述成為膾炙人口的經典。但在毛澤東的論述中，也存在著一個對于理論和實踐來說都十分重要的問題，就是怎樣看待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與階級和階級斗爭的關系問題，特別是怎樣對待人民內部的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的問題。例如，這里就有一個如何界定“人民內部”的問題。毛澤東在劃分“人民”和“敵人”范疇時，提出了一個原則性的標準。他說：“在現階段，在建設社會主義的時期，一切贊成、擁護和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都屬于人民的范圍；一切反抗社會主義革命和敵視、破壞社會主義建設的社會勢力和社會集團，都是人民的敵人?！盵1](pp.757-758)同時他又進一步具體談道，在現在的條件下，人民內部矛盾的范圍，既包括工人階級內部、農民階級內部、知識分子內部的矛盾，也包括工農之間、工農同知識分子之間、工人階級和其他勞動人民同民族資產階級之間、民族資產階級內部的矛盾，等等。這意味著，這里的“人民”概念高于具體的階級概念，在處理人民內部的階級矛盾，比如工農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時，依然應該遵循“團結—批評—團結”的原則，采取解決人民內部矛盾所應采用的“民主的方法”。然而，毛澤東卻同時又認為，雖然革命時期大規模的疾風暴雨式的階級斗爭已經基本結束，但是剝削階級還存在，階級斗爭還是“長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我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誰勝誰負的斗爭，還需要一個相當長的時間才能真正解決?！盵1](p.785)這樣的階級斗爭，顯然具有某種“你死我活”的對抗性質。既然如此，那么，在區分兩類矛盾與充分開展階級斗爭之間，究竟是一種怎樣的關系？特別是在人民內部存在著的某些階級矛盾和斗爭，是否也具有你死我活的對抗性質？這就必然存在著區分兩類矛盾與堅持階級斗爭如何統一的問題。而后來的事實表明，當時和后來一個時期，毛澤東和我黨并未注意解決好這個問題，提出更加具體合理的理論和策略，而是用階級斗爭取代了兩類矛盾，終于走向了“以階級斗爭為綱”。今天，值得我們深入思考的是，在毛澤東的報告中，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是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最大量的、主要的工作，因此，它理應成為國家政治生活的主題。這無疑是依據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對于社會主義建設的具有開創性的理論貢獻。然而，這一主題卻未能充分貫徹下去。就在報告后不久，當年即發生了反右斗爭及其擴大化。隨后，在經濟領域里的“左”傾冒進舉措，在政治和文化領域里的斗爭和批判運動此起彼伏、接連不斷，直到爆發了“文化大革命”。而這些，恰恰是以毛澤東提出的另一個理論——“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為指導的。那么，從提出正確區分和處理兩類矛盾，到實行具有特定含義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這兩者之間的轉變是怎樣發生的？是否有某種理論上的聯系？這是從哲學理論上總結經驗教訓不能回避的問題。事實上，這種聯系是存在并且可以通過理論思考發現的。例如，毛澤東關于兩類矛盾的理論中，就存在著某些值得思考之處。其中特別是如何認識新的歷史條件下階級和階級斗爭的問題。毛澤東一向高度重視階級和階級斗爭，并且認為這是馬克思主義的重要標志。但是，究竟什么是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和階級斗爭學說，以往人們存在著許多誤解。馬克思在1852年3月5日寫給約·魏德邁的信中，曾對階級問題發表了三點重要看法，可以說是馬克思主義創始人關于階級和階級斗爭的經典論述。馬克思說：“無論是發現現代社會中有階級存在或發現各階級之間的斗爭，都不是我的功勞。在我以前很久，資產階級歷史編纂學家就已經敘述過階級斗爭的歷史發展，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也已經對各個階級作過經濟上的分析。我所加上的新內容就是證明了下列幾點：(1)階級的存在僅僅同生產發展的一定階段相聯系；(2)階級斗爭必然導致無產階級專政；(3)這個專政不過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和進入無階級社會的過渡……”[2](p.547)在這三點中，第一點，特別是加上黑體字所表示的意思，經常被人們忽視。在這里，馬克思把階級和階級斗爭同生產力的狀況聯系起來，從整個歷史的高度指出，階級和階級斗爭只是人類歷史上一定階段的、與一定生產力水平相聯系的特殊的產物。這就意味著，不僅階級的存在，而且階級斗爭的發展和階級的最終消滅，都從根本上依賴于生產力的發展。再加上第二點、第三點的內容，總體上可以看出，按照馬克思的觀點，馬克思主義正是以最終消滅階級和階級斗爭為理想和目標的，因此馬克思主義者并不是階級斗爭的特別愛好者和追求者，并不是想永遠保持階級斗爭的。但是，后來卻產生了一種偏向，就是盲目地強調和堅持階級斗爭，不加限制地主張“用階級觀點分析一切”，認為“階級斗爭要斗一千年一萬年”，因此脫離實際地提倡“以階級斗爭為綱”，甚至人為地制造對立面，等等。這種偏激的“階級斗爭情結”，在政治生活中影響很深。其中一個認識上的原因，就是自列寧以來的許多馬克思主義者，往往孤立地強調當前的階級斗爭的意義，而忽視了它的歷史性質，或者只是就階級斗爭談階級斗爭，卻很少將階級斗爭的狀況與發展生產力的意義聯系起來。這一偏向在毛澤東的論述中也有表現，就是脫離了生產力的歷史發展，將生產力發展的歷史條件與現實的階級狀況彼此割裂開來，把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斗爭加以孤立化，并有所夸大。一方面，毛澤東對進一步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經濟基礎的必要性認識不足。例如他認為，在我國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之后，社會的基本矛盾，即生產關系對于生產力、上層建筑對于經濟基礎的關系，都屬于“既相適應又相矛盾”的情況，“我們的根本任務已經由解放生產力變為在新的生產關系下面保護和發展生產力”，因此，對于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復雜性和艱巨性有所忽視。另一方面，他又這樣或那樣地認為，意識形態領域里的階級斗爭已經成為主要問題，“在這一方面，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盵1](p.785)那么，在經濟基礎和意識形態這兩個領域的階級斗爭之間，是一種怎樣的關系？在這個問題上，他未能進一步依據歷史唯物主義的原理給予更加深入的說明，反而表現出某種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決定論的傾向。這種傾向不能不說是走向“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一個起點。同時，毛澤東在劃分“人民”和“敵人”時，并沒有把正確地區分和處理兩類矛盾看作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一個基本環節。他采用了一種較為政治化的標準，即以人們（包括各個階級）的現實立場和態度（是否擁護社會主義）為準，而不是以人們同生產力發展之間的客觀聯系為根據，來確定“人民”和“敵人”的范圍。這個標準實際上是通過強調人們的政治表現和意識形態表現，表達了一種更加主觀化的、隨意性更大的階級斗爭意向。這樣就必然使正確處理兩類矛盾的要求，在邏輯上缺少必要的、客觀穩定的前提，在實踐中缺少充分的主體性保障。毛澤東關于兩類矛盾的開拓性理論和有益設想，之所以未能在后來的實踐中得到貫徹，與此不無關系。另外，在如何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上，毛澤東在區分了無產階級的民主自由與資產階級的民主自由的基礎上，提出了民主集中制原則。但他認為，“民主這個東西，有時看起來似乎是目的，實際上只是一種手段”。在敵我矛盾問題上，民主是與專政相對而言的，在人民內部實行民主，對敵人實行專政；“在人民內部，民主是對集中而言，自由是對紀律而言，這些都是一個統一體的矛盾著的側面，它們是矛盾的，又是統一的，我們不應當片面地強調某一個側面而否定另一個側面?！倍@里的問題，是混淆了社會主義民主作為國家政治原則與作為具體組織形式之間的界限。如果忽視了社會主義民主作為國家政治原則的更高層次上的性質和意義，把民主僅僅限定在具體的組織形式和手段的范圍以內，就不僅不利于從根本上加強社會主義民主和法治的建設，而且不利于人民當家做主的實現。事實上，在“文化大革命”中，通過發動群眾以“大民主”的手段來進行“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所造成的破壞性影響，不能不說是這一理論誤區所帶來的后果。二、辯證法與對立統一規律毛澤東一向主張要理論聯系實際，在實踐中學習和運用唯物辯證法，特別是矛盾的辯證法。早在20世紀30年代撰寫的不朽名著《矛盾論》中，毛澤東就已指出：“事物矛盾的法則，即對立統一的法則，是自然界和社會的根本法則，因而也是思維的根本法則。”[1](p.178)在多年實踐和理論思考中，毛澤東始終不渝地堅持并發展了這一根本法則。毛澤東于1956年發表的《論十大關系》，是在社會主義建設問題上運用矛盾辯證法的又一杰出代表之作。在這篇文章中，他把工作的指導思想上升到哲學高度，指出：“世界是由矛盾組成的。沒有矛盾就沒有世界。我們的任務，是要正確地處理這些矛盾?！盵1](p.744)一如既往地強調了堅持唯物辯證法與正確進行革命實踐之間的聯系。而在對辯證法的理解上，毛澤東也表現出始終抓“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的理論追求，日益將辯證法歸結為一個實質或核心，即對立統一規律。他進一步發展了列寧的思想，力求將辯證法集約提煉出一個核心的模式，因此提出，辯證法的核心是對立統一規律，其他范疇如質量互變、否定之否定、發展等等，都可以在核心規律中予以說明。沿著這個思路，毛澤東認為，辯證法的規律其實只有一個，其他都應看作是這一核心規律展開的范疇，例如“所謂發展就是諸對立物斗爭的結果”，如此類推，可以重新闡述辯證法的體系，而“舊哲學傳下來的幾個規律并列的方法不妥”，[1](p.847)應予以改變，等等。毛澤東的這一哲學創新見解，對于重新理解，并以更加簡明的方式闡述唯物辯證法的精神實質，具有一定積極的啟發意義，在當時曾經掀起了學習和討論的熱潮。但是從哲學史的高度看，這個問題畢竟仍然是在舊的哲學體系框架下，原本是針對黑格爾的體系提出來的。因此，它不僅仍帶有思辨的色彩，而且在當時的社會實踐和具體思考中，還使一個帶有理論普遍性的哲學命題，受到當下氛圍中某種特定政治意向的影響。正是在當時日益升溫的“以階級斗爭為綱”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氛圍中，對立統一規律的涵義被進一步擴張和發揮，它的意義被人為地夸大，變成了僅僅為當時階級斗爭服務的理論。應該說，后來出現了為毛澤東所痛惜的“唯心主義橫行，形而上學猖獗”的局面，是與此有關的。從理論上看，對唯物辯證法和對立統一規律的上述理解，并非僅僅是毛澤東的個人見解，而是具有一定普遍性的理論誤區。從當時情況看，在理論上主要出現了兩大偏差：一是將對立統一規律簡單化成“一分為二”；二是將矛盾的斗爭性予以絕對化。將對立統一規律簡單化成“一分為二”的偏差，首先在于將本來屬于關系范疇的矛盾，當作一個實體范疇?！皩α⒔y一”規律原本是指任何事物的矛盾雙方，或任何發生關系的兩個方面之間，其相互關系都是既對立又統一，既排斥又依存，既分離又連結，既斗爭又同一的。它說的是具有矛盾性質的“關系”現象及其運動規律，與事物的復雜體系中含有多少“方面”無關。但“一分為二”的普遍化，取代“對立統一”而成為一條哲學原理和思想原則時，則是把實體與關系、事物與分析事物的某種方法混為一談了。其直接的后果，就是將注意力引導到事物究竟可以“分”成幾個“方面”上來。這在理論上似是而非，而作為一種思維方式的宣傳普及，更是對社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例如直到不久前，在學界和社會上還有人仍舊執著于這樣的探討：究竟應該是“一分為二”，還是“一分為三”，或“一分為多”？等等，本身就已經偏離了辯證法和對立統一規律的本意。更值得反思的是，將對立統一規律簡單化成“一分為二”所帶來的致思取向，就是以為，分析矛盾意味著一定要把任何事物都分成“兩半”，即找到其中的“對立面”，并指認出其中的正面與反面、正確與錯誤等等。而且這樣分析的目的，也不在于按照對立統一規律的本意，把握對立面之間“既對立又統一”的完整辯證關系，促進事物或矛盾的辯證統一和良性轉化，卻只在于強調“分”和“對立”，以至于忽視或否定了矛盾統一性的方面和意義。在“文化大革命”到來的前夕，這種思維方式一度被當成了公式，到處去套用，事實上起到了把“兩大階級對立”的模式加以普遍化、絕對化的作用。在這種模式下，“分”被當成了無產階級革命的原則，“合”被說成是修正主義的“階級調和論”。當時曾有楊獻珍等哲學家嘗試用“合二而一”來說明矛盾統一性的特點，以此作為“一分為二”的補充，但他們立即遭到了嚴厲的批判及政治貶謫。可見把“一分為二”當作辯證法公式加以普遍化的結果，不僅造成了對辯證法的歪曲，而且助長了思想封閉、頭腦僵化、作風簡單粗暴的不良風氣。將矛盾的斗爭性加以絕對化的偏差，主要在于將矛盾的斗爭性與同一性割裂開來，孤立地看待“斗爭的絕對性”，把它看作是矛盾運動的唯一形態。這種觀點，發展成為“文化大革命”中的“斗爭哲學”是必然的。在“斗爭哲學”中，不僅否認斗爭是矛盾雙方的相互作用，將“革命的斗爭”看作是可以任意剝奪人的平等權利的單方面“批斗”，而且無視斗爭的合理目的性、條件性和限度，鼓吹“斗就好”，“斗就是一切”；斗爭的結果，即所謂“辯證的綜合”，就只是“一方吃掉另一方”的你死我活，“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沒有其他可能；等等。這種片面化絕對化的斗爭觀點，顯然與辯證法的精神相去甚遠?！岸窢幷軐W”在理論和實踐上給我們留下了值得反思的深刻教訓。僅就如何貫徹辯證法來說，正如肖前等學者在《哲學研究》上撰文分析和在總結這一歷史教訓時所指出的：無論怎樣，所謂解決矛盾，其結果都表現為通過斗爭而達到矛盾的某種新的統一、和諧的狀態，而不是相反：“不以一定的具體的統一與和諧為目標的斗爭，是盲目的斗爭；最終不能達到預期的統一與和諧的斗爭，是失敗的斗爭；違背客觀規律（企圖阻止舊統一的瓦解和新統一的產生，或企圖建立沒有客觀根據的統一）的斗爭，是錯誤的斗爭?！盵3]就是說，要正確理解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