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的幾個問題

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與社會的變遷，文化研究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但也存在一些問題。如何使中國的文化研究能夠“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在學術水準上有所突破，取得更為豐厚的成果，本文不揣淺陋，聊為芹獻。尤其是在西北大學這樣一座具有深厚人文底蘊的學校，進行特色專業建設，文化研究的相關問題無疑會對專業建設具有一定的影響，所以討論這樣一個表面上似乎游離于專業之外的話題，可能對專業“軟實力”略有裨益。一文化研究的“兩分法”問題在文化研究中，有一種十分常見的指導思想，即“取其精華，棄其糟粕”，可稱為文化研究的“兩分法”。不論在文化研究的基礎理論上，還是在對策方案上，這種“兩分法”幾乎無處不見。但是，這種“兩分法”造成的問題尚未引起人們足夠的重視。筆者認為，“兩分法”已經給文化研究帶來了一定的副作用，不可不察。文化的含義十分復雜，包羅萬象。僅僅一個“文化”的語義，就有數不清的專家眾說紛紜。對于各種復雜的文化現象，如果簡單地進行兩分法處理，未免過于粗略。當然，任何學術研究，都要進行必要的梳理和分類。尤其在社會科學領域，類型學的分析歸納，往往是學術研究的起點。但是，這種梳理分類，必須符合學術邏輯。而“兩分法”在一定意義上是違背學術邏輯的。首先，文化本身具有渾然一體的性質，兩分法在某種意義上會把這種一體性割裂開來。“取其精華，棄其糟粕”的出發點和用意可能是好的，但一取一棄，意味著把文化看作可以任意割舍和搭配的組合。歸根結底，這種方法的最大問題在于機械性。從系統論的角度看，文化作為一個系統，搭配和組合的變化，有可能帶來文化性質上的變化。系統論同機械論最大的區別就在于，機械論強調事物的元素性，而系統論強調事物的關聯性。兩分法恰恰是從組成文化的“元素”出發，試圖通過對“元素”的優劣分析，把需要的元素保留下來，把不需要的元素剔除出去。我們不禁要問：對于文化，能夠做這樣的分解組合嗎？經過這種分解組合而選擇出的“精華”還是文化嗎？文化之所以是文化，恰恰就在于不同文化元素的排列組合關系不同，由它們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形成了獨特的性質。“精華-糟粕”論忽視了這種關系，勢必會破壞文化的原有性質。其次，精華和糟粕具有相對性，兩分法在某種意義上把這種相對性絕對化了。何為精華何為糟粕，具有見仁見智的認知差異。當然，我們不能陷入相對主義的泥潭。通常情況下，人們基于經驗事實和邏輯推理，對于精華和糟粕可以達成一定程度的共識，但這絕不是說精華和糟粕就是一成不變的。一般來說，抽象意義上的精華與糟粕，取得共識的幾率較大，而具體意義上的精華與糟粕，則發生爭議的幾率較大。比如，在傳統文化中，“孝道”是具有大眾共同認可的價值的，至今依然具有積極意義。但是，什么是孝道，在具體表現上則眾說紛紜。孝敬父母誰也不能說錯，似乎可以歸入精華之列，然而“二十四孝”式的孝道，是否屬于“精華”就大有疑問。尤其是那種在一定程度上不人道、違反常理的“孝道”，在封建遺民眼里可能依然是精華，而在受過現代教育的公民眼里可能已經成為糟粕。比如，反映陜北舊時地方風情的《七筆勾》[1]，是精華還是糟粕，就值得認真推敲。在有些民俗學家來看，《七筆勾》對于舊時陜北民俗有著傳神的描繪，不失為史料的精華；但在飽含地方情感的民眾來看，《七筆勾》刻意描繪了陜北的落后愚昧，而且不乏攻擊污蔑，毫無疑問是糟粕。這種情況十分常見。例如，對于一個缺乏營養的人來說，食品中含有的高熱量成分是真正的精華；然而，對于一個營養過剩的人來說，高熱量成分是不折不扣的糟粕。30年前，我們可能會為買到的肉過瘦沒有油水而大發感慨；時至今日，已經有不少人開始稱麥當勞肯德基為垃圾食品。對于文化研究來說，不給定具體的約束條件而輕易指稱某某為精華，某某為糟粕，就難免有武斷之嫌。而一旦要給定具體約束條件，那么，立即就能顯示出精華與糟粕的相對性。再次，兩分法隱含著對抗性思維，忽視了精華與糟粕相反相成的互補性。從文化的整體性出發，人們不難看出，所謂精華與糟粕，并不是完全處于對立狀態，而是互為對方存在的前提。當人們贊揚一個農民的淳樸時，是否會想到，這種淳樸恰恰與其愚昧相表里？當人們歌頌田園風光時，是否會想到，正是這種田園風光在頑固地抵御著現代性？試圖把古代和中世紀的美德與現代化的舒適嫁接到一起，有可能是二者一并喪失。就拿民間藝術來說，人們通常都會把“黃色”歸入糟粕，然而，沒有“黃”就不會有東北二人轉，沒有“色”就不會有陜北信天游。推而廣之，沒有“風”和“騷”，就沒有“雅”和“頌”乃至“賦”。二者并不是對立的。長期以來，在哲學思想上有一種占據主導地位的觀點，就是過分頌揚一分為二而貶低合二為一。例如，用對立統一規律取代否定之否定，強調同一性的相對性和斗爭性的絕對性，而且強調對立著的雙方各自向相反方向轉化，等等。對這一思維方式，有必要從哲學的角度加以反思和質疑。如果從整體性出發，可以說，同一性是絕對的，斗爭性是相對的，而且斗爭著的雙方更多的是滲透和融合。如果這一理念是成立的，那么，文化研究中的精華與糟粕（姑且暫時認為精華與糟粕是可分的），更應該立足于同一性來認識和把握。可見，文化研究不能簡單采用精華糟粕二分法。筆者認為，目前的文化研究能否取得突破性進展，有一個重要障礙就是兩分法。跳出兩分法，強調整體性，對于文化研究的深化，有可能起到積極作用。二文化研究中的形式和實質關系問題文化的核心是精神，而不是外在形式。孔子曾經針對那種過于重視禮儀的形式而感慨道：“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論語·陽貨》）按照現代學者的研究，文化研究的內容，包括物質文化、制度文化、行為文化、精神文化等不同層次。例如，在文化研究上具有經典意義的英國人類學家泰勒（E.B.Tylor）1871年出版的《原始文化》一書，對文化的定義為：“文化或文明，從較廣的民族之意義上看，乃是一個復雜的整體，包括知識、信仰、藝術、道德、風俗以及包括作為社會成員的一分子所獲得的一切能力與習慣。”很顯然，他強調的文化主題是“共享”“價值觀”和“行為方式”。《大英百科全書》將文化分為兩類：一類將文化等同于“總體的人類社會遺產”；另一類“是一種淵源于歷史的生活結構的體系，這種體系往往為集團的成員所共有”，它包括集團的語言、傳統、習慣和制度，包括有激勵作用的思想、信仰和價值觀，以及它們在物質工具和制造物中的體現。這一界定，也明顯強調的是文化的精神層面。但在現實的研究中，尤其是應用型和對策型研究中，人們往往更為關注文化的物質層面，即文化的載體或形式。究其原因，可能與以下兩點有關。首先，載體的外顯性和精神的內涵性差異。一般來說，文化載體是外顯的，一眼就能看出，往往能從視覺上給人以直接鮮明的印象。但文化的精神實質則不大一樣，很難直觀看出，需要仔細品味，而且其中包含了更多的細膩的東西。外在的載體不費氣力就能了解，如西方人最先認識中國文化，是從小腳和辮子開始的。內在的精神沒有水磨功夫式的鉆研則難以把握，只有像林語堂式的大家才能歷數一二。但是，如果不了解文化的內在精神，對文化的研究只能是皮相之談。其次，載體的短平快與內涵的穩定性差異。文化載體往往會產生快速變化。例如：辛亥革命勝利后，絕大多數人的辮子很快就沒有了；改革開放一開始，最顯眼的社會變化就是西服領帶的流行；吃慣了羊肉泡饃和蕎面饸饹，改吃牛排面包的難度并不大。但是，文化的精神內涵卻具有高度的穩定性，往往幾代人才能產生細微的變化。這種差異對文化的對策研究影響尤其重大。在文化建設中，人們常常要追求看得見摸得著的效果，而且還要求立竿見影。這樣，外在的形式載體就成為率先考慮的對象。有的企業在企業文化建設中，正是出于這種考慮，總是把服裝、標志等東西擺在首位，而冷落了精神的塑造和習慣的養成。這種文化建設，往往徒有其表而缺乏實質。因此，文化研究和文化建設，特別要重視精神層面，不能過于崇尚形式。有很多所謂的文化研究浮于表面，有很多所謂的文化建設虎頭蛇尾，多少都與此相關。而這種所謂的文化研究和文化建設，也難以取得實質性進展。例如，黃帝陵的祭祀表面上轟轟烈烈，但形式上的隆重缺乏實質上的肅穆支撐，使其形式的意義大為縮減。當人們看到，在那種盛大的祭奠場面中，人們的行為卻猶如鄉間趕大集，那種神圣感也就被消解得差不多了。主辦者試圖用這種方式來激發民族精神，而參與者卻不能感受到祭奠儀式的精神內涵，這種祭祀，在某種意義上不過是辦了一場高級廟會而已。尤其是缺乏對祭奠禮儀的精神層次進行研究和把握，致使有些儀式也令人啼笑皆非。像宣讀祭文，似乎變成了會議報告，面對觀眾而背向神主，幾近褻瀆神靈。試想，哪兒有祭奠儀式行禮時背對著神主的道理！還有一些地方，動不動就造一些假古董，甚至破壞了真正的文化遺址。這些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脫離了文化精神實質研究，而使形式也產生了偏差。有些文化研究的理論成果，雖然注意到了文化的精神層面，卻抱著實用和功利態度，對精神遺產隨意剪裁，甚至不惜扭曲原意，致使形式和實質的關系被扭曲。上述教訓，都值得在今后的文化研究中吸取，使文化研究和重建能夠不走或少走彎路。而要做到這一點，一個前提就是對文化保持錢賓四先生式的“溫情和敬意”。以“理解的同情”面對文化，而不是以獵奇的方式“搞”文化。一個“搞”字，實際上就能反映出文化工作者的某種心態。真正的文化研究，必須重視文化的精神內涵，而不是僅僅熱衷于文化的外在形式。不尊重文化者，遲早會被文化遺棄；視文化為功利者，勢必會以功利閹割文化。三文化的演變問題文化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不斷演變的。但這種演變又不是劇烈的決裂式的變化，而是靜靜地隨著時間長河的流淌幾乎覺察不到變化。任何文化，都表現出承襲中的變革和變革中的繼承。所以，文化研究不能停留在靜態，而要看到不變中的演變和演變中的不變。研究三邊文化，也需要把握這一文化現象。關于文化的繼承和演變，有許多學者已經創作出了豐富的成果。比如，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以翔實的資料令人信服地指出，法國大革命式的劇變，其中包含了幾乎所有的傳統因素。大革命以后的法國，所有的新制度追根溯源都是來自舊傳統。亨廷頓在《變革社會的政治秩序》中也強調，以革命形式建立起來的美國，在保存盎格魯-撒克遜傳統上比英國本土還要典型。馬克思對此早有強調：“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并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2]凡是急于割斷傳統者，總會受到傳統的嘲弄甚至懲罰。所以，文化研究不是在故紙堆中找安慰，也不是無聊文人的消遣和獵奇，而是要探究我們是如何一步步走到現在的。文化研究屬于廣義的歷史學。英國學者柯林伍德在《歷史的觀念》一書中認為，歷史學是思想的一種形式，神學是關于信仰的思想，自然科學是關于外界的思想，而歷史學則是關于人類的思想（按照這一分類，歷史學實際涵蓋了除神學外的全部人類文化）。歷史學要回答的，就是弄清楚人類在過去的所作所為。歷史學的基本方法，就是解釋各種各樣的證據。最后，要做到的就是認識人自身。要知道我們現在能干什么，就必須看我們過去干過什么。要展望未來，必須回觀過去。文化研究的重要意義，正是體現在這種對人類自身發展的回觀之中。正因為如此，文化研究不能停留在“復原歷史”的層次。誠然，最大限度地復原歷史真實，是文化研究的重要內容，但絕不是全部。更重要的事情，是弄清文化演變的脈絡和機制，不但回答“是什么”的問題，還要弄清“為什么”的道理。文化的繼承與演變中，有自發秩序，也有人為秩序；有原生秩序，也有擴展秩序。文化研究，如果能把某種特定文化的演變機制揭示出來，弄清其中自發秩序和人為秩序的關系，探究其中原生秩序和擴展秩序的變遷，將會在學術發展上產生重要的作用。四文化研究與經濟建設的關系問題當今關于文化研究，往往與經濟建設緊密掛鉤。“文化搭臺，經濟唱戲”已經成為使用過濫的一種說法。對此，我們應當有一個清醒的認識。文化與經濟有關，但又不是直接相關。文化本身并不產生直接的經濟效益，一旦文化能夠產生出直接的經濟效益，那就已經變成了文化產業。所謂文化產業，其基本性質是“產業”而不再是“文化”。平遙古城、西安碑林都是文化，然而，當它們變成門票收入時，其文化性質就已經變成了經濟收益的前綴。所以，文化研究對于經濟發展確實是必要的，但又不能等同于經濟發展本身，而只能是一種鋪墊。在文化這個舞臺上，有可能收獲經濟果實，也有可能只開花不結果。“文化搭臺，經濟唱戲”的實質，是把文化工具化，把精神物質化。因此，文化研究不能急功近利，這不是說文化就不講功利，而是說不能從功利目的出發來研究文化。文化研究的本質是非功利的。這里的“非”不是反對功利，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