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焚燒廠暴增引發憂慮

面臨垃圾圍城的緊迫局勢，2012年政府強勢主導和產業界大力推進垃圾焚燒發電，全國范圍內掀起了垃圾焚燒發電建廠的“大躍進”熱潮。垃圾發電高舉能源與環保兩張牌，但大多依靠政府補貼生存，由于沒有找到市場化產業發展路徑，這種粗放式的暴增，會在不遠的將來集中暴露各種問題。生活垃圾資源化處理和管理，我國可能還要走很長的彎路。一垃圾焚燒發電政策落地投資建廠數量暴增垃圾圍城步步緊逼，隨著國家鼓勵垃圾焚燒處理的政策正式落地，引發垃圾發電投資狂飆。2012年3月28日，國家發改委公布《關于完善垃圾焚燒發電價格政策的通知》〔2012〕801號，要求自4月1日起以生活垃圾為原料的垃圾焚燒發電項目，均先按其入廠垃圾處理量折算成上網電量進行結算，每噸生活垃圾折算上網電量暫定為280千瓦時，并執行全國統一垃圾發電標桿電價每千瓦時0.65元（含稅），其余上網電量執行當地同類燃煤發電機組上網電價。4月19日，國務院辦公廳以國辦發〔2012〕23號文下發《“十二五”全國城鎮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設施建設規劃的通知》（以下簡稱《規劃》），明確“生活垃圾處理技術的選擇，東部地區、經濟發達地區和土地資源短缺、人口基數大的城市，要減少原生生活垃圾填埋量，優先采用焚燒處理技術；其他具備條件的地區，可通過區域共建共享等方式采用焚燒處理技術”。這兩個文件相繼發布，意味著國家政策層面完全肯定了垃圾焚燒技術路線。特別是《規劃》的主要目標對垃圾焚燒技術的選用有了明確量化約定指標：到2015年，全國城鎮生活垃圾焚燒處理設施能力達到無害化處理總能力的35%以上，其中東部地區達到48%以上。而2010年全國城鎮生活垃圾處理設施采用焚燒技術占20%。《規劃》提出，全國城鎮生活垃圾采用焚燒技術處理能力要從2010年的每日8.96萬噸提高到2015年的每日30.71萬噸，此規模相當于2010年焚燒技術處理能力規模的3.42倍。要完成該目標，“十二五”期間，垃圾焚燒技術處理設施年均新增規模需達到4.35萬噸/日。按廠均處理能力817噸/日測算，“十二五”期間還需要新建272座垃圾焚燒廠。按每個項目3.27億元投資計算，“十二五”期間垃圾焚燒發電項目總投資將達889億元。[1]垃圾焚燒設備供應商、工程承包商、運營商等將因此而受益。《規劃》發布引起各地政府和相關業界的極大關注，投資者加速進入垃圾處理行業，引發垃圾焚發電投資熱潮。廣東廉江生活垃圾焚燒發電廠項目成功簽約、光大國際獲亞洲開發銀行8億港元貸款投資垃圾焚燒發電項目、成都啟動萬興環保發電廠建設日處理垃圾2400噸、湖南省株洲市投資5億元簽約首個城市生活垃圾焚燒發電廠項目、浙江省湖州市生活垃圾有望全部“變電”、南京兩座垃圾焚燒發電廠年內開建、三菱重工5年內在中國建設200個規模垃圾燃燒爐、寧夏和新疆將建設第一座垃圾焚燒發電廠。廣東省“十二五”期間全省規劃建設36個生活垃圾焚燒發電項目，處理能力約為4.31萬噸/日，“十三五”時期，全省規劃儲備19個生活垃圾焚燒發電項目，新增處理能力約1.95萬噸/日。[2]垃圾發電終于一改往年低調潛行，高調邁向“大躍進”。垃圾焚燒發電行業市場迅猛加速，截至2012年10月，江蘇、浙江、廣東、山東和福建省占據了市場化垃圾焚燒發電項目數量的前五位，這5個省市項目總數為90個，占報告統計項目總數的58.1%，項目區域集中度較高。[3]企業以市場化手段獲得新增項目總處理能力達19800噸/日；2012年企業投資運營生活垃圾處理項目總能力共計154130噸/日，預計占全年城鎮生活垃圾焚燒規模87.2%。表1垃圾焚燒發電投資企業垃圾處理能力二民眾反對身邊焚燒選址運營深陷困境環保加上能源，大力推行垃圾焚燒發電政策的原因非常簡單。政府強力主導“步步為營”，民眾心中不滿“步步驚心”，垃圾廠的選址紛爭至今難以平息。廣州市花都垃圾焚燒廠選址緊貼清遠邊界，由于建成后的煙囪高達80～100米，刮東南風時焚燒尾氣全部吹向清遠。該選址的北面完全是清遠區域，2公里左右有清遠三星村、七星村、朱屋村、橫坑村、銀中村等密集村落及著名的銀盞溫泉旅游區，3～4公里完全覆蓋了清遠龍塘鎮、荷塘鎮及銀盞地區十幾萬人的直接飲用水源——銀盞水庫。[4]5月3日，上百花都、清遠居民高舉“我不想戴著防毒面具生存”“反對垃圾燒到清遠”“保衛家園”的標語，前往廣州城管委，反對花都垃圾焚燒廠選址。在秦皇島，農村民眾維權水平也在不斷提高，在環境NGO和專業律師的幫助下他們迫使浙江偉明環保股份有限公司投資的秦皇島西部生活垃圾焚燒發電廠中斷建設。5月18日，潘志中、潘佐富兩名村代表以“具有環境違法行為的企業卻通過了環保部的核查”為由，將環保部告上北京市第一中級法院。盡管6月21日法院裁定不予立案，但村民認為，“官司輸了，我們種地，官司贏了，我們也還是種地。以前堅持只為了一個鎮、一個村，現在堅持是為了讓大家知道環評造假絕對不行，別以為農民就不講環保、不懂法”。秦皇島焚燒案代表了中國環保由城市民眾參與轉向農村民眾參與，這是繼北京六里屯等地民眾維權叫停了焚燒工程后的又一起民眾維權取得勝利的典型案例。大力推進垃圾焚燒還遭到國際環保組織的批評。2012年４月１２日，廣州市市長陳建華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拜訪卡萬塔能源公司顧問、美國工程院院士尼古拉斯。美國東密歇根環境行動委員會６月５日致信陳市長：“您做出和這些人或公司建立合作關系并提議在廣州建設許多座垃圾焚燒廠之前，將我們的種種關切與您分享。”[5]信中稱，東密歇根已經飽受德梅爾里斯教授種種言論和卡萬塔焚燒廠污染危害之苦，他們不僅給底特律公民帶來了12億美元的財政負擔，而且導致空氣質量惡化和當地民眾哮喘發病率居高不下，并嚴重抑制了該地區建立垃圾循環利用和堆肥體系的努力。號稱850度焚燒的廣州李坑垃圾發電廠居然經常有燒不透的塑料袋和膠鞋，8月23日，永興村3名村民代表前往廣州市城管委接訪現場進行投訴。城管部門當日下午前往李坑垃圾焚燒廠查看，確認屬實并罰款10萬元。11月8日10時20分左右，李坑垃圾發電廠一號爐煙囪里就像鉆出了兩條黑龍，下風向的村民聞到的氣味就像是燒火土，“熏得鼻水眼淚都出來了”，10時50分，刺鼻的氣味也開始淡下來，中午12時左右煙氣才全部消失。整個過程持續了約90分鐘。[6]村民懷疑，兩個月就停三次機，“我們怎么敢放心這樣的發電廠開在自家門口？”盡管反對聲不絕于耳，但在政府的強勢主導和產業界的推波助瀾下，民眾的意見正逐漸被邊緣化。問題不是得以解決，而是在積累。三深層問題諱莫如深氮氧化物超標4倍在中國，垃圾發電廠的運營監管幾乎等于空白，對煙氣、滲瀝液、飛灰、底渣等的主要污染排放數據諱莫如深。2012年，被視為清潔能源的垃圾焚燒發電的另一面逐漸暴露，它排放的二氧化氮是火電廠的4倍，被人批評是綠色背后的黑暗。在全球數十年空氣污染治理的歷史上，氮氧化物與二氧化硫一樣備受重視，是酸雨、光化學污染、灰霾天氣形成的重要成因，還是生成臭氧的元兇。經過一系列復雜的化學反應后，它還會成為如今已為人熟知的PM2.5的一部分，灰霾中細顆粒的50%都是二次生成。在過去的10多年間，盡管我國不斷加大二氧化硫等污染物的治理力度，但是氮氧化物的大量排放，造成了我國光化學煙霧灰霾頻發、酸雨加劇，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等區域出現灰霾污染的天數每年都超過100天，廣州、南京、杭州、深圳、東莞等城市灰霾污染更為嚴重，威脅人民群眾身體健康，已經成為當前迫切需要解決的環境問題。2011年，我國氮氧化物排放量2404萬噸，與2010年相比上升了5.73％，排放量不降反升，沒有完成預定下降1.5％的目標。[7]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明確提出了化學需氧量、二氧化硫、氨氮、氮氧化物的減排目標是“十二五”約束性指標，到2015年全國化學需氧量和二氧化硫排放量分別控制在2347.6萬噸和2086.4萬噸，分別比2011年下降8％，全國氨氮和氮氧化物排放量要分別控制在238萬噸和2046.2萬噸，分別比2010年下降10％，其中氨氮和氮氧化物是“十二五”規劃綱要中實施總量控制的兩項新指標。顯而易見，完成這項約束性指標存在巨大的壓力。2012年1月1日，新修訂的國家標準《火電廠大氣污染物排放標準》正式實施，它對中國火電廠氮氧化物排放限值比歐盟還嚴格1倍，業界稱其“全球最嚴”。歐盟新建大型燃燒裝置的氮氧化物排放限值為每立方米200毫克，美國約為每立方米135毫克。[8]中國的火電新標準，其排放限值為每立方米100毫克（見圖1）。在這項新標準的背后，被稱為“世界工廠”的中國終于在2012年正式開始治理氮氧化物。火電行業是氮氧化物排放的第一大戶，因此成中國氮氧化物減排利刃的最早指向。圖1氮氧化物排放限值《生活垃圾焚燒污染物控制標準》（GB18485-2001）關于焚燒爐大氣污染排放的限制規定，氮氧化物小時均值為每立方米400毫克。享受高補貼的生活垃圾焚燒發電，氮氧化物的排放高于火電行業標準4倍，竟然在如此嚴厲的政策下堂而皇之地逃脫。在完成約束性指標存在巨大壓力的現狀下，對生活垃圾焚燒爐氮氧化物的排放如此網開一面，實在是極大的諷刺。垃圾焚燒企業一再聲稱垃圾焚燒的污染絕對在控制范圍之內，但在氮氧化物這項“十二五”約束性指標面前，他們的公信力已經徹底破產。四焚燒技術并不牢靠依賴補貼終非上策力主垃圾焚燒的人認為，生活垃圾焚燒處理技術逐漸得到正確認識和評價，實現了理性回歸，關于垃圾焚燒技術本身的爭議已經弱化，社會的關注更加偏重于垃圾焚燒的規范化設計、建設、運營和監督管理，但垃圾發電被認為存在很大的技術隱患。標榜為“國家環保模范工程”的李坑垃圾發電廠一再發生爆管事故，其實也是技術路徑的必然結果，學術研究也揭示了這種技術的危險性。上海環境衛生工程設計院陳善平等人研究證明，李坑垃圾發電廠技術工藝并不可靠，高參數鍋爐受熱面腐蝕較嚴重，維護維修、系統材質要求高，非計劃停爐概率增加，焚燒廠年運行8000小時不一定能保證，風險較高；中國還沒有實行垃圾分揀制度，國內垃圾熱值普遍偏低，垃圾焚燒爐高參數技術的效率優勢不能得到充分體現，會使蒸汽高參數帶來的收益低于預期；[9]在系統的經濟性方面，中溫、次高壓發電效率將比中溫、中壓增加6％，但考慮投資、維修、運行時間和管理團隊等因素，實際財務效益不能完全確定。垃圾焚燒是產生多環芳烴的一個主要來源，全球每年向大氣中排放的多環芳烴中，以苯并（a）芘計算的垃圾焚燒排放多環芳烴高達1350噸，僅次于鍋爐燃煤排放。中國農業大學理學院孫少艾等人研究證明，垃圾焚燒廠園區和周邊大氣中多環芳烴遠遠超過我國大氣質量日均標準，也遠超過世界衛生組織標準，已對人體健康構成潛在威脅。研究得出的垃圾焚燒廠周邊大氣氣相和顆粒相中多環芳烴苯并（a）芘等效濃度分別為17.94ng/m3和22.68ng/m3。[10]我國關于苯并（a）芘的大氣質量控制標準為10ng/m3，世界衛生組織公布的標準為1ng/m3。這個結果已經是我國關于苯并（a）芘大氣質量控制標準的1.79倍和2.27倍，是世界衛生組織標準的17.94倍和22.68倍。圖2多環芳烴大氣排放濃度限值在我國，垃圾焚燒發電廠的利潤來源主要是垃圾處理費補貼和上網電價收入。垃圾處理費補貼全國各地從每噸50元到200多元不等。上網電價收入以李坑焚燒發電一廠為例，每噸垃圾平均發電360千瓦時，最多可達400多千瓦時，年上網電量銷售收入達到5000多萬元，僅這一部分足以使垃圾發電廠收支平衡。這種過于依賴政府投資并不是健康的發展模式，國家財政補貼應是象征性和鼓勵性的。按照發改委〔2012〕801號文件計算，超出每噸280千瓦時的發電量不應享受每千瓦時0.65元標桿電價。國辦發〔2012〕23號文件要求“加快信用體系建設，建立生活垃圾運營單位失信懲戒機制和黑名單制度，堅決將不能合格運營以及不能履行特許經營合同的企業清出市場”。而每噸發電多出80千瓦時到120千瓦時電量，已經明顯是騙補行為。已經建成投入運營的垃圾發電廠也出現了讓人頭痛的問題，山東不少垃圾焚燒發電廠部分出現“吃不飽”的現象。總投資9億元的光大環保能源（濟南）有限公司濟南第二生活垃圾綜合處理廠（焚燒發電廠）2011年下半年建成投產，擁有4臺日處理能力為500噸的焚燒爐，每天最多可“吃掉”2000噸垃圾。然而，濟南市每天提供2300噸左右垃圾，燃燒前必須先經過3～5天的發酵滲出約800噸滲瀝液，實際每天只有1600噸的垃圾用于發電，“一般情況下開三臺焚燒爐就夠用，第四臺現在基本處于閑置狀態”。[11]該廠還有一個大型垃圾儲倉，可滿存3萬多噸垃圾，以保證每天都有發酵好的垃圾供應發電，但現在由于垃圾來量太少，儲倉只存了不到4000噸，一旦停供一天，垃圾發電將有可能停擺。“大躍進”式地上馬垃圾發電項目令人擔憂，目前國標未確立、監管制度缺失，且企業管理和技術上存在差距，垃圾發電廠對環境的負面影響難以遏制。雖然政策護航垃圾發電行業，但其爭議將繼續存在，也談不上實現了理性回歸。五未來在于資源再生強烈呼吁取代焚燒2012年12月2日，中國垃圾資源化產業協會在北京舉辦高層論壇，會議認為干餾氣化與厭氧發酵技術等綜合技術應該取代垃圾焚燒。作為環境保護部環境工程評估中心顧問、畢業于清華大學化學工程系的曹鳳中，他主張“必須堅決對建垃圾焚燒廠說：‘不’”，強烈呼吁國家層面要認真研究解決生活垃圾這一重大社會焦點問題。[12]他認為垃圾焚燒的方向是錯誤的，必須回到資源化產業的道路上來，核心是必須在政府主導下嚴格做好由源頭分類到把各類垃圾處理成有價值的資源，獲取經濟效益，形成穩定的循環系統，實現良性循環。自該協會2011年11月16日成立以來，會長趙章元和同事們一直在集中精力從全國40多家垃圾處理資源化企業優中選優，以期從非氧化焚燒的方向中遴選出垃圾焚燒的替代技術方案。1.干餾氣化垃圾干餾氣化可以實現垃圾能源化資源化處理，生活垃圾熱解干餾氣化過程中干餾段完全處于缺氧狀態，垃圾經干餾產生可燃氣體后被碳化，然后在高溫狀態下與氧氣和水蒸氣進行氧化與還原反應生成水煤氣，不屬垃圾直接焚燒，避免了二英生成的條件，能有效遏制二英類物質的生成。原生混合生活垃圾直接進入篩選、分揀、烘干系統后，干燥后的可燃物在垃圾坑堆放，無滲濾液排放。該工藝系統主爐單臺設備適合日處理200噸以下原生垃圾的規模，也可組合成日處理400噸、800噸、1000噸、2000噸及以上多種處理規模。2.厭氧發酵鑒于我國生活垃圾有機質含量高、垃圾含水量大，應先將垃圾進行發酵降解，在含水量低于20%時進行分揀。全自動機械分揀設備可以將混合的生活垃圾分選出各種物品種類。全自動數控系統操作簡便技術成熟，不浪費土地資源，回收種類多，實用性、可靠性強。3.綜合處理以生活垃圾為原料生產固態、液態、氣態燃料和肥料，能將高濕混合生活垃圾一次性提制再生塑料（或燃油）、垃圾衍生燃料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