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的哲學哲學的詩——郭沫若《女神》《立在地球邊上放號》聯讀何郁郭沫若先生的《女神》不是一本簡單的詩集。從地位和影響力來看，它是中國現代新詩的奠基之作。盡管此前有胡適先生的《嘗試集》，但那是從舊詩到新詩的一個過渡，還算不上真正意義上的創作。第一，胡適的新詩沒有對后來新詩的創作起到發酵的作用；第二，胡適的新詩也沒有形成獨立的美學原則；第三，胡適的新詩沒有在“五四”時代形成最強音。與這些內容相稱的只有郭沫若的《女神》。北京大學孫玉石先生評價說：“胡適《嘗試集》那些囁嚅踟躕的小狐步舞，劉半農那些懷有真切感情的人道主義歌聲，沈尹默《月夜》《三弦》那種徘徊于現代與傳統之間的朦朧情調，乃至《雪朝》諸詩人那些格局不大的質樸與率真的吟詠，周氏兄弟在語言上全然打破舊鐐銬，走上歐化之路的‘敲邊鼓’式的沉重而不太響亮的聲音，與這些比較起來，《女神》是新詩中的第一座洪鐘大呂奏出的時代最強最美的歌聲。”的確如此，這就是《女神》的地位和影響力，用石破天驚來形容一點也不過分。聞一多先生概括得可能更精練，他說，《女神》的“精神完全是時代的精神——20世紀的時代的精神”。不僅如此，《女神》第一次以定義中國現代新詩的面貌，以磅礴的氣勢，以摧枯拉朽的力量，以破壞和創造為基本歸旨，以鮮明的個人風格，以獨立的美學追求，昭示著中國新詩的高度，它一經誕生就達到一個高度。它有著鮮明的獨立的美學追求。孫玉石先生說：“強烈的自我表現的英雄調，以情感人的真率的詩歌意識，融雄放與柔美為一體的‘立體的透明’的風格和江河直瀉奔騰似的抒情結構，絕端自由的無拘無束的語言形式，這些要素構成了《女神》藝術世界特殊的美的力量和閃光。”是的，《女神》是一部有著鮮明美學風格的作品，它是郭沫若的生命圖騰，也是“五四”時期的時代潮聲，即恩格斯所說的“這一個”，具有鮮明的個性特征。不僅如此，《女神》還夾帶著復雜的哲學思想，它是郭沫若的生命哲學、青春哲學、歷史哲學、神話哲學和時代哲學。它是一部詩的哲學，也是一部哲學的詩。郭沫若先生在詩中對哲學思想表現出了濃厚的興趣，他用詩、用沖天撞地的激情抒寫了他對時代、對世界、對新和舊的全新思考。他不僅積極吸收中國古代的哲學思想，如莊子、李白、王陽明，還注意吸收歐美思想，如斯賓諾莎泛神論思想。印度詩人泰戈爾的清新與童心、德國詩人歌德與海涅的浪漫主義、美國詩人惠特曼的自我主義和人文主義，都在《女神》中有鮮明的表現和弘揚。郭沫若自己說，他寫詩的第一階段，主要是受泰戈爾的影響，第二階段主要受惠特曼的影響，受惠特曼的影響正好在1919年前后，也就是寫作《立在地球邊上放號》的時候。他說，靜坐的時候，我往往會陶醉于泰戈爾的詩里。這是靜的哲學，也是清新脫俗的哲學。又說，“我在接觸泰戈爾之后不久，便又和海涅的詩接觸了。海浬的一些戀愛詩，雖然和泰戈爾的味道完全不同，但是一樣的清新，而更富有人間味”。這不僅表明了郭沫若詩歌的精神源頭，也說明了郭沫若詩歌的特質，這就是巨大的原始的熱愛。他還說，“在那個時期我在思想上是傾向著泛神論的，在少年時所愛讀的《莊子》里面發現出了洞辟一切的光輝，更進而開始了對于王陽明的禮贊，學習靜坐”。縱觀《女神》這部詩集，我們發現，有一個高大浪漫的自我形象貫串于整部詩集，這就是詩人自己。在《立在地球邊上放號》里同樣有這個形象，這就是隱身的巨人。在惠特曼筆下，也有一個貫串其中的詩人形象，這就是“自己之歌"。完全看得出來，郭沫若先生創作《女神》時，深受惠特曼之影響。正因為如此，我們閱讀《女神》時，就要注意整體，要綜合來讀，既要讀單首詩，也要讀整部詩，或者說，要把單首詩放回到整部詩集中去讀，要注意這種整體美學觀，并且要注意它跟惠特曼的密切關聯。其實詩人自己對這種整體美學特征是非常清醒的，他說，“詩之精神在其內在的韻律，內在的韻律并不是什么平上去入，高下抑揚，強弱長短，宮商徵羽，也并不是什么雙聲疊韻，什么押在句中的‘韻文’！這些都是外在的韻律或有形律。內在的韻律便是‘情緒的自然消漲’”。這“情緒的自然消漲”即抒情主人公。這個抒情主人公，一會兒是鳳凰，一會兒是天狗，一會兒是一群匪徒，一會兒是正在燃燒的爐中煤，一會兒又是一座金字塔。詩人用明確的抒情風格構筑了一座高大浪漫的金字塔，這就是他心目中的時代英雄，也即時代的弄潮兒：三個金字塔的尖端好像同時有宏朗的聲音在吐：創造喲！創造喲！努力創造喲！人們創造力的權威可與神祇比伍！不信請看我，看我這雄偉的巨制吧！便是天上的太陽也在向我低頭呀！哦哦，淵默的雷聲！我感謝你現身的說教！我心海中的情濤也已流成了個河流流向你了！森林中流瀉著的“之”江可不是我嗎？在《立在地球邊上放號》中也有這樣一個弄潮兒，這個弄潮兒體現了郭沫若“力”的哲學和青春的詩的特點，因此我們說這首詩是一首哲學的詩，也是一篇詩的哲學。無數的白云正在空中怒涌，啊啊!好幅壯麗的北冰洋的晴景喲！無限的太平洋提起他全身的力量來要把地球推倒。啊啊!我眼前來了的滾滾的洪濤喲！啊啊!不斷的毀壞，不斷的創造，不斷的努力喲！啊啊!力喲!力喲！力的繪畫，力的舞蹈，力的音樂，力的詩歌，力的律呂喲！首先，這是一篇“力”的哲學。詩的標題與詩歌主體共同構成一個完整的文本。標題交代了詩人觀察和想象的角度，交代了中心事件，交代了抒情主人公-----個偉大的巨子，他親眼見證了一場偉大的破壞和一場偉大的創造。第一句寫高空所見，白云在空中怒涌，“怒涌”就是噴涌，但比噴涌更有氣勢，更有力量。第二句寫水面所觀，北冰洋壯麗無比，正因為壯麗無比，所以詩人幾乎沒有辦法用別的言語來形容了。本來我們以為可以確定巨子所站立的方位，以為巨子就是站立在北冰洋邊上放歌的，但第三句一下子就沖毀了讀者的思維，詩人一下子又跳到太平洋了。那么詩人—我們這位抒情主人公，這位時代的巨子，這位“力”的代言人，究竟站在哪兒放歌？我們只能明確而又模糊地認識到，他是站在地球邊上，至于到底是哪里，就不要追問了—寫詩不是傳授知識。這就給讀者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空間。前三句是總體描寫，從第三句開始，就集中描寫“力”了，“力”成為抒情對象。這“力”擁有破壞力，它要將太平洋提起，用太平洋全身的力量，來把地球推倒。往哪邊推呢？這不重要，重要的是推倒，推倒就是破壞。郭沫若這首詩寫于1919年9、10月間，正好是“五四運動”之后，狂飆突進的風暴還沒有完全止息。“五四運動”一個鮮明的標志就是要毀壞一個舊世界，打破一切舊制度、舊傳統。描寫太平洋要將地球推倒，就是對“五四運動”毀壞一切舊勢力的一個強有力的呼應。于是眼前就奔來滾滾洪濤，這滾滾洪濤正是毀壞一切舊勢力的推手。但僅有破壞是不行的，一來不符合生活辯證法，二來這也不是詩人真正的理想，詩人毀壞的目的正在于創造，在于創造一個全新的世界，這才是辯證法，才是“力”的辯證法。“力”的辯證法就是破壞和創造，破壞一切舊的，創造一切新的。于是詩人縱情謳歌，“不斷的毀壞，不斷的創造，不斷的努力”，從毀壞到創造再到努力，一步步，方向明確，目標精準，創造要發揮出沖天之力了！詩人還覺得不過癮，還沒有盡情發揮，沒有把這種對“力”的贊美推到極致，于是詩人又連用五個短語對“力”的美進行排山倒海式的歌唱，甚至連主語、謂語都省掉了，直接呼告對象：“力的繪畫，力的舞蹈，力的音樂，力的詩歌，力的律呂喲!”這真是對“力”的全方位的贊美！繪畫的角度，是外在于形的角度，構圖、色彩、線條，無不體現力量；舞蹈的角度也是外在于形的角度，不同的是，它同時伴有韻律；音樂的角度，是聽覺的角度，也可以理解為外在于形式，它是極力贊美力的聲音；只有詩歌和韻律上升到一個更高層面，上升到一個事物本身所含有的節奏感和律動之美的層面，才是抽象的層面。贊美“力”本身，這就是時代的圖騰，“五四”之精神，破壞一切，也創造一切；這就是“力”的本體和載體，“力”就是事物本身，事物本身都蘊藏著力，靠這種力量，就能改變過往，就能自破自立自新生。郭沫若先生說：“此力即是創生萬匯的本源，即是宇宙意志，即是物之自身。能與此力暝合時，則只見其生而不見其死，只見其常而不見其變。……人之究竟，唯求此永恒之樂耳。”這就是郭沫若“力”的哲學。其次，這是一首青春之歌，也是一首“自己之歌”。郭沬若1892年出生，少年時入成都名校石室中學就讀。1914年東渡日本，入九州帝國大學學醫，后棄醫從文，走上文學創作道路。1919年，郭沫若27歲，心智比較成熟了，對世界、對時代有著自己獨立的判斷和認知。他要將自己的青春，匯入時代的滾滾洪流，匯入中國的改變和創造之中。他就是站在地球邊上“放號”的人，就是這個時代弄潮兒。青年人會想些什么、會做些什么呢？當然是追求建功立業，像李白那樣，“卻秦振英聲，后世仰末照”，“海晏河清”，就是要輔弼天下，建立功勛。對于郭沫若來說，就是要寫詩，用文學創作的手段參與“五四運動”。郭沫若說，“‘五四運動’發生的一年，我們在那年的夏天，響應國內的運動，曾經由幾位朋友組織過一個集會，名叫‘夏社’，干過些義務通信的事情”。得力于這個機緣，郭沫若開始接觸國內的《時事新報》，讀到《學燈》上發表的詩作。后期，宗白華接管編輯《學燈》，郭沫若與之密切聯系，然后就幾乎天天在上面發表詩作了。于是，有關青春的一些內容悉數進入詩人的創作視野，愛情、愛國、理想，或者正直、勇敢、童心，或者改變、破壞、創造……總而言之，一切追求、歌唱，都進入詩人筆下。寫于1919年3月間的《別離》就是一首愛情詩；《浴海》就是一首關乎青春理想的詩，抒發了青年一代要勇于投身時代洪流、以青春的血浪與心火去洗滌陳腐、改造社會的豪情壯志；《夜》呼喚民主，呼喚平等，呼喚自由，呼喚新生，呼喚青年人迎著新生活向前走。總之，青春的色彩十分鮮明。不可忽視的是，在這個青春禮贊里，還有一個鮮明的特點，就是詩人充分肯定自己，抒寫“自己之歌”。這一點深受惠特曼的影響，惠特曼的《草葉集》里就有一首一千多行的“自己之歌”，這首詩是《草葉集》的引詩、序詩，也是主題詩；當然，還有歌德的影響。郭沫若親自翻譯了《少年維特之煩惱》，而且激情洋溢地寫了一篇序引。他說：“我譯此書，于歌德思想有種種共鳴之點。此書主人公維特的性格，便是狂飆突進時代少年歌德自己的性格，維特的思想便是少年歌德自己思想。”郭沫若還在一篇《我的作詩的經過》的創作談里，交代了創作《立在地球邊上放號》等詩歌的創作背景，從這個背景里，我們能清晰地看到他與惠特曼的密切關系。他說：“我那時候不知從幾時起又和美國的惠特曼的《草葉集》，德國的華格納的歌劇接近了，兩人也都是有點泛神論的色彩的，而尤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