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比較優勢理論本章內容介紹重商主義基本思想與政策主張對重商主義的古典批判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重商主義第一節重商主義(Mercantilism)是指在1500~1750年這一時期內存在于歐洲的經濟思想的一個集合。我們不能把它劃歸為一個正式的思想流派，它只是把有關國內經濟活動和國際貿易作用的一些相同的觀點總結起來，這些觀點支配著這段時期的經濟思想與政策制定。實際上，新大陸的發現為人們提供了新的貿易機會并擴大了國際聯系的范圍，人口的增長，文藝復興運動的影響，商人階級地位的上升，在西半球（美洲）貴金屬的發現，人們對利潤與資本積累的宗教觀念的變化，以及民族國家的興起等，這些都促進了重商主義思想的發展。事實上，重商主義常常被看作是國家建設的政治經濟學。重商主義產生的時代背景3.1.1經過勞動人民的長期實踐，在15世紀前后，西歐社會的生產力獲得了顯著的發展在15世紀末16世紀初，出現了地理大發現文藝復興運動“解放”了人們的思想在15、16世紀，西方世界醞釀著重大的變化關于西歐15世紀以前社會經濟發展的情形，有興趣的同學可以閱讀比利時著名史學家亨利·皮朗(HenriPirenne)的《中世紀歐洲經濟社會史》(EconomicAndSocialHistoryOfMedievalEurope)，該書中文譯本由上海世紀出版集團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7月出版。參考書地理大發現是指在十五～十七世紀，歐洲航海者開辟新航路和“發現”新大陸的通稱，它是地理學發展史中的重大事件。

1409年，湮沒了一千多年的托勒密《地理學指南》被譯為拉丁文后，大地球形說廣泛傳播。但古代學者沒有可能直接驗證地球的形狀，也很少能精確地測定地球的大小和海洋陸地的分布。15～17世紀，由歐洲通往印度新航路的發現、美洲大陸的發現、環球航行的成功以及其他航海探險活動，圓滿解決了這個問題，使人類對地球的認識產生飛躍。這些事件被通稱為地理大發現。

地理大發現引起了人們思想上的變革，對地球科學的進步和歐洲資本主義的發展都起了很大促進作用。地理大發現的驅動因素

15世紀以來西歐商品經濟發展很快，對貨幣尤其是貴金屬的需求急速增加。1493-1520年間，歐洲產銀共4.5萬公斤，年產量只有1600公斤。在同東方的貿易中歐洲又是入超逆差，所以當時歐洲的貴金屬是極度的匱乏。向外擴張尋求貴金屬是首要目的。同時對香料尤其是食用香料的追求也是原因之一。

經濟因素

基督教自認為是普世的宗教，凡有人類的地方都應該有基督教，教會應該成為大一統的世界教會，異教徒必須皈依基督教，否則便應該為基督徒所奴役。基督教的理想是探險、發現、擴張的催化劑，它使各種的世俗要求丟罩上神圣的光環，成為探險家和征服者的精神支柱之一。所以他們所到之處都會立十字架、給當地土著洗禮。宗教因素文藝復興運動文藝復興運動是西歐歷史上劃時代的重大思想運動，其對西歐乃至整個人類社會的發展，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文藝復興時期的思想家在史學、哲學、政治學等幾乎所有領域為現代思想的生成奠定了基礎。關于文藝復興時期的思想，有大量的文獻可供大家參考。同學們可以找美國歷史學家羅蘭·斯特龍伯格(RolandN.Stromberg)的《西方現代思想史》，該書由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年9月出版。彼特拉克卜伽丘達芬達·芬奇但丁拉伯雷伽利略哥白尼莎士比亞任何想贏得君王恩寵的人，向來都是這樣：不是把自己認為最寶貴的東西獻給君王，就是把自己認為君王最喜愛的東西獻給君王。…..鑒于我的能力所限，不能獻給您豐厚的禮物。…仰賴你的寬厚博大，這部著作一定會蒙你接納的。…因此，殿下，請你體諒我的心意…當您細心研讀這部著作時，就會從中了解我的熱切愿望；同時，如果殿下有朝一日從你所在的巍巍頂峰俯瞰這卑下的地方，你就會察覺我是多么無辜地受著命運之神地那種惡毒的、持久的、巨大的折磨！——給洛倫佐殿下的獻詞拉斐爾米開朗琪羅3.1.2重商主義的基本思想和政策主張重商主義者的核心思想是一國的財富反映在其所擁有的貴金屬上。此外，重商主義者思想體系的一個最重要的支柱是世界資源的靜態觀。在此體系下的經濟活動被看成是一種零和博弈（zero-sumgame）,即一國經濟的所得一以另一國經濟的所失為代價的。因此，攫取貴金屬就成為增加財富和福利的一種手段，也是新興的歐洲民族國家經濟活動的中心內容。在一個敵對的世界里，加強國家權利對一國經濟發展至關重要，這成為重商主義者的另一個教條。強大的軍隊，龐大的海軍力量和商船海運，以及具有較高生產率的經濟是維持和提高一個國家實力的關鍵。重商主義者認為經濟體系由三個部分組成：制造業、農業部門（本國腹地）和外國殖民地。他們把商人階級看作是對經濟體系順利運行起關鍵性作用的一個集團，勞動力則是最重要的基本生產要素。他們承認并應用勞動價值論（labortheoryofvalue）。在那時，大部分的經濟學家和政策制定者都贊成經濟活動應該受到管制，而不能讓其放任自流。最后，重商主義者強調有必要維持一個貿易順差（favorablebalanceoftrade）或者說正的貿易差額(positivetradeofbalance)。這一見解在于，他們把財富等同于貴金屬的積累，同時為維持一定規模的戰爭基金以養現有的軍隊需要一個富裕的國家。這種觀點的中心思想是一種含蓄的重商主義信條，即經濟都運行在非充分就業的狀態下，因此，增加貨幣供給就會刺激經濟發展，導致產出和就業的增長而不引發通貨膨脹。這樣，保持正的貿易差額對一國經濟就很有益了。（一）重商主義者的經濟體系國家控制貴金屬的使用和交易，這通常被稱為重金主義（bullionism）。尤其是，國家力圖禁止個人出口金銀和其他貴金屬。同時，政府還賦予一些特定的公司在某些航線和區域的特許貿易權。通過壟斷和壟斷性市場力量，貿易壟斷滋生了高額壟斷利潤。政府為了最大可能地獲取貿易順差，從而使貨幣流入本國，還會使用一些特殊的政策來控制國際貿易。比如對出口進行補貼，對消費品的進口實行配額和征收高關稅。但對那些可以被本國勞動力轉換成可出口商品的原材料的進口，所征關稅卻很低，或者根本就不征收。政府也鼓勵與殖民地之間的貿易，殖民地被看做是低成本的原材料和農產品的來源地，同時也是宗主國出口工業品的潛在市場。國際貿易，并使船運服務中的貨幣流入量達到最大化。

（二）國家的作用重商主義提倡通過控制行業生產和勞動力的方式來管理一國的經濟活動。利用發放獨家生產許可證來推行一套全面的管理體系。還通過手工業行會對勞動力實行各種限制。重商主義者認為這樣有助于提高熟練工人的素質和他們所生產的工業品的質量——質量可以增強出口的能力并增進一國的財富。最后，重商主義者推行低工資政策。在當時，普遍地存在這樣一種看法，認為下層社會只有處于貧苦之中才能保持其勤勉精神，提高工資會導致生產率的降低。工資不是由市場來決定的，而是由當時的經濟體制決定的，提供給工人的工資收入要與他們的社會地位相一致。但是，由于勞動力被看做是一國經濟的生力軍，產出增長的關鍵在于不斷增長的人口。這樣，政府又通過鼓勵大家庭，對兒童給予補貼，給結婚的人提供資金援助等方式來刺激人口增長。

（三）重商主義和國內經濟政策國內對重商主義的幾種典型評價何新：首先應當指出，"重商主義"這個名稱是一個錯誤，需要為它正名。重商主義既是一種理論思潮，又是一種政策本系。重商主義是近代經濟學的起點，是經濟民族主義的理論代表，也是國家干預主義的前驅，是一種極為重要的經濟思想。中國人由于不了解和忽視這一理論體系，在經濟的對外交往中吃了很多虧。熊彼特在所著《經濟分析史》中指出：

“十九世紀的絕大多數作家，不僅不贊同而且很輕蔑”重商主義“--他們看到的只是這些見解的錯誤，而且在論述其前輩時，養成了一種作風，即只要認為某一種著作具有一丁點”重商主義“氣味，就幾乎足以判處這部著作的死刑。

這個傳統是亞當·斯密建立起來的，來自他對他（也許是效法重農學派）稱之為商業主義或重商主義體系的著名攻擊（《國富論》，第四編）。”《經濟分析史》1-140頁。

熊彼特說，由于某一權威的謬誤立說，常常在科學中造成積非成是的謬見。結果是：

"在科學方面同在其他方面一樣，我們所擁護和反對的并不是人和事的本來面目，而是我們為其所作的漫畫。"同上，第142頁。

應當指出，雖然重商主義并未形成一個完整系統的理論體系，但它提出了一系列理論主張，都是為國家制訂宏觀經濟政策服務的。重商主義并不是為商人服務的，而是為國家制訂方針和政策服務的，因此它是"政治經濟學"或"國家主義經濟學"的前身。重商主義可以休矣毫無疑問，重商主義也曾經影響過中國的外貿政策。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中國展開了一場“創匯運動”，這一運動在整個90年代達到高峰。為了創匯，中國采取了諸如出口退稅等一系列促進出口的外貿政策，中國的外匯儲備也由此快速增加。自1990年的110億美元增加到2000年的1655億美元，中國的外匯儲備在10年中增加了15倍。當然，正是由于巨額外匯儲備作為后盾，才使中國順利度過了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維護了中國的國家金融與經濟安全。

但是，推行重商主義的外貿政策對中國而言并不是有百利而無一害的事情。因為今天積累的外匯儲備只是美元這個紙幣而已，它不能像黃金那樣保值。一旦發生美元貶值，中國所遭受的損失不言自明。因此，中國目前已經開始加大進口力度，努力平衡國際貿易收支，逐步擺脫重商主義對中國外貿政策的影響。隨著每個國家變得越來越聰明、越來越有理智、越來越具備長遠眼光、越來越認識到自己的整體利益所在，她們就會越來越學會控制自己為了一時的局部利益而做出的沖動行為（比如高關稅乃至戰爭），國與國之間的關稅堡壘就越來越小、戰爭就越來越少。在歐洲，這個過程從15世紀歐洲專制主義國家建立開始，到二戰結束，歷時五百多

年。

人類對自由貿易規則意義的自覺認識，在亞當·斯密的《國富論》里第一次得到充分體現；而今天的中國，也終于通過加入WTO、從而以自由貿易的規則全面融入全球經濟之中。

從歐洲歷史發展的順序來看，如果我們把羅馬帝國和歐洲中世紀作為其農業社會的典型形態，把以產權明晰、自由經營、自由貿易、“看不見的手”為特征的近現代歐洲作為其工商業社會的典型形態，那么，重商主義的歐洲國家顯然是介于這兩者之間的一種過渡形態。附錄3·1MarketAccessandCompliance

MessagefromAssistantSecretaryWilliamH.LashIII:

"KeepingforeignmarketsopentoAmericanbusinessesandworkersisourtoppriority.

MAClooksforexportingproblemscausedbyforeigngovernmentsanduseseverypossibletooltoachieveequaltreatmentforU.S.companiesandworkers.

Pleasecontactusifyouareencounteringanyforeignmarketbarriersandwewillquicklyevaluateandaddressyourconcerns."

HowisMACorganized?

Thefollowingcomponentsarecrucialinaddressingmarketaccessandcomplianceproblems:

TheTradeComplianceCenter

-staffmonitorsdevelopmentsinourtradeagreementsandprovidessituation-specificassistanceoncomplianceproblems

RegionalOffices-countryexpertsmonitoreconomicandpoliticalchangesthatcouldaffectexportingU.S.businessesandworkers

DevelopmentPrograms-focusonstrengtheninghumanandinstitutionalcapacityindevelopingnations

OutreachandCommunication-ourstafftravelsacrosstheUnitedStatesandmeetswithexporterstoidentifyforeigntradebarriers

附錄3·1第二節對重商主義的古典批判在18世紀早期，對經濟活動本質的認識開始發生變化。重金主義和重金主義者被認為是幼稚的。在農民暴動和君主制動勝利的壓力下，國家政治集團已經出現，封建制度讓位于中央集權的君主制度。技術進步及伴隨而來的利潤動機的不斷加強推動了市場機制的發育，同時國家壟斷開始消失。一部分由文藝復興所帶來的新觀念和新的哲學（特別是人道主義觀點對不可知論的探索），使人們的精神世界日新月異。到了18世紀后期，當早期的古典學者大衛·休謨和亞當·斯密對重商主義的基本原理提出質疑的時候，有關國際貿易的思想就開始發生了變化。（一）大衛·休謨的價格---貨幣---流轉機制大衛·休謨像，1766。藏于蘇格蘭國家肖像畫廊大衛·休謨（1711—1776）是英國哲學家、歷史學家和近代不可知論的著名代表。著有《人性論》（1739—1940）、《人類理智研究》（1748）和死后出版的《論靈魂不死》等。休謨從貝克萊的主觀唯心論走向不可知論，認為人們只知其感知，至于是否有客觀事物存在則是值得懷疑的，也是無法知道的。他對觀念和感覺印象作了區分。他認為觀念和感覺印象是兩種心理現象，印象是有力、生動的知覺；觀念是微弱的不生動的知覺，觀念是印象的摹本。他把觀念加以分類，復雜觀念是通過簡單觀念的聯想而成。他提出的兩條聯想律是相似律以及時空上的接近律。兩個觀念越相似和越接近，它們越容易形成聯想。另外，休謨把因果律看作是人類經驗的習慣。他說：“在我看來，觀念的聯系只有三條原則，就是‘相似性’、時空上的‘連續性’以及‘原因’或‘結果’。”大衛·休謨（在1752年的《政治論叢》中）運用其建立的價格---貨幣---流轉機制（price-specie-flowmechanism），第一次對重商主義者的理論提出挑戰。他對于重商主義者所認為的一國能夠連續不斷地積累貨幣而不會影響對其國際競爭地位產生影響這一觀點提出了質疑。他認為，通過貿易順差來積累黃金的做法會導致一國貨幣供給增加，從而抬高價格和工資水平。這種上漲會降低貿易順差國的競爭力。注意到，休謨假定貨幣供給的變化會影響價格而不影響產出和就業水平。同時，貿易赤字國黃金的流失會導致其貨幣供給、價格和工資水平的下降，從而提高其競爭力。這樣就不可能讓一國無限期地連續保持貿易順差。貿易順差（或逆差）會自動地影響內部經濟的運行，從而改變一國的順差（或逆差）狀況。貨幣在國家間的流動就起到了經濟自動調節機制的作用。這一機制總能使一國的出口額等于其進口額（也就是零貿易差額）。

A國B國

貿易順差貿易逆差貨幣積累貨幣流出通貨膨脹物價上升通貨緊縮物價下跌商品競爭力下降商品競爭力提高出口減少順差減少

出口增加逆差減少休謨價格－貨幣－流轉機制示意圖（二）亞當·斯密和絕對優勢理論

亞當·斯密（AdamSmith）

(1723-1790)

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體系的建立者。代表英國工場手工業已高度發展、產業革命開始時期資產階級的利益。在愛丁堡大學和格拉斯哥大學講授文學、邏輯學、道德哲學。1776年發表其代表作《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簡稱《國富論》）。從人類利己心出發，以經濟自由為中心思想，以國民財富為研究對象，第一次系統地論述了政治經濟學的主要內容。相當正確地表示出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內在關聯。認為勞動是財富的源泉和價值的尺度，是他的一大功績；但又說價值由工資、利潤和地租所構成，則為庸俗的生產費用說之濫觴。主張自由競爭，抨擊重商主義，對英國經濟政策曾起過重大作用。另一重要著作是《道德情操論》。（引自《辭海》2204頁）看不見的手(invisiblehand)卡倫沃恩(KarenI.Vaughn)著楊敬年譯，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第1069-1071頁附錄3·2“看不見的手”是一個隱喻，亞當·斯密（AdamSmith）用來描述這樣一種原理：由于個人行為的非故意的結果，一種能產生善果的社會秩序出現了。雖然斯密在他的著作中從這種意義使用“看不見的手”這個詞只有兩次��一次是在《道德情操論》中，一次是在《國富論》中，但是這個隱喻所表達的思想是滲透在他的全部社會和道德理論之中的。的確，正是看不見的手這個概念，使得斯密能夠建立一種將經濟看作是一個相互聯系的社會制度開創性的綜合理論。說看不見的手使得理論的社會科學本身成為可能，并不是什么夸張。附錄3·2（續一）在《道德情操論》中，在解釋追求財富和奢侈的欲望怎樣促使人們去從事巨大的工業和生產時，斯密指出，通過所有這種努力而變成富有的人們，在真正重要的塵世物品的享受方面，并不比為生產這些物品而勞動的窮人處境更好。例如，富有的地方想要得到無足輕重的奢侈品，但是只能消費他的努力所生產的糧食的一小部分；其余的糧食須支付給為他服務的人們。富有地主“……盡管生性自私和貪婪，雖然他們只圖自己的方便，雖然他們從其所有雇用的千百萬人的勞動中所要達到的唯一目的就是滿足自己的無聊的和無砂的欲望，他們卻同窮人分享他們所獲得的全部改進的產品。他們被一只看不見的手引導著去進行生活必需品的分配，這種分配差不多同假設土地在其所有居民中分割成相等的部分時所能有的分配一樣；這樣，沒有打算去作，沒有真正去作，卻促進了社會的利益，為人類的繁衍提供了生活資料”（《道德情操論》，第4卷，第304、305頁）。附錄3·2（續二）在《國富論》中，斯密在說明為什么對進口或對使用自己的資本進行限制為不必要時，使用了“看不見的手”一詞：“因此，當每一個人企圖盡可能地使用他的資本去支持本國工業，從而引導那些工業使它的產品可能有最大的價值時，每一個人必然要為使社會的每年收入盡可能大而勞動。的確，他一般既無心要去促進公共利益，也不知道他對之正在促進多少。他寧愿支持本國工業而不支持外國工業，只是想要確保他自己的安全；他指導這種工業去使其產品能具有最大的價值，只是為了他自己的利益，也像在許多其他場合一樣，他這樣做了他自己的利益，也像在許多其他場合一樣，他這樣做只是被一只看不見的手引導著，去促進一個并不是出自他本心的目的。”（《國富論》，第4卷，第456頁）附錄3·2（續三）由看不見的手所造成的并非有意去造成的秩序這種基本思想，不是斯密的創新。在17世紀配第（Petty）和洛克（Locke）的著作中，這種思想已經隱約可見。斯密的看不見的手在18世紀最早的先行者之可見。斯密的看不見的手在18世紀最早的先行者之一，是伯納德·曼德維爾（BernardMandeville）。雖然關于曼德維爾是否有一種堪與斯密比擬的自行建立的秩序的概念還有一些爭議，但是他的關于貪婪，奢侈和不知饜足這些私人惡癖會導致財富豐盈這種公共利益的名聲不好的說法（《蜜蜂的寓言》，1714年）激起了許多辯論卻是十分清楚的。蘇格蘭啟蒙運動的哲學家們——斯密是其中之一——拒絕接受曼德維爾把私利同貪婪等同起來這種聳人聽聞的說法，但是他們創立了這樣一種基本思想作為他們寫作的一個主題：私人行為可以產生行為人所不曾預期的有益的公共影響。例如，亞當·弗格森（AdamFerguson）把私人財產和一般政治制度描述為“人類行為的結果，但不是執行任何人類意圖的結果”（《關于文明社會史的論文》，1767年）。大衛·休謨（DavidHUME）在解釋司法制度怎樣作為關于具體爭端處理的一系列個人為自己謀利益的決定的副產品而出現時，在他主張說人類體制（如貨幣和語言）是從個人指向另一目的的行為而產生時，均曾乞靈于這一概念（《人性論》，1740年）。附錄3·2（續四）亞當·斯密也像曼德維爾、弗格森和休謨一樣，把他的體系建立在這樣一種觀察上：人的動機就是利已。可是，對斯密來說，利已可能是一種值得贊美的人類特性，反映了一個人不僅關心他的物質福利，還關心他的榮譽。更重要的是，對斯密來說，利已是社會理論中的“運動原理”，就像吸引力是牛頓物理學中的運動原理一樣。斯密相信，那些認為政府可以自由制定它用來調節社會的任何法律的人，是不懂得人性的一個最基本的特點的。斯密所稱的“制度的人”，“似乎想象他能擺布一個巨大社會的不同成員，就像一只手在棋盤上擺布不同的棋子一般容易；他不考慮，在棋盤上的不同棋子除了那只手在移動它們之外，還有其他的運動原理；在人類社會這個巨大棋盤上，每一個棋子都有它自己的運動原理，與立法者可能想要施加于它的原理完全不同”。（《道德情操論》），第380-381頁）附錄3·2（續五）自然，18世紀是緊隨牛頓的偉大發現之后的一個世紀。亞當·斯密不僅熟悉牛頓的思想，他在自己的早期學術生涯中甚至還寫了一部天文學史，其最后10頁贊揚了伊薩克·牛頓爵士（SirIsaacNewton）的體系。因此，從“牛頓的”體系去看亞當·斯密的經濟體系，即把它看作是根據少數簡單的人類行動原理去解釋一種復雜的社會秩序的企圖，似乎是合理的。斯密在事實上所描述的經濟體系，乃是人的利已心以及就一種東西和另一種東西進行交換、互易和交易的特有的人類習性二者的產物。交換導致勞動分工，而勞動分工使工人能利用規模經濟，從而產生比沒有交易時得到更大的財富總額這種非預期的結果。因此，國家財富不是依存于自覺的政府計劃，而是依存于個人進行交換、專業化和擴大他們的市場自由。其次，斯密的“天然自由的簡單體系”總的有益性質不是依存于個人的善心，而是依存于在一種自由交換制度中利已心的作用。斯密指出，在交換中，我們達到自己的目的，既不是由于強迫我們的交易伙伴，也不是由于乞求他的慈善心，而是由于在交易過程中同他自己的利已心相契合。兩個人進行交易，因為從交易中均能獲得好處。或者像斯密所說：“……人差不多總有機會去獲得他的兄弟們的幫助，然而只是期望從他們的善意去獲得這種幫助，那是徒勞的。但是他如果能激起他們的利已心，使之傾向于他，并向他們表明，正是為了他們本身的利益才去作他所以他們為他要作的事情，那他就很可能達到目的。……我們不能期望從屠夫、釀酒師和面包師的慈善心得到我們的晚餐，而是從他們關懷他們自己的利益去得到。”（《國富論》，第1卷，第26頁）附錄3·2（續六）一般說來，“看不見的手”如此生動地概括的這個概念;這個概念，卡爾·門格爾（CarlMenger）改稱為“對社會現象的有機理解”（（1883年）1963年，第127頁以上），哈耶克（Hayek）最近稱之為“自發的秩序”是由三個邏輯步驟組成的。第一步是一種觀察：人類行為常常導致行為人所不曾存心和不曾預見物結果。第二步是一種論點：從大量個人或從長時期來看，這些沒有存心而產生的結果的總和，在適合的環境下，要能形成這樣一種秩序：它是人心所能理解的，它的出現好像是某一個明智的計劃人所造成的產物。第三和最后一步，是一個判斷：總的秩序對于這種秩序的參與者能以他們所不曾存心而又感到可取的方式，對他們產生善果。附錄3·2（續七）自然的反復無常，人類計劃的總不可靠，是自從有史籍記錄的最初時刻起，宗教教義、哲學和戲劇文學中所談論的主題。只是從引用了下面這個觀念以后，人類計劃的非存心的結果才變得在科學上饒有興趣：人類各個成員的獨立行動能在無意中使一種可以理解的秩序井然的社會過程得以產生。顯然，沒有人類行為中的看不見的手的某些概念，社會科學是不可能產生的。唯一的不把社會過程描述為有目的的個人行為的非存心的副產品的辦法，就是將全部社會制度和習慣作法或者看作是自覺的人類計劃的預定的開展，或看作是超出人類經驗的自然的或超自然的結果。正是由于這個緣故，哈耶克把自發的秩序稱為第三類現象，介乎由自覺計劃形成的組織與物質世界二者之間。“看不見的手”這個表述中的第三步，比其他兩步的爭議大，它對于社會秩序的描述甚至也并非必要。判斷一種自發秩序地是否能產生善果，如斯密顯然所作的，是從一種具體的道德眼光并在一種具體的政治和歷史環境中去判斷它。斯密的道德眼光就是這個制度的參與者的道德眼光，而他的判斷是，在一種主要是自由的市場制度下，比起在18世紀英格蘭仍在實行的重商主義管制的制度下，這些參與者的處境會更好一些。可是，人們能夠很容易設想一個自發的社會，其中人民好像是被一只看不見的手引導著，去促進一個邪惡的和令人不愉快的目的。由于人類行動的非故意的結果而出現的那種秩序的優良與否，最終取決于人類在其中行動的規則與制度的種類，以及他們面臨的各種真實的選擇。附錄3·2（續八）自發的秩序可以從兩種互相關聯的方式去設想。可以把這秩序描述為一種社會制度中的一組規章，這種社會制度是在一套社會規則的范圍內用某種方式自行組織起來的。依照這種解釋，這個制度中的約束物很可能是由人的設計樹立起來的，可以起好作用，也可以起壞作用。反之，自發秩序可以被設想為演進的秩序，其中的規則本身是人類行動的非存心的產物。例如，我們設想市場經濟是根據一套“博弈規則”來起作用的，這套規則使得資源配置上的錯誤能在這個制度以內自行糾正。這些規則（法律、習慣、政治組織的命令以及各種財產權利）會被設想為自覺的人類計劃（如在具體的立法中和憲法設計中）的產物。反之，它們也可以被設想為其本身是旨在達到具體的和狹隘的目的的人類行動所產生的非存心的結果。在亞當·斯密的著作中，對自發秩序的這兩種解釋均可找到。斯密在他的道德哲學中，也像大衛·休謨一樣，主張說；我們的道德規范是從在具體歷史中個人經驗和個人判斷的積累逐漸演進而來的，而演化出來的規范本身卻具有促進社會穩定的那種非存心的結果。在他的《國富論》中所陳述的經濟理論中，貨幣價格、利潤和虧損提供了信號，對資源的配置失當進行糾正，導致經濟增長，而市場、貨幣、勞動分工這些經濟體制，全都是依演進的方式出現的。人們怎樣看待社會的各種體制，不僅使他的政治觀點有所不同，而且使他怎樣去評價一種經濟制度亦有所不同。附錄3·2（續九）從自行建立秩序的制度這種意義來說的自發秩序的概念，在整個19世紀直到現在繼續為經濟科學、特別是一般均衡理論提供了基礎。在一般均衡的表述中，自利心被解釋為對于一切商品（但不是慈善心或榮譽感）的偏好秩序，而社會的政治體制和社會體制是可以通過政府的糾正行動去改變的。根據這種看法，看不見的手仍然會使制度運轉，但不一定能保證結果是最佳的。的確，如果人們遵循這種論點的邏輯直到得出它的結論，那末看不見的手從最好的方面說也是癱瘓的，因為它實際上只能在現實世界中不可能得到滿足的條件下，才能起產生善果的作用。關于看不見的手的另外一種表述從亞當·斯密到卡爾·門格爾均可找到，它把一個社會的經濟體制看成是自利的經濟行為的非存心的副產品，把這些體制看成是對于自行建立秩序的過程所不可缺少的。因此，不去過問需要有何種體制去使看不見的手能完全起作用。這種觀點提出了一個問題：現有市場體制出現的經濟理由是什么，這些體制為之服務的未被覺察的目的又是什么。在這里，只是企圖表明，現有市場體制是怎樣作為人類行動的非存心的結果而出現的。這一點，連同這類體制服務于比計劃人所知道的更多的目的這個論點，使得人們在解決市場的安排時更加謹慎。附錄3·2（續十）/njuc/dep/shangyuan第二次對重商主義者理論的攻擊來自于亞當·斯密。斯密發現，一國的財富反映在其生產能力上，而不是其所擁有的貴金屬水平。這就把人們的注意力從獲得貨幣轉向了擴大產品和勞務的生產上來。斯密相信一個人在其中自由地追逐自身利益的環境，最有利于促進生產力的提高。追求自身利益會導致人們根據各自的專長進行專業化生產并交換商品與勞務。對商品和勞務“交換、交換、再交換”的自然趨勢通過不斷深化的勞動分工與專業化的發展，就會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水平。追求自身利益是經濟活動的催化劑，競爭是經濟活動的自動調節機制。斯密看不出有讓政府來管理經濟的必要。他強調，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的政府政策才能更好地為增進一國財富提供一個良好的經濟環境。政府該盡的職責只在于，通過消除那些妨礙市場“看不見的手”有效運作的障礙，來保證市場以一種不受約束的方式自由地運作。斯密把他對國內經濟分工的觀點運用在進行國與國之間的專業化生產和商品交換的情況中。他得出結論，認為各國應當專業化生產并出口那些具有絕對優勢（absoluteadvantage）的商品，同時進口那些其貿易伙伴具有絕對優勢的產品。絕對成本說的舉例說明一個小時一個中國工人4雙1輛一個韓國工人一個小時3雙2輛鞋汽車中國41韓國32表3.1－中國和韓國勞動生產率的比較假設：2、中國和韓國都只有2個勞動力，且在兩個行業平均分配；3、中國和韓國各自國內都只生產鞋和汽車這兩種產品。1、世界上只有中國和韓國這兩個國家；結論在沒有分工和貿易時，世界鞋的總產量為7，汽車的總產量為3。鞋汽車中國4

韓國

2如果我們比較一下中、韓兩國的勞動生產率的話，我們發現中國制鞋的勞動生產率比韓國的高，而韓國生產汽車的勞動生產率比中國的高。按照亞當·斯密的意思，兩國就可以分工并進行貿易，而分工的原則是各國避其劣而擇其優。從而，中韓兩國的分工模式就是中國專業化于制鞋，而韓國專業化于造車——中韓兩國間的貿易模式出口鞋出口汽車貿易后世界福利的變化貿易之前世界鞋的總產量＝1×4＋1×3＝7世界汽車的總產量＝1×1＋1×2＝3貿易之后世界鞋的總產量＝2×4＝8世界汽車的總產量＝2×2＝4結論8>7且4>3貿易后世界福利得以改善！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李嘉圖（DavidRicardo）

1772-1823

英國經濟學家，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完成者。曾從事證券交易活動，后參加當時經濟問題爭論，代表產業資產階級利益，反對英格蘭銀行發行不兌現的銀行券，要求穩定通貨；反對谷物法，和代表地主階級利益的馬爾薩斯相對立。在經濟理論上，制定了在資產階級眼界內所能達到的最徹底的勞動價值論；并以此為基礎，說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內部聯系，指出資本主義社會階級利益的沖突，對經濟學科的發展有很大影響。但他還不明確勞動的二重性和價值與交換價值的內在聯系，混淆了價值和生產價格等，因而未能解決勞動價值論、剩余價值論、平均利潤論等所存在的矛盾。1819年曾被選為下院議員，極力主張議會改革，鼓吹自由貿易。主要著作有《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引自《辭海》1534頁）廢除《谷物法》，開啟自由貿易

作者：秋風思想評論：古典自由主義思想網站發達國家口口聲聲說要幫助窮國，這確實非常感人。理論上，幫助窮國最簡單的方法是對窮國開放市場，尤其是開放農產品市場，因為窮國的農產品總還有一定的競爭力。然而，這些發達國家、尤其是法國和日本，卻堅決拒絕開放農產品市場。相反，他們每年拿出巨額資金補貼本國農業，平均每天高達10億美元！誰說人類的歷史是在直線進步？這種荒唐的事情，就發生在英國勇敢地廢除《谷物法》、開創人類歷史上第一個自由貿易時代一個半世紀之后！重商主義的災難

1836年，一場來勢兇猛的漲價浪潮席卷整個英國，隨著物價上漲，失業增加，整個社會陷入混亂。這種混亂的顛峰是愛爾蘭大饑荒，單是1847年冬天，就有25萬人被餓死。在農業出現歉收的時候，商人們卻不能通過進口來緩解供應不足，相反，國內本已短缺的糧食，卻因為政府的鼓勵措施而繼續被用來出口。制造這種反常的局面，就是臭名昭著的英國《谷物法》。《谷物法》所依據的是重商主義的錯誤理論。從17世紀開始，英國就可以逐步施行這種政策。1776年，亞當斯密出版《國富論》，就對這種貿易限制法令提出批評，“歉歲，人民由于此種法律的嚴格施行而遭受的痛苦，也許是很大的。”因為它限制了人民得到外國廉價的糧食。進入19世紀，隨著農業人口大量轉移到城市，糧食問題引起人們普遍的關注，馬爾薩斯的人口論所描述的情形令人恐懼，而政府想到的方法，卻仍然是片面地鼓勵、保護本國的生產。斯密早就清楚地揭示過這種重商主義的本質：“但在重商主義下，消費者的利益，幾乎都是為著生產者的利益而被犧牲了。”《谷物法》施行的結果是，糧食消費者（事實上也就所有人）的利益被犧牲了，新興的工業也因為成本上漲而受到損害，唯一得益的是農場主。狄更斯的小說所描寫的陰暗的倫敦市區貧民的饑餓，就是施行這種法律的結果的形象寫照。曼徹斯特學派

曼徹斯特自由主義學派應運而生。其領袖人物是理查德·科布登和約翰·布賴特。科布登（1804-1865年）出身于一個農民家庭，后來到曼徹斯特創業，成為一家雇傭著2000名工人的工廠主，他的廠子因出產的白布質量出眾而聞名遐爾。布賴特（1811-1889年）則是紡織業中心城市蘭開夏的一位工廠主。開辦工廠的生涯令他們深刻地意識到，《谷物法》已經對工業發展和消費者福利構成了損害，必須廢除這種惡法。但當時的商人跟任何時候的商人一樣，并沒有明確的政治意識。他們只知道在現有的體制下保持自己的體面，而根本看不到自己的根本利益所在。于是，科布登和布賴特決心發動一場政治和思想運動。1838年，他們創建了反谷物法聯盟。這個聯盟包括形形色色的人物和組織，有工商業主，有政治激進分子，有功利主義者，有自由主義者，也包括廣大的普通工人。他們聚集到一起的共同目標是：廢除《谷物法》。聯盟的主要目標是說服民眾，讓民眾對政客們施加影響。這個聯盟是一個傳播自由貿易思想的龐大機器。單是在1848年，科布登就募集到了10萬英鎊，這在當時可是一筆巨款。他們共散發了900多萬本向民眾說明自由貿易好處的小冊子，在英國各地舉行了無數演講活動，其中包括在倫敦一個公園每周都舉行一次的群眾集會。他們還在曼徹斯特建立了一個巨大的自由貿易大廳。他們又發起了聲勢浩大的簽名活動，來自各階層民眾的請原書雪片般地飛往國會，僅1842年就有2800份請原書，在上面簽名的人達到150萬。不少報刊也加如自由貿易的大合唱中，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倫敦《經濟學人》（TheEconomist），這家也許是歷史上最悠久的財經雜志，幾乎就是為了鼓吹自由貿易而建立的，時為1843年。創始人詹姆斯·威爾遜是個來自蘇格蘭的帽子制造商，他信奉自由貿易、國際化（也就是全球化）和政府最少干預原則。他相信斯密是正確的，通過看不見的手，市場會造福于每個追求利潤的個人。在他為《經濟學人》所寫的內容簡介中說：“我們真誠地相信，自由貿易、人員、物資的自由往來，比任何東西都更有利于擴展整個世界的文明和道德——是的，甚至對于消滅奴隸制也同樣如此。”該雜志連篇累牘地發表捍衛自由貿易的文章。保守的托利黨人首相皮爾先生終于撐不住了，他決定采取決定性步驟。1846年6月25日，在他的提議下，英國上院廢除《谷物法》。權威的《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評價說：“如果對曼徹斯特學派給予簡單的描述，那可以說，它是消除通向市場道路上主要障礙的一次卓越的成功的努力。”《谷物法》的廢除，標志著重商主義時代的結束，自由貿易時代的到來。在這之后，重商主義的大壩開始瓦解。新上任的輝格黨人政府在1849年又廢除了1651年的《航海法》，從而解放了英國的海上交通。1860年，在當時擔任貿易部長的科布登的積極倡導下，英國和法國在荷蘭的烏特勒支簽訂了著名的雙邊通商條約，史稱《科布登－舍瓦利埃條約》。這是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第一個貿易自由化雙邊協定，該協定包括了現代模式的最惠國條款。這種自由化通商條約模式很快就通行于全歐洲，1882-1889年間英法分別與所有西歐國家以及美國簽訂了一大批科布登－舍瓦利埃式友好、通商與航運協定。人類進入了自由貿易、或者說第一個全球化的時代。這個時代一直延續到第一次世界大戰。那個全球化比今天更像全球化，因為最起碼，往來于各國之間，是不需要復雜的護照和簽證的。第一個全球化時代這一切，正是曼徹斯特學派所向往的。回頭再看該學派，事實上，他們采取了一種比亞當·斯密及后來的古典經濟學家還要極端的自由主義原則，這就是后來法國人不懷好意地所說的“自由放任”（laissez-faire）。他們的綱領是自由貿易，政府從經濟中退出，對于自由企業資本主義會產生“和諧的”后果充滿信心。不過，他們不僅關注經濟問題，事實上，他們相信，自由貿易本身是維護世界和平的重要手段。他們都具有強烈的反帝國主義、反干涉主義、反軍國主義傾向，他們厭惡一切政府權力擴大；在他們看來，公共開支的增加主要應歸咎于對海外事務不必要的干涉。他們的矛頭所指，主要是中央政府權力的擴大，他們希望大多數改革是來自地方政府或自愿組織的努力。不幸的是，這種思想在一戰以后2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卻成了異端邪說，正統的學說則是形形色色的集體主義、國家干預主義，甚至很多國家又以種種理由重新回到了自給自足、閉關鎖國的狀態。等到20世紀末第二個全球化時代到來的時候，許多人依然一百個不情愿。稍微遭遇挫折，他們就飛快地條出來咒罵自由貿易。我們不能不懷疑：人類果真是理性的嗎？國際分工理論中的李嘉圖模型，給出了國際分工和國際交換的一個非常簡潔的框架，被美國經濟學家薩謬爾森譽為“社會科學中邏輯最嚴密、最不可辯駁的理論模型”。李嘉圖模型假定國家之間在相同產品的生產中，“相對”勞動生產率存在差異，從而導致在這兩個國家相同產品的“相對價格”不同，也就是說，某種商品在一個國家的相對價格比其在另一個國家的相對價格要高或者低。這樣，就存在產生了交換——國際貿易的動力。鞋汽車中國41韓國62按照亞當·斯密的絕對成本理論，此時中韓兩國間不可能產生貿易。但是李嘉圖認為，雖然韓國兩項相對都強，但是汽車相對更強；中國兩項均弱，但是制鞋相對劣勢較小，這樣，在一定條件下，兩國進行分工并開展交換對雙方均有好處。4/6>1/22/1>6/4對中國而言鞋的相對優勢汽車的相對優勢鞋的相對優勢對韓國而言按照“兩利取其重，兩劣取其輕”的原則——中國韓國李嘉圖的這種分工模式對世界福利有什么影響呢？在前面的假設下，我們假定汽車的國際交換價格為——1輛汽車＝3.5雙鞋4雙鞋＝1輛汽車2輛汽車＝6雙鞋4雙鞋＝1.14輛汽車2輛汽車＝7雙鞋中國韓國分工前分工后注意！我們在前面說過：“在一定條件下，兩國進行分工并開展交換對雙方均有好處。”這個“一定條件”指的是什么呢？具體地說，我們在上面的分析中，假設中國和韓國的貿易中，汽車的交易價格是1輛汽車＝3.5雙鞋。這里的3.5這個數字是隨便寫下的嗎？如果不是，有什么樣的限制呢？鞋汽車中國41韓國62在分工之前，中國國內的經濟是這樣的：1輛汽車可以交換4雙鞋，韓國是1輛汽車交換3雙鞋。由于我們此時還沒有引入貨幣，所以我們用鞋來表示汽車的價格，這樣，中國汽車的價格是4，韓國汽車的價格是3。我們現在假設國際交換價格是5。結果呢？中國制鞋工人不會同意，因為他們同分工前相比要多花一雙鞋才能換一輛汽車。如果國際價格是2，韓國汽車工人又不同意了，因為分工前他們用一輛汽車可以交換3雙鞋，現在少了一雙。一個基本的結論——分工之前兩個國家國內商品的相對價格構成了分工之后國際交換價格的上限和下限！具體說，在我們的例子中，中國汽車的國內價格是4，韓國汽車的國內價格是3，所以分工之后國際交換價格的上下限就是4和3，即：PRICE國際價格[3，4]貿易前的生產可能性邊界貿易后的生產可能性邊界社會無差異曲線李嘉圖模型的經濟含義李嘉圖模型的規范表述要理解比較優勢在決定國際貿易中的作用，我們先作一些基本假設。我們首先探討一個封閉經濟，看看在沒有國際貿易的情況下一國的經濟是什么樣的，然后再放寬假設，允許進行貿易，探討貿易在什么條件下發生，又會產生什么影響。假定有一個國家，稱為本國。它只有一種生產要素——勞動。它利用這唯一的生產要素僅生產兩種產品：布和麥。本國的生產技術用每個產業的勞動生產率表示。我們用單位勞動投入來衡量勞動生產率。所謂單位勞動投入就是生產1斤小麥或1尺布所需要的勞動時間。我們定義aLW和aLC

分別代表麥和布的單位勞動投入。本國總的生產資源也就是本國全部的勞動供給為L。一、基本假設(mainassumptions)二、生產可能性邊界(productionpossibilityfrontier)本國麥的產量QW本國布的產量QC0本國的生產可能性邊界在一種生產要素的情況下，生產可能性邊界線就是一條直線。該線可以這樣推導出來：令QW為該經濟中麥的產出，QC為布的產出。這樣，用于生產麥的勞動就是aLWQW，用于生產布的勞動就是aLCQC。由于資源的有限性，生產可能性邊界在這里就由勞動的有限性決定，本國的總勞動供給為L，因此生產就由下列不等式限定：aLCQC+aLWQWL

（3.1）當生產可能性邊界是一條直線時，以布表示的麥的機會成本是不變的。所謂機會成本就是本國為了多生產1尺布所要放棄的麥的數量。這里，要多生產1尺布就需要多投入aLC

人時(person-hours)，每一人時可生產1/aLW

斤麥，因此，用麥表示的布的機會成本就是aLC/aLW

。這恰好是生產可能性邊界斜率的絕對值。三、相對價格和供給

生產可能性邊界表示一個國家能夠生產的不同產品的組合。但是要確定一個國家究竟生產什么，生產多少，還需要知道產品的價格，尤其是兩種產品的相對價格，即一種商品的價格與另一種商品價格之比。在物物交換的情況下，相對價格就是以一種商品的可交換數量表示的另一種商品的價格。我們在這里假設有貨幣，即每一種商品都有其貨幣價格。在一個競爭經濟中，供給取決于生產者為實現收益最大化所作的努力。在我們簡化的模型中，勞動是唯一的生產要素，而勞動力總是流向工資比較高的部門。因此，布和小麥的供給就取決于勞動力的流向。令PC和PW

分別為布和小麥的價格。生產1個單位的布需要aLC

人時的勞動；同樣，生產1個單位的小麥需要aLW人時。在一個單一要素模型中不存在利潤，因此每個部門工人的工資就等于其在單位時間內創造的價值。我們可以看出：織布部門工人的小時工資為：PC/aLC；小麥部門工人的小時工資為：PW/aLW。如果PC/PW>aLC/aLW，織布部門的工資就較高；反之，如果PC/PW<aLC/aLW，種麥部門的工資就較高。由于每個人都想在工資較高的部門工作，在勞動力這種要素流動充分的條件下，如果PC/PW>aLC/aLW，本國就只能專門生產布；而如果PC/PW<aLC/aLW，它就專門生產麥；只有在PC/PW=aLC/aLW時，本國才會兩種商品都生產。

由于aLC/aLW就是以麥表示的布的機會成本，而PC/PW是布的相對價格，因此我們得出價格與生產之間的關鍵命題：當一個國家的布的價格高于其機會成本時，該國就專門生產布，當布的價格低于其機會成本時，該國就專門生產小麥。在沒有國際貿易的情況下，本國可能不得不自己生產這兩種產品。但是也只有在布和小麥的相對價格等于機會成本時，本國才會兩種產品都生產，這其實是由國內勞動力市場的均衡條件所決定的。機會成本又等于布和小麥的單位產品勞動投入之比。這樣，在沒有國際貿易時，產品的相對價格等于它們的相對單位產品的勞動投入。四、單個要素世界中的貿易假定有兩個國家，一個就是本國，一個是外國。每一個國家都只有勞動這一種生產要素；并能生產布和小麥。另外L為本國的總資源，aLC和aLW分別是本國布和麥的單位勞動投入。我們以同樣的符號代表外國的勞動供給和單位勞動投入，只是都加上一個星號。這樣，外國的總勞動供給為L*，外國布和麥的單位勞動投入分別為a*LC和a*LW。在一般情況下，單位勞動投入在各國可以很不相同。本國可能在布的生產方面比外國的生產率高而在麥的生產方面生產率較低，也可能相反。這里我們假定：aLC/aLW＜a*LC/a*LW也即

aLC/a*LC＜aLW/a*LW

即本國布與麥的單位勞動投入比比外國要低，或者說本國布的機會成本比外國要低，本國布的相對生產率要高于麥的相對生產率。這時，我們說本國在布的生產方面具有比較優勢。

需要注意的是，比較優勢的定義包括四種單位勞動投入，并不是兩種。如果僅僅比較一種產品兩個國家的單位勞動投入，并不能顯示出比較優勢。例如我們比較aLC和a*LC

，若aLC<a*LC

，那只是表示本國生產布的效率比外國高，本國在布的生產上具有絕對優勢。可以看出，在只生產兩種商品的假設下，如果兩個國家各自都在某一商品的生產方面具有絕對優勢，那么該商品也就必然是該國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所以我們說，斯密的絕對優勢論只是比較優勢論的一個特例。但是如果某一個國家在兩種產品的生產上的效率都比另一個國家高，即它在兩種商品的生產上都具有絕對優勢，那么其比較優勢就必須根據上述四種單位勞動投入的大小來確定。若勞動力和單位勞動投入給定，就可以畫出兩個國家的生產可能性邊界。本國的生產可能性邊界已前面繪出。根據前面的假定，外國的生產可能性邊界要比本國的陡峭。在沒有國際貿易時，兩國兩種產品的相對價格就是aLC

/aLW

，外國的就是a*LC

/a*LW

。一旦允許進行國際貿易，價格就不再完全由國內因素決定了。如果外國布的相對價格高于本國，則本國出口布而進口小麥可能是有利可圖的。當然，這種進口和出口不會無限制地進行下去，隨著本國布的出口增加，本國布的相對價格會提高，外國的會降低；而本國小麥的相對價格則會隨著進口的增加而降低，外國的會提高，進口和出口在兩國相對價格相等時停止。所以關鍵的一個問題是確定貿易后的商品的相對價格。

注：根據我們前面的假定，aLC/aLW＜a*LC/a*LW，外國生產可能性邊界線比本國的要陡峭。QWQC0Q*WQ*C L*/a*LW

L*/a*LC

0斜率a*LC

/a*LW

斜率aLC/aLW

(a)(b)本國(a)和外國(b)的生產可能性邊界五、貿易后相對價格的決定國際貿易商品的相對價格和其它價格一樣，也是由供給和需求決定的。但是在考慮比較優勢時，我們不能僅作局部均衡分析，而要聯系兩個產品市場，作一般均衡分析。要這樣做，就不僅要注意麥和布的供給與需求數量，而且要注意它們的相對供給和相對需求。以布為例，這就是說，要用布的供求數量除以麥的供求數量。后面的圖顯示了整個世界相對于麥的布的供給與需求，這種相對供給和需求是布的相對價格的函數。相對需求曲線用RD表示，相對供給曲線用RS表示。世界一般均衡要求相對供給等于相對需求。這樣，世界相對價格就由RD和RS的交點決定。應該注意圖中相對供給曲線RS的形狀。它像一個“臺階”，上下是水平線，中間由垂直線相連。只要理解這條曲線是如何推導出來的，整個模型就容易理解了。首先，RS線表明，如果布的世界相對價格PC/PW＜aLC/aLW，本國和外國都不會生產布，世界就不會有布的供給。這是由于，根據我們前面的假設，如果PC/PW<aLC/aLW，本國就會專門生產麥。而現在假定aLC/aLW<a*LC/a*LW，因此如果PC/PW<aLC/aLW

，本國都不會生產布，外國就更不會生產了。這樣，在相對價格低于aLC/aLW時，世界就不會有任何布的供給。0布的相對價格PC/PW

a*LC/a*LW

aLC/aLW布的相對數量（QC+Q*C)/(QW+Q*W)RD*RD布的相對價格處于此區間時，世界沒有布的供給其次，如果布的相對價格正好等于aLC/aLW，那么本國工人在生產兩種產品中的任何一種時都會得到相同的報酬，所以本國工人就會愿意同比例地生產可能數量的兩種商品，使相對供給曲線成為水平線。0布的相對價格PC/PW

a*LC/a*LW

aLC/aLW布的相對數量（QC+Q*C)/(QW+Q*W)RD*RD布的相對價格處于aLC/aLW時，世界布的供給為一條水平線第三，如果PC/PW＞aLC/aLW，則本國就會專門生產布。這時，只要PC/PW＜a*LC/a*LW，外國仍會專門生產小麥。前者生產的布的產量為L/aLC，后者小麥的產量為L*/a*LW。因此，對于任何介于aLC/aLW和a*LC/a*LW之間的相對價格，布的相對供給線就是一條垂直線，其數量水平由下式決定：（L/aLC）/（

L*/a*LW）

0布的相對價格PC/PW

a*LC/a*LW

aLC/aLW布的相對數量（QC+Q*C)/(QW+Q*W)RD*RD布的相對價格處于縱軸兩點之間時，世界布的供給為一條垂直線第四，當PC/PW=a*LC/a*LW時，外國工人由于在兩個產業得到相等的工資，外國就會兩種產品都生產，使相對供給曲線又變成水平的了。

0布的相對價格PC/PW

a*LC/a*LW

aLC/aLW布的相對數量（QC+Q*C)/(QW+Q*W)RD*RD布的相對價格處于a*LC/a*LW時，世界布的供給又變成一條水平線最后，當PC/PW＞a*LC/a*LW時，本國和外國都將專門生產布而不愿意生產麥，這時布的相對供給無窮大。

0布的相對價格PC/PW

a*LC/a*LW

aLC/aLW布的相對數量（QC+Q*C)/(QW+Q*W)RD*RD布的相對價格處于a*LC/a*LW點之上時，世界沒有布的供給六、貿易利得

比較優勢要說明的是，各國按照比較優勢進行分工和貿易，都會得益。在我們的例子中，本國會專業生產并出口布，而外國會專門從事麥的生產和出口。這一點可以從兩個方面來說明。第一種方法是把貿易看作一種間接的生產方法。本國本來可以直接生產麥，但是與外國進行貿易使它可以通過生產布，并用布來交換麥而間接“生產”麥。這種間接的“生產”方法比直接生產的效率更高。我們可以考慮使用1小時勞動的產出。如果本國直接生產小麥，1小時勞動生產1/aLW斤小麥，如果用這一小時的勞動去生產布，可以生產1/aLC尺布。每尺布的相對價格是PC/PW，所以1小時勞動生產的布可以換取（1/aLC）（PC/PW）斤小麥。只要（1/aLC）（PC/PW）＞1/aLW或者PC/PW＞aLC/aLW

它就比用1小時勞動直接生產的小麥要多。而前面的分析說明，如果兩國都專門生產某一種商品，實行完全的專業化，必然有PC/PW＞aLC/aLW。這就說明本國生產布，然后用布交換麥的這種間接“生產”方法比直接生產麥更有效。同樣的道理，外國可以直接生產麥，并用麥來交換布而間接地“生產”布。另一種方法是看貿易如何影響了各國的消費可能性。從上圖可以看出，在沒有貿易時，消費的可能性是與生產可能性相同的（圖中的實線）。開展貿易后，兩國實現完全專業化生產，本國在E點，外國在F點。由于用本國生產的一部分產品去交換外國生產的產品可以得到比本國兩種產品都生產時更多的商品組合，本國的消費可能性就擴大了。反之，外國也是一樣。在圖中，本國貿易后的消費可能性由虛線Eb表示，外國的由Fd表示。對于兩個國家而言，貿易都使它們消費選擇的范圍更大。00QWQCQ*CQ*Wabcd(本國）（外國）EF布麥本國aLC=2aLW=3外國a*LC=3a*LW=4課堂作業本國和外國的單位勞動投入

1、本國和外國的比較優勢產品各是什么？2、如果分工，則布的國際價格應該在什么水平上？對李嘉圖模型的評論比較優勢和絕對優勢的關系為什么說絕對優勢是比較優勢的一個特列？aLC/aLW<a*LC/a*LWaLC/a*LC<aLW/a*LWaLC<a*LCaLW<a*LW或者aLW>a*LW但是，反過來——aLC<a*LCaLW<a*LWaLC/a*LC<aLW/a*LW從而，由RCAij=Xij/XitXwj/XwtRRCAij=Xij/XitXrj/XrtNXij=Xij–MijXij+Mij若NX大于零且數值越大，競爭優勢越大。文章來源：《經濟評論》2002年03月

文章作者：王佃凱

所謂“比較優勢陷阱”是指一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完全按照比較優勢，生產并出口初級產品和勞動密集型產品，則在與技術和資本密集型產品出口為主的經濟發達國家的國際貿易中，雖然能獲得利益，但貿易結構不穩定，總是處于不利地位，從而落人“比較利益陷阱”。比較優勢陷阱可以分為兩種類型：第一種是初級產品比較優勢陷阱。它是指執行比較優勢戰略時，發展中國家完全按照機會成本的大小來確定本國在國際分工中的位置，運用勞動力資源和自然資源優勢參與國際分工，從而只能獲得相對較低的附加值。并且比較優勢戰略的實施還會強化這種國際分工形式，使發展中國家長期陷入低附加值環節。由于初級產品的需求彈性小，加上初級產品的國際價格下滑，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條件惡化，甚至是貧困化增長現象的出現就不可避免了。第二種類型是制成品比較優勢陷阱。由于初級產品出口的形勢惡化，發展中國家開始以制成品來替代初級產品的出口，利用技術進步來促進產業升級。但由于自身基礎薄弱，主要通過大量引進、模仿先進技術或接受技術外溢和改進型技術等作為手段來改善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并有可能進入高附加值環節。但是這種改良型的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