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講

農業保護政策發展

的理論透視

一、實施農業保護政策的理論依據與經濟結構特征二、從比較優勢理論到競爭優勢理論的轉折三、從以“黃箱”政策為主到以“綠箱”政策為主的演變四、綠色貿易壁壘的盛行五、農業政策的科學化、民主化、法制化與法律化一、實施農業保護政策的理論依據與經濟結構特征農業保護政策是指在國民經濟運行過程中，政府為確保農業發揮基礎作用，使農業的發展與國民經濟其他產業的發展相適應，以便實現整個國民經濟持續、協調、快速發展而采取的一系列保護與支持農業的政策措施的總和。農業保護政策主要由兩方面的政策組成：一是為保護本國農業免受國際市場的沖擊而采取的一系列貿易保護措施；二是為促進農業與其他產業協調發展而采取的一系列直接和間接支持農業的措施。（一）實施農業保護政策的理論依據

1．從市場失靈的角度闡述實施農業保護政策的必要性

①農業的外部性②農業的公共產品性③農業的弱質性④農業的不穩定性2．從土地要素的不可轉移性出發論證實施農業保護政策的必然性不論是在國際市場上還是在國內市場上，如果仍堅持自由貿易的話，農民勢必競爭不過其他生產成本較低的國家，也競爭不過本國其他行業的生產經營者，農民的收入即使不下降也跟不上其他行業的收入增長速度。這是農業開始需要保護的基本原因。根本原因是土地的不可轉移性,即土地不像資本和勞動力等要素那樣，可以比較便捷地在行業間自由地流動，絕大多數土地除了進行農業生產外基本別無它用，并且各國政府為了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都對農業用地的非農化采取嚴格的控制措施。3．圍繞經濟成長過程中農業發展所要解決的三個問題來論述實施農業保護政策的起源日本經濟學家速水佑次郎在解剖日本農業保護問題時提出了三個發展階段理論。1900年以前或者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日本經濟還處在為“食品問題”所困擾的階段；第一次世界大戰后至20世紀60年代，日本經濟所面對是“農業貧困問題”階段；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日本經濟則進入了“農業結構調整問題”為主的階段。

4．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來闡述實施農業保護政策的可能性基姆·安德森和速水佑次郎用政治市場來解釋為什么發展中國家傾向于向農業征稅而工業化國家傾向于支持農業。農業農民城市消費者政府農業保護政策從本質上來看是讓生活在城市的少數人來支持生活在農村的大多數人，所以不會走得很遠。當國家實現了工業化以后，情況完全相反。對農業支持的需求很大：農業部門小，容易組織，逐步失去競爭性：物質投入多，這樣農業有了工業同盟；產出價格上漲一個百分點時，農民的凈收益將明顯地以更大的百分比增加；供給彈性更高，價格的任何提高都會導致強烈的反應。保護的供給更高：農業有著文化上的價值；農業官僚對該部門感興趣，食品支出在消費者支出中占有很小的比重，因此消費者對價格上漲的抵制較少，農業支持是將資源從多數人手中轉向少數人手中。奧爾森（1985）認為，在經濟發展的早期階段，多數勞動力在農業中就業。但是，由于大多數農業人口未受教育，他們零散地居住在交通運輸設施和通訊網絡都十分落后的廣大偏僻地區。組織游說政府的成本太高和組織抵制集團行動的代價過于昂貴而無法實施。在經濟發展的早期階段中，現代產業中就業的人數數量雖然不多，但卻集中居住在大中城市里。由于他們的收入仍然低下，恩格爾系數較高，因此城市中絕大部分居民的工資和生活與食品價格高度相關，這種相關性體現在食品價格在城市家庭預算中的重要性上：食品價格上漲意味著城市經濟中工人（特別是非熟練工人）工資上漲的壓力加大，而這必然遭到城市工商業者們的強烈反對。

隨著經濟的發展，政治市場上運作的各種力量的相對實力將會改變。工業化程度的提高，農業的產值份額和勞動力就業份額都會較大幅度地下降。農業人口的教育水平卻得到提高。整個農村地區的教育、通訊和交通運輸設施的質量與城市相差無幾。他們自己組織起來的成本大大降低了，特別是由于人數減少利益趨同，使得免費搭車問題的嚴重性也減輕了。與此同時，由于國民收入的增加和恩格爾系數的下降，城市居民工資收入者的實際收入受食品價格的影響大大減少，對提高農產品價格的政策幾乎不存在有組織的反對力量。隨著人們對田園生活的懷舊情緒和對環境保護的興趣日漸提高，他們對農業保護的高成本越來越能容忍，對在經濟增長中受到損害而陷入困境的農民越來越同情。（二）實施農業保護政策的經濟

結構特征美國學者西蒙·庫茲涅茨（1985）等的研究表明，當20世紀30年代前期美國政府采取現代的農業保護政策時，美國經濟發展所表現出來的基本特征是：農業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份額已降到12%以下農業就業人數在社會總就業人數中的份額已降至25%以下農業與工業的產值份額比例已升至80%∶20%左右城市人口在總人口中的份額已超過50%人均GNP按1967年的美元價格計算已超過1800美元日本學者速水佑次郎和南亮進（1988）提供的資料，日本從20世紀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初期開始加大了對農業的保護力度，當時日本經濟發展表現出以下基本特征：農業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所占的比重已降至13%左右農業就業人數占社會總就業人數的比重已降至30%左右工業與農業的產值份額比例大約為76%∶24%城市人口占全國人口的比重已達63%人均實際國內生產總值按1980年美元價格計算已達2600多美元。澳大利亞學者基姆·安德森等人轉變了對這一重大問題的研究角度，利用計量經濟學模型所做的定量分析表明：判別農業政策轉向的最根本標準是農業比較優勢的大小，也就是說，一個國家的農業保護水平的高低決定于該國的農業比較優勢的大小；農業比較優勢越大，其農業的保護水平就越低；反之，農業比較優勢越小，農業保護水平就越高，即農業比較優勢程度與農業保護水平之間存在負相關關系。二、從比較優勢理論到競爭優勢

理論的轉折（一）傳統的比較優勢理論※古典政治經濟學大師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提出了絕對成本學說，用以解釋國際分工產生的原因、方式及其效用。絕對成本學說認為，兩國之間進行貿易的動機建立在成本的差異之上。即某個國家生產一種商品比其它國家生產同樣商品的成本要低，那么這個國家就應該生產這種商品出口。

英國經濟學家大衛·李嘉圖（DavidRicardo）于1817年提出了比較成本學說。李嘉圖發現，斯密忽視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可能性。如果在進行兩國優勢比較時，一個國家各個產地的產品成本都高于另一個國家時，國際貿易仍然能使貿易雙方得到好處。李嘉圖用一個非常著名的貿易實證模型來說明這個問題。比較成本學說為國際貿易的理論奠定了基礎。它的積極意義在于：一個國家無論處于何種經濟發展階段，具有那類產業結構，無論其經濟實力的強弱，都可以確定自己的相對優勢，發揮自己的相對優勢，根據相對優勢進行生產和展開貿易，就可以獲得貿易利益。“赫克歇爾—俄林定理”或“要素稟賦學說”該學說中心觀點是：區域是貿易的基本單位，國家是區域的一種，因而國家貿易理論是區域貿易理論的應用；區域間產生貿易的必要條件是產品相對價格不相等，即兩個區域在孤立狀態時存在著價格結構上的差異。理論的政策含義是：一國應實行自由貿易，進行國際分工（按要素稟賦條件）和專業化生產。通過這種生產和貿易，使得各國福利水平提高并使全世界的產出達到最高水平。（二）新的國際貿易理論

在整個80年代，經驗數據表明，國際貿易的大部分并且是不斷增長的部分不再受到比較利益的驅動。一些國家自然出口那些能反映其相對要素稟賦的初級產品和自然資源產品，但是，制成品的貿易格局和服務貿易的格局卻缺少可預見性。與古典相對要素比例理論所預言的結果相反，一些國家正在進口有比較利益的產品與勞務，并出口它所沒有比較利益的產品與勞務。這種被稱為“產業內貿易”在70年代保持平穩發展后，80年代急劇增長。新國際貿易理論家們證明，各國不必僅僅為了利用其差別而從事專業化和國際貿易。國際貿易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收益遞增而不是由比較優勢驅動的。（三）競爭優勢理論

邁克爾·波特（MichaelPorter）在他的《國家競爭優勢》一書中提出了一種新的理論范式即“國家競爭優勢理論”。波特認為：一個國家的產業能否在國際市場上具有競爭力，取決于該國的國家競爭優勢，而國家競爭優勢是由四個基本因素（要素條件，需求條件，相關與輔助產業的狀況，企業戰略、結構和競爭行為）和兩個輔助因素（政府行為和偶然事件）相互作用所決定的。三、從以“黃箱”政策為主到以“綠箱”政策為主的演變在烏拉圭回合之前，農業保護政策大致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在18世紀末至20世紀初，英國、法國、德國和美國等國的農業政策主要是通過立法設定較高的農產品進口關稅，來保護本國農業和農民的利益。第二個階段是在20世紀至二次世界大戰前，各國為了適應新的外部競爭環境，紛紛調整內外貿政策，在維持對農產品高關稅政策的基礎上，有些國家開始制定并實施國內農業支持政策。第三個階段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至20世紀80年代，這一時期的政策主要有農產品市場與價格政策、農業生產政策以及農業結構政策。采取這些政策的主要目標是要增加農產品的供給、提高農業生產率、促進農業結構改善和提高農民收入，使農業部門能夠同其他國民經濟部門協調發展。隨著發達國家農業保護程度的提高，一系列社會經濟矛盾變得尖銳起來。（一）農業保護政策作用的相互抵消和貿易摩擦加劇（二）農業保護政策的效率損失嚴重（三）農產品貿易流向的扭曲、國際市場價格的疲軟與波動（四）發達國家的農業保護政策嚴重地損害了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四、綠色貿易壁壘的貿易壁壘的盛行（一）綠色貿易壁壘的概念綠色貿易壁壘（GreenTradeBarrier)，又稱環境貿易壁壘、技術貿易壁壘、環境壁壘、綠色保護主義。關于其含義國內學術界見仁見智，無一定論。總結起來主要有以下幾種觀點：第一種觀點：高標準說

綠色貿易壁壘是進口國政府通過制定嚴格的環境質量技術標準、復雜的衛生檢疫制度或采取綠色環境標志、綠色保障制度等，阻止或限制某些外國產品的進口第二種觀點：環境名義說綠色貿易壁壘是進口國以保護生態環境、自然資源、人類和動植物健康為由而制定的一系列環境貿易措施，禁止或限制外國產品進口，從而達到保護本國產品和市場的目的。第三種觀點：綜合說綠色貿易壁壘是進口國以保護自然資源、生態環境和人類健康為理由，通過制定嚴格的環保技術標準或采用綠色環境標志、綠色包裝制度、綠色衛生檢疫制度和綠色補貼制度，以限制或禁止外國商品進口的貿易保護措施。總而言之綠色貿易壁壘是指一國以保護有限的自然資源、環境、人類和動植物健康為由，通過制定一系列苛刻的環保標準，對來自其他國家或地區的產品、服務直接或間接加以限制的貿易手段和措施。這是新貿易保護主義與環境保護相結合的產物，是一種新興的非關稅壁壘，逐步成為國際貿易政策措施的重要組成部分。（二）綠色貿易壁壘的構成要件1.實行綠色貿易壁壘的主體是國家或單獨關稅區政府，這是主體要件2.主觀上以貿易保護為目的，這是主觀要件3.客觀上采取制定過高環境標準或環境準入方法，這是行為要件4.造成禁止或限制外國產品的結果，這是結果要件（三）正常的綠色保障措施的評價標準1.措施的合法性2.目的的正當性3.實施的非正常性（四）綠色貿易壁壘的特征1.名義上的合理性2.形式上的合法性3.保護內容的廣泛性4.保護方式的隱蔽性5.保護技術上的歧視性（五）綠色貿易壁壘的表現形式1.綠色標準2.征收環境附加稅（生態稅）3.綠色環境標志（生態標志）4.綠色包裝制度5.綠色衛生檢疫制度6.政府“綠色補貼”7.環境成本內在化制度8.環境配額制度9.環境許可證制度10.禁止進口與環境貿易制度（六）貿易自由化和全球化對國際環境問題的影響國際貿易與自然、社會之間存在著相互促進和制約的關系以前人們大多以環境政策的貿易效應為視角，探索其實行的政策策略可能產生的影響，而對貿易環境效應的研究則甚少貿易的環境效應可以從產品、結構和規模三個層次進行剖析它為人們展示了國際貿易改善或惡化環境質量的種種可能，告誡人們在看到貿易對環境積極效應的同時，更應注意減少其潛在的消極影響產品效應規模效應結構效應正面效應環保產品與服務市場如去擴大；環保設備的國際貿易和環保技術的國際傳播有助于解決生態環境問題由貿易引起的經濟增長擴大了環保的資金來源；人均收入的增加有助于提高國民環保意識貿易促使工農業各項經濟活動按各國環境資源稟賦配置，并促使全球資源的有效利用負面效應有害廢物和危險化學品的國際運輸與貿易；瀕臨動植物物種的國際貿易貿易導致稀缺自然資源的惡性開發和加速消耗；大規模跨國運輸惡化環境質量貿易使生產和消費活動超出環境承載能力，有悖于各國自然稟賦的狀況貿易的環境效應1.貿易自由化和全球化對環境

的積極影響（1）正常的貿易流動可以提高環境容量（2）通過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將各國的經濟更加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加速了全球資源合理配置的進程（3）正確的貿易發展戰略，使各國實現最大程度的專業化，有助于改善環境質量（4）貿易的增長和收入的提高，有助于增強環境保護的能力2.貿易自由化和全球化對環境

的消極影響（1）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發展中國家資源枯竭的過程也在加快（2）不加限制的自由貿易將導致環境污染的擴散，引發一系列國際矛盾和沖突（3）貿易自由化和全球化必然帶來運輸的大量增加，而運輸又給環境造成一定的損害3.環境保護與國際貿易的

相互滲透與融合從貿易角度看，環境是貿易的基礎，環境保護進入貿易領域，可以有效防止不利于環境的貿易行為和方式，保護和維護環境，促進貿易的持續健康發展。沒有貿易利益，單純強調環境利益，環境保護也就失去了發展前提，而只強調貿易利益，盡管人們的實際收入提高了，但沒有環境保護，社會和經濟結構得不到進步，也就不能稱得上是真正的發展。（七）綠色貿易壁壘形成的主要原因1.全球資源匱乏，生態環境惡化，為綠色貿易壁壘的出現提供了契機2.市場矛盾的尖銳、發達國家謀取經濟利益的目的是綠色貿易壁壘產生的根本原因，而WTO在環保法規方面的缺失有助長了綠色貿易壁壘的泛濫（3）消費觀念的更新，綠色需求的擴大，內在地推動了綠色貿易壁壘的形成（4）各國在技術水平、環保標準和相關資金投入等方面的差異是綠色貿易壁壘存在的直接原因（5）關稅的大幅度削減及數量限制的消除使技術壁壘成為貿易保護主義的主要武器五、農業政策的科學化、民主化、法制化與法律化（一）農業政策的科學化在拉斯韋爾看來，政策科學的基本范式是：政策科學是關于民主主義的學問，它涉及個人的選擇，必須以民主體制作為前提；政策科學的目標是追求政策的“合理性”，它必須使用分析模型、數學公式和實證數據建立起可檢驗的理論；政策科學具有時間的敏感性，強調政策的歷史脈絡，特別重視對未來的研究，要求從現有的事實和狀況推測未來發展趨勢；政策科學采取一種全球觀點，將各國、各民族視為一個命運密切相關的共同體；政策科學具有跨學科的特性，它要依靠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等學科的知識來確立自己嶄新的學術體系；政策科學是一門需要學者和政府官員共同研究的學問，后者的實踐經驗對于政策科學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政策科學具有“發展建構”的概念，它以社會的變遷為研究對象，強調對變化、創新和革命的研究德洛爾則認為，與傳統的常規科學相比，政策科學具有如下一系列的新范式：政策科學主要關心的是理解和改善社會發展方向，基本目標是公共決策系統的改進和公共政策質量的提高；政策科學所研究的是公共政策制定的宏觀層次；政策科學在傳統的學科特別是行為科學和管理科學之間架起橋梁，它必須整合來自各種學科的知識，構成一個集中關注政策制定的跨學科系統；政策科學在通常的純粹的研究和應用的研究之間架起橋梁；政策科學除了使用常規的研究方法外，還強調學者與官員尤其是政策制定者的緊密合作；政策科學既規范的知識，又重視政策價值觀的研究；政策科學對于時間非常敏感；政策科學對于變化的過程和動態的環境十分敏感；政策科學涉及系統化的知識和結構化的合理性；政策科學既修正已被接受的科學原則和基本方法論，又將它們擴展到已被接受的科學研究的界限之外；政策科學要成為自覺的，就必須尋找自己的范式、假定和理論；政策科學為它自己在世紀政策制定中的日益增加的應用和職業化而奮斗；政策科學盡管有種種創新，但它屬于科學的事實，并為科學的傳統（如證實和有效性）而努力。將農業政策作為科學來看待是近半個世紀以來的事情他力圖克服當代社會科學的專業分工以及實證主義的研究方式所產生的種種弊端，特別是那種忽視對農業重大問題的研究而局限于細小、局部問題研究的傾向，它將國家的農業政策問題的決策放在社會科學的核心地位，強調必須研究農業的重大或基本問題，提倡以農業政策系統及政策過程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