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正確理解三次分配的意義中央財經委員會召開會議，強調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正確處理效率和公平的關系，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會議還提出，促進社會公平正義，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使全體人民朝著共同富裕目標扎實邁進。其中，三次分配概念受到輿論普遍關注。三次分配主要指由高收入人群在自愿基礎上，以募集、捐贈和資助等慈善公益方式對社會資源和社會財富進行分配，是對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有益補充，有利于縮小社會差距，實現更合理的收入分配。三次分配并非首次提出。早在2019年召開的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上就提出“重視發揮第三次分配作用，發展慈善等社會公益事業”。《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中，再次提出要發揮慈善等第三次分配作用，改善收入和財富分配格局。第三次分配提出的背景在于中國已經發展到人均GDP達到1萬美元左右的水平，但貧富差距依然較大，先富裕起來的一批人有條件帶動后富，慈善事業是其中一個途徑。但三次分配主要是為了在全社會強調共同富裕的意識與社會公正的價值觀，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慈善與公益精神尚待進一步弘揚，但是，對于包括中國在內的任何國家而言，三次分配是社會分配機制的一種補充，是非強制性的。具體而言，政府往往會通過一定的稅收優惠政策，激勵企業或個人投身于慈善事業；而捐贈者除了享有稅收優惠之外，還可以塑造更好的社會形象。但是，目前有些討論或許過于抬高了具有補充性與鼓勵性的三次分配的意義，并與此前的平臺經濟治理聯系起來，認為是在對資本限制的基礎上，強迫資本參與“均貧富”。這是錯誤的理解，并且可能會影響到共同富裕的推進，更不是中國分配制度改革的初衷。實現共同富裕最主要的途徑是高質量發展，只有通過發展才能做大蛋糕，進而分好蛋糕。因此，中國鼓勵“勤勞創新致富”，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為了給更多人創造致富機會，推出一系列改革措施，建立一個更加市場化、法治化與國際化的營商環境。針對平臺經濟的治理，包含了通過反壟斷實現公平競爭與消費者保護，補上數據安全治理的短板等目標，而非故意打壓資本。因此，中國政府鼓勵各種資本積極投身于實體經濟、數字經濟、高端服務業等，鼓勵辛勤勞動、合法經營、敢于創業的致富帶頭人，通過勤勞創新實現高質量發展，并在發展過程中兼顧效率與公平。而那些依靠投機套利，破壞市場公平環境、侵害消費者利益、違背社會倫理價值的資本則必然沒有生存的空間。一個貧富差距過大的經濟體，不僅會產生諸多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更不利于經濟可持續增長。以美國為例，由于超寬松政策導致的資產價格膨脹以及大型科技公司的壟斷網絡效應，讓美國貧富差距越來越嚴重，并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民粹主義。早在2019年8月，由美國最著名的公司CEO們組成的團體召開商業圓桌會議，正式放棄了以股東價值最大化作為公司首要目標的觀點。美國政府也在努力改善分配格局，例如，拜登政府計劃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推出全球最低稅率協議，對大型科技公司提起反壟斷調查，提議將年收入百萬美元以上富人的資本利得稅稅率提高近一倍至39.6%。當前，中國正發力構建新發展格局，但其進程有可能受制于社會分配問題帶來的總消費不足。現在中國城市化與工業化進程都接近尾聲，在資源增量減少的情況下，國家強調改善分配在客觀上可能會引起市場對變動存量的擔憂，這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一些市場觀察者過度重視三次分配并做出錯誤理解。要糾正市場的錯誤理解，則需要有關方面加強與市場的溝通，避免因誤解影響發展大局。事實上，共同富裕主要靠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努力，在高質量發展的過程中循序漸進地解決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