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行信貸運行分析

2022年伊始，一家上市銀行授信部門負責人說，在質量和效率的雙重約束下，他們不得不臨時抽調優秀的信貸人員，補充授信審批隊伍，以解燃眉之急。

自2022年11月份以來，銀行信貸投放持續高速增長，項目申請紛至沓來，授信部門成為各家商業銀行最為勞碌的一環。

而在當前簡單形勢下，如何做好授信風險管理，也成為銀行業和監管者共同關懷的話題。3月31日，本報記者帶著這一問題專訪了安徽銀監局局長余龍武。

“傍大戶”重新抬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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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龍武：同全國形勢一樣，安徽銀行業金融機構各項貸款連續去年11月以來的增長勢頭，前2個月各項貸款凈增加600.32億元，創歷史新高。

據抽樣調查，安徽省新增貸款投向較多集中于制造業、交通運輸業、電力和煤炭行業等優勢行業和政府投資項目。

《21世紀》：你表示，做好授信審批的前提是肯定要有全局觀念，時時關注宏觀經濟運行態勢。

余龍武：近期，經濟運行環境對銀行信貸運行的深層次影響不容忽視，包括多個方面。第一個方面，在當前大的政策和市場環境下，銀行的集中性風險開頭顯現。我們看到，商業銀行“傍大戶”的趨勢重新抬頭，這導致銀行貸款集中投向少數大型企業和少數項目，尤其是財政刺激項目。這必定導致銀行業的客戶、行業集中度風險上升。

以集團客戶風險為例，2022年5月開頭，大額不良貸款客戶數、不良貸款余額和不良貸款率開頭連續反彈，至10月開頭呈現加速上升態勢。同時，關聯企業群之間的風險傳遞也在加速。估計隨著過去盈利時積累的現金儲備漸漸耗盡，今年企業集團客戶的風險問題將更加突出。

《21世紀》：由于商業銀行“傍大戶”的趨勢重新抬頭，致使小企業融資又成為各方關注的熱點問題。你認為在這方面有哪些工作可做?

余龍武：我的看法是，中小企業在我國國民經濟中的地位舉足輕重，建議國家抓緊把出臺小企業振興專項規劃擺上重要日程，從產業政策、財稅政策、信貸政策等方面全面扶持小企業進展。

從政府層面來說，要拓展創新小企業融資渠道，在創業板的基礎上，盡快推出信貸資產證券化等多元化融資方式;加快建立各級中小企業擔保基金和風險補償基金，完善小企業信用擔保體系，綜合運用財政補貼、減稅減負、呆壞賬核銷等政策激勵措施，發揮財政政策的杠桿作用，引導商業銀行資金投向中小企業。

金融機構一是要做到組織措施落實，必需設立單獨的小企業金融服務專營機構。目前，我們正在指導徽商銀行組建小企業專營中心，專司小企業金融服務工作;二是加強授信機制流程、風險管理技術和產品服務方式創新。針對我省大多數中小企業是圍繞馬鋼、奇瑞等國家大型骨干企業上下游產業鏈或供應銷售鏈的實際，摸索開展產業供應鏈融資將是銀行創新小企業融資的有效方式。

《21世紀》：從目前公布的一些上市銀行年報來看，銀行利差呈現較為明顯的收窄趨勢，這是否也是一個重要影響?

余龍武：對。我認為影響銀行信貸運行的一個重要因素是利率政策走勢導致銀行利差縮小甚至倒掛。

從2022年以來，商業銀行的凈利差持續提高，使得銀行盈利水平不斷上升，我國多家銀行成為全球最賺錢的銀行。但隨著利率政策的調整和資本市場長期波動而發生了新的變化，銀行盈利水平會有所下降。一是由于資本市場長期低迷導致資金回流到銀行存款，且定期化特征顯著，增大了銀行資金的成本支出;二是由于去年9月份以來的多次降息政策中，貸款利率累計降幅高于同期存款利率，直接對商業銀行利差產生不利影響。

詳細從兩方面來看，一方面，近期銀行同業拆借利率與通知存款七天利率之間的利差消失少見的連續數月倒掛，隔夜回購利率與活期利率之間利差也在不斷收窄，銀行貨幣市場和債券市場收益率不斷下降，使銀行流淌性普遍比較充分。另一方面，隨著經濟運行不確定性較大，除財政投資之外的民間投資增長乏力，企業貸款意愿并沒有明顯提高，信貸有效需求明顯不足，而銀行放貸競爭卻日益激烈，使得銀行議價力量有所下降，利差縮小更加明顯。而為了緩解企業資金成本壓力，關心企業生存進展，貸款利率有可能連續下調。同時，居民住房及個人消費貸款利率下限有可能進一步降低等。

通過上面的分析不難看出，銀行利差的縮小，盈利力量的減弱，都將成為下一步影響銀行信貸運行的重要因素。需要銀行業認清形勢，及早調整業務結構，實現盈利增長模式的轉變。

警惕“非市場風險”

《21世紀》：目前大規模的投資刺激政策需要多方資金的共同介入才能夠實現。但在各種因素影響下，各地更加寄盼望于銀行信貸擔當更大比例的投資支出。你認為這有可能帶來哪些問題?

余龍武：我想說的第三個影響正是當前過度依靠非直接金融模式來支持擴大內需，可能會增加商業銀行的“非市場風險”。

詳細表現為，其一，少數銀行有可能為滿意政策要求而放松風險掌握，更多地介入某些處于衰退或不穩定的行業或企業。事實上，從銀行信貸的行業分布來看，紡織、煤炭、有色金屬等行業的大額信貸質量已經消失向下遷徙的苗頭。

其二，政策性金融改革推動步伐有可能放緩。為了應對當前經濟下滑風險，對政策性銀行和商業銀行政策性業務的改革步伐有可能放緩，甚至重新考慮。從中期來看，這必定會導致銀行體系中政策性金融風險的提高。

其三，對城市商業銀行、農村信用社等地方金融機構的影響可能較大。在當前中國金融體系中，城商行等地方金融機構受地方政府的影響仍舊較大，雖然此前的改革旨在扭轉這一局面，但在地方政府面臨政績壓力的背景下，很可能會施加更多影響，要求地方銀行供應符合政策方向的“軟約束”貸款，從而增加了潛在的地方金融風險。

《21世紀》：目前，商業銀行面臨的一個困惑在于如何正確處理好“保增長”與“防風險”之間的關系，你覺得應當如何把握?

余龍武：我覺得有三點需要重點把握。第一，堅持穩健審慎的進展取向。要既穩健又樂觀，保持信貸增長的均衡、可持續，力戒信貸投放的大起大落，這也是防止經濟過快下滑的前提。

其次，制定切實有效的信貸政策。目前受經濟下滑沖擊較大的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區，內地受到的沖擊相對還不太大。所以，在目前狀況下，商業銀行信貸政策既要體現相對的統一性，也要體現肯定的敏捷性，不能簡潔的實行“一刀切”。

第三，樂觀支持有條件的地方政府組建投融資平臺，通過發行企業債券、中期票據等多種融資工具，拓寬中央政府投資項目的配套資金融資渠道。

《21世紀》：在十大產業振興規劃中，幾乎每一個規劃都提到了促進產業兼并重組、優化整合，特殊是產能過剩的鋼鐵、汽車產業。那么，對于并購貸款這一新型業務，商業銀行的授信體制機制應做出哪些創新?

余龍武：應當說，解禁并購貸款業務既有歷史閱歷的深刻教訓，又有經濟下行的現實壓力。一方面，歷史上并購貸款有過深刻教訓和巨大風險，在過去建行剝離的不良資產中，銀行發放股權貸款而造成貸款呆滯無法收回的占相當比例。另一方面，并購貸款是通過兼并重組實現產業機構調整、中資企業海外并購的現實需求。

在并購貸款貸前調查中，兩個要素極為重要：一是推斷并購交易和股權的真實性，防止欺詐;二是并購交易能否最終勝利的預期。國際上全都認為并購的勝利率僅為34%，我國近年來企業海外并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