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歷代判例制度的演進在我國古代的法律體系中，最基本最主要的法律規范形式是制定法。自公元前536年鄭國子產鑄刑書起，歷朝歷代基本上都制定了以律典為核心的法律體系。由于成文法立法的不足及社會形勢的紛繁復雜，導致成文法在司法實踐中往往與現實生活脫節，因而自春秋戰國開始，作為制定法補充形式的判例開始萌芽，經過秦漢、魏晉南北朝、隋唐、宋元的發展變化，到明清時期，形成了完備的判例制度。廷行事——秦朝的判例早在商代，便已出現了比照先例予以處罰的情況，到了西周，進一步出現了表示判例的“御事”等用語。至春秋戰國時期，判例的運用進一步頻繁，對司法活動的影響也進一步擴大。但先秦時期判例的運用，只是判例制度的萌芽，隨著秦漢時期審判組織的發達和訴訟活動的規范化，判例正式出現。秦代的判例稱為廷行事，即判案成例。據《漢書》記載，秦始皇“專任刑罰，躬操文墨，晝斷獄，夜理書，自程決事。”這里的‘事’即廷行事，就是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判例。在《睡虎地秦墓竹簡》中也有廷行事關于記載。決事比——漢代的判例在漢代，判例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一方面，秦代通行的廷行事，至漢代并未完全消失。如《漢書》記載：“時慶有章劾，自道：‘行事以贖論。’”另一方面，在漢代又出現了新的判例形式——決事比。所謂決事比，據《周禮》賈公顏疏：“其無條，取比類以決之，故云決事比。”它是在法律闕如的前提下，依據先例、成事或者儒家經義來處理案件。在西漢時期，決事比的運用非常廣泛。漢代的判例，由于董仲舒的引經決獄活動，被賦予全新的時代特征。據《后漢書》記載：“膠東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數遣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其得失。于是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言之詳矣。”董仲舒試圖通過引經決獄，將司法活動的各項原則納入到儒家的法學世界觀之中。這是漢代判例區別于秦代判例的地方。例——唐代的判例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由于社會動蕩，成文法尚且無法遵行，判例就更難被應用了。唐代除了律、令、格、式四種基本法律形式外，還出現了典、敕、例等新的法律形式。例在司法實踐中起著判例的作用，補充成文法的不足。但由于唐朝的成文法高度發達，特別反對用例來破壞法律，唐玄宗曾下詔：如聞用例破敕及令式，深非道理，自今以后，不得更然。所以判例的作用相對減小。斷例——宋代的判例宋朝在司法實踐中廣泛使用判例，“法令雖具，然吏一切以例從事。法當然而無例，則事皆泥而不行”。宋代判例彌補了制定法的漏洞，進一步加深了司法官吏對制定法的理解，有利于制定法在現實生活中的適用。為了規范例的援用及防止“引例破法”的現象，宋朝加強了編例的工作，對斷例進行修改刪定，以適應社會需要，于是出現了斷例，也稱之為“書判”。宋代的“書判”，來源于唐代選擇官吏的四種標準之一—“判”，即判詞。一般是由官府出題，提出一個假設的案例，由應試者作判，到了北宋，書判作為文體的一種，其性質仍未改變。這種判詞，案例是虛構的，評判好壞的側重點在于遣詞造句、引經據典能力的大小，使書判嚴重脫離社會現實。由于書判嚴重脫離社會現實，從北宋時起，開始出現兩種新的整理研究書判的方法。一種是一些士大夫將前代明敏斷獄、平反冤案的記載匯集成書。較早的有《疑獄集》，后來的有鄭克的《折獄龜鑒》、桂萬榮的《棠陰比事》等。另一種是一些士大夫將自己的判詞收集保存起來，編入自己的文集，傳于后世。如《名公書判清明集》中收有49位作者的書判。斷例——元代的判例元朝不但在司法實踐中大量適用判例，其法典中判例也占有一定的地位。元朝的《大元通制》由條格、詔制、斷例三部分組成，其中條格、斷例占有絕對優勢，它將大量的唐、宋律文以“斷例”的形式為其所用，并造成了“有例可援，無法可守”的局面。《大誥》與《問刑條例》——明代的判例《大明律》頒行以后，朱元璋令子孫守之，“群臣有稍議更改，即坐以變亂祖制之罪”，因此為了在不變更成文法律的情況下適應不斷變化的社會形勢，明朝特別注重例的編定與適用。朱元璋于洪武十八年至洪武二十年間親自采集“官民過犯”之案件，相繼編成《御制大誥》、《御制大誥續編》、《御制大誥三編》、《大誥武臣》，合稱《明大誥》。《大誥》體現了朱元璋重典治國的思想，但因重典治國只可收效于一時，所以建文、仁宗、宣宗、英宗即位時都宣布“諸司所問囚犯，今后一依《大明律》科斷，不許深文，違者治罪”，實際上廢除了《大誥》。由于《大明律》無法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在明代中葉以后，明朝君臣開始在律典之外修訂以《問刑條例》為代表的各種條例，包括弘治《問刑條例》、嘉靖《問刑條例》、萬歷《問刑條例》。《問刑條例》是明朝中后期重要的立法活動，它不僅突破了祖宗成法不可更改的束縛，而且使刑事條例規范、劃一，糾正了過去“以例代律”、“以例破律”的弊病，使其真正起到“以例補律”的作用。例——清代的判例清承明制，律外制例，以例輔律，律例并行，使例成為清代重要的法律形式。清朝采用律、例合編的形式。從清朝的第一部成文法典《大清律集解附例》，到康熙朝將《刑部現行則例》附入大清律內，再到雍正朝的《大清律集解》和乾隆朝的《大清律例》，都采取了律、例合編的形式。乾隆五年《大清律例》編成后，后世再未對律文進行實質性的修正，只用增加新例來彌補律文的不足。由于例的形式靈活，便于隨時將統治者的意志上升為法律，因而乾隆十一年年確定了“條例五年一小修，十年一大修”的制度，至同治五年修例時，例竟由乾隆五年的1049條增至1892條。由于例的數量急劇膨脹，形成了“以例代律”的局面，“蓋清代定例，一如宋時之編敕，有例不用律，律即多成空文。”我國古代特別注重成文法的修訂，歷朝歷代都形成了以律典為核心的完備的成文法體系，成文法的完備使判例存在的空間非常狹窄，我國古代雖有判例，但沒有形成判例法。但是，判例的最終發展趨勢是上升為成文法。判例入律，由皇權予以確認。到封建社會末期，判例開始入律。研究古代判例制度，對我們今天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