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醫養生【環境養生】

環境養生

健康是長壽的先決條件，每個人的健康狀況在很大程度上又依賴于他所生活的環境。

環境包括地理環境、氣候環境、社會環境和每個人居住的小環境。在環境中，有許多因素每時每刻地作用于人的機體。這些因素，可概括為物理的、化學的和生物學的，不僅錯綜復雜，且處于經常不斷的變化之中，人體借助機體內在調節和控制機制，與各種環境因素保持著相對平衡，表現出機體對環境的適應能力，但是人們的這種適應能力是有限的，當有害的環境長期作用于人體，或者超過一定限度，就要危害健康，引起疾病，甚至造成死亡。

環境因素自古以來就非常受到人們重視，如《黃帝內經》里就有明確的記載：“一州之氣，生化壽夭不同，其故何也？歧伯曰：高下之理，地勢使然，崇高則陰氣治之，污下則陽氣治之。陽勝者先天，陰勝者后天，此地理之常，生化之道也……高者其氣壽，下者其氣天，地之小大異也，小者小異，大者大異。”非常清楚地指出了：若是居住在空氣清新。氣候寒冷的高山地區的人多長壽，居住在空氣污濁、氣候炎熱的低洼地區的人多短壽。可見，居住地方的水土、氣候環境對人體的健康長壽是非常重要的。現代研究認為，海拔1500?2000米之間的山區，陰離子密集，確實是長壽的地理環境。根據我國第三次人口普查統計，百歲以上老人有3700多人。這些長壽者大都生活在森林多的山莊和少數民族地區。

眾所周知，人的死亡主要是由疾病所引起，可是從現在來看，僅僅從治病的途徑來延長人類的壽命，潛力是十分有限的。因為近百年來，人類的死亡原因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它已從以往的各種傳染性疾病為主要原因，改變為以衰老性疾病為主要原因。也就是說，在現時代，死亡多是因為細胞和組織衰老為直接因素而引起的。就拿人們常見的惡性腫瘤。腦血管病及心臟病來說，盡管其發病的直接原因各有不同，但都與細胞和組織的衰老和損傷密切相關。引起這些病的原因雖然是多方面的，但惡劣的環境影響是不容忽視的重要原因。早在100多年前，英國醫生就發現，在英國，生活在粘土、磚土和河谷沖積土分布區的居民，癌癥死亡率很高，而生活在古老、堅硬的巖層區和排水良好的地區的居民，癌癥發病率則很低。美國學者也發現，美國的癌癥高發區集中在東北部、五大湖周圍以及西部沿岸地區。

在我國，癌癥的分布在大的范圍里，具有明顯的地區差異。就是在小的范圍里，各種癌癥也都有自己特有的地理分布。如肝癌的高發區集中在福建、廣東等地；食道癌

高發區主要在北方，其中河南、河北、山西三省交界處的食道癌高發區呈同心圓分布，發病率由中央區向周圍逐漸降低。

不但自然環境與人們的健康息息相關，社會環境同樣和人們的身體狀況緊密關聯。如《黃帝內經》里就指出：“凡欲診病者，必問飲食居處，暴樂暴苦，始樂始苦，皆傷精氣，精氣竭絕，形體毀沮。”非常明確地闡明了診治疾病要注意社會心理因素的影響。相傳，帝堯時代人們就鑿井汲水而飲。春秋戰國時期居民中還制訂了清潔飲水公約，不遵守者以法律處理。我國考古挖掘的古城遺址遺物證實，春秋戰國時期的城市地下已有用陶土管修建的下水道，不僅注意到飲水衛生，而且還注意到保護環境衛生。在古希臘，希波克拉底也寫過《論空氣，水和土壤》等衛生論著。

十八世紀的歐洲工業革命時，提出了許多與社會因素相聯系的醫學課題，促使醫學家們去探討社會因素與人群健康和疾病之間的關系。1766年，德國人約翰?彼得費蘭克建議政府采取措施保護個人和公眾的健康，最先提出“醫學監督”的想法。1838年德國人捷埃羅舒提出“社會衛生學”的概念。他指出：人類是憑借著社會才能賴以生存的一種社會動物。他還把衛生分成兩大類：一類是個人衛生，它完全隸屬于個人的主動性；一類是公共或社會衛生，它需要采取法律或行政措施。

1848年法國人儒勒?蓋林第一次把“社會”這個詞同醫學問題聯系起來，提出了“社會醫學”新概念。他把社會醫學分成四個部分：社會生理學－－研究人群的身心狀態與它的法律、組織、制度、風俗、習慣等的內在關系；社會病理學－－研究健康和疾病的社會問題；社會衛生學－－研究增進健康，預防疾病的措施；社會治療學－－制訂治療措施和其他手段對付社會可能遇到的不良因素。

1848年，在法國大革命的影響下，德國人諾爾曼指出：“醫學科學的核心是社會科學”。

本世紀以來，兩次世界大戰期間暴露出社會因素對健康的影響較為突出，社會醫學在發達國家為醫學界廣泛接受。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工農業生產的發展及與之相適應的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隨之而來的各種社會因素對健康的影響，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突出。社會向醫學提出了許許多多新課題：環境污染造成生態平衡破壞所帶來的“公害病”；現代工、農業及交通運輸業所帶來的意外傷殘人的增多；人口老化以及社會現代化所引起的疾病譜的變化等等。

總之，由于人具有生物屬性和社會屬性，就必須重視社會環境因素對人群健康和疾病的影響。

除自然環境、社會環境外，生物因素亦不能忽視，包括所有與人共存的生物，直接或間接對人的影響。人體的健康還與生物致病有著密切的關系，致病原及寄生蟲也影響著人的發育和衰老變化。

可引起人疾病的生物致病原，包括細菌、病毒、支原體、螺旋體、原蟲、立克次體、蠕蟲等。有些疾病是通過動物或昆蟲作為傳播媒介致人疾病的，如鼠傳播鼠疫、鉤端螺旋體病、鼠咬癥等，狗傳播狂犬病，豬傳播豬肉絳蟲病，蚊子傳播瘧疫、乙型腦炎，虱傳播流行性斑疹傷寒病等，蒼蠅傳播痢疾、霍亂、傷寒等病。

生物因素引起的疾病，對人類的生存、生命和年齡增長都造成嚴重的威脅。在歷史上，天花、鼠疫、霍亂、瘧疾、流感等等為患，幾乎造成一個地區人口的滅絕。如鼠疫在人類歷史上曾發生過多次悲慘的大流行，14世紀最嚴重的一次大流行，在歐洲病死者達2500萬人，占當時歐洲人口總數的1／4。在近百年內，霍亂曾先后發生6次世界大流行，每次流行死亡人口均以數十萬至百萬計。

綜上所述，不難看出，環境是一個極其復雜、辯證的自然綜合體，一切生物都要適應環境而生存，人類不但要適應環境，而且還要利用、支配和改造環境。

社會環境與人據對中國猿人的年齡考察，其死亡年齡在14歲以下的占69.2%,15~30歲的占11.7%,40?

50歲的占14％，50歲以上僅占5．1％。由此可見，當時中國猿人大都未到成年就死亡了。有人對40多個北京猿人骨骸的年齡進行研究，推算他們的平均壽命只有15歲。

到了舊石器時代和中石器時代，人的生命亦是短暫的。即使到了新石器時代，如6000年前的半坡人，一般只有30~40歲。小孩死了用甕棺埋葬，在發掘的250座墓葬中，小孩就有76座，可見小孩夭折的非常之多。

原始人的壽命為什么這樣短促呢？這是由于當時的社會經濟條件決定的，其生活條件十分艱苦，抵御自然災害和疾病的能力十分薄弱，非常容易喪生。

隨著社會生產力的迅速發展，人民生活的不斷改善，人的平均壽命開始急速上升。有人曾統計過：自1850年以來的100多年內，歐洲人的平均壽命大約激增了三十幾歲。按1977年人口年鑒，歐洲人口的平均壽命已達72歲。但是，由于世界各個地區、國家社會環境和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每個國家的平均壽命是不同的。據當時統計，日本男人平均壽命已達74歲，而安哥拉卻只有38歲。人類的發展，是與社會的前進、經濟的發達和技術的發展分不開的。具體他說，有以下社會環境因素與人們的健康密切相關。

社會政治與養生社會政治因素是多方面的，對人的健康和疾病的影響也是多方面的。但從總體上來說，這種影響主要表現在國家政權所制定和實施的方針、政策、法律、法令對醫學衛生保健事業的作用方面。因為醫學及衛生保健向前發展或停滯不前，對人們健康和疾病有著直接的影響。如在中國的唐、宋時期，由于統治者比較重視醫藥衛生事業的發展，我國醫療衛生機構規模之大，組織之嚴密，分科之精細，醫學水平之高，是當時世界所少有的。不僅對當時人民健康狀況的改善、經濟文化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而且還培養和造就了一大批醫藥學專家，撰寫了許多醫學專著，對后來幾個朝代醫學學派的形成和亞洲地區（主要是朝鮮和日本）醫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中世紀的歐洲封建統治者，他們與教會勾結，極力鼓吹宗教神學，宣傳封建迷信，扼殺一切科學（包括醫學），把人們的思想禁銅在神學的框框內，醫療衛生事業完全把持在僧侶手中，成了寺院的附屬物，嚴重阻礙了醫學的進步和醫療衛生事業的發展，造成霍亂、鼠疫、傷寒等烈性傳染病在歐洲許多國家多次大流行，死亡總數達2500萬人。

除以上方針、政策對人群健康和疾病有重大影響外，還有一些政治因素，如一個國家的政局是否穩定，國家是否實行民主政治以及是否陷入連年戰爭等，都可直接或間接地對人群健康造成影響。

反過來說，人群的健康和疾病對政治也是有很大影響的。因為一個國家國民健康狀況的好壞、體質的強弱，對于這個國家的強弱和民族的興衰至關重要。大量的實踐也已經表明，國民身體健康是生產發展、經濟文化繁榮昌盛、社會秩序安定、國家政權鞏固的重要保證之一。

社會經濟與養生社會經濟的迅速發展促進了人群健康水平的提高，人群健康的增強又推動了社會經濟的發展，二者是相輔相成的。社會經濟之所以能對人群的健康產生極大的影響，關鍵是因為物質資料的生產活動是人類社會生存和發展的基礎，為人群的健康成長和延續后代提供了物質條件。如一些經濟發達的國家，由于生產力水平高，科學技術先進，勞動條件優越，人們的物質文化生活豐富，營養狀況良好，因此，這些國家的人群健康狀況比經濟不發達國家要好得多，平均期望壽命要長得多。

社會生產力的水平還決定了人們的文化教育水平，進而對人群的健康產生重大的影響。一般說來，文化教育發達國家和地區，人們受教育的機會多，文化水平相對也高，衛生習慣好、生活方式合理，預防疾病的能力相應增強，因此患病率低、健康狀況較好；反之，則患病率高，健康狀況較差。如挪威曾調查18000名冠心病患者，文化水平低的患病率較文化水平高的患病率要高一倍。可見，提高人們的文化教育水平，特別是衛生教育水平，是防治各種疾病、增進人群健康的重要條件。

此外，社會生產力的水平對提高醫學科學和醫療衛生事業水平，進而對人群健康狀況，起著重大的作用。其作用主要表現在以下幾點：

第一，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不斷開辟新的生產領域，為醫學科學提出新的研究課題，促進了醫學的發展。如隨著現代生產力的發展，需要治理環境污染，處理“三廢”、消除噪音，產生了環境醫學、勞動衛生學；隨著影響人體健康的社會心理因素的日趨復雜，促進了預防醫學的發展，出現了社會醫學、心身醫學；隨著航海事業的發展，出現了航海醫學。潛水醫學；隨著空間技術、航天技術、宇宙飛船的發展，出現了航空醫學、宇宙醫學。由于新技術如電子顯微鏡、超速離心機等在醫學中的運用，創立了分子生物學、分子生理學、分子病理學、分子免疫學、生物醫學工程等學科。這些新興學科的不斷出現，對人群健康狀況的改善和提高，產生了重大影響。

第二，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為醫學提供了更多的新技術和新儀器設備，如電子計算機。X射線衍射技術。超速離子分離技術、激光、光導纖維、核磁共振斷層攝影、生化自動分析儀等應用于醫學，大大提高了診斷疾病的水平。工程技術和材料科學在醫學中的應用，使人工器官在治療疾病中發揮了越來越顯著的作用。

第三，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為醫療衛生事業提供了更多的資金，可建立更多的醫院，培養更多的醫學人才，擴展醫學研究與醫療衛生事業，促進人群健康水平的提高。

據世界衛生組織統計，許多發達國家用于衛生保健的費用占國民生產總值的6%?7%,按人口平均的醫療保健開支，發達國家平均每人208美元，而許多不發達國家醫療保險投資則不到國民生產總值的1%，按人口平均每人才7美元。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