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踐智慧與知行關系作者：王南湜《光明日報》（2016年10月19日14版）馬克思主義哲學是一種指向改變世界的哲學，因而其解釋世界的“認識”或“知”，與改變世界的“實踐”或“行”的關系問題便具有了極端的重要意義。對于世界的“認識”或“知”有兩種：一種是理論性的認識或知，可稱之為理論之知或理論智慧；一種是實踐性的認識或知，可稱之為實踐智慧或實踐之知。因而，對于知行關系問題的探討，這種實踐之知或實踐智慧自當是題中應有之義。但在認識論話語盛極一時的20世紀80年代，人們在對知行關系的討論中，實踐智慧概念缺席了。而到了世紀之交實踐智慧話語興起之時，人們卻不再關心認識論問題。于是，實踐智慧與知行關系問題擦肩而過。但知行關系問題既然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中的核心問題，而實踐智慧又被視為馬克思實踐哲學之關鍵性概念，那么，將認識或“知”擴展為理論智慧與實踐智慧兩個層面，并將之與知行關系問題關聯起來進行討論，便是當今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中一個不應回避的理論任務。認識如何源于實踐認識源于實踐是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首要原則。但以往在解釋這一原則時卻由于未意識到實踐智慧在其中的中介作用，往往流于一種經驗主義與實用主義的混合體。關于這一原則，傳統的說法是，通過實踐，人作為認識主體與客觀事物相接觸，首先獲得感性認識，進而通過理性思維上升到理性認識。但這一類經驗主義的說法把知識理解為一種經驗積累過程，無法說明科學知識的普遍必然性，從而亦無法擺脫懷疑論的結局。如果我們將實踐智慧或實踐之知納入對知行關系的考察之中，則認識如何源于實踐的問題將會獲得一種新的理解。所謂實踐智慧，即一種人對于自身實踐的直接意識。這種實踐智慧，以亞里士多德之見，不同于單純指向普遍性的理論智慧，它同時包含對個別事物的認識。馬克思指出，人對自然的關系，首先是實踐的即以活動為基礎的關系，人是通過自己的積極活動獲得滿足自己需要的外界物的，并在這一實踐過程中同時形成了關于這些物的知識。顯然，馬克思所說的這種知識正是一種直接的實踐知識，即實踐智慧。后來海德格爾亦強調人作為此在對于其“在世”有著一種直接的“領會”，而不待理論思維才能獲得知識。這種實踐智慧雖然包含著關于個別事物的知識，但卻不能將之僅僅歸結為感性的東西，而是其中也包含著普遍性的理性因素。如傳統社會中的那些關于生活和勞作的種種規則、規范和道德勸誡諺語，便包含著豐富的普遍性的理性內容。在前現代社會中，科學理論尚未產生，因而所謂的知識，主要便是這種實踐智慧，它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發揮著主導性作用。但無論如何，實踐智慧有著明顯的局限性，其主要局限便是模糊性、非精確性和缺乏普遍必然性，因而有必要上升到一種超越這些局限性的知識形態。這種知識形態便是理性之知或理論智慧。那么，理論智慧又是如何從實踐智慧之中上升而來的呢？從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立場看，這根源于人類基于工具性活動而發展起來的抽象能力和語言符號能力。工具作為人工制品，對于活動的具體對象而言，有一種以“一”馭“多”的特征，即人總是用同一工具對付一類諸多對象。這種以“一”馭“多”之所以可能，是因為任何一種工具都是專門用于某類活動的中介，只對活動對象的特定方面發生作用，而不及其余。就此而言，某種工具性活動對于活動的具體對象來說，便是一種抽象的作用，即將對象的特定方面抽象出來加以作用。越是發達的工具體系，其專門性就越突出，從而其抽象性就更加單一。將工具體系中的這種以“一”馭“多”的抽象作用借助語言符號表達出來，便構成科學思維的雛形。這一點在近代科學的因果觀念中可以最清楚地看出來。這就是科學史家伯特所指出的：近代科學中的機械論因果觀念與古代目的論因果觀念的一個根本不同之處，“那就是把一個有待說明的事件分析成為比較簡單的（而且往往是預先存在的）構件，以及以原因為手段對結果進行預言和控制”。顯然，正是基于工具性勞動中所特有的以原因為手段對結果進行控制的因果關系及抽象作用，人們才進而構成了科學的理論世界中普遍性的精確的因果關系，同時，工具性勞動的客觀必然性也說明了科學理論的客觀必然性。我們看到，說認識源于實踐，首先是說實踐智慧是人對于自身對象性活動的直接意識，而理論智慧則是經由對于實踐智慧的抽象而達成的間接的意識，在其中，實踐智慧構成了實踐活動與理論智慧之間的中介環節。理論如何重返實踐馬克思主義哲學既然以改變世界為目的，那么，源于實踐的理論智慧也必定要重返實踐，以對改變世界產生積極作用。理論智慧以科學為典范，科學理論比之實踐智慧的優越性在于其普遍必然性和嚴密性。正是基于這一優越性，科學在改變世界方面取得了人類有史以來從未有過的巨大成就。然而，以科學為典范的理論智慧，抽象性既是其巨大優勢，亦是其嚴重短板。由于其抽象的普遍必然性，便不可能恰切地適合于每一特定具體對象，從而需要再次通過實踐智慧的中介以適應特定實踐活動。理論智慧的特征是抽象的普遍必然性，而實踐總是具體的，因而，理論智慧要能動地對實踐活動起到有效指導作用，就必須從抽象原則轉變為具體的實踐智慧。這種從抽象的理論智慧向具體的實踐智慧的轉變，不同于通常所說的從抽象上升的具體的辯證進展過程。后者對于理論思維無疑是極端重要的，但這一過程仍是在理論思維或理論智慧的范圍內從比較抽象的概念向更為具體的概念的進展，即便上升到了思維具體，對于現實而言仍是一種理論抽象，而前者則是要超出理論智慧的范圍，進入到與特定的具體實踐相關聯的實踐智慧的范圍內。那么，這種從理論智慧向實踐智慧的轉變如何可能？在工業設計中，從自然科學定律到工程技術規范的轉化過程能給我們某種啟示。一般而言，科學定律是一種精確的函數關系，但其應用于工程技術之中時，并不試圖對工程中的一切細節加以理論描述以便使科學理論完全通達工程實際，而往往在根據科學理論計算的基礎上，再根據具體經驗采取一種增加保險系數的方式。例如，在材料工程中，根據某種強度理論，可計算出某種零件需要若干數量的直徑或厚度，但實際工程設計中卻并不是采用這一計算出來的數值，而要通過增加一個保險系數使這一數值大大增加。而且，要增加的保險系數，在不同執行者那里各不相同。在這種從理論向技術的轉化中，我們看到，一方面，科學理論對于現實的工程技術規范在一定程度上是適用的，因而是規定性的；另一方面，這種規定性并不是剛性的，而是一種有一定伸縮范圍的柔性的調節作用，以便人們根據實際情況靈活掌握。同理，其他領域中的理論向實踐的轉化也是這樣的。如政治生活中對于一種普遍性的理論，便必須將之具體化為適合本國甚至本地區的社會現實的理論。在這方面，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便是一個范例。甚至在個人道德生活領域，也需要根據具體情況將抽象的道德原則具體化，轉變為實踐智慧去恰切地指導人們的道德實踐。這種理論智慧對實踐智慧的非剛性的調節性作用，也就是理論智慧對實踐智慧的中介作用。通過這一中介作用，一方面提升了既有實踐智慧，使之增添了科學的因素，另一方面，理論智慧亦由此能夠達于極其復雜多樣性的現實生活，從而以一種間接的方式有效地作用于實踐。這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一種辯證法，即實踐辯證法。具體把握理論智慧、實踐智慧與實踐活動之間的復雜關系實踐經由實踐智慧上升到理論智慧，以及理論智慧經由實踐智慧而重返實踐，這便是實踐智慧、理論智慧與實踐活動之間的交互中介。由于現實生活的復雜性，這種交互中介的情形也極其復雜，因而必須根據各種不同的實際情況辯證處理好其間的種種關系。大致說來，以下幾種情形是人們處理這種交互關系時必須予以考慮的。首先，成熟的科學理論在特定歷史時期只存在于某些領域之內，這樣，科學理論經由實踐智慧而指導實踐，便只能實現于那些科學已經發達的領域內，而科學尚未涉及的領域，則只能滿足于實踐智慧的指導，不可將其他領域的科學理論強行擴展至該領域。其次，在同一實踐領域可能會出現不同科學理論，如早期光學中的粒子說和波動說，在社會科學領域，各種不同甚至對立的學說更常見。在此情況下，如何將科學理論轉化為實踐智慧，不僅需要考慮科學理論與現實的關系，而且必須考慮不同甚至對立的科學理論之間的關系。很多情況下，同一領域中不同學說可能都只是對復雜現實不同方面的把握，這樣，就需要實踐者根據具體情況加以把握，考慮不同理論在構成實踐智慧之中的比重。在這方面，毛澤東的矛盾特殊性學說，特別是抓住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同時兼顧次要的矛盾和次要的矛盾方面的學說，為我們在復雜情況中如何建構實踐智慧提供了基本的方法論原則。再次，隨著實踐的發展，某一領域中的科學理論也會發生變化，這樣，即便在同一實踐領域，在不同時期，科學理論的作用也會不同。在缺乏成熟的科學理論指導實踐的情況下，人們不會靜候理論的發展然后去實踐，而是必定要“摸著石頭過河”；同時，人們也不會滿足于總是停留于具體實踐智慧的層面，而必然要對實踐中積累起來的實踐智慧加以提升，使之上升為科學理論，然后通過實踐智慧的中介，重返實踐，對實踐進行“頂層設計”，使之更具科學性。最后，將實踐智慧上升為理論智慧，往往只是少數科學家、理論家之事，而實踐，特別是政治實踐，卻必定是廣大群眾之事。因而，將理論智慧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