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第8章 國家理論 學習目標1. 了解國家的本質、國家的起源和國家的演變2 . 掌握新古典的國家理論及國家兩重屬性3. 認識政治交易與經濟交易的異同4. 認識國家與國家之間的交易的特點在新制度經濟學中，國家有時也可理解成一個“企業”，這個“企業”是由一個統治者，一個統治階級或者一個人民代表把持著的、以收益或社會產品極大化為目標的組織。國家之所以被理解成一個企業，是因為它和企業有相同之處，它們都可以描述成一種政治系統和一種社會系統，在這種系統中，為了使主體福利最大化而設計一系列規則，包括：第一、以規則和條令的形式建立一套行為約束機制；第二、設計一套發現違反和保證遵守規則和條令的程序；第三、明確一套

2、能降低交易費用的道德和倫理行為規范（諾斯，1981）。當然，國家和企業也有重要區別：國家是一個超級權威，它可以制定自己的法律；企業則不能，相反，企業必須遵守國家制定的法律，在國家的規制下行事。正如科斯曾經指出的：“實際上，政府是一個超級企業（但不是一種非常特殊的企業），因為它能通過行政決定影響生產要素的使用。政府如果需要的話，就能完全避開市場，而企業卻做不到。企業不得不同它使用的各種生產要素的所有者達成市場協定。正如政府可以征兵或征用財產一樣，它可以強制規定各種生產要素如何使用。這種權威性方法可以省去許多麻煩。進而言之，政府可以依靠警察和其他法律執行機構以確保其管制的實施。顯然，政府有能力以低

3、于私人組織的成本（或以沒有特別的政府力量存在的任何一定比例的成本）進行某些活動”（科斯，1960）。在科斯的這段話中，國家的權威特征一覽無余。張五常表述了與科斯相同的觀點，但他進一步討論了國家的起源，在他看來，政府的存在是選擇的結果。“不管政府多么專制，除非把它看作是選擇的結果，否則經濟學家就不能解釋它的存在。”即使是歷史上存在的荒誕不經的政府，也是約束條件下最大化的結果（張五常，2000）。諾斯則看到了國家的雙重作用：“國家的存在對經濟增長至關重要，但國家也是人為衰退的根源”（諾斯，1981）。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沒有國家及其制度和產權框架的支持，經濟活動的交易費用將高不可攀，復雜的生產體系不

4、可能運轉，涉及長期交換關系的專用投資也不可能進行。但另一方面，有了國家，國家也可能會建立一些無效率的產權制度，成為阻礙經濟增長的力量。這些學者雖然從不同的角度討論了國家的特征、作用和起源，但有一點卻是相同的：從經濟、尤其是從交易費用和產權的維度來理解國家的存在、本質和作用，是一個非常好的視角。在這一章，我們將用交易費用、產權和合約理論來分析國家及其組織，由此得到的理論稱為新制度經濟學的國家理論。8.1 產權理論與國家理論根據新制度經濟學的觀點，國家通過規定產權、提供公共物品和決定游戲規則，而對一國的經濟增長和一國的財富產生重大影響，因此，菲呂博騰和平治維齊（1972）正確地指出，沒有國家理論，

5、不能真正完成產權理論；但另一方面，沒有產權的建立和維護，我們也不能解釋國家的存在和本質。這就意味著，產權理論和國家理論具有天然的聯系，國家因為產權的建立和維護而存在，而產權的建立和維護則因為國家的出現而變得更為有效。基于這種推理，諾斯（1981）將產權理論和國家理論結合起來，把它們都納入制度變遷的研究范圍：“理解制度結構的兩個主要基石是國家理論和產權理論”。在他看來，國家決定產權結構，因而國家最終要對造成經濟增長、經濟衰退或停滯的產權結構的效率負責：“因為是國家界定產權結構，因而國家理論是根本性的。最終是國家要對造成經濟增長、停滯和衰退的產權結構的效率負責。因而國家理論必須對造成無效率產權的政

6、治-經濟單位的內在傾向作出解釋，而且要說明歷史中國家的不穩定性”。另一方面，為了解釋人類力圖降低交易費用和組織交換的經濟組織形式，產權理論是必要的，“實際上，產權的出現是國家統治者的欲望與交換當事人努力降低交易費用的企業彼此合作的結果。”顯然，在諾斯的思想中，國家理論和產權理論是相輔相成的。波特曾經指出，繁榮和貧窮是一國自己的選擇。如果一國選擇有利于生產率增長的政策、法律和制度，比如升級本國所有國民的能力，對各種專業化的基礎設施進行投資，使商業運行更有效率等等，則它就選擇了繁榮。與此相反，如果一國允許破壞生產力的政策存在，或者技能培訓僅為少數人服務，或者僅靠家庭背景或政府的妥協才能成功，則該國

7、就限制了本國的財富增加，也即選擇了貧窮（Porter，1990）。但是，波特沒有很好地解釋一國為什么會作出不同的選擇。 將產權理論和國家理論結合起來，可以很好地回答波特提出的問題。根據新制度經濟學的觀點，國家或政府沒有采取促進經濟增長的規則，一定是由于某種交易費用的約束。由此，我們可以得到科斯定理的宏觀版本：如果政治和經濟領域的交易費用均為零，一國的經濟增長和發展基本不受其政府類型的影響。然而，當這兩種交易費用為正時，一國內部的權力分配和其制定規則機構的制度結構就是決定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素（Eggertsson,1990）。因此，用交易費用、產權或合約的觀點可以很好地分析國家的本質和作用。這樣做

8、的一個自然結果是，歷史上出現的經濟增長和繁榮，經濟停滯和衰退都可以用產權理論和國家理論來解釋。其中遇到的一個重要的問題是，歷史上的政府為何會制定一些阻礙經濟增長的規則呢？難道政府不喜歡經濟增長么？因為在歷史上許多國家長期處于停滯和衰退的狀態，甚至直到現在，這種狀況也沒有完全消失。顯然我們不能假定政府是喜歡或不關心經濟衰退，但可以假定政府是合約性國家（Contract state）或掠奪性國家（Predatory state）。掠奪性國家的觀點認為國家是掠奪或剝削的產物，是統治者掠奪或剝削被統治者的工具；合約性國家的觀點認為國家是人民通過協商而達成合約的結果，它要為人民服務。這兩種國家的目標當然

9、不同，前者追求的是統治者的租金最大化，后者追求的是國民福利的最大化。不過，即使是掠奪性國家，統治者想極大化自己的租金，也要極大化國民收入，因為國民收入構成了稅基。因此，為了極大化國民收入而更清楚地界定產權和減少租值消散，應該也是他們所歡迎的。正是從這個意義上看，國家既具有掠奪性，也具有合約性，并且大多數時候是這兩重屬性的結合體。因此，諾斯（1981）提出了暴力潛能分配論，將二者統一起來：若暴力潛能在公民之間平等分配，便產生合約性國家；若暴力潛能在公民之間的分配不平等，則產生掠奪性國家。由于暴力潛力的分配沒有絕對的平等，也沒有絕對的不平等，有的只是程度的不同，因而國家都有兩重目的：它既要使統治者

10、的租金或收入最大化，也要降低交易費用使國民收入最大化，從而增加稅收，這樣，國家也就表現為一個矛盾體。但是，國家的這兩個目的并不總是協調的，它們可能相互沖突甚至相互對抗，由此也就出現了相互矛盾的國家行為和各種各樣的結果。當統治者的租金最大化與國民收入最大化相一致時，統治者的最大化與國民的最大化也就和諧一致，國家也就興旺繁榮；當統治者的租金最大化與國民收入的最大化不一致時，統治者的最大化與國民的最大化也就相互矛盾，國家也就停滯和衰退。例如，統治者進行非生產性的再分配活動，可能會使既定國民收入下的租金最大化，但卻會損害未來的國民收入增長。由此可見，國家理論和產權理論天然地聯系在一起。國家通過產權制度

11、的建立和執行，對經濟活動產生重要影響。當國家建立和執行的產權制度有效時，經濟就得到發展；當國家確立和執行的產權制度無效時，經濟就會停滯和衰退。由此，國家理論和產權理論就成為解釋經濟停滯和經濟增長的關鍵因素。8.2 簡單的新古典國家理論眾所周知，對國家的存在和本質，到目前為止已有各種各樣的解釋，前述的合約理論與掠奪理論只是其中的兩種。這兩種理論都具有重要的經濟含意。但這兩種理論在某種意義上又可以統一起來。基于交易費用和產權的思想，諾斯（1981年）提出了一個簡單的“新古典國家理論”，并以此作為進一步分析的理論參照點。這種理論建立在統治者與其子民之間存在合約這種觀念之上。在這種理論中，國家的主要特

12、點是：（1）統治者用保護和公正（包括產權的保護和合約權的保護）交換收入。因為在提供這種服務中存在規模經濟，在提供這種服務中建立專業化組織比個人保護自己財產可以使社會的總收入更高。（2）由于（1），統治者成為子民的超級權威，國家有命令和得到服從的權利，因而具有強制的能力。一個收入極大化的政府會做到這一點，就象一個實行差別定價的壟斷者一樣，將每個集團的子民區別開來，為每個集團設計一個使國家收入極大化的權利體系。（3）由于總是存在著能提供相同服務的潛在競爭對手，統治者的活動或多或少受到一些約束：首先是子民遷移到另一個生活水平更好的國家的成本（退出成本）；其次是推翻現任統治者，支持另一個許諾向子民提供

13、更好服務的統治者上臺的成本。諾斯詳細地解釋了這三個假說。其中假說（1）可以這樣來理解，國家（統治者）提供的基本服務是制定和執行游戲規則。無論是用文字寫成的憲法的制定和執行，還是無文字的社會習俗的形成和演變，都是為規范人們的行為而設立的。按照諾斯的解釋，憲法說明選民的產權結構，旨在政治和經濟交易費用約束下極大化統治者的租金。要達到這一點，必須提供一系列公共物品或半公共物品與服務，以降低詳細說明、協商和執行經濟交換合約的成本。由于國家有這種作用，因而歷史上當人們在掠奪性國家和無政府之間進行選擇時，總是選擇了國家，這意味著，幾乎任何一套規則，那怕是再壞的規則，都好于無規則。關于假說（2），按照諾斯的

14、觀點，產權是國家使壟斷租金極大化的一種方式；私人所有權和公共財產的分配可以根據這一點來解釋。要征稅，統治者需要征稅人（即代理人），委托代理問題由此而產生。統治者的壟斷租金在某種程度上由于代理人的存在而消散，例如，立憲國家中的公共官僚機構就是這種代理人。 關于假說（3），由于總是存在一些競爭者，如一個統治者者或者要與其他國家的統治者競爭，或者要同自己國家潛在的統治者競爭，因而統治者的行為受到約束。替代者越是接近，統治者擁有的自由越少，子民獲得的收入增加越大。但這兩種競爭所起的作用又是有限的，因為選民改變政府或離開一個國家也具有很大的機會成本。具體來說，一國內部的潛在統治者與在位統治者的競爭往往是

15、通過暴力革命或政治斗爭而解決的，由于在位統治者掌握著軍隊與宣傳機器，因而一般處于更有利的地位，這就使得潛在統治者即使冒著殺頭的危險，也不容易得手；另一方面，一國居民要想離開祖國前往他國，即使是在現代西方國家中也具有相當高的成本。此外，他們花在家庭、友誼和生意關系方面的成本也是一種專有投資。凡此種種，都使一個國家居民比企業雇員在更一般和更深刻的意義上鎖定在他們的祖國。這些情況使其政府，不管是哪一類政府，都有可能采取機會主義的行為。諾斯認為，統治者的租金最大化和降低交易費用使社會產出最大化這兩個目標之間可能存在沖突，因為后者需要建立有效率的產權制度，而前者需要建立使統治者的份額最大化的產權制度。這

16、兩種產權制度可能是不一致的，例如，通過再分配政策提升統治者份額的產權制度就可能是損害經濟效率的產權制度（典型的情況是增加稅收）。在諾斯（1981）的簡單靜態模型中，統治者面臨著兩個約束條件，一是同競爭者和其他國家進行政治競爭的程度，二是交易費用。這兩個約束條件都可能會造成無效率的產權制度。在第一個約束下，統治者將避免觸犯有勢力的選民，可能會同意建立一個有利于這些集團的產權結構而無視它對效率的消極影響。在第二個約束條件的限制下，有效率的產權制度可能會導致交易費用而使統治者的稅收下降，因而也被統治者所拒絕。由于這兩個原因，使社會產品極大化的產權結構不一定會使統治者的（長期）壟斷租金極大化。越是有利

17、于統治者收入極大化的產權結構，可能越是沒有效率。這種制度發展現象可稱為路徑依賴 （Path-dependence）。利維對諾斯的觀點作了拓展，詳細地考察了政府在創造經濟制度方面的激勵，并以法國的例子證明這些激勵怎樣不利于長期的效率。她認為，統治者都是掠奪性的，他們極大化個人目標，這要求他們極大化國家的收入。當然能否極大化國家的收入，取決于他們與代理人及子民的討價還價能力等約束條件。在這里，交易費用就是討價還價成本，如度量收入來源、監督和懲罰成本等（Margaret Levi, 1988）。諾斯的簡單的新古典國家理論既可以解釋古代的王國，也可以解釋現代的代表制民主國家。根據公共選擇理論，民主國家

18、的代表是以犧牲選民的利益來極大化個人效用的，這里還可能存在多種利益集團，而利益集團通常為了自身的利益而要求國家建立一些特殊的產權制度，從而導致無效率，這些都符合簡單的新古典的國家理論的邏輯。要注意的是，即使在這種簡單的新古典國家理論中，交易費用和產權都起著重要作用。例如，國籍本身就是一種產權，具有國籍的居民要求國家提供保護，而這種保護就具有相當大的物質價值。在戰爭中，尤其是在內戰中這一點特別明顯。此外，居民的國籍身份也是有經濟價值的，這種價值取決于一國的財富水平，因此，一國的財富水平對居民非常重要。在富國的移民局門前，窮國居民排著長隊希望移民，就證明了國籍的經濟價值。還要注意的是，為了獲得保護

19、而支付的代價可能非常高。而要提供保護，必須建立公共機構，而要建立公共機構，居民必須以貨幣或各種服務的形式交納稅負。在這里，就可能出現搭便車和各種機會主義行為。諾斯（1981）認為，搭便車也有其優點。搭便車防止了大集團的活動，因而解釋了整個歷史上國家的穩定，雖然效率可能不高。它也說明，制度創新一般來自統治者而不是來自子民，因為子民在制度創新方面也存在搭便車行為。此外，革命一般是宮廷革命或小集團進行的革命。大體來說，通過某種規則來繼承可以避免劇烈變革。根據諾斯的看法，這些就是整個歷史上國家結構穩定和變化的原因。以上是簡單的新古典國家理論。可以看出，在這種簡單的新古典國家理論中，國家也象一個“經濟人

20、”一樣追求最大化行為，因此，成本和收益的分析在國家理論中同樣適用，產權、交易費用在解釋國家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中具有重要意義。8.3 國家的起源與演變但上述關于新古典的國家理論主要是一種靜態的學說，實際的發展過程遠為復雜。例如，國家本身是如何產生，又是如何演變的？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無效率的制度得以改變？如何說明歷史上產權制度的演變過程？這些內容是諾斯在經濟史上的結構與變遷時討論的重要問題。 前述關于國家的合約理論和國家的掠奪理論實際上表明了國家的起源，即國家起源于人民之間的協商或起源于強勢者的掠奪。合約論的起源很早，其主要代表人物是霍布斯、盧梭、洛克等人。霍布斯認為，可以提出這樣的假設：第一，在國

21、家產生以前的原始狀態，是“一切人反對一切人” 的無政府狀態，其中通行的是弱肉強食的“叢林原則”；第二，國家的產生是為了擺脫自然狀態。根據合約論的觀點，國家是公民達成的一種合約安排，而合約的達成是公民進行廣泛的社會博弈的結果。也就是說，從合約上講，國家是被公眾創造出來保護公眾權益、調解社會糾紛的制度安排。為了使國家能夠較低成本地保護公眾利益、調解社會糾紛，國家又被賦予暴力，成為一個暴力機器。以這種暴力作后盾，國家通過強制性的手段，進行界定產權和執行產權、解決交易糾紛的活動，可以降低成本。國家是節省交易費用的一種裝置。可以想像，如果沒有國家，產權的界定和執行活動由公民自已進行，那么，其成本將高不可

22、攀。因此，從節省交易費用的角度看，國家的產生是必然的。掠奪論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黑格爾，后來，馬克思、恩格斯與列寧繼承和發展了這一理論。這種理論認為，國家是某一階級或集團的代理人。它的作用是代表該階級或集團的利益，對其他階級或集團進行壓迫或剝削，榨取收入。為了更好地榨取收入，國家界定和執行有利于統治階級的產權制度，使自己的租金最大化。由于這種產權制旨在使統治者的租金最大化，因而它可能既損害被統治階級的利益，也損害整個社會的福利，由此是無效率的。又因為統治階級掌握著政權，因而這種無效率的產權制度可能會長期存在。專欄8-1 熊秉元論尋租與國家的出現競租（rent-seeking）是30年前才出現的學術

23、用語，現在幾乎升斗小民也都瑯瑯上口。原因之一，是競租的觀念簡單，一點就明，而且適用范圍很廣。 經濟活動里，如果收入超過成本，利潤的部分可看成是經濟租（economic rent）。有利潤可圖，潛在的競爭者當然會聞香而至，希望也能攫取經濟租。臺中市有上百家的太陽餅本鋪本店老店始祖等，都是不折不扣的競租者。偶像團體也是競租者政治活動里，也有競租者：如果能透過關說和合縱連橫，通過特殊立法，往往就能取得獨占或專利地位，享受可觀的經濟租。各利利益游說團體，都是競租者。同樣的道理，演藝圈里的各種偶像團體，也都是經過專家精心設計、量身打造的競租者。 關于競租的現象，最早是由政治學者塔洛克（G.Tullock

24、）所提出。二次大戰后，他被美國國務院派到中國，在駐天津領事館任職。他發現，天津的租界原來是天津市外的郊區，但是卻發展成天津最繁華富庶的區域。許多富人住在租界里，終年不踏出租界一步。還有，在租界邊上往外看，所有租界外的建筑，似乎都突然硬生生的被切去一段，比租界里矮了一截。 他覺得很奇怪，華人都很聰慧勤奮，在藝術文化上有非凡的成就，1750年之前，國勢和西方并駕齊驅，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可是，他觸目所見，卻是經濟落后，民生凋敝，多數人生活貧困。甚至有乞丐自殘手腳肢體，以博取同情和施舍。而且，人們花費大量的心思和氣力，去經營人際關系。當時，我我認為那是貪污腐化；現在，我知道那些是競租！人們盡心盡力經

25、營人際關系，希望因而得到特殊利益，就是競租。有趣的是，另一名政治學者奧爾遜（M.Olson）在研究軍閥馮玉祥時，也得到類似的靈感。他論證歷史上政府的出現，不是來自于自愿性、契約論式的過程；實際的情形，往往是由一群四處擄掠的流匪（roving bandits）落腳安居，成為穩定的官匪（stationary bandit）。而后土匪首領黃袍加身，成為替天行道、萬民擁戴的天子；他率領的狐群狗黨，也加官晉爵而成為政府官吏。強盜變官兵，政府于焉出現。四處劫掠的流匪和落戶定居的官匪，都是向老百姓榨取，美其名為稅金或保險費；差別所在，不是性質不一樣，而是程度不同流匪會竭澤而漁，官匪考量的時間較長，不會殺雞取

26、卵。 建立關系享特殊待遇雖然奧爾遜沒有明講，但是他的理論明確的隱含著：流匪得到的經濟租最少，官匪以及漂白后的君王次之；民主政治，多數執政下取得政權的執政黨，得到的經濟租最多。主要的原因，是在民主政治之下，財產權最穩定，經濟活動最蓬勃；企業家愿意投入資本，資本也容易累積。長遠來看，可以創造出最多的財富。因此，由流匪到官匪（君王）、再到民主政治，正好反映競租不同的形式；而且，還巧妙的烘托出，民主政治下的競租，和流匪和官匪的競租相比，事實上是一種進步。 競租的概念，多半用來探討政治過程里的活動，其實可以做一整合和延伸。追根究底，華人社會里無所不在、重要性無與倫比的關系，抽象來看就是競租：建立起關系之

27、后，就能享受特殊待遇。由人際關系，再發展到政府的出現，在學理上可以一氣呵成。也就是由關系到競租，其實可以建構起人際互動和政府組織的一般理論（general theory）。結合這兩者，能一以貫之的掌握諸多社會現象的來龍去脈！ 作者：熊秉元 原載蘋果日報2010年04月07日在新制度經濟學看來，合約論和掠奪論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又都有一定的片面性。例如，諾斯認為，雖然合約論可以解釋為什么國家提供一個經濟的使用資源的框架，從而促進福利的增加，但國家也是強制性產生的根源，國家中的每個人都希望能按有利于本人或本階級的方式再分配社會財富。因此，合約論雖然解釋了最初簽訂合約的利益，卻無法解釋合約簽訂以后各

28、個利益集團的尋租行為。掠奪論雖然解釋了每個利益集團的尋租行為，卻沒有解釋最初簽訂合約獲得的利益，也不能說明一個國家內的互利合作關系。基于這種認識，諾斯提出了暴力潛力論，將二者統一起來（諾斯，1981）。在奧爾遜看來，國家是“流竄的匪徒”為了收入最大化而變為“常駐的匪徒”的結果。在自然狀態或無政府狀態下，“流竄的匪徒”所進行的不規則的搶劫，摧毀了投資和生產的積極性，這會導致一種雙輸的結局。但如果其中一個匪徒成為一個獨裁者，成為一個“常駐的匪徒”，即以各種稅收的形式壟斷偷盜物品并使之合理化，那么對大眾和匪幫這兩方都會更好些。這是因為，一個穩固的獨裁者由于可望在自己的地盤內獲得穩定的收益，并且這種收

29、益隨著生產的發展而擴大，因而他有動力提供和平秩序和其他增加生產力的公共物品。而當統治者制定和執行穩定的稅收政策時，由于大眾可得到努力的邊際產品，因而也會比較努力地投資和生產，由此社會總產品將會增加。然而，當一位獨裁者預期任職期限很短時，沒收那些在他任期內所應交納的稅少于其總價值的資產，當然對他更有利（Olson, 1993）。因此，沒有人盜竊，也就不用人防止盜竊。沒有人強行占有其他人的財產，也就不會有建立和保護產權的國家。所以，從本質上說，作為暴力機器的國家，其產生的根源在于一些人希望不勞而獲地取得最大收入。既然國家的建立是一些人為了收入最大化而作出的選擇，那么，在國家建立以后，這種收入最大化

30、的要求自然會得到進一步的延伸。對此，諾斯指出，問題在于政府不僅有權力保護產權，也有權力剝奪產權。因此，一個市場經濟得以運作的基本條件除了基本法律秩序以外，政府對尊重私有產權給以可信的承諾是必不可少的（諾斯，1994）。但由于國家是使統治者收入最大化的一種裝置，因而國家在建立和執行產權時又成為個人權力最大和最危險的侵害者，由此出現“國家悖論”。專欄8-2 政府偷地難道真的是偷么？揚州市政府做了一件令人大跌眼鏡的事兒，他們在業主不知情的情況下，直接就把當地某小區給出售了，而這個小區只建成了幾年的時間。原本應該是政府信用為其背書的產權證，在政府的手里變成了一張廢紙。驚詫之余，媒體紛紛把該事件稱為“政

31、府偷地”事件。 魯迅先生的名篇孔乙己里有句話，叫做“讀書人的事能算做偷么？”，或許我們也該問問看，政府雖然是不告而取了這塊地的產權，但政府的事能算做偷么？我想，政府做這種事是算不上偷的。雖然都是不告而取，但偷講究的是不讓受害者發覺，而且找不到小偷本人為目的，但房產證明作廢只能由政府機構出面才能做到，這樣一來，作案人是誰根本就不用調查就昭然若揭，那里有這樣的小偷嘛，只有強盜才能如此明火持杖的動手。比之于技術含量相當高明的偷盜行為，這怎么看怎么覺得就是悍然的入室搶劫。說起來，政府的這種行為真的違法么？應該說確實有違法的嫌疑，但我們也要知道，畢竟所有的土地不是國家的就是集體的，要是收回國有土地重新另

32、作他用，這也說不上完全違法，大不了給你點補償就是。有這個所有制墊底，我們這里的拆遷才總是如此如火如荼。這次只不過“提前”太多，讓人實在有點反應不過來了。從理論上說，我們現在的住房所擁有的所謂“產權”都只是這種虛擬的產權，甚至可以說連“虛擬”都算不上，根本是一種租賃權，期限是70年。從這件事可以看出來，將來要真是70年的租賃期到了，到底會是一種什么樣的態勢，還真是讓人心中無底。雖然現在有各種說法，說是要保證70年后房主的權益，但我們這里的建筑能不能扛70年都難說，更何況還有這種很著急重新收回的地方政府在虎視眈眈。其實有一個疑問一直縈繞于心頭：要是不到70年而房子已經朽爛不可住，作為房主我們并沒有

33、建房子這塊地的產權，房子不能住了而地是國家的，是不是就該直接卷鋪蓋走人呢？雖說是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但70年的事現在操心確實還早了一些。這個現象的背后，倒是有一些迫在眉睫的東西值得注意。我們都知道，土地是不可再生的資源。各地政府用賣地財政來支撐經濟增長早就不是什么新聞了，早在數年前就令人擔心，這種瘋狂賣地的行為能夠扛幾年？要是土地賣完了怎么辦？所謂可持續增長不久成了空談么？但在揚州政府看來，這是一個已經解決了的問題。70年的歷史未免太悠久了，直接就7、8年再來一次為最佳。現在蓋上房子讓你們買了去，幾年之后再次拆除重新出售該地塊就是。什么叫做可持續發展？這個才是可持續發展嘛。反正土地又不會長腿跑掉

34、，這能成為官子官孫吃不完的流水席、花不盡的聚寶盆。在這種可持續發展之下，倒霉的是誰恐怕就不用說了吧。明火持杖的強搶之外，還通過這種手段過度汲取民間財富，使得大家都成為不得不為了房貸而生存的房奴。有人說過，社會穩定這件事的希望要寄托在房奴的身上，細想起來也是，每月要還貸款的人就必然不敢亂說亂動，免得變成無殼蝸牛雖然他現在身上的殼也不過是租來的。而更重要的是，這表達了地方政府的某種執政理念，即只是通過這種最簡單、最粗暴、也是最無恥的方式追求政績，并不打算真正的發展經濟、為民謀福。在這種指導思想之下，即使通過這種可持續發展的房地產經濟，可以一時拉動GDP的增長，讓市面上表現出繁榮的假象，其能長久否？

35、這要是能真的可持續發展了，那世界上所有的經濟學教科書都應該當柴火燒掉。而通過這種的經濟發展是否能夠長治久安、社會穩定？這事兒用腳趾頭想都會明白，不用折騰幾次就足夠激起老百姓的怒火了。所以，這那里是可持續的發展賣地經濟？又何止是政府不講信用的偷盜搶劫？這幾乎就是插標賣首、飲鴆止渴。來源：/622007900/static_blog/1271123577“國家悖論”清楚地表明了國家的兩重性。立足于這種“國家悖論”，諾斯進一步指出了新古典分析的缺陷。在他看來，新古典的國家分析至少有兩個方面的缺陷（諾斯，1981）：第一、在一個國家中，政治控制力的分配是選民集團謀取利益能力的結果，這種控制力的分配越分

36、散，越難以解釋或推測到底會出現什么形式的產權制度。例如，要解釋古埃及的這種再分配性社會中的經濟組織可能不太困難，但要解釋當代民主社會的經濟組織可能就要困難得多，因為在當代民主社會中，各個利益集團相互競爭如何控制國家，如何改變產權，以及如何改變經濟組織，其中波及的因素太多，實在不容易得出什么確切的結論。第二，新古典理論也是不完全的，個人的效用函數遠比新古典假定的更為復雜。這使得在新古典理論中，關于人的行為其實并沒有明確的說法. 例如，一些文獻提到機會主義行為，但沒有說明人們為什么有時相互利用，有時卻不；有時努力工作，有時卻不；在合約安排中，人們有時誠實，正直，有時卻欺騙、偷懶。這個問題實際上在加

37、入度量成本和意識形態以后就可以很好地加以解釋。但新古典經濟學卻沒有這種概念。此外，新古典經濟學關于國家的理論觀點也是矛盾的，因為它既假定福利最大化，又假定存在霍布斯主義的國家模式（即“叢林原則”）。這就導致了一個矛盾的結果：如果人的行為根據第一個假定是合理的話，那么，根據第二個假定就是不合理的：“同意通過建立一整套控制人們行為的規則來限制行為是符合新古典主義者的利益的，由此得出這樣的觀點，即霍布斯主義的國家是新古典模式應用于國家理論時邏輯推演。但違反這些規則也符合新古典主義者的利益，只要關心利益和成本的個人主義的計算要求這樣的行為（諾斯，1981）。按照新古典的假定，個人都是理性的動物，他們會

38、根據個人主義的計算，對一切相對價格的變化作出合理的反應。因而，只要相對價格發生變化，人們的行為就會發生變化。按照這種理論，長期的變化是由相對價格引起的。顯然，如果局限于這種新古典主義的假定，我們就無法解釋歷史上出現的大多數發展與變化。這些發展與變化之所以發生，不僅是因為相對價格的變化對新古典模型產生壓力，而且是因為意識形態觀念使得個人和集體對自身地位的公平性產生相互對立的觀點，并使他們按這些觀點而行動（諾斯，1981）。這就是說，基于相對價格變化引起人們理性行為的相應變化的新古典理論，雖然可以解釋經濟史上的某些發展與變化，但卻不能解釋大多數的發展與變化，意識形態觀念的變化才是更好的解釋因素。專

39、欄8-3：關于制度變遷理論：路徑依賴吳思在潛規則-中國歷史中的真實游戲（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一書中舉了這樣一個例子：據四川眉山縣志記載，清光緒初年，眉山縣戶房（財政局）每次收稅，都直接了當地在砝碼外另加一個銅塊，叫做戥頭。鄉民每年都被侵蝕多收，心里痛苦，卻沒有辦法。另一個說法是在皇糧正稅之外再加一錢八分銀子。官吏把這筆錢據為已有，上下相蒙二十年不改。一錢八分的銀子并非要命的大數字，按照對大米的購買力，折合為人民幣，相當于80多塊錢。按照現在的貴金屬行情，還不到20塊。我們折中一下，姑且算它50塊錢。數字雖小，但架不住人口多，時間長。眉山縣地處四川盆地，天府之國，一個縣總有三五萬戶，如

40、此收上二十年，這就是三五千萬人民幣的巨額數字了。眉山縣有個癢生，也就是州縣學校的讀書人，名叫李燧。眉山縣志上說他“急公尚任俠” ，是個很仗義的人。這50塊錢的亂收費不知怎么就把李燧惹火了，他義憤填膺，“破產走五千里” ，到上級機關去告狀。既然鬧到了上訪的地步，我們就可以有理由推測，他在眉山縣一定也鬧過，但沒有結果。縣領導一定不肯管。縣領導要掐斷部下三五千萬人民幣的財源，說不定其中還包括領導本人的若干萬，想必是很難下手的。這是一個很要命的重大決策。李燧的上訪并不順利，他把更高一級的領導惹怒了，被誣陷為斂財，革除了他的生員資格。生員資格也是很值錢的，清人吳敬梓寫的儒林外史第三回說，窮得叮當響的私塾

41、先生周進，在眾商人的幫助下花錢納了一個監生，可以象生員一樣到省城里的貢院參加鄉試，花費了200兩銀子。折中算來，這筆銀子價值四五萬人民幣。如此估價生員標準并沒有選擇高標準。儒林外史第十九回還說，買一個秀才的名頭（即生員身份），要花一千兩銀子。請槍手代考作被，也要花四五百兩。李燧為什么這么倒霉，其中內幕只能推測。他要斷人家的大財源，不可能不遭到反擊。官吏們熟悉法律條文，又有權解釋這些條文，再加上千絲萬縷的關系，彼此同情，反擊一定是既合法又有力的。遙想當年，李燧上訪難免得到一些百姓的支持，大家湊了一些錢. 這既是非法集資，又是聚眾鬧事，還可以算是擾亂社會秩序，甚至有危害國家安全的嫌疑。結果，李燧丟

42、掉生員資格后，因斂財的罪名被投入監獄。在他漫長的坐牢生涯中，幾次差點被殺掉。李燧入獄后，當地百姓更加痛苦無告，也沒有人再敢告狀了。眉山縣的官吏們嚴防死守，殺雞嚇猴，保住了財源。十二年后，省里新來了一個主管司法和監察的副省長。他聽說了這個情況以后，很同情李燧，可憐他為了公眾的利益受此冤枉，放他回了家，還贈給他一首詩：破了產，丟了生員的資格，走了五千里，關了十二年，得了一首詩。這就是李先生本人的得失對比。至于那個戥頭，據說光緒十二年（1886年）那一年，眉山縣令毛隆恩覺得不好，主動給革除了。從時間上看，這與釋放李燧大約同時，不過功勞卻記在了新領導的帳上。我寧愿相信是李燧發揮了作用，不然這牢也坐得太

43、窩囊了。基于上述觀點，諾斯分析上歷史上國家的演變。諾斯認為，國家的出現是古代世界最重要的成就。大約一萬年以前，人類開始從狩獵和采集轉向定居農業，這種轉變導致了第一次經濟革命。第一次經濟革命產生了國家，建立起經濟秩序的政治約束以及超越部落狩獵與采集單位基本需要的專業擴張與勞動分工。早期的國家具有寺廟社會的特征，例如，埃及的法老既是統治者，又是神。軍事技術的發展導致了國家規模的增長。數千年的發展趨勢也非常明顯：國家越變越大。當統治者面對著國家間普遍存在的競爭而被迫改變產權和政治特權以獲得一個可行的軍事秩序時，對軍事技術的需要導致了國家管理方式的改變。隨著國家規模的增長而來的是代理費用增長，以及為從

44、較大的政治-經濟單位中獲取收入而設訂規則與服從程序的制度創新費用的增長（諾斯，1981，第233頁）。當這種費用的增長超過了國家帶來的收入增長時，國家就要消亡。諾斯具體地研究了古埃及、波斯帝國、古希臘和羅馬帝國的特征與興衰。古埃及是一個同質社會，產權的終極所有權屬于法老，貿易由國家壟斷，內部組織是一種等級制。相反地，波斯帝國是一個由各種宗教、經濟和結合成高度分權帝國的政治單位所組成的巨大混合體。波斯帝國的異質性要求容忍大量不同宗教和不同經濟組織的存在。分權式的結構既是波斯帝國的成功之處，也是它的內在缺陷。后來，波斯帝國由于重稅、征收體制和缺乏與政治擴張相聯系的必要刺激，在統治150年后經濟發展

45、明顯陷于停滯。 古希臘城邦是以地理環境為條件的，地理條件使得小型政治經濟單位有可能生存下來。古希臘的民主政治與奴隸制是密不可分的，而正是這種結合使其組織具有絕對優勢，經濟持續繁榮，并在亞歷山大的統治下，最終征服了波斯帝國。古羅馬帝國不是一個城邦，而是一個封建帝國，其管理體制更為精細。古羅馬人設計了一套完整的民法體系，商法的制定是古羅馬社會的一大成就，財產法解決了奴隸的所有權問題，而奴隸在帝國早期是主要的勞動力來源。更重要的是，古羅馬進行的軍事遠征非常成功，而成功的遠征不僅帶來了大量的戰利品，也帶來了大量的廉價勞動力（以奴隸形式），還擴大了征稅的區域。這些因素使得羅馬帝國在經濟上盛極一時。但由于

46、這種繁榮主要是建立在軍事優勢上的，因而當羅馬帝國的軍事優勢消失，而且大型國家不再提供保護產權和執行產權時，羅馬帝國的生存理由也就完全消失了。因此，羅馬帝國的崩潰主要是由經濟力量造成的。關于封建主義的興衰，諾斯也進行了分析。他認為，人口變化和戰爭在解釋有關結構變化中起了關鍵作用。戰爭是政治單位的規模和結構的決定因素，人口變化則通過影響土地和勞動的相對價格，從而在改變經濟組織和產權中起著同樣的決定作用（諾斯，1981）。以中世紀的農奴制為例，中世紀的農奴制取代過去長期存在的奴隸制，是理性選擇的結果，為什么在封建時代地主沒有簡單地將雇農變為奴隸而完全擁有他們，是因為兩個原因：一是勞動力稀缺，地主要為

47、使用雇農而競爭，雇農很容易逃到附近條件更好的城邦中去；二是要使自給自足的采邑制成為一種可行的經濟制度，涉及到許多難度較大的工作，比如需要勞動者小心謹慎的細心密集型工作，而在這些工作中控制和監督奴隸勞動的成本非常之高。諾斯還認為，一種經濟長期變化的主要來源是結構變遷，這種結構變化的主要因素是技術、人口、產權和政府對資源的控制。政治-經濟組織的變遷及其相應的激勵效應是將結構變遷的所有來源理論化的基礎，而且還包含著有目的的人類活動的制度改變。（諾斯，1981）.根據這種看法，諾斯研究了民族國家的產生及其發展。他認為，17世紀興起的歐洲各民族國之間出現的不同經濟增長率，可以用各個國家建立的不同產權制度

48、來解釋。其中政府和臣民之間在擴大國家征稅權方面的制衡特別重要。在兩個成功的小國家里，產權制度激勵人們更有效地使用資源，并把大量資源用于創新和發明，因為他們的產權制度使這種活動的報酬很高；而在不太成功的國家里，稅收太高和取得財政收入的扭曲形式抑制了個人的創新和發明。具體來說，法國在百年戰爭后面臨著重建的任務，皇室需要大量的收入進行建設，因而建立增加收入的產權制度非常必要。與此同時，還需要一個完備的代理機構對這一過程進行監管，由此產生了官僚機構。但這種官僚機構不僅吸走了一部分收入，而且也成為法國政界中的一股重要勢力。最終的結果是，盡管皇室和官僚機構的收入都增加了，但對生產率的影響卻抑制了經濟增長。

49、法國本質上是一種地區經濟，而地區壟斷又抑制了創新。因而，法國由于國家的財政需要而犧牲了改善市場效率的好處。與法國一樣，國家轉讓壟斷權是西班牙收入的主要來源，并產生了類似的、更具破壞性的后果。在法國和西班牙，人民保護和行使基本產權的欲望非常強烈，故通過賦予人民產權就使國家掌握了征稅權。但是，隨著國家增加財政收入的需要越來越大，國家轉讓產權換取收入的數量也越來越多。問題是，被轉讓的產權并沒產生相應的效率，因而最后對經濟造成了損害。荷蘭是一個資源相對稀缺的國家，荷蘭的成功就在于建立了更有效率的經濟組織，發揮了擴大世界貿易的優勢，從而克服了資源稀缺的困難。荷蘭統治者鼓勵競爭，反對行會限制和貿易限制，使

50、貿易和商業的發展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并由此在17世紀成為歐洲經濟的領袖。英國的成功也是由于建立了有效率的私有產權制度。通過建立私有產權制度，英國擺脫了17世紀的危機，并在18世紀取代荷蘭而成為世界上發展最快的國家。其實，英國也面臨著和其他民族國家一樣的財政需求，在英國發展的初期，它還面臨著法國、西班牙和荷蘭這些歐洲強國的競爭，但它找到一個中間地帶，通過制度改革而建立了有效的產權制度，從而實現了較快的發展。總之，“由于私有產權的建立和貿易與商業上的競爭降低了交易費用，才使英國在17世紀逃脫了使法國和西班牙深受其害的馬爾薩斯災難”（諾斯，1981）。概括四國興衰的原因，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政治

51、和經濟組織的結構決定著一個經濟體實績及知識和技術存量的增長速率，人類發展中合作與競爭形式以及組織人類活動規則的執行體制是經濟史的核心。根據上述觀點，諾斯還研究了產業革命發生的原因。許多經濟史學家認為，產業革命是技術進步的結果，而且是一種突變。而諾斯認為，產業革命是一系列因素長期漸變帶來的結果，而在這些因素中技術進步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在他看來，由于較充分地界定了產權（與自由放任不同），改善了要素市場和產品市場，因而使市場規模的擴大，并導致了更高的專業化與勞動分工，其結果是增加了交易費用。而交易費用的上升又使制度與組織創新成為必要。“組織的變遷旨在降低這些交易費用，結果在市場規模擴大以及發明的產

52、權得到更好的界定，從而提高了創新收益率的同時，創新成本得到根本性的降低。正是這樣一系列變化為聯結科學與技術的真正技術革命第二次經濟革命鋪平了道路。也正是19世紀后半葉的這種變化，使得新知識的供給曲線富有彈性，從而得到一個短期內超越前人積累的前所未有的發展”（諾斯，1981，第180頁）。總之，研究產業革命的經濟史學家著眼于把技術變化視作這一時期的主要動態因素。然而，他們常常不能回答是什么引起了這一時期技術速度的提高。在討論技術進步的原因時，他們似乎常常假定技術進步是無代價的和自發的。但簡而言之，技術進步速度的提高既緣于市場規模的擴大，又出自發明者的能獲取他們發明收益的較大份額的可能性（諾斯，1

53、981，第186頁）。在諾斯看來，技術進步加快的原因在于經濟方面，其中產權更好地界定和保護是主要原因。 首先，諾斯于1968年發表了關于海洋運輸方面的文章，他指出，傳統理論將生產力的來源歸功于技術進步和資本增加，但自17-19世紀200多年間海洋運輸的船舶技術并沒有多大改變，資本投入比率也沒有明顯增加。但這一時期的海洋運輸生產力卻大幅度提高，其原因在于制度上的改變，使得船運組織能利用英國海軍的保護成功地防止海盜與擴大市場，以降低營運成本及提高載貨率。 其次，1971年，他和蘭斯。戴維斯（Lance Davis）發表了制度變動與美國經濟增長一書，強調制度的創新是造成美國經濟增長的主因。在已有的制

54、度下，當獲利機會不能充分被利用時，就面臨制度改變的時機。成功的制度革新經過產權的重新安排得以降低交易費用。美國的歷史經驗說明了成功的制度革新是如何提高效率促進經濟增長的。1973年，諾斯和托馬斯（Robert Paul Thomas）合作，出版西方世界的興起一書，在經濟史學界產生了更大的反響。在這本書中，他們將制度分析的框架應用到18世紀的歐洲歷史。在比較了英、法、荷蘭與西班牙等國經濟發展的過程，他們發現，各個社會的資源多寡雖然會影響經濟增長，但有效的組織才是長期經濟增長的關鍵。有效率的組織才能造就出有利于增長的制度安排與產權規則，并且在條件改變時順利促成制度的變遷；相對于荷蘭與英國的成功，法

55、國與西班牙的失敗則顯示出健全的制度并不容易獲得。由于集體行動所遇到的組織困難，私人團體所能達到的制度改變有一定的限度，因此，政府的強制力量在協調公私利益的差距而建立有效產權方面有發揮功能的機會。但當政府的力量未受節制時，卻往往又成為破壞產權的主因，因此，政府的作用是一把雙刃劍。這兩本著作將制度分析用于經濟史研究，為經濟史的研究開辟了新的天地。但更為系統的理論是1981年諾斯在經濟史的結構與變遷一書中建立的。在這本書中，諾斯以新古典理論為基礎，加上交易費用因素，建立了一個制度分析框架，這個分析框架有三個支柱：經濟組織、政府理論與意識形態。這三個方面一方面針對經濟活動、產權與集體行動進行分析，另一

56、方面又處理了三者的互動及所產生的歷史意義。諾斯應用這個分析框架分析了人類自新石器文明以來歷史結構的穩定與變遷，成為當代經濟史學的一部經典之作。 1990年，諾斯出版了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成就一書，對他的有關思想作了進一步的總結，該書不但延續了經濟史的結構與變遷一書的思想，而且提出了更有挑戰性的分析框架。他提出的問題是，經濟體制為什么在長期會產生極為不同的結果，為什么有些社會會繁榮，有些社會會貧窮落后，而且往往出現貧者恒貧，富者恒富的局面？為了回答這些問題，他進行了更為深入的制度分析。他首先把制度定義為游戲規則，接著強調了組織與制度的互動對經濟績效的影響。他認為，制度是行為限制，組織則是設立來利

57、用制度帶來的機會，并由此造成經濟體系的發展。再后他分析了制度對行為的限制作用，區分了正式規則、非正式規則與實施機制三者的不同作用，說明了制度的變動涉及三者的互動。最后他說明了制度演進與組織行為互動中的學習效應，指出制度的演變和發展具有一種路徑依賴效應，制度變遷一旦踏上某種特殊的發展路徑，就有累積強化的作用。這就導致了一些持久的繁榮，另一些國家的持久貧困。由此，諾斯對有史以來的經濟發展作出了全新的解釋，建立了新經濟史學。8.4 政治制度與政治市場在民主國家，國家可以想像成一個選民和其統治者（代表）之間的有關（且隱性的）委托代理合約。在這種合約中，委托人是選民（即居民），他們是超級權威（主權）本原

58、的“所有者”。他們通過投票過程任命自己的一些同胞作代理來行使主權。但是，這種合約與一般合約的不同之處在于，一旦代理人上臺，代理人就開始行使公共權威，反過來告訴委托人應該干什么。這就使國家從根本上來說不像私人合約中的委托代理關系。從理論上來說，在政治交換中也面臨著交易費用經濟學考察的同樣問題：合約締結前后都存在不對稱信息。這種信息不對稱導致了事前和事后的機會主義行為，同時，由于選民的專用投資高昂，還造成了鎖定效應。因此，我們可以認為，在這里，簽約后的支持性制度也至關重要（見威廉姆森，1985）。此外，信息不僅是不對稱分布的，而且也是不完全的尤其是不知道將來會發生什么。因此，立法者、政府、政府官員

59、和法官的決策不能完全用規則來規范和限制。代理人還必須有一些相機抉擇的余地，委托人（選民）必須在某種程度上相信他們。這樣一來，政府對選民承諾的公信度問題也就產生了。還要注意的是，政治交換是社會中不同利益集團的代表之間的交換，正如公共選擇理論創始人布坎南和圖洛克（1962）所分析的，議員之間的交易（如投票等）也起著重要作用。這種交易的問題一般是有時間限度的，在許多情況下，“今天”頒布的立法只代表對將來某個時間的承諾（諾斯，1990）。因此，在政治交換中，承諾也非常重要。而要讓承諾變得可信，同經濟交換一樣，也要借助于適當的制度安排。這些問題都說明，由于不確定性，決策者的有限理性，法律的不完全執行，機

60、會主義行為等在政治交換中同樣存在，而且這種交換中的承諾因為政治制度而變得可信，因而，投票人與政治家之間的委托-代理關系，利益集團之間的政治交換，也可以用威廉姆森的交易費用方法來分析。代理人的政治承諾是否可信，與相應的制度安排關系重大，這方面的例子很多。溫格斯特（Weingast,1995）認為聯邦主義就是一個重要的政治制度，令人信服地承諾政府保護市場。這就是，通過限制政府相機抉擇的權力，增強經濟自由。關于這方面的討論集中在是什么使聯邦主義的限制得到自我執行這一問題上。溫格斯特用三個案例來說明這些機制如何運作的：18世紀的英格蘭，19世紀的美國和現代中國。在這三個案例中，聯邦主義都支持了快速的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