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環境稅雙重紅利假說文獻述評劉曄，周志波2021-10-23摘要：環境稅的思想源于外部性實際，其最初目的在于消除由于污染導致的負外部性，以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率。為了矯正環境污染的負外部性，自20世紀60年代起，西方實際界對環境稅進展了深化研討，西方各國也開場了一輪環境稅改革運動。作為20世紀OECD國家進展環境稅改革的重要實際根據，“雙重紅利假說的提出及其后繼研討具有重要的實際和實際意義。但是，“雙重紅利能否存在，實際界至今未有結論。本文將對已有的有關環境稅改革與“雙重紅利的研討進展梳理，就已有的研討成果進展一個綜述總結，最后簡要評價其對我國環境稅改革的啟示。關鍵詞：環境稅改革，綠色稅收，

2、雙重紅利，最優稅制20世紀90年代以來，OECD國家紛紛進展環境稅改革，希望在改善環境的同時也提高經濟效率，促進就業。這一稅改目的的實際根底在于“雙重紅利假說。不過，OECD國家的環境稅改革備受爭議，爭議的焦點集中在“雙重紅利能否存在上。本文擬對相關文獻做一個簡要回想，以期對我國即將進展的環境稅改革有所啟示。一、環境稅雙重紅利假說的來源與界定一“雙重紅利假說的來源“雙重紅利假說可以追溯到Pigou1932關于“庇古稅的論述。他以為，對環境污染等具有負外部性的行為征收“庇古稅，可以使扭曲的市場得到糾正從而提高資源配置效率。許多學者沿著庇古的思緒對環境稅進展了研討，他們留意到“庇古稅有雙重效應：糾

3、正市場外部性從而提高市場效率以及改善環境質量。這曾經包含了“雙重紅利思想的萌芽：環境稅經過改善環境而構成綠色紅利green dividend又稱環境紅利或第一重紅利，經過減輕市場扭曲，提高效率而構成藍色紅利blue dividend又稱非環境紅利或第二重紅利。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有關環境稅的研討都集中在了“庇古稅對外部性的糾正上。Tullock1967、Kneese和Bower1968等人關于水資源的研討在“雙重紅利假說的開展過程中獲得了艱苦突破。他們建議用環境稅收入替代原有的以實現財政目的為主要目的的稅種，從而在改善環境的同時也減輕經濟扭曲，提高市場效率。不過，當時他們并沒有明確提出“雙重

4、紅利的概念，而是運用了與“超額負擔excess burden相對應的“超額收益excess benefit這個術語。Terkla1984對環境稅的效率改良效應進展了定量研討，其后在20世紀90年代涉及“雙重紅利的研討，主要是圍繞碳稅展開的。Pearce1991在研討碳稅改革時初次正式提出了“雙重紅利這一術語。該項研討闡明，在收入中性revenue-neutral的碳稅改革中，用碳稅收入替代扭曲性稅種的收入可以獲得雙重紅利：環境改善第一重紅利，扭曲性稅種呵斥的效率損失減小第二重紅利。二“雙重紅利的界定雖然Pearce正式提出了“雙重紅利這一術語，但對于“雙重紅利的定義，學術界并沒有一致的看法。普

5、通以為，“雙重紅利有兩層含義：一是環境稅的征收有助于環境改善，這是第一重紅利環境紅利；二是環境稅的開征可以減輕其他稅種對市場的扭曲，提高效率，添加產出，甚至促進就業，這是第二重紅利非環境紅利。對于第一重紅利的含義，學術界根本沒有異議；但是，對于第二重紅利的含義，學術界觀念各不一樣。Goulder1995將“雙重紅利假說分為弱式雙重紅利說和強式雙重紅利說。弱式雙重紅利說強調用環境稅收入減輕其他扭曲性稅種的稅負與進展總額稅返還之間的福利差別。Metcalf、Babiker和Reilly2004指出，在環境改善之外，假設用環境稅收入降低其他稅種稅率所帶來的福利改善高于總額稅返還，那么就獲得了弱式雙重

6、紅利。而強式雙重紅利說以為環境稅不但可以改善環境還能提高稅制的整體效率。此外，Carraro等1996又提出了就業雙重紅利說，該實際以為，環境稅在改善環境的同時還會促進就業。De Mooij2000對這三種方式的“雙重紅利假說進展了總結。而Budzinski2002那么將“雙重紅利分為以下三個類型：1.效率雙重紅利：在環境改善之外，環境稅的征收使得額外損失減少，稅制的配置功能得到改善，從而促進效率的提高；2.就業雙重紅利：除了環境紅利外，當環境稅收入用于減少勞動稅收時，可以使勞動本錢降低和廠商勞動需求添加，進而使就業添加同時獲得就業紅利；3.分配雙重紅利：除了環境紅利外，在提高環境稅的同時減少

7、低收入群體的稅負，收入的分配將更公平從而另外獲得分配紅利。實踐上，De Mooij和Budzinski總結的“雙重紅利假說類型有交叉的地方，但根本內容相差不大，后者所歸納的效率雙重紅利包括了前者所列舉的弱式雙重紅利與強式雙重紅利這兩個內容。二、效率雙重紅利的研討進展與爭議一對環境紅利的異議長期以來，學術界對環境紅利第一重紅利都沒有異議，但最近的一些研討闡明，環境稅改革也有能夠導致環境惡化，從而使第一重紅利不存在。環境稅改革有能夠存在外部性效應，假設將外部性問題納入思索范圍，那么有關第一重紅利的結論能夠會遭到影響。鑒于環境稅能夠導致的外部性問題，Schoeb1996就指出思索環境稅改革必需思索對

8、環境的影響，環境稅改革不一定能使環境得到改善，也能夠使環境惡化。Bayindir-Upmann和Raith2003調查了在對勞動市場作出不同假設的情況下雙重紅利存在的能夠性。研討闡明，在高稅負國家實行收入中性的環境稅改革可以獲得就業紅利但是卻會使環境惡化，即第一重紅利消逝，從而使“雙重紅利的假說無法存在。Bayindir-Upmann2004還研討了在不完全競爭和存在摩擦性失業情況下環境稅改革對環境和就業的影響。研討闡明，在剛性工資和非完全競爭的假設下，就業紅利是存在的，而環境卻能夠惡化即第一重紅利不成立；而在勞動稅負很高或將收入中很大部分用于有損環境的產品消費的國家，就業紅利也很難實現。二弱

9、式雙重紅利的研討在早期文獻中，弱式雙重紅利是得到普遍成認的。Goulder1995初次對弱式雙重紅利進展了定義，并解釋了其產生的緣由。弱式雙重紅利的文獻集中在對環境稅收入不同運用方式的福利效應研討上。Terkla1984關于排污稅效率的研討明確指出了環境稅收入的重要性，并且比較了將排污稅收入用于減輕其他扭曲性稅收稅負和用于總額稅返還這兩種情況下的效應差別。他的研討結果支持弱式雙重紅利論。同樣，Repetto和Austin1997的一項關于碳稅改革的研討也證明了弱式雙重紅利的存在。他們對16個大型經濟模型進展了模擬并發現存在比總額稅返還更好的稅收減免方式，能使環境稅的本錢比預期的低。其后，隨著C

10、GE模型在環境稅改革效應研討中的廣泛運用，對弱式雙重紅利的實證研討進入了新階段。如Babiker、Metcalf和John2003在一個大型CGE模型中討論了關于氣候的各種環境稅政策，并得出結論：最優的環境稅政策該當是用于總額返還的碳稅或者是可轉讓二氧化碳排放答應證政策。Shiro Takeda2006那么在研討二氧化碳稅時建立了一個多部門的動態可計算普通平衡模型DCGEM，模擬了1995-2095年間的二氧化碳情況，研討顯示，與碳稅用于總額稅返還時相比，碳稅收入用于減輕其他扭曲型稅收的稅負時，整個稅制體系的額外本錢降低了，社會福利提高了。這就證明了弱式雙重紅利是存在的。雖然大部分文獻是支持弱

11、式雙重紅利的，但是，也有一些研討闡明在某些情況下弱式雙重紅利能夠不存在。近期的一些文獻也對弱式雙重紅利存在的條件進展了比較深化的討論。Metcalf、Babiker和Reilly2004研討了弱式雙重紅利的條件并據此提出了政策建議。他們的研討闡明，假設環境稅收入在用于減少兩種扭曲性稅種的級差時弱式雙重紅利存在，那么在經濟中存在多種扭曲時弱式雙重紅利就不一定存在。稅種之間的相對扭曲度對弱式雙重紅利能否存在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他們提出的政策性建議是在具有多稅種扭曲的經濟中，決策者該當謹慎決策，否那么，環境稅改革的結果會比將環境稅收入用于總額返還的情況還要糟糕。三強式雙重紅利的研討20世紀90年代，

12、“雙重紅利的研討主要集中在強式雙重紅利說上。Pearce1991在研討碳稅改革時初次正式運用“雙重紅利這個術語，當時，他就指出“政府能夠實施財政中性的碳稅改革，將碳稅收入用于減輕諸如所得稅、公司稅等鼓勵扭曲性稅種的稅負。污染稅的這種雙重紅利特征在支持碳稅改革的政治爭論中具有重要作用?？梢?，Pearce最初的研討是支持強勢雙重紅利的。在Goulder1995對弱式雙重紅利和強式雙重紅利進展了區分之后，Bovenberg1999的一項研討得出結論：假設政府先前的稅收從非環境角度講是最優的，那么強式雙重紅利就不存在，由于環境稅改革會加重稅制的額外負擔；但是，假設政府先前的稅制從非環境角度講是次優的，

13、那么強式雙重紅利是可以存在的。由于現實中稅制的非最優性，使其分析從實際層面支持了強式雙重紅利的現實存在。Bye2002分析了二氧化碳稅對小型開放經濟的效應，研討闡明在長期中存在強式雙重紅利。其后，Benton和Jacobsen2007在一項關于“雙重紅利的研討中引入固定要素污染產品消費函數，并假設李嘉圖租金Recardianrents存在，結果闡明強式雙重紅利假說成立。研討還進一步指出環境稅應作為最優稅收制度的一部分。此外，更多的研討集中在運用CGE模型來對強式雙重紅利的存在進展實證，并且大多得出了支持其存在的結論。Shiro Takeda 2006以一個多部門動態CGE模型對日本碳稅收入進展

14、的實證研討闡明，當碳稅收入用于替代勞動稅和消費稅時，強式雙重紅利就不存在，但如用于替代資本稅時，強式雙重紅利就存在；由于日本資本稅相對于勞動稅和消費稅扭曲度更大。Glomm、Kawaguchi和Sepulveda2021運用一個規范的動態普通平衡模型對美國經濟進展了實證，研討發現，提高汽油稅率并同時為所得稅減稅籌資會導致雙重紅利的出現。汽油稅改革使得對市場總產品的消費上升，這就獲得了效率紅利efficiency divi-dend；同時還使環境質量得到改善，因此獲得了環境紅利。這項研討的結果支持了強勢雙重紅利論。三、其他紅利研討及綜合研討的進展一關于就業紅利的研討20世紀90年代，歐美各國的政

15、策制定者對就業雙重紅利假說特別感興趣，希望到達雙重目的在改善環境的同時提高就業。90年代初關于就業雙重紅利的研討大多支持就業紅利的存在。Pearce1991，Oates1991等人也對就業雙重紅利假說進展了調查，并且都以為當政府用環境稅收入去減輕勞動所得稅負時，可以獲得就業紅利。但在90年代中期以后，很多研討闡明就業紅利能夠由于政治、經濟、社會等各方面的緣由而在實際中不存在。Bovenberg和De Mooij1994最早對就業紅利的存在表示質疑。他們指出，“雙重紅利的存在取決于收入循環效應revenue-recycling effect，以下簡稱RRE和交叉稅收效應tax-interacti

16、on effect以下簡稱TIE的相對大小。前者指政府將環境稅收入用于減輕所得稅稅負，提高稅后勞動所得，添加勞動供應從而提高就業程度；后者指對污染產品課稅會提高價錢引起消費者購買力的下降，假設勞動供應彈性為正，勞動供應會減少，從而抵消部分收入循環效應。其結論是，假設RRETIE，環境稅會促進就業，就業紅利成立；假設RRETIE，環境稅會給就業帶來負面效應。這個結論在Parry1995的一篇論文中得到了更為直觀的解釋。Parry指出，在次優環境中，環境稅的收入假設不以總額稅lump-sum tax的方式返還而用于減輕其他稅種的扭曲效應，會構成兩種效應收入效應和稅收交互效應。通常情況下，環境稅的收

17、入效應遠小于稅收交互效應，因此使就業紅利無法實現。不過，在20世紀90年代后期，由于引入了工人議價力量、勞動力市場非完全競爭、非自愿失業、工資剛性等要素，因此使多數研討支持就業雙重紅利。Strand1998研討了當一個企業處于可以自在進出并且存在工人可以同企業就剩余討價討價機制的環境中時，提高沒有補貼的污染稅會導致失業率上升；但是，當添加的污染稅用于補貼企業雇傭工人或投資時，可以獲得就業雙重紅利。Nielsen等1995最先經過建立一個內生增長模型，將一系列具有特定技術的工會組織引入該框架內調查雙重紅利；Bovenberg和Van Der Ploeg1996，1998a在研討雙重紅利時思索了由

18、剛性工資引起的非自愿失業的影響，他們在進展另一項研討時1998b又將雇傭本錢引起的摩擦性失業引入到就業雙重紅利的研討中；Schneider1997在效率工資模型的框架內研討了就業雙重紅利； Bayindir-Upmann和Raith2003調查了在壟斷工會monop-olistic union、有效討價討價efficient bargains和權益管理方法right-to-manage approach三種情況下的雙重紅利情況。上述這些研討的共同點是都思索了勞動市場上的非完全競爭，結果都闡明，在勞動力市場存在不完全競爭的情況下，就業紅利更能夠成立，而且市場越不完美，就業紅利就越能夠存在。不過，

19、假設經濟中勞動的初始稅負很高，那么就業紅利導致的收入效應將超越替代效應，這能夠導致環境紅利不成立。因此，Bayindir-Upmann和Raith以為，在高稅負的國家實行環境稅改革能夠不會獲得雙重紅利，而這不是由于就業紅利不存在，相反，卻是環境紅利不存在。他們還同時指出，對于高稅負國家來說，要經過環境稅改革獲得雙重紅利就必需思索放棄收入中性的目的或者對整個稅制體系進展調整。二關于收入分配紅利的研討各國學者在研討環境稅對經濟效率影響的同時，還非常關注環境稅對公平的影響，也就是對收入分配的效應。其研討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環境稅能否具有累進性；二是環境稅的稅負能否轉移給資本。假設環境稅是累進的，

20、或者其稅負更多地轉由資本承當，那么環境稅就有利于收入的公平分配，就意味著獲得了收入分配紅利。關于環境稅的累進性問題，Park和Pezzy1998從實際層面上論證了其重要性。這方面的文獻多數都不支持其累進性而以為環境稅是累退的，從而使收入分配紅利不存在，環境稅的累退性也就成為在實際中反對環境稅的有力論據。但同時也有少數文獻結論與此相反而以為環境稅具有累進性。累進性與累退性的爭議就使得環境稅實施的條件成為關注的重點。Jorgenson和Wilcoxen1993研討闡明，環境稅能夠具有細微的累退性或者累進性，其結果依賴于一些隱含的假設。而West和Williams2004關于汽油稅的一項研討闡明，汽

21、油稅是累退的還是累進的依賴于汽油稅能否返還以及返還的方式。他們得出的結論是：假設汽油稅不返還，那么該項稅收是累退的；假設汽油稅用于降低勞動稅收，那么它也是累退的；假設汽油稅以總額稅方式返還，那么它是累進的。也就是說，當汽油稅不用于返還或者是以降低勞動稅收的方式返還時，那么收入分配紅利不成立；但當汽油稅用于總額返還時，那么收入分配紅利成立。在環境稅的稅收負擔分配方面，主要是研討環境稅的稅負是由勞動力轉移給其他消費要素照實物資本、人力資本等，還是轉移給轉移性支出接納者如失業者或養老者。在這種情況下，有關的實證研討就必需區分不同類型的收入并對稅負的轉移效應進展定量分析。Rapanos1995的一項研

22、討闡明，在短期中環境稅主要由污染行業的資本承當，勞動力承當的相對較少，但獲益最多的是非污染行業的資本；而在長期中這種效應的大小取決于資本的相對密集度。環境稅負更多地由資本承當實踐上相當于一部分收入由資本向勞動轉移了，這是一種更加公平的分配形狀，可以以為該項研討是支持收入分配紅利的。不過，這個結論建立在資本一切者只擁有資本和勞動者只擁有勞動力的嚴厲假設之上。Fullerton和Heutel2007的一項研討指出，假設污染部門是資本密集型的或者勞動相對資本是污染更好的替代品，那么資本將更多地承當環境稅，一部分收入經過稅負轉嫁使得勞動者受害。從添加勞動者收入來說，環境稅有利于削減資本一切者的收入，從

23、而減少收入差距，公平收入分配?？梢砸詾?，他們的研討也支持收入分配紅利。Metcalf1999在一篇文章中同時討論了環境稅改革的累進性和環境稅的稅負轉移問題。他指出，在一個環境稅收入占聯邦收入10%的稅制改革中，當環境稅的收入經過工薪稅或者個人所得稅返還時，環境稅對收入分配具有不可忽視的作用。環境稅稅負的轉移程度與環境稅收入的返還方式親密相關，整個稅制的累進性可以經過環境稅改革得到加強。很顯然，Metcalf以為環境稅的收入分配紅利可以在一定條件下成立。Bosello、Carraro和Galleotti2001甚至以為，環境稅改革的主要效應是收入分配效應。但他們同時指出，假設思索到環境稅的分配效

24、應，能夠會引申出有關其他方面的效應。假設環境稅稅負轉移到人力資本上，那么長期的經濟增長會遭到影響，從而損害經濟的效率，由于人力資本的增長和技術變革被公以為拉動經濟增長的兩大齒輪。這樣，能夠導致在獲得了收入分配方面的雙重紅利的同時卻失去了效率方面的雙重紅利。假設環境稅負轉移給轉移支付接納者和養老金領取者，那么環境稅改革對低收入家庭是不利的。這樣，能夠導致在獲得了效率方面的雙重紅利的同時卻失去了收入分配方面的雙重紅利。三有關“雙重紅利的綜合研討關于雙重紅利能否存在的問題不斷都沒有定論，于是，一些學者對雙重紅利的存在條件進展了綜合研討，調查了影響雙重紅利存在的要素。這些要素主要包括環境稅的返還方式、

25、環境稅改革的稅種、勞動市場和產品市場的競爭性、要素的流動性、非自愿失業、工資和價錢的剛性、要素的彈性、經濟模型以及模型假設等，另外還包括對于雙重紅利的定義。前述Bovenberg和Van Der Ploeg1996，1998a，1998b，Schneider1997，Bayindir-Upmann和Raith2003等人的研討闡明了工資剛性、勞動市場的非競爭性以及非自愿性失業的存在等要素都會影響到雙重紅利的研討結果。同時，不同的學者運用不同的經濟模型對環境稅改革進展模擬得出了不同的結論，這本身也就闡明了不同的建模技巧和模型假設都會影響到有關雙重紅利的結論。此外，Bossier和Brechet1

26、995指出環境稅的效果依賴于總的稅負程度。假設總的稅負程度包括由勞動者承當的在其他環節征收的隱形稅收以及超額負擔沒有上升，那么雙重紅利就存在。Jansen和Kleassen2000以為，影響雙重紅利能否存在的要素主要包括環境稅返還方式、消費運用的要素、勞動彈性、就業市場的無效率以及對國際間金融流通的政策等等。Wendner2001以為，宣傳效應也是影響環境稅效果的一個重要要素。當預期、消費與投資在環境稅導致的經濟變量變化之前就被扭曲時，宣傳效應就會影響關于雙重紅利的結論。Bosello、Carraro和Galeotti2001在他們的文章中同時指出，雙重紅利結果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各種彈性的符號和大小。Patuelli、Nijkamp和Pels2005運用后設研討法meta-analysis ap-proach對有關雙重紅利研討的61個模型進展了分類總結，分析了影響雙重紅利結論的各種要素。這些要素包括稅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