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在聯合國實習是種怎樣的體驗我叫曹頔，從2015年6月開始，進入聯合國展開專業實習。當時，我還是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工作學院的學生，本可以等著學校分配實習。但我選擇了自己去找，一來更符合自己的興趣，二來更挑戰，最終，我向聯合國總部提交了實習申請。 接到面試通知時，上司在泰國出差，先對我進行了一個視頻面試。初試通過后，又由另一位領導當面復試。每年，聯合國總部都要招上千名實習生，按規定沒有工資。錄取比例也很低，一般情況下，100人中有5、6個能進入面試，再從中挑一個。實習生多有良好的教育背景，懂多國語言。 我所在的部門可持續發展行動（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Actio

2、n Campaign）是一項由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發起的特別倡議，旨在鼓勵并幫助全世界人民采取行動支持各國政府實現17項可持續發展目標。 我主要負責這17項目標在私營領域、民間組織以及青少年中的推廣與合作。這17項目標中，我個人最關注的是第一個：消除貧窮。我覺得貧窮是一切不平等的根源，也是造成環境污染的原因之一。 同事們來自世界各地，像個“地球村”。像這樣聚起來happy的時候很少，多數時候，我們都散落在世界各地忙工作，視頻便成了最主要的交流方式，我經常深夜了還要與遠在中國或倫敦的同事開會。去年聯合國大會期間，我每天早七晚七周末無休，生物鐘被徹底打亂，整整兩周睡不著。 在聯合國總部，幾乎每個部門

3、都有實習生，大家的工作都不一樣。這既和部門有關，也與個人特長有關。我32歲，比大家年長一些，以前又是做新聞的，一來就被交予了一項帶有調查性質的工作：收集中國脆弱人群的故事。 為此，我走訪了廣東幾處城市，接觸的采訪對象包括：殘障人士、低收入人群、外來務工人員等。我把他們的故事和照片整理成集，在2015年聯合國大會上進行了展示。這是我當時展示的部分ppt截圖。 今年5月底在貴陽召開的大數據博覽會，我因為畢業典禮沒能參加，同事將我的作品制成海報帶到現場展出交流。我的另一項工作是對部門的多個社交媒體賬戶進行日常更新。這個工作并不輕松，除了每天要發幾十條原創推特之外，還要時刻關注相關新聞并互動。在發出每

4、條推特前，我都要對措辭配圖反復檢查，出一丁點差錯就有大麻煩，每條都要改個差不多四五遍。 我們部門的工作還包括構建利益攸關方及全球公民網絡，利用前沿科技和大數據開展創新的溝通傳播，以及收集關于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執行數據、成果和反饋。 工作中，經常要用到各種科技手段，許多科技公司與我們合作。這部手機里存儲著聯合國與好萊塢合制的虛擬現實(VR) 影片錫德拉的云彩（Clouds Over Sidra）和慈悲為懷（Waves of Grace）。透過佩戴式的VR眼鏡，觀眾可置身于約旦難民營或利比里亞埃博拉病毒的幸存者之中。 2015年達沃斯論壇上，潘基文和世衛總干事陳馮富珍觀看了我們的VR電影錫德拉的云彩

5、。這些影片旨在將弱勢人群的真實經歷呈現給決策者與全球公眾，從而引發人們更深切的理解。我經常參加與可持續發展計劃有關的各式會議，包括聯大。能見到潘基文秘書長、本屆聯大主席莫恩斯呂克托夫特，各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及其他聯合國高官。由于經常會接觸各國高官，部門之間關系又較為復雜，領導經常叮囑年輕實習生謹言慎行。 實習時，我還是一名碩士在讀生，每周除了到聯合國實習三天，剩余兩天還要上課。學校的教授們經常翻閱我的實習日志，并且在課堂上作為案例展開討論，如何使社會工作者在國際政策中發揮更大的影響力。我同時還是兩個孩子的母親。兒子8歲，女兒6歲。他們跟著我來到紐約上學。上司一直很體貼地盡可能不在周末給我安排工作，讓我可以陪伴家人。許多學生出于好奇進入聯合國實習，或為簡歷增光添彩，我的初衷并非如此。過去十幾年，我在新聞一線工作過，對中國社會有一些自己的想法。 在聯合國的實習幫助我進一步了解國際公共政策層面的情況，讓我看到世界的格局正在被快速重組，這為改變一些國家貧窮和不平等的現狀提供了希望和機會。而通過與草根民間組織合作，我更清楚地了解當地的實際需求，從而切實有效地推動這些改變。 目前，我已從哥倫比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