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美利益集團比較分析摘要利益集團作為現代民主政治的重要組成部分日益發揮著重要作用，而美國作為利益集團最為發達的國家，有著比較成熟的利益集團運行和管理體制。從對中美利益集團作用的比較分析來看，對于我國的政治民主化建設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關鍵詞中美利益集團差異性比較分析啟示利益集團是現代民主社會的必然產物和民主政治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利益集團作為公民參與政治的一種途徑，在現代社會中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一、中美利益集團發揮作用的差異性分析1.中美利益集團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不同。在美國，由于其特殊的社會經濟和歷史背景、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的價值觀及移民國家等特點，使得美國社會利益多元化和多樣化特點十

2、分明顯，建立在地區劃分基礎上的政黨政治和選舉制度遠遠難以反映人們超越地區的利益要求，這就決定了美國社會必然會形成各種利益集團來填補這一空白。同時，美國政治中以“分權制衡”為原則的橫向和縱向上的分權，為利益集團獨立地發揮作用提供了有效的空間，使得利益集團能夠獨立于政府和政黨的公權力之外，構成美國社會監督的重要形式和美國政治的核心內容，形成了一種有效體制外制衡力量。具體可以從美國政策制定的全過程來看美國利益集團的突出地位，美國政策制定的全過程可以分為三個主要環節：第一個環節是經濟界權勢集團的利益表達，即將其政治意圖或政策目標與經費一起投向有關的政策規劃、咨詢機構；第二個環節是各類政策規劃、咨詢機構

3、的活動,即將權勢集團表達的粗線條的政治意圖、政策目標，進行嚴格的科學意義上的研究、論證，使之轉化為可操作的具體的政策方案，并將方案一方面通過新聞媒體反饋給權勢集團，另一方面提交給政府和立法機構；最后一個環節是行政、立法機構的決策。聯邦政府和國會參眾兩院參考權勢集團各個政策咨詢機構不同的政策方案的輿論反應,對于各種政策方案進行分析和綜合、評估和選擇，最后產生正式的官方法律、政策。中國與美國相比，我國的利益集團的數量要少得多，并且多屬于政府進行合作，對政府和共產黨的依賴程度比較高。2.主要的利益表達對象和方式不同。美國利益集團的政治參與幾乎滲透到所有的政治領域和政府部門，它們不僅對立法機關施加影響

4、，也對行政部門和司法機關施加影響，但其重點目標和主要的利益表達對象是國會。國會是美國聯邦政府的立法決策機構，擁有法律制定權、預算審核權、撥款和稅收決定權、政府高級官員任命的批準權、處理彈劾等重要權力。因此，鑒于國會在美國內政、外交中的特殊地位及政府決策中的重要作用，美國利益集團歷來十分重視對國會的游說活動。一項調查顯示，利益集團把國會作為“非常重要”的活動對象的比率高達89%，而把白宮、政府行政機構和法院作為“非常重要”的活動對象則分別為55%、65%和22%。一項對公司、貿易協會、工會和公民團體的調查也得出了類似的結論,這些機構也都認為國會是其集團活動的首選對象，其后分別是白宮、政府行政機構

5、和法院。由于美國利益集團的這種獨立性，使得其在進行利益表達時，是基于自身“經濟人”假設的考慮來形成對政府政策的影響，所以當自身利益與政府利益構成沖突時，利益表達具有對抗性和強制性。在中國則完全是另一種景象。中國利益集團進行利益表達的最重要的渠道，也是利益集團最重要的活動對象是黨組織。政黨作為一種歷史現象，從一開始就是作為利益的實現工具而孕育和產生的,任何一個政黨的形成無不是同某一特定階級、階層或利益集團的利益相聯系的,無不是在其所代表的階級、階層或利益集團對自身利益追求的強烈動機和不懈奮斗的實踐中催生的。3.政治參與渠道不同。美國利益集團影響政府決策的渠道和途徑多種多樣，就合法的而言,主要有：

6、（1）對政府官員和議員進行游說，以便能通過符合它們意愿的議案和政策。（2）在政治選舉中提供競選資金，為日后尋找代言人。（3）通過人員交流，加強政府部門與企業公司的關系。（4）利用國會聽證或法院審判等合法場合陳述觀點，提供有利的證據和信息。（5）法院訴訟、影響選舉、抗議示威、同其他團體合作等等。通過上述手段的運用，利益集團可以將其影響滲透到從政府機構到社會選舉活動的各個層面，從而充分地表達并實現其自身的利益。嚴格來說，中國利益集團還沒有制度化的政策參與渠道。換句話來說，中國目前還不允許以利益集團的形式進行政策參與，往往只局限于政治信息的反饋層面。在現實生活中，文聯、科協及各種學會等等利益集團合法

7、的利益表達主要通過三種制度化的渠道：（1）通過自己在人大會議上的代表進行利益表達。（2）通過政治協商制度來表達。（3）通過信訪制度來表達利益。可見，與美國相比，我國利益集團參與公共政策的制度化渠道非常有限，這不僅是指表達渠道在形式上和數量上很少，更指通過這為數不多的渠道進行利益表達，信息傳遞不順暢，對公共決策所產生的影響非常有限。二、中美利益集團差異性的原因分析首先，中美兩國利益集團對公共權力監督的理論基礎不同。法國學者托克維爾最早認識到民主政體與多元化社會的內在相關性。在論美國的民主、舊制度與大革命等著作中，他從社會與國家二元劃分的角度，論證了“以社會制約權力”這樣一個基本的權力制約范式。他

8、認為，一個由各種不受政府控制的獨立的自主性社會團體組成的多元化社會可以對公共權力構成一種強有力的社會制衡。美國社會既有自由又有民主，是因為美國形成了一個由各種獨立自主的社團組成的多元社會對國家權力所構成的制約。羅伯特·達爾在繼承和發展托克維爾觀點的基礎上，反對分權制衡的權力制約模式，認為政府內部對官員的制約和政權機關之間的制衡并不一定能夠防止專制。一個由各種獨立的、自主的社團組成的多元社會，可以對公共權力構成“一種社會對權力的制衡”。社會對公共權力的制衡比以權力制約權力的憲法制衡更為重要。一個國家要維系民主，就必須有各種各樣的獨立社團和組織，即必須有一個多元的市民社會。其次，中美兩國

9、利益集團存在的政治制度環境不同。美國存在著一個有利于各種利益集團廣泛存在的政治制度環境。具體來看體現在3 個方面：一是，雙層次的分權制衡體制。英國政治學家維爾指出：美國“利益集團是靠著政府體制的分散性這個特點興旺起來的”。主要是指實行中央和州分權的聯邦制，同時兩級政府又實行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權分立。這種權力極為分散的政治制度為利益集團提供了極為有利的政治環境。利益集團可以向各級政府施加壓力，也可以向同一級政府的立法、行政和司法部門分別施加影響。一個利益集團在某一級或某一個政府部門受挫折，卻可以在另一級或另一個政府部門取得成功。二是政治體制中兩黨制。政黨要想贏得選舉上臺執政，必須贏得盡可能多的人

10、的選票，盡可能反映國家和公眾的利益，因此，兩大政黨所代表的階級、階層具有廣泛性和模糊性，它回避了與公眾利益對立的少數集團的特殊利益。另外，美國政黨制是在選區劃分基礎上，按照地區代表制原則選舉官員的，這也使一些階層、民族、行業的特殊利益得不到體現。在這種情況下，“必須由利益集團制度來彌補它們在集中利益和代表性方面的不足”。第三個有利的政治環境是美國比較完善而積極的法律規制。美國對利益集團及其活動方式有嚴格的法律規制。美國憲法修正案第一條規定：“國會不得制定關于下列事項的法律：確立國教和禁止信教自由；剝奪言論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剝奪人民和平集會和向政府請愿伸冤的權利。”這是利益集團存在的法律基礎。1

11、946年的聯邦院外活動法是美國政府對利益集團的院外活動進行監管的開端，使利益集團及其院外活動走上了有法可依的軌道。此外，美國的聯邦稅收法、聯邦競選法、外國代理人登記法、院外活動公開法構筑了規范利益集團院外活動的嚴密的法律體系，使利益集團的行為更主要的是采取諸如參加選舉、游說、公開活動、和平示威等方式來影響政府的政策制定和執行。這種立法的背后思想是一種激勵性和監管性的，而非限制性的。中國的政治體制則相對來說對于利益集團的形成和發展約束性比較大。一方面，是中國的政治結構所決定的。另一方面，我國尚未建立對利益集團進行有效管理的法律法規體系。第三，利益集團形成和發展的思想文化基礎不同。美國的文化傳統中

12、有一種根深蒂固的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的思想。美國人民對民主、自由、平等的追求促成了各種利益集團的產生和發展。在殖民地時期，北美就不存在傳統的封建特權，沒有等級制度，政治、經濟生活中也存在一些民主的因素，如代議制、地方自制，小有力的經濟、政治勢力組織起來，結成利益集團，對美國的國內外政策施加了更大的影響。同時，美國社會一體化的發展，為利益集團的活動提供了全國性的舞臺。而這種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使得美國人民能夠在面臨社會問題時候結成各種維護自身利益的團體與政治權力相抗衡。中國存在著兩千多年的高度集權的封建社會，沉淀下來的是一種集體主義和權威主義的文化傳統（即未形成一個發達的公民社會文化），對國家權力有

13、一種依賴感，加上漸進式改革體制的集權性特點，所以導致利益集團的產生和發展都依賴于政府權力，同時當集團利益與政府利益相矛盾時，也是會舍棄集團自身利益而不是和政府相抗衡。三、對中國利益集團管理和規制的啟示通過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出，中美兩國的利益集團的形成、發展和發揮作用具有不同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背景。中國的國情使得中國的利益集團不能夠向美國的利益集團一樣發揮重大作用。因此，為了健全社會主義民主法治，使得利益集團發揮應有的作用，中國應該在現有的制度基礎上借鑒發達國家利益集權的運行和管理經驗，進一步促進社會轉型。在民主政體下，任何一個科學有效的民主監督體制，都必須由硬性民主主體和軟性民主主體有機結合所組成

14、。利益集團對公共權力的監督，是軟性民主監督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在國家政治制度范圍外對政府的監督，是對體制內監督的有益補充，是對公共權力監督的有效實現途徑，是人民監督政府思想的具體體現，有助于實現社會與國家、政府的雙向良性互動。但長期以來，由于種種條件的制約，作為人民監督政府的一條重要實現途徑，與發達國家相比，利益集團的社會監督尚顯薄弱，利益集團作為社會群體監督公共權力的效用難以充分顯現，客觀上導致我國公共權力監督結構失衡。所以，發揮利益集團超脫于政府權力運作之外的社會代言人的作用，增強利益集團監督作為公共權力監督體系的補充和完善就顯得尤為必要。完善制度體系建設對利益集團發揮更大的民主作用非常必要。目前，我國利益集團發展面臨兩難困境。一方面，一些利益集團希望擺脫政府控制,充分發揮利益集聚與表達功能；另一方面，由于政府始終處于絕對主導的地位，利益集團缺乏自主選擇和開辟自己生存和發展空間的環境條件，許多利益集團為了獲得生存資源，把對政府的依賴作為維護其合法性和權威地位的重要措施。這種困境看似是獨立性不足的問題，實際主要源于社會轉型期制度構建的缺陷。完善政府主導的全面制度建構，進一步加強制度的公開性和包容性，減少外部制度框架的約束，以便利益集團的運作盡快走上法制化軌道,為利益集團監督公共權力提供良好的制度環境是非常必要的。參考文獻1美.埃克斯羅德，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