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國內第一部高等教育研究方法著作    摘要作為國內第一部高等教育研究方法著作，高等教育研究方法一書突出了方法論的探討，提出了高等教育研究的四種范式，對思辨研究方法的地位再次進行了確認，對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的辯證關系重新進行了闡釋，對高等教育研究方法的應用性進行了強化和解讀，是一部融學術性與通俗性于一體的學術力作。關鍵詞高等教育；研究方法；評介；潘懋元中國高等教育學學科的創建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更具有它的必然性。這種必然性一方面根基于高等教育行動者對高等教育理論發展的理性訴求，另一方面源于高等教育研究者自覺的學科意識、充實的理論儲備和長期的高等教育實踐。可

2、以說，中國的高等教育學是本土自我生成的，走的是一條中國式的學科發展道路。自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以廈門大學潘懋元教授為代表的中國高等教育學學科創始人一直勤耕于高等教育的理論與實踐探索，潛心于高等教育學學科的建設與發展，從而使該學科的分支學科不斷增多，高等教育研究領域逐步向縱深拓展，學科理論日益豐富和成熟。但不可否認，高等教育研究方法的不夠成熟，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高等教育理論研究的快速發展。作為科學研究的根本，研究方法科學與否直接關系著具體研究的深度和廣度，影響著科研結論的客觀性與科學性。實踐反復證明，科學研究依賴于研究方法的改進，研究方法每前進一步，科學研究也往往會提高一個臺階。因此，對研究

3、方法本身進行探索，總結和形成科學的研究方法，是任何一門學科發展的基本任務和必然選擇。高等教育研究是一項復雜的理性實踐活動，因此如果不在研究方法上作深入的探索，形成和引入先進的研究方法，解決高等教育理論與實踐如何相結合的問題，那么高等教育研究就難以取得人們所期待的那種效果。目前，可查閱到的國內出版的各類教育研究方法著作和教材已有近20部。然而，多年以來，我國高等教育理論界對高等教育研究方法探索還很不夠，對高等教育研究方法缺乏深刻的認識，以致高等教育研究實踐中主觀主義和經驗主義盛行。高等教育研究方法之研究的缺失，不僅影響到了高等教育學學科的發展，同時也使高等教育研究經常滯后于高等教育實踐改革。為了

4、改變我國高等教育研究方法滯后的尷尬局面，提升高等教育理論與實踐研究的品格，促進高等教育學學科的建設與發展，進而提升高等教育學專業人才培養質量，潘懋元先生在高等教育多學科研究方法的基礎上，提出了系統探究高等教育研究方法的設想。受中國高等教育學學會委托，由潘先生統一規劃和設計、王洪才教授和陸根書教授聯合撰寫的高等教育研究方法，正是這種設想的產物。作為國內第一部高等教育研究方法的專著與研究生教材，此書正在由高等教育出版社資助出版。作為廈門大學教育研究院的博士生，我能在正式出版之前拜讀此書實感榮幸。該著作雖然標示為高等教育學碩士研究生教學用書，但它無疑也是一部值得高等教育學博士研究生研讀的好書。公允地

5、說，儒學文化根基僅為士紳教化人本傾向的孕育提供了可能性，這種可能性向現實性的轉化則要依賴于寬松的政治環境。有學者指出，明清時期的帝制中國存在著相對獨立于國家的基層社會或鄉土社會。筆者認為，正是國家與社會之間的二元結構催生了士紳人文教化的由隱轉顯，促使士紳教化生成了異于官方教化的自為風格。這種人文主義情懷主要表現為：士紳群體作為支配鄉村“內生權利結構”的地方權威存在著與國家疏離、異構的一面，在一定場域內，他們依憑自己的教化理想及民眾的主體需要實施教化。以懲罰方式為例，士紳對嚴重觸犯家規族法的子弟的懲罰也體現出人文性的內涵。例如鄭氏規范規定：“子孫倘若私置田業，私積貨泉，事跡顯然彰著，眾得言之家長

6、，家長率眾告于祠堂，擊鼓聲罪而榜于此，更邀其所與親朋告語之。所私即便拘納公堂，有不服者告官，以不孝論”；“子孫賭博無賴及一應違于禮法之事，家長度其不可容，會眾罰拜以愧之。但長一年者受三十拜，又不悛，則會眾而痛棰之；又不悛，則陳于官而放絕之，仍告于祠堂，于宗圖上削其名，三年能改者，復之”；“子孫倘有出仕，有以臟墨聞者，生則于譜圖上削其名，死則不許入祠堂”8。這與“示眾柱、絞刑架、斷頭臺”等剝奪生命與踐踏靈魂的懲罰工具相比，無疑凸顯出明清士紳教化尊重民眾生命存在及主體性的特征。當然，這種人文主義情懷具有明顯的重人倫輕自然、重群體輕個體、重個人的義務和道德人格的獨立性輕個人的權力和自由的傾向，其成立

7、需借助于國家對地方較為專制的教化這一參照系統。換句話說，國家通過刑法對民眾進行“懲罰”，而士紳則常常是通過教育進行“規訓”，而后者正如福柯（MichelFoucault）所說的那種“嚴肅的戲劇”一樣，“當盛大的公開處決的恐怖儀式逐漸讓位給這種嚴肅的戲劇后者的場面豐富多彩，更具有說服力，而且公眾的記憶將會以傳聞的形式復制法律的嚴峻話語。”9(P275-276)2良賈何負閎儒自秦以后，中國傳統社會的等級結構體現為“士農工商”的金字塔狀的基本格局。在這一社會等級結構中，“四民并列，士屬先尊”，士紳和商人階層，一個高居四民之首，備受尊崇；一個低置四民之末，受到社會的輕蔑與排擠，二者之間有著一條難以逾越

8、的社會等級鴻溝。所謂“士之子恒為士，農之子恒為農，工之子恒為工，商之子恒為商”。時至明清，人們的社會等級觀念開始異動，出現了“工商皆本”的新氣象，似有“重新估價一切價值”、“良賈何負閎儒”之勢。如明清之際的“新四民論”一反傳統的重本抑末、崇士賤商的價值觀念，根據社會分工協作的需要，將商業提升到與本業的地位，與農業并重，認為：“農商為國根本，民之命脈也”，“重本抑末之說固然，然本宜重，末亦不可輕。假今天下有農而無商，尚可以為國乎？”14(P45-46)在“地狹薄不足以食”的客觀環境下，明清徽州士紳也逐漸重視商業，他們試圖通過對傳統價值觀進行變通和改造的方式否認儒貴商卑，批判農本商末，倡導“士商異

9、術而同志”，如明中葉刊刻的休寧汪氏統宗譜中說：“古者四民不分，故傅巖魚鹽中，良弼師保寓焉，賈何后于士哉！世遠制殊，不特士賈分也。然士而貴其行，賈哉而修好其行，安知賈之不為士也。故業儒服賈各隨其矩，而事道亦相為通，人之自律其身亦何艱于業哉？”15明嘉靖萬歷年間的歙人汪道昆也說：“大江以南，新都以文物著。其俗不儒則賈，相代若踐更。要之，良賈何負閎儒！”16可見，重商傾向是明清士紳教化的一大超越。伴隨著商業的逐步解禁，其他可以修身齊家的職業也逐漸由邊緣移向中心。白苧朱氏家規規定：“吾家頗有田園，安能常如今日。吾之子孫為士者，須篤志若學，以求仕進。為農商者，須勤耕遠賈，以寧家事。其或貧乏不能存者，或以

10、教授為業，或稅田以耕，或貸本以貿，切不可習于下流，以玷門閱。”7(P268-270)可見，除了那些有辱家門以及違背儒學道德規范的“賤業”，其他職業都可以立身齊家。在商品經濟發達的徽州地區，家族對子弟職業的規定則顯得更為開放，如休寧范氏林塘宗規其中一條是：“士農工商，各習所業安生理，以遵圣諭，乃祖宗垂訓大要。四民之外俱屬異端，家法所禁。今族中乃有子孫為僧道者，違訓甚矣。無后為大，當自思之。”17士紳教化對士與商等值視之的根本原因，在于明清以來鄉村迫于嚴峻的生存環境而形成的講實際務實效的價值取向。其次，由農業宗法社會向工商業社會的轉折中，金錢開始日漸代替功名，成為衡量社會成就和社會地位的尺度。人們

11、逐漸用經濟成就的大小而不是文章道德的高低來評判一個人的社會價值。新的社會現實要求與之相符的新的價值觀念，權勢垂青財富，文人趨近商人成為不可逆轉的社會趨勢。連向來賤商的清廷也不得不認同“棄士成商”已蔚成時尚：“向來官場出資經商者頗不乏人，惟狃于積習，往往恥言貿易，或改換姓名，或寄托他人經理，以致官商終多隔閡。現在朝廷重視商政，亟宜破除成見，使官商不分畛域。”14(P81)再次，崇商心態與晚清科舉制度的式微與終結密不可分。科舉制度的廢止，使“讀書升官發財”三者之間失去了天經地義的必然聯系，世人再無法抱有“僥幸得第之心”。迫于生計，他們不得不闖進傳統意義上受到輕蔑的商業領域。明清士紳教化中的超越并不意味著對傳統教化理論的簡單否定，而是從傳統資源出發，在新舊之間尋找到一個價值取向的結合點。在士紳看來，教化中的開新變革并不是割裂于傳統教化的毫無淵源的斷層，事實上，它可以在傳統資源中尋求價值本體與詮釋，例如士紳教化中的崇商心態，與其說是商品經濟發展的結果，不如說是孔子所謂“君子務本”的主張在新的歷史語境中的具體實踐。正如學者所言：“十九世紀下半葉的中國，面對天崩地裂的變局，進入新的世界語境的傳統中國知識、思想與信仰世界，不得不重組自己的知識系統，而在這種力圖謀求適應新世界的知識重構中，擁有相當深厚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