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理論評論 論魯迅與林語堂的幽默觀.txt27信念的力量在于即使身處逆境，亦能幫助你鼓起前進的船帆；信念的魅力在于即使遇到險運，亦能召喚你鼓起生活的勇氣；信念的偉大在于即使遭遇不幸，亦能促使你保持崇高的心靈。 一 以我對20世紀中國文學的閱讀和感受而論，它的總體的美學特征，似乎是沉重而悲愴的。這和產生它的社會環境，時代特征有關。只要想一想中國在20世紀走過來的歷史道路是多么艱難曲折；只要想一想中國人民爭取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會主義的革命斗爭是多么英勇悲壯、可歌可泣；只要想一想中國現、當代革命的、進步的文學是怎樣作為中國人民全般的解放事業的一翼而在戰斗中展開，那么，對于20世紀中國文學的嚴肅的思

2、想面貌和濃重的悲劇色彩也就不難理解了。 對20世紀中國文學的這一總體感受，不能不影響到我對它固有的幽默、諧趣的一面的欣賞。對魯迅的酷愛和信賴，更使他在30年代對林語堂以提倡幽默掩蓋社會矛盾，“將屠戶的兇殘，使大家化為一笑，收場大吉”的批評，深深地楔入我的腦識之中，形成了我對幽默的某種疑慮和偏見。我清楚地記得，魯迅公開申明過：“我不愛幽默，并且以為這是只有愛開圓桌會議的國民才鬧得出來的玩意兒，在中國，卻連意譯也辦不到”。他還說過：“幽默既非國產，中國人也不是長于幽默的人民，而現在又實在是難以幽默的時候。”針對林語堂創辦的論語、人間世以幽默小品為統治者幫閑的惡劣傾向的發展，魯迅曾在一封信中說：“專

3、讀論語或人間世一兩年，而欲不變為廢料，亦殊不可得也。” 這些看起來像是牴排幽默的痛乎言之的話，連同產生這些話的當時中國社會現實中“炸彈滿空，河水漫野”的血淚斑斑的背影，一起在一代文學青年中產生了強烈的思想震撼力。無怪乎當時的新進青年作家吳組緗在接到日本朋友增田涉因編選中國幽默文學選而征求意見的信時，覺得很不以為然，作出了偏激而失禮的反應。 過了近半個世紀，我在北大課堂上親自聆聽了吳組緗先生對這件往事的回顧和反思。他坦然承認自己當年一律抹煞幽默是片面的，沒有準確理解魯迅關于幽默的全部看法。他還在文章里公開作自我批評，指出：“其實幽默與諷刺，往往很難區分；我對魯迅那個警句的理解也不免簡單化，隨著歲

4、月和閱歷的增長，我知道看事不能從概念出發：幽默也有不同的內容，諷刺也有不同的觀點，情況變化無定，籠統地看是不對的。” 吳組緗先生的誠摯的反思，也觸動了我多年形成的對幽默不那么恭敬的成見。但是，到底魯迅對幽默的全面的看法是什么呢?對此我卻一直無暇探究。而這一次編選20世紀中國幽默短篇小說精品，卻給了我一個機會來探本溯源，在弄清魯迅的幽默觀的發展變化的同時，使自己獲得一個關于幽默的明白剴切的見解。而這對于我的編選工作，可以說是起了一個決定性的推動作用和指導作用的。 二 早在1924年5、6月間，林語堂就在晨報副刊上撰文征譯散文并提倡“幽默”和幽默雜話，第一次將英語的hu-mour譯成“幽默”并加以

5、提倡。humour一詞的含義是令人覺得有趣或可笑且又意味深長的言談或舉動。原來有人譯為“酉靺”。林語堂在文章中指出： “素來中國人富于詼摹而于文學上不知道運用他及欣賞他，于是正經話與笑話遂截然不脛而走：正經話太正經，不正經話太無體。”因此，“我們應該提倡在高談學理的書或大主筆的社論中不妨夾些不關緊要的玩意的話，以免生活太枯燥無聊。”在這里，林語堂是把幽默作為當時的文學創作或文章中欠缺的一種美學要素來提倡的，這是頗有積極意義的，很快就得到了魯迅的呼應。論幽默一文中有些觀點，是被魯迅接受并予以發揮的。其中主要觀點有二： 第一，幽默應與人類的同情心相聯系。鶴見祐輔認為：“使幽默不墮于冷嘲，那最大的因

6、子，是在純真的同情罷幽默不怕多，只怕同情少。以人生為兒戲，笑著過日子的，是冷嘲。深味著人生的尊貴，不失卻深的人類愛的心情，而笑著的，是幽默罷。” 魯迅對這一見解是肯定的。1933年10月，他指出：“中國向來不大有幽默。只是滑稽是有的，但這和幽默還隔著一大段，日本人曾譯幽默為有情滑稽，所以別于單單的滑稽，即為此。”魯迅早就有“無情的冷嘲與有情的諷刺相去本不及一張紙”之說，“有情的諷刺”，其實即是幽默傾向于揭示社會實際情狀中的可笑與荒謬的產物。這正是魯迅希望幽默發展所趨的正路，而有別于林語堂關于“幽默只是一位冷靜超遠的旁觀者”的主張的。 第二，幽默的運用，有一個嚴格的度。鶴見祐輔提出：“幽默是如文

7、，如水，用得適當，可以使人生豐饒，使世界幸福，但倘一過度，便要焚屋，滅身，妨害社會的前進的。” 魯迅對這一見解實際上也是接受的。他不反對幽默在文學創作和社會生活中的積極作用，但反對幽默的泛濫。他指出：“慨自語堂大師振興幽默以來，這名詞是很通行了，但一普遍，也就伏著危機，正如軍人自稱佛子，高官忽掛念珠，而佛法就要涅槃一樣。倘若油滑、輕薄，猥褻，都蒙幽默之號，則恰如新戲之入世界，必已成為文明戲也無疑。”這就是說，幽默一旦泛濫逾度，勢必變質為庸俗無聊。從幽默的度，魯迅進一步闡發了諷刺藝術的度的重要性。他一則指出：“人說，諷刺和冷嘲只隔一張紙，我以為有趣和肉麻也一樣。”二則指出：“諷刺小說是貴在旨微而

8、語婉的，假如過甚其辭，就失了文藝上底價值”，“諷刺文學是不能死于自身的故意的戲笑的”。 總之，在20年代，魯迅對幽默的理論主張并無反感，反而頗多同情。他不但在某種程度上與他當時的友人林語堂同聲相應，而且通過翻譯鶴見祐輔的說“幽默”，學習、研究了幽默作為文學的美學要素所具有的某些關于其自身生存的根本特征，如幽默的根柢在同情，幽默的運用有其度等等，并頗多發揮。 三 1932年9月，林語堂創辦并主編的論語出版。林語堂本人和其他一些作家，在這個刊物上發表了不少提倡、闡釋“幽默”的文章，逐漸推衍為一股幽默文學思潮，在30年代的中國文壇產生不小的影響。魯迅的幽默觀，便在30年代特定的社會文化環境影響下有了

9、新的發展變化，這一發展變化的總的趨勢，是從與林語堂倡導的幽默文學思潮有某些契合之點發展到與之漸成對(左足右庶)，最后竟至完全仳離。細考這一發展變化的豐富內容，對于更深地洞悉幽默的堂奧及其發展規律，是很有必要的。 分歧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關于幽默存在和風行的前提。 林語堂認為幽默之風，存乎一心，欲求幽默，訴諸心境。他說：“欲求幽默，必先有深遠之心境，而帶一點我佛慈悲的念頭，然后文章火氣不太盛，讀者得淡然之味。”但魯迅卻認為幽默存在和風行的前提是社會環境。他指出中國沒有幽默的傳統，中國過去流傳較多的是歷史上文人的笑話軼事，還有像金圣嘆臨死時說的那種以自我解嘲的方式來掩蓋劊子手兇殘的話語，而

10、這樣的東西和幽默是并無什么瓜葛的。更何況，當時黑暗的社會現實和尖銳的社會矛盾也使人們無意去講什么幽默。針對有人攻擊魯迅坐著有版稅可抽，而一年之中，竟“只聞其騷音怨音以及刻薄刁毒之音”，魯迅反擊說：“有版稅的尚且如此，還能希望那些炸彈滿空，河水漫野之處的人們來說幽默么?恐怕連騷音怨音也不會有，盛世元音自然更其談不到。”魯迅從社會環境去分析幽默之存亡的見解，體現了他一貫的直面現實的戰斗精神，從根本上觸及了林語堂的幽默論的虛妄之點。求幽默于心境，而欲求心境的平和沖淡，便只好閉目塞聽，從哀鴻遍野，餓殍陳路的悲慘現實中逃出，“從血泊中尋出閑適來”。這樣的閑話幽默，只能成為替反動統治階級“幫閑”的一種手段

11、。 第二，關于幽默的泛濫和惡性發展的結果。 30年代，由于論語的影響，出現了一批以登載幽默文字為主的雜志，如談風、中庸、聊齋等。當時的情況真是“東也是幽默，西也是幽默，大有風行之概。文壇上刮起一股不大不小的林氏“幽默風”。但這幽默風的流行，卻導致幽默的變質和死亡。正如魯迅指出的：“然而轟的一聲，天下無不幽默和小品，幽默那有這許多，于是幽默就是滑稽，滑稽就是說笑話，說笑話就是諷刺，諷刺就是漫罵。油腔滑調，幽默也； 天朗氣清，小品也；看鄭板橋道清一遍，談幽默十天，買袁中郎尺牘半本，作小品一卷。”結果只能是：“手拿黑漆皮燈籠，彼此都莫名其妙。總之，一個名詞歸化中國，不久就弄成一團糟。”幽默這個名目，

12、自也難逃此厄運。 第三，關于幽默與諷刺的聯系、界限與轉化。 林語堂雖然承認幽默與諷刺在審美功用上有聯系，卻嚴幽默與諷刺之辨，竭力排除諷刺于幽默之外，不愿看到幽默向諷刺轉化。他說：“其實幽默與諷刺極近，卻不以諷刺為目的。諷刺每趨于酸腐，去其酸辣，而后達到沖淡心境，便成幽默。”又說：“愈是空泛的籠統的社會諷刺及人生諷刺，其情調愈深遠，而愈近于幽默本色。”在林語堂看來，雖然幽默可能具有諷刺社會和人生的作用，但為葆其純粹，卻不能以諷刺為目的，即萬不能傾向于諷刺；而社會諷刺及人生諷刺，則只有避開切實具體的諷刺對象，趨于空泛籠統，使其情調深遠，才有望近于幽默。總之，他既不樂意看到幽默傾向于諷刺，又希望諷刺

13、空泛化并復歸于幽默。其對諷刺的憎嫌之態，躍然紙上。 而魯迅與林語堂的看法正相反，他是樂于見到幽默傾向于諷刺的。在魯迅看來，幽默通常是對可笑事物某種特點的詼諧的揭示，往往含有諷刺的成分。在難以幽默的社會環境中，幽默不可能有恒定的形態，一定會發生變遷、分化。“于是雖幽默也就免不了改變樣子了，非傾于對社會的諷刺，即墮入傳統的說笑話和討便宜。” 從以上三個方面的分歧看，魯迅反對林語堂的幽默觀，是切中要害的。他的聲音一出，林氏幽默風頓時減色失勢，幽默泛濫的局面也很快得到澄清。一時間批評和反對幽默又成潮流。 但魯迅對此有清醒的認識。他反對幽默的泛濫，但并不反對作為美學風格的幽默本身，而且，他借罵幽默以名世

14、的做法和簡單化傾向，也非常反感。他指出：“有些人既有以此起家之勢，勢必有想反此以名世之人，于是轟然一聲，天下又無不罵幽默和小品。其實，則趁隊起哄之士，今年也和去年一樣，數不在少的。”他還幽默地寫道：“去年是幽默大走鴻運的時候，論語以外，也是開口幽默，閉口幽默，這人是幽默家，那人是幽默家。不料今年就大塌其臺，這不對，那又不對，一切罪惡，全歸幽默，甚至于比之文場的丑腳。罵幽默竟好像洗澡，只要來一下，自己就會干凈似的人。” 總之，對魯迅的幽默觀在30年代的發展變化及其豐富內容，不能作簡單化的理解，要作具體的分析。吳組緗先生在回顧魯迅對自己的批評時，曾經很誠懇地體察自省自己簡單化、概念化的一味反對幽默

15、的觀點，與魯迅的全面周延的見解，其實是不同的。他認為魯迅之論幽默，“要緊的是依據時代社會的特點，就事物的復雜性及其可能的發展變化，作了實事求是的具體分析。他絕不一概而論，認為所謂幽默、諷刺等等都是互不相干、截然異趣的。另外，對林語堂倡導的一套，開始也還有所許肯，給予了支持；他出而批評反對，是惡性發展以后的事。” 這番評述，應當說才是確切公允之論。 四 弄清楚了魯迅對于幽默問題的全面而具體的見解之后，對于他在30年代幫助日本增田涉選編世界幽默全集中的中國部分一事，就很好理解了。從這件中日文學交流史上的佳話中，我覺得很可以見出魯迅幽默見解的寬闊和精當。這對于我這次編選20世紀中國幽默短篇精品有直接的啟發。 總之，魯迅心目中的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