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當代文學論文-民間男性“梟雄”的上海敘事關鍵詞：王安憶遍地梟雄性別暴力空間摘要：上海已經成為王安憶小說創作揮之不去的精神場域，但同時也構筑了作家創作資源和文化記憶無法突圍的“窠臼”。2005年作家以長篇小說遍地梟雄對自我的寫作局限進行“文學革命”；本文主要以性別敘事的轉換，暴力敘事的浪漫想象，空間敘事的裂變等美學策略的更新為切入點，探尋作家上海敘事的新變，以及作家對個體與歷史秩序之間復雜而多重關聯的哲學思考。毋庸置疑，對于上海的文學想象已經成為王安憶小說創作揮之不去的精神場域，上海已成為作家形而上思考、建構社會想象、鋪陳倫理秩序的精神空間，但同時上海也構筑了作家創作資源和文化記憶無法突圍的“窠臼”。當文學表達陷入自我經驗的局囿時，其自身的革命便無法避免。于是，2005年作家以長篇小說遍地梟雄在美學與倫理的雙向維度上對自我的寫作經驗進行突圍表演。從故事的表層看，故事講述的是一名出租車司機與三名劫匪的生死恩怨、情感糾葛，故事本身充滿了冒險、刺激、離奇，引人入勝，頗有可讀性。但穿透敘事的“傳奇”表層，讓我們卻觸摸到了作家上海敘事的內在轉變：性別敘事的轉換，暴力敘事的浪漫想象，空間敘事的裂變等美學策略的更新，讓我們看見了作家上海敘事的“另一張臉譜”，以及作家對自我與他者、與歷史秩序之間復雜而多重關聯的哲學思考，從而產生一種包容的、多面并存的生命視野和悲憫的人性關懷。一、性別敘事轉換的隱喻米蘭昆德拉曾言：“世界是人的一部分，是它的維度，隨著世界的變化，存在也變化。”事物的本質不在事物本身，而在事物與事物之間的關聯，并被我們感受到的那種關系。上海作為一個現代的移民城市，從建構自我歷史的那一天開始就始終處于激烈的變化、發展之中，而這座城市也就是在不斷的激變、更新過程中來選擇和調整她的文化身份，同時也賦予以上海為生存空間和欲望表達載體的人以不同的政治文化身份和紛繁各異的人生際遇。王安憶在歷經多年的關于上海的文字經營、鉤沉之后，敏銳地捕捉到了上海城市文化身份的演變和生成的動態過程，觸摸到歷史、現實律動的變與不變，深切地洞察到人與歷史、人與城市之間復雜、多變而“吊詭”的歷史真相。尤為特別和犀利之處在于作家并非從人類的普遍性上把握上海城市的文化身份、歷史秩序的生成與顛覆，而是賦予上海以性別，通過性別生命符號在上海歷史時間的縱向發展和空間的橫向移動中的言說來解讀上海歷史建構的豐富性和可能性。作家以往對上海的文字經營躍動于文本中的生命主體全部是女性，而且多數具有強烈的性別主體意識。上海通過女性獲得了詳盡的敘述和復雜的象征，“要寫上海，最好的代表是女性要說上海的故事也有英雄，她們才是”。但作家筆下的上海女性多數都生存在上海瑣屑、庸常的日常生活背后，在上海歷史為其設置的里弄、閨房的封閉體內囚禁和守望而無法看見外邊的世界，從而失去了認識上海城市歷史真相的有效參照。雖然以自我個體的生命經驗驗證上海的歷史興衰，但并非真正揭示歷史復雜、多變，擁有無限可能性的發展本質，在與外界接觸、沖突時所表現出的被動、無能、退守和成為城市“主人”表象背后的孤獨、蒼涼的生存體驗，一切都無法真正的在上海內部為自我營造一片精神領地。“她的女性是出入上海那嘈雜擁擠的街市時，才更意識到自己的孤獨與卑微。”人與上海、歷史事實上是出于一種隱藏的斷裂狀態，而非相互定義、命名。但王安憶把時間的推進作為研究復雜的上海城市歷史和文化的有效手段，在此基礎上窺探到女性承載上海歷史的失效性和男性書寫上海歷史的豐富性和歷史固有秩序重新排列的可能性。所以，作家發出了敘述上海的另一種聲音，男性敘事“合理”而又“合法”地登上作家的上海舞臺。在遍地梟雄中作家瓦解了以往上海書寫的創作理念和審美視域，女性故事完全在敘述中隱退，文本中出現的“女鬼”、脫衣舞女、虛偽的女乘客等女性只不過是充滿金錢欲望“漂泊于時間之流”的空洞的生命符號而已，并不具備承載作家想象上海的功用，取而代之的卻是男性，而且是充斥著暴力色彩的生存于城市邊緣空間的黑道上的男性“梟雄”：韓燕來、三王等人。此性別敘事的轉變不僅僅是上海歷史敘述者的替換，更蘊含著作家對歷史生成的深層秩序重構的欲望和傳統倫理觀的更迭，以及重新建構上海歷史的可能性的探求。二、男性“暴力”敘事的寓言在人類的文明進程中，“遍地梟雄”的時代是歷史秩序混沌無序的時代，是拒棄等級、階級身份定位，主流、邊緣地位劃分的時代，也是“創世”欲望沉渣泛起、建構歷史、鋪排秩序的時代。作家的創作意圖并不在于喚醒對歷史進程中野蠻、血腥、暴力的當代記憶，而是對“遍地梟雄”時代所彰顯的“創世”欲望的當代回響，是對個體重新詮釋歷史秩序可能性的試探。所以作家虛構了韓燕來、“三王”等人物形象，并撕毀其單純的個體生命存在形式，而賦予其黑道“梟雄”的文化身份定位，使其成為作家重新安頓歷史秩序的文本實踐“工具”，“梟雄的意思多少要狹隘一些，也直露一些，但還切我的本意”，“這英雄大概可用大王這個人作說明”。大王可以說是解讀作家意圖的關鍵人物，在他身上隱藏著作家對歷史秩序思考的重要信息和密碼。大王以自己的傳奇經歷和形而上的“思想暴力”的解構行為建構了隸屬于自己的獨特歷史觀，成為重新創造歷史秩序可能性的寓言載體。大王天生具備詭異的思辨能力和顛覆一切原有秩序的想象力，在無邊的想象空間里滋生了一整套生存邏輯和世界原理：“契約的時代”。但“誰來制定與掌管契約”，大王以為需要一種強力抑或“暴力”的支撐，但大王的暴力并非野蠻、血腥，而是“思想的狂妄”。無論是大王所講述的李世民玄武之變，朱元璋起事之史，還是成吉思汗鐵蹄掃中原，抑或諸葛亮獨唱“空城計”，這些亂世“梟雄”以自己的渲暢淋漓的“思想暴力”演繹一幕幕“創世”神話。這些歷史“梟雄”人性中的暴力欲望與精神結構中的權利意志直接隱喻了大王內心重建歷史秩序的欲望。事實上，大王無時無刻不在對當下的現實規范保持著某種分裂的姿態，在形而上玄思的同時，在形而下的層面上鍥入到現實世界。在退役、隱居家鄉三年之后，以更加極端的暴力方式與現實、歷史“對話”：打劫、殺人、越貨，以自己的特異行為與“遍地梟雄”時代的英雄為歷史命名的行為契合，打通現實與歷史的精神通道。當大王以非理性、反邏輯的手段賦予暴力以“合法性”的同時，暴力本身也成為一種解構現實秩序的工具。所以敘述者采取了一種情感中立、模糊的敘事態度，讓讀者在敘事的鋪展過程中無法以現實的常規道德律令對大王的暴力行為進行價值批判。但歷史的內在秩序并不以個人的自由意志為轉移，任何人都無法掙脫歷史現實而又殘酷的定律。“三王”、燕來等人同樣不能逃離，幾個創世“梟雄”的傳奇冒險經歷只是一種個體生命的浪漫“想象”游戲，在現實歷史殘酷的律動面前一切都顯得那么的虛幻和脆弱，“三王”等人最終無法逃脫現實法律、道德規范、社會權力編制的歷史之網，韓燕來也在經歷了一年多的“游走”生涯之后，最終又回到了上海，“梟雄”們的創世幻想最終成為無法實現的寓言。三、空間敘事裂變的鏡像“我們所處的時代，乃是一個空間以位所關系形式呈現在我們面前的時代。”作家對不同空間的美學獨特發現是小說獲得獨特價值的有效途徑。王安憶以往對上海的書寫多集中于在上海的里弄、閨房、陽臺等日常生活的內部空間中解讀上海歷史的“真相”。但在此部作品中作家顛覆了以往的書寫策略，以邊緣空間城市空間邊緣空間城市空間的循環敘事作為故事的空間構架，“我想象一個出游的故事，就是將一個人從常態的生活里引出來，進入異樣的境地”，在不同空間的轉移、流動，相互指涉中鋪陳作家對上海歷史的重新詮釋。邊緣空間城市空間：文化記憶的斷裂。邊緣空間在本文中特指與城市空間相對而言，游離于城市主流意識形態和主流文化中心。文本中作家在人物空間的設置上顯然帶有邊緣性的特征。無論是出身于上海城鄉交界處的青年韓燕來，還是蟄居浙西農村的大王，抑或是生存于偏僻山坳中的二王、三王，從個體生命所處的空間位置來看都隸屬生存于鄉村空間的邊緣人；四個人的逃亡生涯不斷地在上海周邊飄蕩也可謂邊緣；故事敘述的中心情節展開并沒有在上海城市的內部空間滑行，而是凸現于不斷游走的“路上”又可謂邊緣的故事。作家用這種邊緣空間來作為支撐展開故事，繼而轉化為一套特殊的邏輯：在邊緣空間向城市空間漂移、進入的過程中，傳統文化無法避免地發生斷裂。而韓燕來的生命歷程也正象征著傳統文化的斷裂，體會著失去文化依托的孤獨和迷茫。燕來在城市空間的生存過程中，城市文化的象征之物：商品、時尚、消費的急速變化，人情、人性的冷漠，活動于城市之中的“男鬼”“女鬼”的欲望化宣泄，持續沖擊燕來的道德倫理觀念，“這城市的夜晚，就是如此地，一點一點剝奪著人的廉恥”，使他更類似于當代都市社會中一種異質性的存在，隨之而來的是不斷堆積的焦慮、恐懼、無奈、忍受，“在更多的時間里，燕來卻是感到孤獨的”。燕來無法和城市空間所主導的文化構成進行直接有效的對話，從而陷入一種失名的狀態。城市空間邊緣空間：“自由”的突圍。如果故事的核心意義僅此而已，作家仍然沒有脫離現實主義批判工業文化的敘事窠臼。但作家對不同空間的關系突變的獨特設置使故事超越了一般的美學繩墨，并獲得一種創世精神的突破。作家讓韓燕來在圣誕狂歡之夜遭遇大王等人的搶劫，“偶在性”地離開城市空間。此種脫離上海的“游離”狀態表明：一方面，韓燕來從被動的壓抑于城市空間的生存狀態中解放出來，獲得了肉體的“自由”。另一方面，“主動”走出城市意識形態中心的樊籬，暫時地從焦慮、恐懼、無奈中脫離，并在思想想象的空間中對上海城市文明和歷史秩序進行質疑、批判，加以重新排列。也正是大王非理性、反常規、顛倒邏輯的思想空間所能抵達的理論境界，使韓燕來獲得公開懷疑和否定一切公共經驗、常識的思想“自由”。同時，“三王”等人蔑視一切道德、法律的暴力實踐行為，也使韓燕來產生了對一切現實表象進行質疑的行動力量，獲得了行動的“自由”。至此韓燕來對歷史存在的內部狀態以及現實道德賦予的人性狀態有了表達的空間和“自由”，并把那些尖銳的挑戰和危險的游戲變成自我日常生活經驗的一部分。但人永遠處于歷史的宿命而又神秘的循環之中，無法指向未來，人的存在意義就在于與“現在”秩序的理解、糾葛、建構之中。韓燕來、“三王”等人的浪漫“出游”最終跌入到現實生活的邏輯秩序之中，歷史的蒼涼之音再度在上海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