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制度論文-國際制度與國家自主性摘要由于國家居于國內政治經濟和國際政治經濟的交界面，國家具有了相對于社會的自主性。國家自主性并非一個常量而是一個變量。隨著國內社會經濟結構與國際體系的變化，國家自主性相應地也會有所增減。作為國際體系的一種表現形式，國際制度既可以削弱也可以增強國家的自主性。當國際制度所發揮的功能與國家的目標基本一致時，國家會將國際制度引入國內治理來增強其自主性。關鍵詞國際制度國家自主性國內治理國際制度是國家間互動的產物。套用亞歷山大溫特（AlexanderWendt）的名言“無政府狀態是國家造就的”，1國際制度也是國家造就的。正是在對國際制度與國家行為之間變量關系的探究中，國際制度理論在模型構建和經驗檢驗上都取得了相當的進步。本文旨在從比較政治學中引入國家自主性的概念，提出國際制度可以增強國家自主性的命題，從而為分析國家參與國際制度的動力提供一種國內政治的視角。一、國家自主性的概念戰后行為主義革命發生后，特別是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無論在國際關系還是比較政治領域，以國家為中心的傳統政治學都遭到了尖銳的批評。在國際關系領域，以國家為中心的傳統現實主義受到了跨國主義和相互依賴理論的挑戰。2根據其觀點，隨著“跨國關系”在世界政治中的重要性日益凸現，國家不再是國際關系唯一的行為體，甚至不再是最重要的行為體。在政治理論和比較政治研究中，自由多元主義、權力精英主義和工具馬克思主義都對國家中心論感到不滿。這三種以社會為中心的理論路徑之間雖然也進行了激烈的論戰，但它們在理論中都或多或少地將國家剔除了出去，政府變成了社會集團利益、精英利益或統治階級利益的傳送帶。但是，從理論上“去國家化”的浪潮并沒有持續多久。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國際關系和比較政治中都出現了國家理論的復興。在國際關系研究中，一度強調非國家行為體的新自由主義者轉而接受了現實主義將國家看作主要行為體的假設，從而逐漸與新現實主義走向趨同。3與此大致同時，一些從事比較政治研究的學者重新審視了國家這一傳統主題，提出了“將國家帶回來”（bringingthestatebackin）的研究議程，國家主義（statism）范式由此興起。作為對國家中心論的回歸，國家主義提出了“國家自主性”（stateautonomy）的概念。“國家被看作是擁有領土和人民控制權的一種組織。它可以制定和追求自己的目標，而不是簡單反映社會集團利益、階級利益或整個社會的利益。”4即使沒有社會力量的強大支持，甚至面對社會力量的強烈反對，國家也可以追求自己的目標。國家主義者認為，國家行為體在對外政策領域更有可能脫離社會的限制。作為國家主義范式的經典之作，西達斯考切波（ThedaSkocpol）的國家與社會革命：對法國、俄國和中國的比較分析為國家自主性的來源提供了基本的論證。斯考切波提出，任何國家都要從社會中抽取資源，并利用這些資源來創設和支持強制組織和行政組織。只要這些基本的國家組織存在，它們就具有擺脫支配階級直接控制的潛在自主性。斯考切波強調，國家具有對內和對外的兩副面孔，國家自主性的實際程度和后果也只能從特定的國內政治系統和特定的歷史性國際環境的角度來分析和解釋。國家基于維持公共秩序和抽取社會資源的根本利益，有時會向被支配階級做出讓步，從而與支配階級之間發生了沖突。此外，國家處在無政府狀態的國際體系中，為了國家安全的目標有時需要犧牲支配階級的利益。5國家自主性因此內在地依賴于兩個方面：其一是階級分化的社會經濟結構，其二是國家的國際體系。正是由于國家居于階級結構和國際體系的交界面，國家具有了最低限度的自主性。二、國家自主性的變化條件國家主義者指出，國家自主性并非一個常量而是一個變量。“國家自主性不是任何體系固有的結構性特征。它可以被獲得也可以被失去。”6基于其內在的來源，國家自主性同時受到了國內社會經濟結構與國際體系的雙重影響。因此，隨著國內社會經濟結構與國際體系的變化，國家自主性相應地也會有所增減。正如托馬斯里斯-卡彭（ThomasRisse-Kappen）所指出的：“在國際上，國家自主性取決于國家在權力分配的位置和它對國際機制與組織的內嵌性；在國內，國家自主性則是國內結構的函數，特別是取決于國家與社會的關系以及社會經濟的發展。”7國家主義正是在對國家自主性變化條件的考察上，不斷引入新的范疇和新的視角，從而獲得了理論上的進步。比如，“國內結構”（domesticstructure）是國家主義者頻繁使用的一個概念。從廣義上講，國內結構指的是國家與社會關系的模式。斯考切波就曾提出，國家主義的研究應該是對國家與社會關系的全面研究。8通過引入國內結構的概念，國家主義者解釋了各個國家在面對相同國際壓力所作出的不同政策反應。9但是，國家力量的差異不僅存在于國家與國家之間，而且存在于同一國家的不同時刻和不同領域。比如，根據國內結構路徑，美國“國家弱、社會強”。但正如約翰伊肯伯里（JohnIkenberry）等人所批評的：“當我們把美國和其他工業發達國家進行比較時，弱國家的概念是有用的。但它沒有告訴我們在一國之內，國家的作用隨著時間和問題領域而發生變化。”10作為政策過程的干預變量，國家制度決定了集體行動傾向，從而決定了某一個特定領域國家和社會的相對力量。11這樣，對國內制度的分析被引入到國家主義的理論框架中，從而形成了國家主義與歷史制度主義的聯姻。如果說國家自主性與國內結構的關系在概念化和理論化上取得了重要的進展，那么國家自主性與國際體系的關系，特別是國家自主性與國際制度的關系并沒有得到學者們的足夠關注。一方面，國家主義者大多為比較政治學者，他們對國際體系層次上的變量并不敏感。另一方面，無論是理性主義還是建構主義國際制度理論，主要致力于國際體系層次上理論模型的構建，即揭示國際制度國家行為的聯系機制。基于理論簡約性的需要，它們都把國家看作單一行為體，從而漠視了在國內政治中才凸現的國家自主性問題。正是意識到國際制度研究對國內政治的忽略，利莎馬丁（LisaMartin）和貝思西蒙斯（BethSimmons）在為國際組織創刊50周年而作的文獻回顧中提出研究者需要發展真正的國際制度與國內政治互動的理論，以確定在什么條件下某些國內行為體更愿意用國際制度代替國內制度。12實際上，馬丁和西蒙斯不僅提出了問題，而且做出了嘗試性回答。比如，支持自由貿易的出口商和消費者聯盟、分享國際社會規范的社會集團和政黨、國內司法系統等，往往愿意將權威從國內層次轉移到國際層次。這樣，根據“國際制度替代國內制度”的邏輯，決策權威轉移的傾向往往會削弱國家自主性。這種邏輯和體系層次上的國際制度理論一脈相承，也和全球主義理論遙相呼應。根據羅伯特基歐漢（RobertKeohane）的制度理論，國際制度不僅可以降低信息不對稱，而且通過互惠、問題聯系和聲譽效應，可以約束國家的機會主義行為。13而根據全球主義的觀點，商品、勞務、資本乃至人員的跨國界流動網絡的擴張會減少國家自主決策的范圍，因此全球力量與國家力量之間是一種零和關系。14這樣，國際制度理論和全球主義都把國家自主性看作約束或限制的對象。“國際制度替代國內制度”的邏輯，也包含了一個類似的潛在命題：即社會行為體推動決策權威從國內層次向國際層次的轉移，削弱了國家自主性。在這一意義上，“國際制度的國內影響反映了全球化對國家主權的抵消、侵蝕或約束。”15但問題并不是這么簡單。林達維斯（LindaWeiss）在全球經濟中的國家：將國內制度帶回來中曾指出，盡管全球資本流動和國際制度的確對國家產生了結構性的壓力，經濟相互依賴對國家的影響還有另外一個側面，即全球化的激活面相（enablingfaceofglobalization）。16面對全球化的挑戰，國家會主動采取行動以強化創新和社會保護的國內體系。筆者認為，作為全球化的一種表征，多邊國際制度對國家自主性的影響也具有雙重效應。一方面，通過匯聚在某個特定領域的“原則、規范、規則和決策程序”17，國際制度對締約國的行為做出了規定，從而使國家的偏好、意愿與能力受到了約束和限制。由于決策權威的轉移，一些社會行為體在國際層面上實現了原本在國內層面上無法實現的目標，取得了對國家以及其他社會行為體的優勢地位。但另一方面，當國家與一些社會行為體在偏好、意愿上發生了沖突，而這些社會行為體可以在國內政策過程中阻止國家目標的實現時，國家可以轉向國際制度來突破這些封鎖，從而實現自己的意愿。因此，國際制度既可以削弱也可以增強國家的自主性。而后一種可能性，由于國家相對于其他社會組織（企業、非政府組織等）獨一無二的特殊位置而大大增加了。三、關于國際制度增強國家自主性的三個命題正如國家主義范式所強調的，國家處在國內政治經濟與國際政治經濟的交界處。18這一位置賦予了國家及其官僚在對外政策的制定和實施中一種特別的合法性，而這種合法性在更具國內屬性的公共政策領域中是相對不足的。19因此，國家官僚能夠在對外政策問題上設置議程，在參與國際制度的決策上也具有超越一般社會行為體的優先性。此外，這一位置也使國家官僚掌握關于國際制度的信息與知識，特別是那些如何參與國際制度的實際知識（know-how）。這樣，憑借其位置上的合法性與信息優勢，國家在國際制度的參與選擇上比社會行為體具有更大的自主空間。作為具有獨立目標的行為體，國家更希望參與和自身意愿相一致的國際制度。盡管國家在一些情況下僅僅為了避免“相對損害”而參與國際制度，即在“兩害相權取其輕”模式下的被動參與，20國家在諸多情況下還是以增進自身利益作為其參與國際制度的主要動力。就此而言，國家在對外關系領域相對較大的自主決策空間為實現國家的目標創造了有利的國內條件。國家可以根據自身目標與國際制度相契合的程度來決定參與國際制度的方式、范圍與時機。在國際制度所發揮的功能與國家目標或意愿基本一致的前提下，本文提出關于國際制度與國家自主性的三個命題。命題1：在政策網絡“社會強、國家弱”的情況下，國家會利用國際制度來增強其自主性。根據彼得卡贊斯坦（PeterKatzenstein）的觀點，政策網絡主要顯現在國家與社會的區別程度和國家與社會內部各自的集中程度。21每一個國家都有著國家和社會的區別程度和集中程度的特定混合。據此，我們可以判斷國家與社會的相對力量。在“社會強、國家弱”的情況下，如果國家目標和重要社會集團的目標不一致，國家可以轉向國際制度，從而達成在國內政治經濟博弈中無法實現的目標。本文在此以政府和國有企業的博弈為例來說明這一情況。假定國有企業有兩種策略選擇：付出努力和偷懶。如果國有企業選擇偷懶，將會帶來資金虧空。在此情況下，政府面臨兩種策略選擇，其一是從本來用于投資基礎設施建設的財政收入中抽取資金來救助困境中的國有企業，其二是撒手不管任憑國有企業陷入財務危機。這樣就出現了以下矩陣所示的四種情況。如果政府采取救助行動，國有企業將實現最大化的私人收益。但如果政府撒手不管，企業破產，國有企業將得到零收益。假定政府認為企業破產將使政府失去政治支持，政府決定救助困境中的國有企業。國有企業事先知道這一點，便選擇偷懶。于是，策略組合（偷懶、救助）成為一種均衡，從而導致了“軟預算約束”。22在上述模型中，國家（政府）為某一重要社會行為體（國有企業）所“俘獲”，無法實現總收益最大化的目標。也就是說，國家在強大的社會集團面前失去了自主性。那么國家如何找回它的自主性呢？錢穎一和吉拉德羅蘭（GrardRoland）開出的藥方是聯邦主義下的“財政分權”和“貨幣集權”。23而本文認為，參與國際制度同樣可以達到擺脫這一困境的效果。一些國際制度規定了國家在治理其經濟時“什么是適當的”政策或行為，甚至形成了對國家的“硬預算約束”。當國家接受了國際制度對其經濟政策的“硬預算約束”時，國家將為違背其國際承諾而承擔顯著的成本。當這種成本足夠大且成為各博弈方所具有的“共同知識”時，政府強化預算約束的承諾就變得可信了。國有企業知道政府不可能在自己偷懶時出面救助，因此不得不付出努力。于是，策略組合（付出努力、撒手不管）成為新的均衡，從而導致了更高的總收益。上述模型中的國有企業只是一種特殊類型的社會行為體。我們可以把其置換為其他類型的社會行為體，從而得到更具一般性的命題。即國家通過參與國際制度來擺脫某些社會行為體對其的“俘獲”，從而找回自身的自主性。尤其當某些社會行為體相對于國家的力量非常強大時，參與國際制度甚至可能成為國家擺脫社會“俘獲”的唯一途徑。眾所周知，意大利“國家弱而社會強”。由于政府討好各種強大的社會利益集團，意大利的通貨膨脹率和公共財政赤字多年都居高不下。高通脹和高赤字政策導致社會福利總體水平的下降，但